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共用与一体多元:出土货币见证宋夏民族间的深度交融

姜锡东 孙 斌

［提要］ 对于10至13世纪一体多元的宋夏民族关系格局,出土货币是研究这一问题的有力线索。西夏东南边界附近的铁钱窖藏和钱币法反映出宋夏之间存在事实上的货币制度“西传”交流,宋朝货币成为西夏这一中国境内的民族政权自铸货币学习效仿的典范;西夏通过对宋朝“先进货币经验”的学习,铸币经历了“西夏文自铸币—西夏文汉文自铸币—汉文自铸币”这一演化过程,反映出宋夏之间“一体多元”的文化交融进程;而对南宋境内西夏钱币出土状况进行统计,使得我们可以用量化方法实证分析宋夏之间“通货共用”的经济交往史实。宋夏民族政权间的货币交流与经验传播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历史进程,也是对这一区域内的货币经济与贸易体系的“再塑造”,更推动了宋夏之间民族深度交融、国家趋向统一的大趋势。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古往今来各个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上通过交往、交流和交融,具备了“共同体”的特质。即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1]费孝通先生指出:“(包括党项在内的)北方诸非汉民族在历史长河里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地进入中原农业地区而不断为汉族输入了新的血液,使汉族壮大起来,同时又为后来的中华民族增加了新的多元因素。”[2]正是基于这种地理、经济、文化的“共同性”,理解宋夏之间的货币经济“通货共用”和“一体多元”的内在逻辑,需要立足于同一空间范围内的历史视野之下,从出土货币的角度来思考宋夏之间长期贸易、互通有无和事实上的“通货共同体”这一自然而然的深度交融现象。

出土货币见证宋夏民族间的深度交融这一研究课题,是集货币史、民族史和考古文物等为一体的跨学科学术研究。它既是宋夏货币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宋夏民族交融关系研究的应有之义。现阶段对宋夏货币史的研究可谓欣欣向荣。从国内研究来看,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对宋、西夏货币的发展阶段做了总括性介绍;[3](P.292-403)萧清的《中国古代货币史》也从货币制度、货币流通等方面对宋夏货币做了论述;[4](P.218-256)牛达生在《西夏钱币研究》一书中,从西夏境内主要流通北宋货币、宋夏贸易是北宋货币流入西夏的主要渠道、红寺堡西夏窖藏钱币与宋夏灵州之战等三个方面对宋夏货币流动进行了精辟分析;[5](P.141-185)杜建录的《西夏经济史》就西夏铸钱问题、宋钱在西夏境内的流通做了分析并论及省陌制度;[6](P.225-241)漆侠和乔幼梅所著《辽夏金经济史》也用专节阐述了西夏政权与各族之间的贸易交换;[7](P.236-248)高聪明在《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中在钱荒一部分谈及宋代铜钱外流的一个重要流向就是辽、西夏等北方国家,反映出了宋对西夏货币经济的影响;[8](P.340)汪圣铎在《两宋货币史》中谈及在与西夏接壤的陕西,北宋政府曾颁布禁令防止铜钱外流至西夏;[9](P.185)杨富学和李志鹏在《北宋钱荒之西夏因素考析》一文中也阐述了西夏对北宋铜钱的渴求和大量输入,势必会对北宋钱荒的形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0]张景明在《辽、西夏货币经济及其与宋的关系》一文中认为西夏货币经济的发达,与宋钱的流入有很大关系。[11]从国外研究来看,美国学者邓如萍在《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提到从983年起,宋朝开始限制宋夏边疆贸易,并以货物代替钱币来交换马匹,减少了金属货币的外流;[12](P.172)俄国学者克恰诺夫的《新集对联》所引党项格言:“屠畜于党项山者有羊,觅利于汉商者有钱。”侧面印证了宋夏间的钱货贸易和货币流通问题;[13](P.90-155)美国学者万志英的《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从宋对西夏的岁贡所导致的货币财政负担和宋在临近西夏的西北边疆建立独立货币区两个方面论述了宋夏货币流通的问题。[14](P.196-200)

