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与企业ESG 表现：一个政策文本分析的视角

孟祥慧 李军林

进入新发展阶段，绿色转型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低碳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是地方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地方经济从“提速”向“提质”转型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唯GDP”论的考核评价机制逐渐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相偏离，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变革迫在眉睫。近年来，我国不断鼓励各地方积极探索政府绿色绩效考核。2013 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提出不以GDP 增长率作为唯一的绩效考核指标，要求树立注重可持续发展的政绩观，将环保权重放在更重要的位置。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鼓励地方探索建立绿色绩效考核评价机制。在中央绿色考核的指导下，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环保考核的关注度，在经济增量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充分权衡，引导地方企业绿色发展，促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转变政府职能和优化绩效考核方式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与当前绿色发展需求是否匹配？如何有效完善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导体系，实现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与企业绿色转型的共赢？

在经济绿色发展过程中，政策指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为政府要求优化政府治理职能，有效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职能转变将深刻改变市场资源配置机制，进而改变企业竞争模式与经营策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逐步融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政府对市场的引导从以经济增长目标为主向更高水平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行的模式不断靠拢。在政府部门更加重视地方环境问题时，对企业的规制和监管重心将从拉动经济发展向环境责任转移，环境监管与规制政策力度随之加强［1-2］。在实际经济运行中，政府绩效考核体系转变通过环境责任约束、绿色金融支持以及企业业务转型最终推动企业的业务升级与治理变革。当前，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转型如何影响企业行为与决策尚未得到深入讨论。

本文主要探讨地方政府多元化绩效考核的微观经济效应，以沪深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ESG 评级指标代理企业绿色治理水平并展开实证检验，为推动建立科学合理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助力政府与企业绿色转型的“双赢”提供政策启示。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拓展了相关研究：第一，已有研究往往着眼于单一维度绩效考核因素与企业决策的关系，本文则将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转型与企业治理变革结合起来，从企业提升ESG 表现的视角提供经验证据，为地方政府在市场运行中发挥有为政府作用提供政策启示。第二，在实证分析中，对地方政府的年度工作报告进行政策文本分析，提取环境注意力配置指标与经济增长目标，共同构建政府绩效考核转型的代理变量，分析其对企业ESG 表现的促进作用与倒U 型影响，为建立适度的绿色绩效考核体系提供有力支撑。第三，从社会监督协同的视角，基于环境相关的百度搜索热度，论证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与政府部门环境规制的协同以进一步提升企业绿色转型的正向反馈机制，为有效发挥社会监督力量、构建环境多元共治体系提供经验证据支持。

一、相关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的提出

（一）相关文献综述

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转型对区域生态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变革的着力点在于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建立有效的政府—市场协同关系。其中，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更为突出［3-4］。在绩效考核转型下，地方政府更加关注生态环境要素，并通过环境规制、监督等职能工具，引导企业深化绿色治理转型。相关文献主要从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转型对企业生产、创新和经营决策等方面的影响展开讨论。

绩效考核转型作用于企业绿色生产。一方面，相关文献指出，设置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并不可取，会抑制企业的转型升级［5］，引致更大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6］。Chai et al.以2006—2017 年中国省级数据为例，发现经济增长目标设置与大气污染呈U 型关系，人力资本结构、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发挥调节效应［7］。另一方面，与环境挂钩的绩效考核将激励地方政府出台更多的绿色规制政策，推动企业深化绿色生产与低碳生产。Zhang et al.发现加大环境保护的执法力度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环保投资力度，且对于地方保护主义更加严重地区的企业、国有产权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8］。步晓宁和赵丽华发现政府节能采购政策能够促使企业降低SO2的排放量，对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的减排效果更强［9］。Liu et al.以2005 年出台的中国空气污染治理重点城市建设为政策冲击，发现加强环境管制在降低SO2 排放量的同时对制造业劳动力需求呈现抑制效应［10］。

绩效考核转型作用于企业绿色创新。Du et al.指出，经济发展水平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效果起调节作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逐步从抑制向促进转变［11］。Hu et al.研究了碳排放交易政策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发现其主要促进了企业低质量创新，对高质量创新的影响较弱［12］。谢乔昕发现地方政府环境规制能够显著激发企业活力，绿色金融发展发挥着积极的调节效应［13］。尹礼汇等以长江经济带的地区数据为例，发现加强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起着积极影响，绿色创新效应与产业结构升级是重要的影响渠道［14］。就传统的经济绩效考核而言，Liu et al.指出经济增长目标抑制了教育、科技层面的财政支出，进而降低了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进程，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15］。Shen et al.发现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设置与城市绿色创新呈负相关关系，且经济目标超额完成程度越高，抑制作用越强［16］。

绩效考核转型作用于企业经营决策。根据“污染避难所”假说，环境管控力度的加强会导致企业相关投资转移。Dam&Scholtens 发现社会责任感更强的企业将污染产能迁移到管制薄弱地区的倾向更低［17］。Fan et al.从绿色信贷监管的角度研究企业的减排行为，发现加强环境监管将促使大企业投资减排设备、小企业缩减生产来实现规制效果［18］。Mao et al. 以《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为冲击因素，研究发现该政策在保持企业产量的同时，降低了排污企业的废气排放水平［19］。

绩效考核转型作用于企业治理变革。当前，绿色转型是企业治理变革的重要方向［20-21］，政府监管和引导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关于政府监管以及政策冲击如何影响企业绿色治理的文献相对较少［22］。Wang et al. 考察了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改革对企业ESG 绩效的提升效果，指出存在地方政府强化监管、分析师跟踪与媒体报道等外部治理机制，以及外资持股与机构投资者的内部治理机制［23］。王雅莉等发现文明城市创建政策能够强化企业道德观念，激励企业积极履行环境责任，一个重要的机制是该政策促使地方政府更为重视环境监管和执法问题［24］。

