不对称时代的生态人文内核

摘  要：蒂莫西·莫顿的学术思想以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对气候变化和全球生态等问题的论述，探讨制约与协调两者关系的生态因素以及两者之间紧密的相互依存性。“超物体”是莫顿生态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之一，用于描述哲学领域新近涌现的占据巨大时空量级的生态人文景观。通过把握“超物体”的概念内涵、具体特质和功能影响，梳理“超物体”生态人文内核的学理脉络，能够揭开超物体“幽暗而神秘”的真实一面，把握“超物体”时代下生态实现的可能性维度。

关键词：蒂莫西·莫顿；超物体；生态人文思想

一、莫顿和他的生态哲学

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1968）是当代美国生态哲学家，1993年获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任莱斯大学教授。莫顿主要研究哲学本体论和生态论，受格拉汉姆·哈曼（Graham Harman）的影响，莫顿的学术探索围绕“物导向本体论”（Object Oriented Ontology）及其生态学意义展开。莫顿的代表作包括《自然缺席的生态学》（Ecology Without Nature）（2007）、《生态思想》（The Ecological Thought）（2010）、《超级物：世界末日之后的哲学与生态》（Hyperobjects Philosophy and Ecology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2013）、《写实主义的魔法：客体、本体论、因果关系》（Realist Magic： Objects，Ontology， Causality）（2013）、《暗黑生态学：未来共生的逻辑》（Dark Ecology： For a Logic of Future Coexistence）（2016）、《人类与非人类的共生》（Humankind： Solidarity with Nonhuman People）（2017）以及《成为生态》（Being Ecological）（2018），以上一系列著述标志着莫顿生态哲学思想体系的逐步完善。此外，莫顿的思想辐射还涉及文学、音乐、艺术、建筑、设计、饮食等领域。2016年，美国教育网站“The Best Schools”评选出全球50位最具影响力的健在哲学家，莫顿排在第31位。榜上有名的还包括阿兰·巴迪欧、朱迪斯·巴特勒、尤尔根·哈贝马斯、让-吕克·南希、查尔斯·泰勒、哈曼等重要学者，足见莫顿在人文学术共同体中的影响。目前，莫顿的作品被翻译为十多种语言，但中文译作尚未见诸。

莫顿的学术思想以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为核心，透过对气候变化和全球生态等问题的论述，探讨制约与协调两者关系的生态因素以及两者间紧密的相互依存性。“超物体”（Hyperobjects）、“幽暗生态”（Dark Ecology）、“陌生的陌生人”（strange strangers）、“网状纠缠”（mesh）是莫顿提出的专门概念，用于描述哲学领域新近涌现的占据巨大时空量级的生态人文景观。经过莫顿的阐释，这些词汇被哲学、文学、法学和宗教学等领域的不同学者广泛使用，甚至“正在逐渐影响着所有的人文学科”[1]。鉴于莫顿的生态哲学业已探及全人类生存的物理和精神现实，因而他的著述成为几乎所有以气候变化为核心的学术研究的奠基之作。

二、“超物体”的提出及其生态哲学意义

在莫顿的《生态思想》一书中，“超物体”（hyperobjects）作为生态学概念首次被提出。虽然莫顿承认该词的酝酿受到冰岛歌手比约克·格维兹门斯多蒂尔（Bj?rk Gu?mundsdóttir）的歌曲《超级谣曲》（Hyperballad，1996）的启发，但早在1967年，“超物体”就作为科学术语在计算机研究领域有所运用，意指某种“N维的非局部实体”。莫顿的“超物体”瞄准的是气候变化等空前复杂的非人类现象，他认为：“‘超物体在我们有生之年是不会腐烂的，……它不仅在地球上烧个大洞，也在你的脑袋上烧个大洞。”[2]130在这里，莫顿借用一种夸张的语言大胆断言了“超物体”的持久性及其对地球和人类可能造成的重大影响。2013年，莫顿在《超级物：世界末日之后的哲学与生态》一书中对“超物体”①展开了系统论述，分别从“超物体”的概念内涵、具体特质、功能影响，以及人类身处“超物体”时代的不同态度和回应几个侧面入手和进深。

首先，从概念层面来看，莫顿认为“超物体”指的是相对于人类而言，在时空量级上有着巨大分布的物，如全球变暖、温室效应、黑洞、油田、生物圈、太阳系、龙卷风、海啸，甚至化学元素、苯乙烯泡沫塑料、种族、阶级或资本主义轰鸣的机器等都是“超物体”的化身。透过莫顿所举的例子可以发现，“超物体”既包括实在的物，也包括抽象的物，范围不受物理时空的限制，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由此产生了复杂的语义向度，即“超物体”不仅仅指向物（object），还指向事件（event）和现象（phenomenon）。时空无限性是“超物体”最为显著的性质。与人类相比，“超物體”已经存在数十年、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之久，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发生，这也意味着人类对“超物体”的把握不可能一目了然。以气候变化为例，它的时空规模远远超过一般现象和人类直观的观察能力。因此，气候变化就是超越某一特定时间和地域，覆盖全球空间的典型的“超物体”。