同时,近期关于宋夏民族交融关系研究也是精彩纷呈。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提纲挈领地讲到汉、党项等北方民族的交往、交流与交融;[2]李华瑞的《宋夏关系史》从政策、军事、地理、贸易、民族交融、外交等角度全方位地介绍了宋夏之间的国家关系;[15](P.4-427)史金波在《西夏的汉族和党项民族的汉化》中论述了党项民族汉化的方式和历程;[16]周伟洲亦注意到陕北地区党项族的汉化和民族融合问题;[17]杜建录在《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西夏文化》中聚焦党项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交融杂糅,并认为西夏文化是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18]

前辈学者对宋夏货币史和宋夏民族交融关系的研究有不少真知灼见,但从出土货币角度研究宋夏民族交融的成果还较鲜见。如何从出土货币角度阐释宋夏之间的货币交流?如何结合出土货币资料来分析宋夏之间“一体多元”这一民族关系现象?这些问题都值得做更深入细致的考察。因此,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运用考古文物材料并结合史料,对宋夏之间货币制度的“西传”交流、“一体多元”的货币文化交融和“通货共用”的经济交往等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一、出土铁钱窖藏和钱币法反映出宋夏之间货币制度的“西传”交流

西夏东部和南部边界出土铁钱窖藏一直为学界所关注,通过对铁钱窖藏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推知宋夏之间货币制度的联系,佐证西夏钱币法和文献中对宋夏货币制度的有关记载。宋代铁钱管理制度随着宋夏间的官方和民间交流,不断“西传”,深刻影响到西夏货币制度的诸多方面,集中体现在以下三点:首先,西夏的铜铁钱管理法律借鉴了宋代的成功经验。通过前人对文献的梳理,西夏的铜铁钱管理法在西夏文《天盛律令》中有所体现,主要集中在卷7和卷13中。牛达生认为这两卷“独具价值,特别重要”[5](P.74),例如:

卷7“敕禁门”2条:一诸人不允许去敌界卖钱,及匠人铸钱、毁钱等。一诸人不允许将南院黑铁钱运来京师,及京师铜钱运往南院等。[19](P.287)

又如卷13“举虚实门”1条:一诸人于敌界转卖钱及毁钱等,所得劳役总数口举赏法,依下述实行:犯罪者当出予;若犯者不能出,则当由官方予之。[19](P.453)

而在宋代相关史料中,北宋晚期朝廷曾出台政策严禁毁钱铸器,政和六年(1116年)六月十一日诏:“访闻诸路民间多是销毁铜钱打造器皿,毁坏钱宝,为害不细。仰尚书省申明条法,重立刑赏,严行禁止。检会政和赏格,告获钚销、磨错、剪凿钱取铜以求利及买之者,杖罪钱十一贯;徒一年钱二十贯,每等加十贯;流两千里钱七十贯,每等加一十贯。诏于赏格内杖罪添作五十贯,徒一年七十贯,流两千里一百贯,余并申明行下。”[20](P.8319)南宋理宗时,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癸巳,朝廷也曾:“禁毁铜钱作器用并贸易下海”。[21](P.802)再看宋代禁止铜钱外流走私的政策,北宋开宝六年(973年)三月癸未北宋政府令:“禁铜钱不得入蕃界及越江海至化外。”[22](P.298)到了南宋,走私铜钱更是常赦不原的重罪,《庆元条法事类》中的《榷禁·铜钱金银出界》中规定道:“诸以铜钱与蕃商传易者,徒二年……以上并化外人有犯者并奏裁,各不以赦降原减”。①最后,在禁止铜钱出京出城问题上,北宋末年曾有:“[大观二年(1108年)五月]二十四日,知开封县丞、奉议郎胡纶,前知开封县、朝奉郎贾公望各降一官,以有荫人黄泽等将小平钱出京失觉察故也。”[20](P.4881)也就是说明北宋时期是有禁止小平钱流出京城的制度的。南宋同样对铜钱出京做出了严格限制,《宋史·食货志》云:“又自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是以自临安出门,下江海,皆有禁。”[21](P.4396)可见,临安城也有明确禁止钱币流出京城管辖范围的限制性规定。通过对上述宋夏铜铁钱史料的比对,宋夏两国均对毁钱铸器和铜钱外流走私做出了法律规定以严加禁止,主要的区别在于量刑的轻重。而宋夏两国在禁止钱币出京出城问题上,也有类似的规定,只不过宋朝主要是禁止铜钱出京出城,而西夏主要是禁止“南院”地区的铁钱流入京城,方向不一致。因此,先制定的宋朝的货币制度显然有较大可能性“西传”入西夏,并为西夏所借鉴效仿。宋夏在货币制度上的“西传”交流,也是10至13世纪的中华民族先辈们进行“先进货币经验”交流的有益尝试。

