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脉络与展望(1992-2022年)
——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

常进锋 陈杲然

引言

人口在生产力要素中占据核心地位,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一直以来,党和国家都高度重视人口均衡发展问题,党的十九大强调了人口问题的本质即经济和发展问题,并提出了应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人口问题成为了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基础性、关键性、全局性问题,人口健康发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基础和持久动力。少数民族人口是中华民族人口的组成部分,各少数民族人口的总量、结构、素质、分布和变化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人口发展的整体战略。因此,学界从民族学、人口学、社会学等学科视野对少数民族人口开展了卓有成效地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对于进一步优化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但分散的研究成果若不加以系统梳理,终难窥其研究脉络与发展趋势。基于此,本研究借助CiteSpace可视化工具对国内学术界已有少数民族人口研究成果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以全面展现我国近三十年少数民族人口研究的整体状况和研究重点,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筛选

本文将CSSCI来源期刊(含扩展版)和北大核心期刊作为文献检索来源期刊,以确保研究文献的权威性[1]。首先以“少数民族人口”为主题词进行检索,随后以七普人口数超过500万的“壮族人口”“维吾尔族人口”“回族人口”“苗族人口”“满族人口”“彝族人口”“土家族人口”“藏族人口”“蒙古族人口”分别为篇名和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共检索出相关文献1909篇,检索时间为2022年8月7日。为进一步提高研究文献的准确性,本文对检索结果进行逐一筛选,并遵循PRISMA声明[2]提供的筛选流程,增强透明度。最后剔除重复文献、无关文献、新闻通知、会议综述以及书评,得到用于研究的1485篇有效文献。由于导出数据中研究机构名称存在前后不统一的情况,本文还对数据中研究机构一项进行了重新编码和清洗①。

(二)分析方法和可视化工具

1.研究脉络分析

与传统文献综述不同,文献计量综述可以通过描述发文趋势、识别核心机构、核心作者及高被引论文来提供一幅研究领域的宏观图景。这能够帮助研究人员对研究领域建立起初步的整体性认识。本文承袭这一研究传统对“少数民族人口”研究的发文趋势、来源期刊、核心作者及主要发文机构等进行分析,梳理“少数民族人口”研究的研究脉络。

2.科研合作分析

科研合作关注在论文发表中科研人员的合作以及合著者之间的联系。近年随着科研领域的发展,要求研究人员进行更深入、更频繁的思想、资源交流,以解决“复杂”问题。本文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以机构合作网络(co-institution)的宏观视角和作者合作网络(co-author)的微观视角来检视“少数民族人口”研究中的科研合作进展。

本文中科研合作由CiteSpace软件提供的社会网络分析指标中介中心性来衡量。节点的中介中心性值越大,说明该节点对网络“连接”作用越大[3]。

3.研究前沿分析

研究前沿主要是指对大量的关键词数据进行挖掘,分析研究领域的热点、演进状况,从而识别研究的前沿领域。本文运用关键词共现(Keyword co-ocurrence)、关键词突现(Keyword Burst)等文献计量学手段来回应“少数民族人口”研究的发展和趋势。

4.可视化工具

可视化是指非空间数据的可视化,通过对大量信息的可视化分析,绘制清晰且内涵丰富的科学知识图谱[4],因而构成了文献计量分析的另外一面,成为了研究者进行科学决策的重要参考资源[5]。本文使用功能强大、制图美观的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对少数民族人口领域相关文献进行分析[6],该软件一经开发就受到了国内外科研人员的欢迎[7],现已成为中文知识图谱研究中最常用的软件之一。本文使用的版本为CiteSpace5.8.R3c。

二、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脉络与研究热点

(一)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发文量变化

图1展示了1992年至2022年间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发文量的时间序列图。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发展初期并不是仅有零星论文,而在一开始就形成了燎原之势(1992年发文量达62篇)。这与1991年“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课题组和中国人口学会民族人口研究委员会联合召开的少数民族人口形势研讨会[8]密切相关。全国的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者和工作者齐聚一堂,极大地激发了少数民族人口研究的热情。自此之后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呈现出了发文量波动上升的态势,但在2006年以前发文总量相对较低。直至2006年以后发文总量才有小高峰态势,其中2010年发文量最早突破90篇,主要在于西藏、新疆座谈会议的召开及全国范围内民族团结创建工作的展开,民族团结工作取得不错成效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目光。2014年、2016年发文量紧随其后达至90篇,究其原因在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领导人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引领我国民族团结事业不断创新发展,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大论断,少数民族人口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之一,也成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不断尝试从新的视角去研究少数民族人口问题。2016年以后发文量有小幅下降,但其发文量仍保持在平均每年61篇的水平,说明少数民族人口研究依然具有较高的关注度,仍有一批研究者致力于少数民族人口的研究,不断产出优秀的学术成果。