在对“超物体”具体特性的描述上，莫顿列举了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是“黏性”（viscosity），“超物体”与它周围和内部的所有物都“黏合”在一起，如气候变化就与地球和地球上全部的有机物、无机物黏在一起，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都无法摆脱它的影响，越是试图抵抗就越是黏附在它之上。第二是“非局部性”（nonlocality），由于气候变化这样的“超物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大量分布，使其存在的场域不限于某一局部时空，那么它的全球性、整体性影响就无法完全表现出来；反之，地方性的天气现象、温度浮动不过是气候变化的局部面貌。第三是“时间波动性”（temporal undulation），“波动”一词借自现代物理学概念，在此是指“超物体”的时间伸展远远大于人类生命长度，以至于几乎不可能被人类所把握。比如，石油是过去数百万年前岩石、藻类和浮游生物之间某种黑暗，“秘密勾结”的结果，但当我们看到石油的时候，我们是无法想象其背后时间蔓延的；再比如“钚-239”的半衰期是24100年，法国肖维洞窟中的壁画可以追溯到三万年以前，全球变暖效应的7%仍将在十万年后发生，就连一个聚苯乙烯塑料杯子都将比人类多活四百余年，这就是“超物体”发出的“恐怖”的时间波动场。第四是“相性”（phasing），这个同样出自现代物理学的概念指向的是人类观察“超物体”的可能性问题。相对于人类而言，“超物体”处在高维空间，人类只有站在更高的位面才能观察和理解，因此，相性强调的并非是切近，而是距离。第五是“物体间性”（interobjectivity），该概念受拉康哲学中的“主体间性”的启发，借以表示物体之间的关系、状态和属性以及“超物体”效力的发生学机制。莫顿认为，人类感受和获取“超物体”效力的方式并不具有某种直接性，而是通过观测它对其他物体的作用得以彰显。譬如透过冰川、冻土的消融和海平面上升，我们感知到全球变暖现象，而全球变暖是由太阳、化石燃料和二氧化碳等物质相互作用共同形成，物理层面上表现为陆地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温度和海平面上升，进而在人类观测和计算得出的图表和数据中抽象显现出来，这会让我们觉得全球变暖是科学模型的产物，而不是一个早在测量之前就已存在的事物。物体间性是超物体和超物体、超物体和其他所有物之间关系的组织模式，是理解“物如何在纵横交错的时空波动网中相互纠缠”[2]65的途径。通过这个途径，我们能够目睹“超物体”效力发生的曲折性过程，但当我们目睹之时，恰恰说明超物体早就以某个方式退场了，物体间性不过是它留下的一串脚印或一些踪迹，“这些表象类似超物体的过去，而超物体的本质则在未来”[3]。在此意义上，超物体具有某种程度的永恒性，以某种方式始终在场。莫顿的“超物体”紧扣气候变化的核心特征，其时空影响甚为深刻，波及全球而非仅限于局部，绵延久远而非仅限于一刻，通过物-人、物-物互动得以彰显，只有站在更高的观察位面方能识其全貌。

莫顿认为，“超物体”至少在三个层面对人类社会及其精神空间产生重大影响。“超物体”时代促成了人类主体性从“超主体”（hypersubject）向“次主体”（hyposubject）的全面扭转，意味着“超主体时代业已结束，……与此同时，次主体时代全面来临”[2]13。而“超主体”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导成员，他们奉科学技术与工具理性为圭臬，遵循全球资本主义链条各个环节的开发规律；他们的样貌千篇一律，西方-白人-男性-异性恋是他们的固定形象；为了寻求自身的超越性对自然与非人类世界展开控制与征服，表现出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自大。在莫顿看来，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贾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等“超主体”代言人，视全球变暖为阴谋论、背弃巴黎气候协定、系统性废除环境政策，却一呼百应地得到众多选民的支持。在这些现象背后，折射出人们对气候问题的不屑一顾和对“超主体”的强烈拥护。然而，把对“超物体”的恐惧伪装成对“超主体”的崇拜的做法，恰恰暴露了“超主体”的羸弱及其强大能动性的虚假。与此相对，“次主体”是人类世的原生物种，他们是多相的、复数的、从属的，“女性、反种族、酷儿、生态、超人类”是他们的标签；他们不追求绝对的知识、语言和权力，质疑人类作为顶级物种的现代性秩序，因而对人类主体的有限性和“超物体”的无限性保持清醒的认知；他们从碳排放的生活模式中抽离出来，在现代雷达技术探测不到的地方进行革命[4]，以其多元性、适应性和谦卑的态度应对“超物体”时代纷繁复杂的逻辑网络。如此看来，“次主体”摒弃了人类作为“超主体”的主导地位和人-物二元论的对立视域，是具有现实性、理想性和实践性的新的主体形象。