从西夏东南部出土的窖藏铁钱来看宋夏之间货币制度的“西传”交流,可找到两者更多的相似之处。首先,西夏东南边界的铁钱窖藏出土铁钱数较多,而北宋陕西地区铁钱窖藏的出土铁钱数量也十分惊人。1949年在内蒙古准格尔旗那林镇一次出土的铁钱就达6000公斤,[5](P.130)1980年在内蒙古达拉特旗盐店公社又出土铁钱逾1048公斤,[23]这两处窖藏出土的铁钱都以西夏自铸铁钱为主体,反映出西夏东南边界存在大量行用铁钱的史实。另外,1985年在陕西宝鸡人民印刷厂北宋铁钱窖藏发现一袋形窖穴,其内盛满一串串铁钱,重4200余公斤。有熙宁通宝、元丰通宝、元祐通宝、崇宁通宝、大观通宝、政和通宝、宣和通宝、绍圣元宝、崇宁重宝等9个品种。其中崇宁重宝和崇宁通宝是当十大铁钱,其他均为折二、折三铁钱。[24]1988年在陕西岐山曹家沟北宋铁钱窖藏,出土铁钱约1250公斤。出土时大多锈结成块,经整理共计13个品种,包括庆历重宝、元丰通宝、元祐通宝、绍圣元宝、元符通宝、崇宁重宝、大观通宝、政和通宝等。[25](P.50-54)这些北宋行用铁钱的地区出土了数量惊人的铁钱,且这些铁钱窖藏的钱币品种均早于天盛元宝铁钱、乾祐元宝铁钱的铸造时间,侧面印证出北宋的铁钱制度先于西夏产生,曾对西夏铁钱制度产生过影响,而宋人窖藏钱币的习惯也可能影响到西夏人。其次,西夏出土的两种铁钱从铸造版别上也借鉴了宋代铁钱的铸造设计思路。以钱背为例,唐宋以来,在铜铁钱的背面添加铸字以“纪地”“纪年”成为常见习惯。与西夏相邻的北宋陕西路所铸造的铁钱就有至和重宝背“坊”字钱、宣和通宝背“陕”字小平钱等版式。从出土资料来看,西夏的天盛元宝铁钱有穿上背“西”的版式,据牛达生考证为目前所知唯一有背字的西夏铁钱,大概发现了5枚左右。[5](P.132)1982年在包头郊区发现的西夏铁钱窖藏同时出土了西夏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和北宋背“陕”宣和通宝等至少三种铁钱,[26](P.64)可见西夏人较早地注意到北宋所铸的“纪地”铁钱并在经济生活中行用。那么西夏的铸钱机构学习这种“纪地”钱背的设计思路,创制出自己的“纪地”铁钱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北宋的“纪地”铁钱的设计思路则是其主要的借鉴对象。最后,西夏在东南部设置铁钱区的做法,是对宋代铁钱区的学习和发展。对于西夏的铁钱专用区问题,金申、张秀峰等专家曾有专文研究,②牛达生则进一步论证了西夏铁钱专用区的位置可能是在河套地区,位于西夏胜州附近。[5](P.135)而宋代铁钱专用区的设置,对西夏具有示范作用和实用意义。宋代陕西铁钱专用区的设置一开始就与西夏紧密相关,宋朝为了突破与辽、西夏鼎立之格局,企图先灭掉西夏,积极开拓西夏南部河湟地区的土地,这样陕西的缘边地区就成为宋夏对峙的主要战场。为了遏制铜钱外流入主要对手的地界,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叶清臣采纳商州知州皮仲容的建议在陕西铸“当十”大铜钱,[22](P.3071)后又于庆历元年“初令陕西行铁钱”,[27](P.192)于是陕西成为铜铁钱兼行的特殊货币区。此后宋朝在陕西实行的货币政策又有变化,试图让陕西成为纯粹的铁钱区,这一人为的铁钱专用区划分,虽不利于商品的流通和宋夏贸易的发展,但客观上很大程度上阻滞了北宋铜钱外流至西夏的状况。而西夏人来陕西进行贸易也必须“换易铜钱,方能东去”。[22](P.10937)《宋史·食货志》言:“陕西行铁钱,至陕府以东即铜钱地,民以铁钱换易,有轻重不等之患。元祐六年(1091年),乃议限东行,有税物者以十分率之,止许易二分,人毋得过五千。”[21](P.4384)可以推知,宋人通过铁钱专用区的设置,在与西夏的贸易中占据了货币兑换的主导权。宋人行使铁钱的应变手段,在与西夏的经济和货币斗争中一度占据了上风,对西夏人颇具影响。西夏政府建立自己的货币制度后,为防止铜钱外流,也便学习宋朝设置铁钱区。出土资料显示,这一西夏铁钱区很可能就位于从河套地区到鄂尔多斯的宋夏边界附近,大量出土的西夏铁钱窖藏及西夏铁钱区的设置反映出宋朝铁钱管理制度的“西传”,成为这一时期各民族互学互鉴的又一例证。