图1 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发文量(1992-2022年)

(二)核心作者与作者网络分析

表1 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发文量前十的作者

本文使用CiteSpace软件绘制了少数民族人口研究作者合作图谱(见图2)。计算每个作者的中介中心性,没有发现中介中心性大于0的节点,意味着对于整体网络来说作者合作程度较低。尽管如此,在整个合作不紧密的网络中,还是形成一个小网络。该合作网络由潍坊医学院的王娜、张宏溧、于丽平、田仕静、赵民、杜洁六位研究人员组成,其主要围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展开研究,认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身体健康状况总体偏好,但其所接受健康教育的水平仍然偏低,应着重关注年龄偏大、流动时间长、月收入较低的女性群体帮助其树立良好的健康观。六位研究员中有五位都属于核心作者,发文量都在四篇及以上,他(她)们从发文量和科研合作两个方面都推动了少数民族人口研究的发展。

图2 少数民族人口研究作者网络图谱

(三)主要发文机构与机构网络分析

表2展示了少数民族人口研究中发文量前10位的研究机构,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云南大学发文量均在50篇以上,成为少数民族人口研究重镇。纵览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发文量前十的机构,可以发现民族类院校、边疆地区高校和京内院校是少数民族人口研究的主要机构,上述院校均在民族学、人口学等学科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成绩,这也充分说明了民族学、人口学等是少数民族人口研究的重点学科视角。

为进一步了解少数民族人口研究领域机构合作情况,本文同样利用CiteSpace软件绘制了该研究领域各机构合作网络图谱(见图3),不同于稀疏的作者合作网络,研究机构间构成了一个较为紧密的合作网络,网络密度为0.0017,反映出了少数民族人口研究机构密切合作的特点。仔细观察少数民族人口研究机构合作网络,能够发现机构间的合作延伸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换句话说两个相邻的节点通常是同地区的机构。所以跨地域的合作更具有“破圈性”,能够为全国的少数民族人口研究作出更重要贡献,产出更多的学术成果。

图3 少数民族人口研究机构网络图谱

(四)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论文提纲挈领的内容,通过对关键词予以研究和分析可以有效地识别某一领域的重要主题和热点[11]。CiteSpace软件能够实现对高频关键词共现分析,由此绘成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见图4),共获得706个节点,734个连线,网络密度为0.0029。其中节点的形状越大,表明该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连线的颜色越浅则说明节点间的联系越“新”,反之越“旧”。

图4 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1992-2022年)

(五)少数民族人口研究的主要内容

为了对关键词进行更加深入地分析,表3列出了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关键词频次与中介中心性的详细情况。综合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和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具体关键词频次和中介中心性数据可以发现,在高频关键词中不乏有“少数民族”“民族地区”“人口”等与研究领域相关的宏观关键词。虽然从频次和中介中心性的角度来讲,这些关键词是重要的,是连接整个领域的桥梁,但这对热点话题识别的作用有限。因此本文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剔除了此类关键词,综合频次和中介中心性两个维度,对关键词进行评估,并使用战略图将结果可视化(见图5)。

表3 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关键词频次与中介中心性

图5 高频关键词战略图

战略图是由关键词频次和中介中心性共同构成,并以两个指标中位数将关键词划分,频次越高图右值越大,中介中心性越靠上值越大。因此图的第一象限是兼具高频次和高中介中心性的关键词;第二象限为中心性相对较高、频次较低的关键词;第三象限则是频次和中介中心性相对较低的关键词;第四象限的关键词中介中心性较低、频次较高。归纳战略图呈现的信息可知,人口普查是少数民族人口研究使用较多的人口数据;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民族关系、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和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是目前少数民族人口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议题。梳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民族关系、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和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不难发现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与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存在密切关系,且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关系和少数民族人口融入同样具有深远影响。总的来说,在少数民族人口研究中,有关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研究占比最大。因此本文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为主线,对核心议题进行爬梳。