受哈曼“物导向本体论”的影响，莫顿的“超物体”伴有浓厚的物本色彩，既强调物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又认为物在本体意义上总是处于无限隐退之中而无法被人类所捕捉。用哈曼的话来说，就是实在的物与其感性特征之间的距离超出了人类对物的某种心理期待，即物的实在被其感性特征所遮蔽并无限隐退，人类因而无法把握物的本体所在。在此意义上看，这也恰恰对应了“超物体”内在的非稳定性、尺度效应等物质特性。如今，气候变化已成为影响地球上一切生物的普遍问题和制约性因素，人类和非人类无可避免地都要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危机和挑战，莫顿“超物体”的提出推翻了长久以来人类与自然的解离化倾向，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的优越与自大，迫使我们改变自己的价值标准，重新调整对存在、生态和社会的哲学思考。

三、“超物体”生态人文内核的学理脉络

“超物体”是人类世阶段新近涌现的生态人文景观，以人的主体性退位和物的主体性现身为首要标志。从某种程度上看，“超物体”在重估人类主体性上闪耀着创新的火花，但就其生态人文内核而言，“超物体”在诸多方面延续了欧洲哲学的学理脉络。在此，笔者就莫顿的“超物体”与拉图尔的“行动体”、巴赫金的“时空体”（chronotope）展开梳理与对比，以探查“超物体”生态人文思想的学理脉络。

“行动体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是法国学者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等人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社会学分析方法，是莫顿“超物体”概念的理论来源。拉图尔认为，自然和社会的变迁和演进并非仅仅依靠人类主体的行动和主体间互动，而是由人类与非人类行动体相互构建、共同推进的结果。这样一来，人类以外的物质、观念、技术、组织、思想等非人类物（non-human）就被赋予了行动能力，成为自然与社会网络中具有积极因素的“行动体”（actor）。而“非人类也是行动者”的观念使非人类拥有“比传统自然因果关系更加开放的主体性”[5]，与人类共同构成行动体网络以推动自然和社会变化，从而否认了人类是历史发展的唯一或最重要的主体的单一现实。然而，莫顿并不满意拉图尔在行动体网络理论中对“网络”概念的阐释路径，认为该词过于强调互联网时代下人机、人物、人与非人的紧密交织与相互嵌套，片面注重物质能动性的积极意义面向，却忽略了互联的程度、边界和有效性等一系列问题。莫顿认为，“超物体”并非物中有物的简单的套叠体或一个物的集合、系统或聚集，而更像是一张网，能够把各种物质实体网罗勾连起来，并把潜藏于物之间的关系激发、凸显出来。更为重要的是，“超物体”透露出一股“怪异”的氛围，这种氛围来自那些遍布于“超物体”网络中的物质实体所形成的“网状纠缠”（mesh）的特殊状态。“网状纠缠”是指在“超物体”的黏性作用下，各种物质彼此连结形成一张巨大的网状纠缠体，它们被有形或无形的“线”所串联，也被一个又一个的“洞”所隔离，呈现出既互联又隔膜、既熟悉又陌生的“怪异”状态，笔者称之为“怪异的超物体”。而“网状纠缠”是莫顿为“超物体”时代人与非人关系刻画的新图谱，涵盖了物质实体之间的互联性与互联的虚假性两个维度，那些相互纠缠的物，实质上彼此无法彻底穿透、彻底澄明，越是贴近观察，就越觉得奇怪和陌生，它们互为“陌生的陌生者”（strange strangers）并在网状纠缠内在的力量传导中展开互动。可以说，莫顿的“超物体”与拉图尔的“行动体”一脉相承，两者都承认非人物体在社会变化的因果关系中的作用；与此同时，物的中性和惰性力量等“行动体”尚未予以关注的领域在“超物体”这里有所拓展，因此“超物体”有超越“行动体”的理论贡献。