二、西夏域内出土的多文字货币反映出宋夏之间“一体多元”文化交融

西夏地处沟通东西的“陆上丝绸之路”要道上,各民族多元文化交汇于此,汉人、党项人、吐蕃人和回鹘人都在西夏疆域内繁衍生息,不同民族的人在西夏的管理机构中担任官吏,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相互交织,为多民族文字钱币的共享共用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西夏境内自明清以来出土了大量的金属货币文物,其中既有西夏文钱币,又有汉文钱币,反映出丝路贸易繁荣背景下的“一体多元”民族文化交融。

西夏立国之初,西夏境内的货币流通以汉文北宋钱和唐开元通宝钱为主,宋钱通过赏赐、贸易和走私等方式流入西夏境内。现阶段学界认为西夏王朝自铸货币阶段是从西夏毅宗时期开始的,首先铸造的是西夏文钱币。相传西夏毅宗李谅祚统治时(1049年至1067年)西夏即开始着手自铸西夏文“福圣宝钱”铜钱,牛达生认为该钱最早著录于罗福苌1914年出版的《西夏国书略说》之中。[5](P.94)从出土资料来看,1982年以前,陕西西安文管处曾收藏1枚西夏文福圣宝钱;[28]1985年春,在宁夏盐池萌城乡南沟畔西夏窖藏中发现2枚西夏文铜质光背旋读福圣宝钱平钱;[29](P.52-54)20世纪90年代初,在甘肃庆阳西峰西夏窖藏中出土过1枚西夏文光背旋读福圣宝钱平钱。[30](P.48)上述出土钱币反映出至迟在李谅祚时期西夏统治层就已经意识到需自铸货币以弥补通货不足,这是西夏统治者借鉴唐宋先进经济治理文化的体现。李谅祚去世以后,西夏通货之需求又受制于北宋朝廷的铜钱外流统制政策,在西夏惠宗李秉常执政时期(1067年至1086年),因受北宋“庆历新政”影响,宋朝铜钱经商人之手输入西夏的数量不断减缩,西夏开始铸造西夏文汉文两种对应钱文兼行的钱币。这是由于单纯铸造西夏文货币不利于宋夏贸易的发展,惠宗时西夏首次同时铸造西夏文和汉文两种文字的“大安钱”。两种文字的“大安钱”都曾出土过,1982年以前,陕西西安文管处就曾收藏过1枚西夏汉文钱币大安通宝。[28]1987年2月,在内蒙古乌审旗陶利乡西沙湾发现一处西夏圆形土坑窖藏,出土有西夏文大安宝钱。[31]两种文字“大安钱”的出土说明西夏的货币政策既包含“多元”文字元素,又尊重了当时的贸易客观规律,是一种宋夏文化交融在货币文字上的典型表达。及至西夏仁宗李仁孝时期(1140年至1193年),乾祐元宝不仅有汉文西夏文之分,还兼有不同的铜铁铸币材料、不同的行真书体变化等区别,正式开启了西夏自铸金属货币的新阶段。在西夏开铸乾祐元宝钱之前,西夏已开始仿北宋平钱铸宝钱,但多是以借鉴宋钱形状、汉字书体等基本特点,西夏钱币文化开始向宋靠拢,而乾祐元宝行真书钱的出现,则是西夏钱币加速融合北宋钱币文化的一大力证。乾祐元宝真书钱最早著录于初尚龄《吉金所见录》,言其“字体精妙,质地光明”,而乾祐元宝行书钱最早由丁福保《古钱大辞典》载其钱图,未有其他记录。据牛达生测定,真书乾祐元宝径2.4-2.43厘米、穿0.54-0.56厘米、厚0.13-0.16厘米,重3.4-4.5克。行书乾祐元宝银川品,径2.56厘米、穿0.57厘米、厚0.17厘米,重5.8克。[5](P.176)与宋代平钱2.3-2.5厘米的一般钱径、3-5克的一般重量相类似。