1.少数民族人口空间分布

1935年胡焕庸先生在《中国人口之分布——附统计表与密度图》一文中,提出了人口空间分布的“胡焕庸线”[12],自提出至今的80余年里,国内外研究者都对其进行了深入地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呈现出空间聚集性,且人口分布也与“胡焕庸线”的划分相契合,民族人口向东部地区乃至全国地区迁移的趋势显著[13]。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城镇化速度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因经济优势吸引了许多少数民族人口流入,东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由此呈快速增长趋势[14][15][16],而西部部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则相对缓慢,甚至部分区域如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呈下降趋势[17],少数民族人口空间分布因此发生较大变化。民族人口分布格局除受本民族非空间性因素(如经济)影响外,空间性因素(如邻近地区)对其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究其原因在于人口并不是孤立的个体,与许多在地理上连续分布的属性值一样,在空间上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18],一个地区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必然会对其邻近地区人口的流动产生影响,且两者之间为正向关系。

2.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状况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的不断改革,我国人员流动已然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流动群体规模日益庞大[19]。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高达3.76亿,“迁移中国”形态得到确认[20]。中国作为世界上多民族国家之一,流动群体中包含大量的少数民族群体。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我国大规模向东部地区和内地城市流动的少数民族人口近乎三千万,占比达到我国流动人口的近十分之一[21]。其流动规模和速度赶超汉族,并有逐年加快的趋势[22],改变了我国少数民族的人口空间分布以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民族结构[23],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交往与融合。在对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原因分析研究中,多数研究人员一致认为经济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其次是族际通婚[24][25][26]。现阶段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以中青年男性为主,且大多受教育水平较低,农业户口占绝大部分[27],加之各民族文化背景不同,语言、习俗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性和多元性[28],这也为流入地区民族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挑战,需要相关地区不断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调整民族政策,保证民族工作的正常进行及和谐民族关系的建设。

3.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镇化

城镇化与流动人口是一组紧密连接的概念,一方面城镇化进程加速了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使得大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产生[29];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也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部分结果[30][31]。少数民族人口在城市拥有较多就业机会、优质的教育条件及便利的生活设施等拉力因素作用下[32],流动意愿增强,流动规模逐步扩大,有更多的少数民族人口融入到城市中来。

当然在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的过程中,少数民族人口也会面临些许困境,主要可总结为“就业”“入学”“居住”“社会保障”四类问题[33]。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受教育水平较低且缺乏突出技能导致所选工作不理想甚至找不到工作处于“待业”状态,同时由于大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导致教育及住房资源紧张,流动人口无法拥有住房稳定性中的基本房屋所有权和平等的教育权[27]。除受自身因素影响外,现有一些社会政策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的实现(可喜的是目前正在大幅度完善和提升)。以上种种都是导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难的因素,这些因素严重影响了各民族之间更深层次的交往,也降低了少数民族人口对城市的生活节奏、生活环境等的接受度。目前在少数民族人口城市融入的策略方面,各领域的研究者也作出了回应,认为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素质[32]、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34]、加强少数民族人口社会网络构建[35]、重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等[36],是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获得感,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有效途径。

4.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民族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户籍管理制度逐渐松动,各城镇也逐步降低农民进城务工的门槛,跨区域跨民族流动空前活跃[37],少数民族人口大量向东部流动及汉族人口向西部流动,为各少数民族人口交往提供了机会[38]。随着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逐步扩大,流动人口总数不断增加,改变了原有的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各地区民族多元性凸显[39],各民族之间交往与互动也更加频繁[40],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态势。

从积极方面来看,由于少数民族人口大规模的流动使大量民族从原本的单一民族聚居区来到多民族生活区,通过与其他民族的不断交流与交往,加深了对其他民族的了解[41],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建立[42]。从消极层面来看,在城市化进程中,各民族间的社会交往会显著增多,牵涉到利益关系也随之复杂,如果处理不好各种利益关系,那么民族间发生摩擦的几率会大幅增加[43]。同时随着大量民族流动人口流入城市,部分城市人口因不了解其文化而不尊重少数民族,从而引发一系列矛盾纠纷[44]。