在人文精神内核上，莫顿的“超物体”与巴赫金（M.M. Bakhtin）的“时空体”也存在概念和特质上的诸多近似之处。巴赫金在他的《小说中田园诗的时空体》一文中指出：“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态度来对待自然，这不是指故乡一角的小自然，而是指庞大世界里的大自然，是指太阳系的一切现象，是指地球上的宝贵矿藏，是指地理上如此多样的国家和大陆。为接替田园诗里规模有限的集体，必须找到一个能够囊括全人类的新集体。”[6]434从巴赫金的角度来看，地球是一个全球性的“时空体”，是集合一系列自然物和人造物的超级物质时空，涵盖了不同地域、民族和国别的多元文化和价值标准。“时空体”将人类生活和自然界生活连接起来，用共同的语言来描述自然现象和人类事件，使它们的节奏趋于和谐与统一[6]426。而气候变化又是全球“时空体”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囊括了物质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又超越了自然与文化、本土与全球的对立，成为一个规模宏大的“时空体”现象。尽管巴赫金的“时空体”概念属于文学范畴，并不涉及其他领域，然而就“时空体”对文学作品的时间关系、空间关系、体裁类别、主题价值、人物形象、情感纠葛等层面的重大影响来看，“时空体”也是莫顿意义上的“超物体”，文学作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依赖于它。此外，“时空体”和“超物体”的相似性还表现在两者的内在结构上。巴赫金认为，各种时空体在共处的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交错、相互接续，同时也相互比照、相互对立、相互回避，有时，一些时空体本身不可能进入到另一些时空体中去[6]454。换言之，时空体在框架构造、时空组织、统觉背景上既有相似，又有差别，这些构成时空体之间的差异；但不同时空体之间还存在极为重要的间距维度，“间距的产生首先来自彼此之间的距离。正因为‘间距拉开了彼此的距离，从而也打开了‘之间的空间”[7]。时空体之间由间距确定彼此的距离，进而展开不同形式的复杂互动，间距成为形塑时空体物质间性的重要手段，呈現出时空体之间或相互和谐、或相互排斥的辩证性关系。某种角度上看，间距问题呼应了“网状纠缠”的物质形态与物物关系，后者内在地吸收了时空体间距意识对于物质间性的把握与思考。

四、结论

莫顿的“超物体”概念建基于对气候变化时代人类、自然与社会的互动机制的生态审视，是一种站在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上对以男性的、西方的、异性恋的、石油现代性的当代人类主体以及世界主导原则的反思与批判。通过塑造“超物体”强大的现实主义魔力，莫顿嘲笑“超主体”的自大和软弱，提倡“次主体”的谦卑和超越。面对“超物体”，人类不可能继续玩世不恭，而这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下“超主体”的主流意识形态。“超物体”的出现使人类处于一个不对称的时代，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和“超物体”的无限性之间悬殊的不对称感造成了“超物体”时代整体审美的突变，由“超主体”时代的可预知、可感知、可控制，滑入“超物体”时代虚伪、软弱和跛行的人类新阶段，只有人类主体性的深度觉醒，才能使未来重新属于人类，而人类则重新获得其主体性。

莫顿“超物体”的生态自觉性在于承认超物体的实在性、能动性及其对人类社会和精神空间产生的重大影响，积极呼吁人类转变思想和行动去触碰超物体“幽暗而神秘”（dark-uncanny）的真实一面。然而，就“超物体”时代下生态实现的可能性维度而言，物导向本体论对物在本体层面或实在层面无限后撤、无限隐退的理论坚持，使得莫顿意义上的“超物体”成为人类主体永远无法访问的生态禁区，而人类面对“超物体”时所持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将永远存在某种误区，只得转身投入美学领域，对其加以把握并寻求答案。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做法无疑会使对“超物体”的生态认知固定在一些特定的人类主体上，削弱生态保护和气候治理的主体参与和行动热忱。更为重要的是，多元文化主义空洞的本土和全球立场及其带有距离的“共同体”色彩也会造成究竟哪些是可以联合的人类主体这一直接而现实的“超物体”难题。

注释：

①目前，国内学界对“hyperobject”的中文译文尚未统一，现有译名包括“超物体”“超级物”“超对象”“超客体”等名称。鉴于莫顿“物导向本体论”的哲学框架，本文选择“超物体”以对应莫顿的生态思想。

参考文献：

[1]陈轶翔，编译.一位“人类世”的哲学家先知[EB/OL].[2017-09-19].https：//worldscience.cn/c/2017-09-19/584691.shtml.

[2]Timothy Morton.The Ecological Thought[M].Cambridge：Havard  University，prss，2010.

[3]张进.论幽暗生态学及其美学维度[J].文艺理论研究，2022（3）：47-55，67.

[4]Timothy Morton， Dominic Boyer.Hyposubjects：On Becoming Human[M].London：Open Humanities Press，2021：14-15.

[5]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10.

[6]巴赫金.小说理论[M]//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7]曾军.中西文论互鉴中的对话主义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22（3）：186-203，208.

作者簡介：张晓雯，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西语裔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