同时,西夏又学习宋朝在东南边界设立铁钱区,在那林窖藏、临河窖藏、盐店公社窖藏、包头郊区窖藏、伊金霍洛旗窖藏、水润沟门乡窖藏、西召乡窖藏、漫赖窖藏、罕台庙乡窖藏等钱币窖藏都有大量乾祐元宝铁钱出土,这种西夏文汉文钱共用、铜铁钱分区兼行、钱文成对的“多元”货币特色,是10至13世纪中国境内民族钱币文化交融的生动写照。最后,为了进一步降低铸钱成本,便利内外贸易,到了西夏晚期的襄宗李安全时期(1206年至1211年)和神宗李遵顼时期(1211年至1223年),西夏所铸之皇建元宝和光定元宝则只用汉文作为钱文。这一阶段西夏所铸皇建、光定钱,皆属承效宋钱之品,形制、文字、轮廓布局及径量等反映出宋代钱币文化内涵的各方面,所蕴北宋楷书钱文风格尤为突出,楷书光定元宝字体挺拔俊逸,整体做工已经达到了中原王朝的较高水准。1972年以来,在宁夏西夏陵园八号陵出土铜钱中,除1枚为西夏光定元宝外,多数为宋代钱币,大多出于东西碑亭遗址中。[32]可见,西夏的皇室墓葬也将汉文光定元宝作为陪葬品,说明当时的统治阶级上层也颇喜欢制作精良的汉文西夏钱。据上述西夏考古资料证实,流入西夏最多的铜钱是宋钱,唐钱居第二位,而西夏铸币也经历了“西夏文自铸币—西夏文汉文自铸币—汉文自铸币”这一演化过程,显示出以宋钱为代表的宋文化对西夏文化的深刻影响。

宋夏文化交融之所以能在西夏铸币上得以完美体现,其原因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10至13世纪前段,中国钱币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扫唐钱版别分等单一、钱文书体简略之风。在宋太宗赵光义继位以后,北宋铸行之钱纷繁复杂,轮廓钱式变化多端,钱文兼顾真、草、行、隶、瘦金等书体,较唐钱铸造更为精美多样,慢慢受到了西夏各阶层的青睐。其中,版式多变、制作精整、钱文挺拔的北宋平钱更为西夏及“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团体所行用,这些北宋钱币通过西夏流入西域、内亚的数量既多,影响尤大。在亚洲钱币文化中,钱币造型、钱文书法、面背轮廓等观赏性要素固然重要,但钱币的铸式、分等、轻重大小与钱制等涉及货币流通特性的要素却是通货存在的必然要件。宋钱不仅两者皆备,且其流通广度甚至优于唐钱、五代钱,是宋代钱币文化较隋唐时代更为发展的例证,必然成为这一时期西夏铸币最仰慕的参照物。另一方面,宋钱既较前代钱币有更好的流通广度,又在西夏建国后经济蒸蒸日上之时大量流入其境内,在其社会经济运转中处于关键地位。《天盛律令·库局分转派门》记载:“中兴府租院租钱及卖曲税钱等,每日之所得,每晚一番,五州地租院一个月一番,当告三司,依另列之磨勘法实行。”[19](P.529)杜建录据此认为西夏的土地税已开始征收货币了。[6](P.276)《天盛律令·盐池开闭门》也载:“诸人卖盐,池中乌池之盐者,一斗一百五十钱,其余各池一斗一百钱,当计税实抽纳,不许随意偷税。”[19](P.566)可见,对于西夏税收非常重要的盐课,也以货币征纳。这些西夏税法的规定大大扩展了宋型钱币在西夏社会中的功用,钱币成为国家课税和各种支付的计数单位之一,宋钱及宋型西夏钱在流通中取得优势地位,不仅证明宋代钱币文化在西夏的新发展,而且证明了宋钱为西夏钱币文化的发展与最终定型提供了更高的起点。这种钱币文化在“一体”影响“多元”,“多元”丰富“一体”的逻辑下,以先进的宋文化为引领,宋夏文化交融影响着西夏货币经济生活的各个侧面,体现出这一时期民族交融、国家趋向统一的大形势,最终这种“大一统”的局面在元朝得以再现。