随着市场化趋势的深入发展,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会日益频繁[45],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充分利用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带来的机遇,合理规避现实状况带来的挑战,是时代留给少数民族人口研究的关键问题。

(六)少数民族人口研究的阶段性特征

CiteSpace软件提供了时区视图(Timezone View)功能,其是在关键词共现图谱的基础上绘制的,可直观地展示出少数民族人口领域文献自左向右、自下而上的知识演进情况,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分析少数民族人口领域热点主题的演变情况,并观察出随时间推移而出现的新关键词。图中节点所在位置代表关键字首次发现日期,各节点之间形成连线,连线数量越多且颜色愈丰富,证明该关键词在相关的科研应用领域中越活跃。

由图6可知,高频次关键词节点在2000年前并没有形成,而是形成于2000年至2010年之间,说明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在经历了初步探索以后,在2000年至2010年间积累了较多的成果,奠定了目前少数民族人口研究的研究格局。结合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关键词突现探测结果,本文将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划分为初步探索、积累渐熟、范式转换三个时期。

图6 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关键词时区图谱

1.初步探索期(1992-2000年)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也被称作“地球会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联合国向全世界推广可持续发展理念。之后我国政府高度赞同并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人口发展方面,关注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性,也强调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46]。少数民族人口研究也受到这一理念的影响,使得“人口密度”“人口控制”关键词出现,并关注“育龄妇女”和“生育率”的状况。但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状况,少数民族人口生育研究热度并未持续发展且成为长期热点,反而更加关注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素质问题,“文盲率”成为这一时期的突现关键词。

2.积累渐熟期(2001-2010年)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和国家经济的发展。进入21世纪以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逐渐增多,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趋势日益明显。基于这一社会现实,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在2001年至2010年间由众多高频关键词节点形成,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当然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过程中也随之产生了一些民族人口问题,众多研究者以一系列相关研究对其进行了回应并尝试提出解决路径。在积累渐熟期中发展了初步探索期的研究成果,并为范式转换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范式转换期(2011年至今)

2011年以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贫困人口全面脱贫当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责任和标志性指标。少数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人口往往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高度重合,所以“精准扶贫”等关键词开始突现。同时历经数十年的演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社会融合难问题日渐突出,学界以较高的人文关怀,继续关注并深度研究少数民族人口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深入剖析少数民族人口研究的变化,可以发现从研究视角上发生了从关注宏观少数民族人口议题到微观少数民族人口议题的转变;从研究方向上发生了从狭义少数民族人口研究(Demography)向广义少数民族人口研究(Population Research)的转变;从研究目的上发生了从人口为了发展向发展为了人口的转变。因此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十分需要、也正在经历着“研究范式”转换。基于此,少数民族人口研究需要更多的不同学科专业研究者参与进来,加快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范式的转换进程。

三、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一)研究结论

基于CiteSpace可视化软件,本文对收录中国知网中的1485篇有关少数民族人口的文献进行了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少数民族人口领域相关研究者都从不同视角对少数民族人口问题进行了阐释,为后续少数民族人口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及方法借鉴。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学术界针对少数民族人口问题的研究热度高涨,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特征、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现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互嵌融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民族关系受到了国内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其中少数民族人口迁移与流动是少数民族人口领域研究的重点,三个热点主题都是围绕其展开的,产出了大量的学术成果。

尽管少数民族人口领域研究成果颇丰,但仍存在一定不足:一是少数民族人口领域研究大多是基于国家层面的、宏观性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微观性统计数据较少;二是少数民族人口领域研究范围集中于对某一问题的横向宽度分析,忽视了对其纵向深度地分析,说服力不强;三是少数民族人口领域研究大多以民族学、人口学与社会学学科为主,对其他具有相关性的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融合度较差;四是少数民族人口领域研究大多处于静态层面,只是对原因、特点及结果的简单描述,忽视了对其过程或动力机制等的详细论述;五是少数民族人口领域大多重点研究某一民族的人口结构、文化组成等,较少同时对多个民族进行研究。六是少数民族人口领域研究大多聚焦于某一区域或某一时点的研究,忽视了从整体视角看待问题。

(二)研究展望

我国目前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民族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民族地区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相对突出,少数民族人口发展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未来少数民族人口领域研究需要从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民族互嵌结构研究及少数民族人口现代化三方面入手进行深化和完善。