三、南宋出土的西夏货币反映出宋夏之间“通货共用”的经济交往史实

“通货共用”是指不同的政权王朝共用相同或相近种类的货币来进行交换,以达到维持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目的。对于宋钱在西夏流通的规模和种类,前辈学者多有论及。根据杜建录的研究,在所有西夏窖藏、遗址出土的钱币中,北宋钱占绝大多数,有的占比高达97%,在西夏立国期间主要流通的是北宋钱。同时由于庆历年间宋夏战争频仍和金灭北宋之后宋夏贸易通路被阻隔,所以在西夏流通的“庆历重宝”和南宋钱也较少。[6](P.232-238)牛达生根据考古统计资料,认为西夏社会主要流通北宋钱币,西夏境内出土的西夏铸币数量稀少,这反映出西夏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对北宋的依赖。[5](P.222-223)这些研究成果表明了西夏与宋朝共用“北宋钱币”作为通货的史实,可以说北宋钱币是宋朝向西夏经济输出的最重要“商品”之一。

(表1资料来源:湖北省博物馆:《黄石市发现的宋代窖藏铜钱》,《考古》1973年4期,第234-240页;唐郑:《湖南衡阳出土两批窖藏钱币》,《考古》1987年2期,第185-186页;舒向今:《民族交流的见证——麻阳发现古钱窖藏》,《中国钱币》1985年1期,第71-72页;刘璞生:《湘西出土辽、金、西夏钱》,《中国钱币》1986年2期,第1346页;赵汉国:《元符通宝铁范铜钱》,《西安金融》1996年6期,第67页。)

表1 南宋境内出土西夏钱币情况简表

而据表1南宋境内出土西夏钱币统计资料,至少有五处南宋钱币窖藏出土过西夏钱币。五处窖藏分别为湖北黄石西塞山南宋窖藏、湖南祁东小坪公社南宋窖藏、湖南怀化麻阳南宋窖藏、湖南湘西万溶乡南宋窖藏、陕西汉中南郑南宋窖藏,其分布区域分别位于江南西路兴国军(今湖北黄石一带)、荆湖南路永州(今湖南衡阳一带)、荆湖南路沅州(今湖南怀化一带)、荆湖南路辰州(今湖南吉首一带)、利州东路兴元府(今陕西汉中一带)。[33](P.61-70)1967年冬湖北黄石西塞山南宋钱币窖藏共出土11万千克铜钱,西夏天盛元宝与汉至南宋钱币同出,由麻绳穿系,放置在山麓钱库中。[34]1982年7月,湖南祁东小坪公社南宋钱币窖藏共出土70余千克铜钱,西夏天盛元宝与汉至南宋钱币同出,放置在两个长方形小土坑内。[35]1983年5月,湖南怀化麻阳南宋钱币窖藏56.5公斤铜钱,除去锈蚀严重、字迹无法辨识和残缺的之外,共计9331枚,上起西汉半两,下至南宋度宗咸淳元宝,其中有1枚西夏天盛元宝,装在一个红陶罐内。[36]1983年9月,湖南湘西万溶乡南宋钱币窖藏共出土21.25千克铜钱,最早者为西汉五铢,最晚者为南宋景定元宝,其中有1枚西夏天盛元宝,放置在一陶罐内。[37]1992年冬陕西汉中南郑南宋钱币窖藏出土10余公斤古钱,大多为北宋钱,并有少量西夏天盛、皇建钱同出。[38]由上述资料可知,从品种上讲,两宋钱币占据南宋钱币窖藏的主体,但在窖藏中有天盛元宝和皇建元宝两种西夏钱被发现;从出土数量上讲,南宋钱币窖藏中出土的西夏钱币数量很少,有的窖藏甚至仅出土1枚;从分布区域上讲,出土西夏钱币的南宋窖藏主要分布在南宋疆域的中西部,反映出西夏钱币在南宋境内流通的地域广度。

宋夏金之间的贸易是西夏钱币流入南宋的主要渠道。西夏开始自铸货币以后,部分西夏钱币通过贸易流入北宋境内,南宋时金朝阻隔了宋夏的直接贸易,“西夏金—南宋金”这一间接贸易的形式使得部分西夏货币流入南宋境内。宋夏间的货币流通从官方贸易看主要是榷场贸易与和市贸易,南宋、西夏通过分别与金进行官方贸易,在沿边交通便利之处,设置固定的市场,进行小范围或大宗货物交易,致使边界地区的榷场与和市出现“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的状况。[22](P.2926)另外,西夏还通过外交使节从事贸易往来,使得西夏的钱币有机会流入宋境。《宋史·食货志》就曾记载西夏:“入贡至京师者,纵其为市”。[21](P.4563)宋夏之间的贸易活动,以通商互市为主,交换彼此的特产和物资,宋夏之间的货币也伴随着贸易流入各自境内,成为贸易中的共用通货,形成了事实上的“通货共同体”,这一点从史料和考古资料都得以印证。从总体上来说,宋钱流入西夏的数量品种多,西夏钱流入宋境的数量品种少,但不可否认的是南宋出土的西夏货币反映出了宋夏之间“通货共用”的经济交往史实,是边疆少数民族和汉族友好经济交往的生动体现。

四、结语

从出土货币资料来看,10至13世纪宋夏两个政权下各民族呈现出深入交融的趋势。西夏东南边界附近的铁钱窖藏和钱币法反映出宋夏之间存在事实上的货币制度“西传”交流。宋朝得益于其发达的货币商品经济在东亚大陆的通货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宋朝货币成为西夏这一中国境内的民族政权自铸货币学习效仿的典范,并进一步繁荣了东西方“陆上丝绸之路”贸易。

西夏通过对宋朝“先进货币经验”的学习,铸币经历了“西夏文自铸币—西夏文汉文自铸币—汉文自铸币”这一演化过程,反映出宋夏之间“一体多元”文化交融进程。宋钱及“宋型”西夏钱在流通中取得优势地位,证明了宋钱是西夏钱币文化发展与定型的“助推器”。这种宋夏间“一体多元”的钱币文化,以先进的宋文化为引领,宋夏文化交融影响推动了西夏货币经济走向成熟,体现出民族交融、国家趋于统一的历史必然。

民族政权间的货币交流与经验传播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发展历程,是对一个区域内的货币经济与贸易体系的“再塑造”。对南宋境内西夏钱币出土状况的时序、分期、分布进行统计,使我们可以用量化方法实证分析宋夏之间“通货共用”的经济交往史实。无论是西夏对宋钱的“刚性需求”和模仿,还是“宋型”西夏钱在南宋境内的出土和流通,都反映出当时的东亚大陆存在一个以宋型钱体系为中心,通过多条“陆路丝路”贸易渠道沟通的“通货共同体”。宋夏之间货币制度的“西传”交流、“一体多元”的货币文化交融和“通货共用”的经济交往史实,都见证了宋夏民族间的深度交融。

注释：

①参见(南宋)谢深甫监修:《庆元条法事类》卷29《榷禁·铜钱金银出界》引《卫禁敕》部分。

②金申曾在《西夏铁钱小议》一文中指出西夏“曾规定与金贸易区为铁钱流通范围”;张秀峰在《对西夏铁钱的几点认识》中也提出“西夏内地是铜钱流通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