第一,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方面。从目前国内学术界来看,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领域已产出了颇丰的学术成果,但总体来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领域相关研究仍需进一步完善。首先,需要实现静态视角向动态视角的转变。目前国内已有研究中大多是静态研究成果,遵循总结现状、发现问题、剖析原因、寻求对策的模式,对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进行研究,比较缺乏从动态层面入手分析少数民族人口融入城市过程的学术成果;其次,需要尝试从宏观视角研究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入城市,传统意义上以汉族人口为主的聚居区人口构成发生变化,民族多元性增强,仅仅局限于某一区域或某一时点的研究[27],无法准确把握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总体特征及其变化趋势;再者,需要研究者从多元融入视角看待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问题。少数民族人口融入城市所涉及的主体不仅仅包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本身,也包括城市中的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只有充分把握各主体在少数民族人口融入城市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才可更好地解决少数民族人口融入城市难的问题;最后,要注重研究主体与社会现实的融合性。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已不仅仅是空间上的迁移,也代表着各民族交往的扩展和深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根本的实践选择[28],如何通过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是值得研究者们深思的问题。同时面对我国严峻的人口形势与生育危机,也要不断加大对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意愿、生育行为的研究,尤其要格外注意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经历是否会对生育意愿、生育决策行为产生影响,从而更好地为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

第二,民族互嵌结构研究方面。目前国内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者针对民族互嵌问题展开讨论,其都从不同角度说明了民族互嵌局面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从物质到精神持久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同时对民族互嵌的多维度性也基本达到一致。但目前民族互嵌研究仍有需要继续改进的地方,首先,需要进一步从实证角度考察民族互嵌问题,通过大样本实地调查获得一手数据资料来进行观点论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民族互嵌格局中存在的问题,防止因调查不够深入而致使结论偏误,从而更好地为相关政策的提出和完善提供学理支持;其次,需要更多研究者从人口学及交叉学科视角分析民族互嵌问题,打破学科之间的边界,实现学科的整合,为民族互嵌问题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及创新空间;再者,在研究民族互嵌问题时,研究者可同时选择多个不同的具有代表性的区域,但要注意所选区域的层次性(省、市、县),以此来更加全面地展示民族互嵌结构和特点;最后,为了更好地让学术服务于现实,需要不断尝试把民族互嵌问题与我国现实问题相结合,来开展相关研究。如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折射出怎样的互嵌交融特征,存在哪些现实困境?如何进一步发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互嵌交融中的积极作用,并以此作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个体发展、家庭建设、民族经济文化繁荣路径?等,都是亟须研究员们深入调查并给予解决的问题。

第三,少数民族人口现代化方面。基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要求,积极助力各民族人口实现共同现代化,已经是国家重点要完成的任务,而人口红利是研究现代化问题的重要视角,因此,利用少数民族人口红利推动各民族走向现代化至关重要。我国民族地区人口红利沉淀于民族政策底蕴、国家治理观念以及人口内在动力的实践三个方面,少数民族人口红利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数量、结构、质量与分布四维状态下。其内涵与我国所倡导的各民族共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相契合,这与西方观点有较大差别[47]。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学术界也针对各民族人口现代化提出了不少观点,但仍有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在关于民族地区人口与民族人口及各少数民族现代化的区别描述时,受数据制约暂时模糊;二是一些深层次的关乎少数民族人口现代化实现的问题也有待于充分深入探讨;三是缺乏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现代化的个案研究。由此可见,未来应从学界的局限层面吸取教训,一是要加强技术建设,提供数据支持,尤其要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化信息技术在少数民族人口研究中的应用,重视少数民族人口信息数据平台建设和工作效率的提升,科学预测少数民族人口变动趋势。二是循序渐进找寻了解深层次少数民族人口现代化问题的措施。少数民族人口现代化既需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还需要考虑少数民族人口自身的状况与特点,更为重要的是要把少数民族人口现代化置于区域人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文化多元化、经济全球化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之中,着重探讨影响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变化的深层次因素。三是增加典型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现代化研究,以此进行个案分析,为推动各民族人口走向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注释：

① 如: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统一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北民族学院更改为西北民族大学;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均统一为北京大学;去除作者职称、单位地点和邮编等多余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