综上所述，随着政府部门对环境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企业将存在强化环境责任履行的激励，以满足外部监管的需求。然而，其中具体的机制仍存在诸多有待深入讨论之处，亦是现有文献尚未关注到的重要问题。本文主要研究政府绩效考核转型与企业绿色治理之间的关系，这是对相关领域研究的有益补充。

（二）理论假说的提出

在政府绩效考核转型过程中，应更加注重当地特征，确立循序渐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不宜过快转型，更不宜“一刀切”式干预企业经营行为。从理论上看，波特假说认为适宜的环境管制手段能够刺激技术进步，从而抵消企业因履行环境责任而付出的成本，换言之，环境管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对立。其内在机理在于，第一，在环境政策制定上提升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监管强度，企业需加强节能减排，以满足监管层面的要求［25］。第二，政策制定引致金融服务的模式转变，绿色金融的发展更有利于绿色发展潜力更大、绿色治理表现更好的企业［26］。第三，在外部政策与资本市场融资的机制转变下，企业经营策略随之调整，将更加关注如何提高履行环境责任的力度，采用新技术以进一步提升企业技术水平，以及对外转移污染产能实现本地业务的转型升级等。从整体上看，在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考核标准的绩效考核体系下，逐步加强对环境绩效的考核有助于政府出台更为适宜的政策，引导企业向绿色发展转型。

然而，当过度环境管制引致的成本超过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收益时，其负面作用将显现出来。当监管执法过严且明显约束企业日常经营行为时，将对企业分配生产要素投入、推动治理结构变革产生严重抑制作用［27-28］。 张建清等发现加强环境监管会导致长江经济带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大幅波动［29］。在“双碳”目标要求下，“一刀切”式的环境整治方式不符合绿色发展的要求，更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30］。

对于传统的绩效考核指标，增长目标的设置体现了政府部门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视程度。一方面，目标设置越高、目标超额完成度越高将加大地方政府对于经济增量的干预力度，以环境污染来换取更高的经济增长成绩，不利于绿色创新与可持续发展［31］。另一方面，目标设置的影响是多渠道与不确定的，除了自上而下的层层加码因素影响外，还存在地方环境治理分权因素的调节机制［32］。随着经济增长绩效考核的权重逐步下降以及环境发展的权重不断提升，目标设置的高低本身将与企业绿色治理转型无直接关联或无线性关系。

ESG 理念是企业转型的重要方向。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深化ESG 投资有助于企业经营目标的转型，从单个个体的最优化转向社会整体健康和财富的最优化，进而协调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形成更大的组织激励动力。如何推动企业强化ESG 投资，是当前企业转型与政策引导领域研究的重点。总体上看，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变革如何影响企业决策，尤其是对ESG 投资的作用机理尚不明晰。合理的政策机制设计能够推动企业强化社会责任观念，但干预力度过大时，反而会对企业决策与绩效产生不利影响。综合波特假说与利益相关者理论，地方政府适度强化绿色监管与政策引导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并在长期中形成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对此，本文聚焦地方政府环境领域规制力度以及经济增长目标设置与企业绿色转型的关系，并展开一系列实证分析，以丰富环境规制与企业决策领域的研究证据。基于此，提出以下两个相反的理论假说：

假说1a：强化地方政府环境绩效考核提升了地区企业的ESG 表现。

假说1b：强化地方政府环境绩效考核抑制了地区企业的ESG 表现。

政府与社会协同的环境治理体系使得环境政策的规制效果事半功倍。社会公众是环保问题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其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更高时，可降低企业排污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加快环保信息的传输效率，从而有助于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33］。一是直接渠道。地方政府在保增长的政策压力下，难以摆脱重经济、轻环境的政策执行惯性。居民参与热情和关注度的提升可倒逼地方政府制定更有利于环境治理的规制政策，推动监管层面更为积极地解决环保问题［34-35］。 二是间接渠道。环保议题被讨论的热度更高时，个体投资行为随之改变，有助于降低污染类产业的投资，增加治理类产业的投资［36］。因此，引导公众关注环境问题，强化信息反馈机制，能够提升环境监管与环保执法的有效性。基于此，提出如下理论假说：

假说2：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正向调节了环境绩效考核的影响效应。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如式（1）。其中，被解释变量ESG 为企业绿色治理水平的代理指标，主要解释变量Envir 为环境注意力配置变量，Target 为经济增长目标变量，Control 为一系列城市层面与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industry、region、year 分别代表行业固定效应、地区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其中，企业的行业特征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行业分类口径进行分类，企业的地区特征根据注册地址所属的省（区、市）进行分类。下标i、j、t 分别代表企业、城市、年份，β、γ 为待估参数。

为进一步探究环境绩效考核与企业ESG 绩效的非线性关系，将环境注意力配置指标的平方项Envirsq 加入估计模型，估计模型如式（2），β12为主要关注的估计参数。其他估计系数含义同上。

（二）数据来源

研究样本主要包含城市层面的政府工作报告、城市经济与环境数据，上市公司层面的财务数据、ESG 评分数据等，为保证所有统计数据口径一致，时间跨度设置为2011—2019 年。根据上市公司的注册地址识别具体城市，将城市数据嵌入上市公司数据，得到囊括地方政府规制、公众关注与企业绿色治理的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其中，政府工作报告来源为地方政府官网，城市经济数据、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来源于CSMAR 数据库，ESG 评分数据来源于上海华证指数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彭博资讯有限公司。

（三）变量说明

企业绿色治理指标。近年来，以ESG 评级为代表的绿色治理评价指标逐步兴起［37］。不同类型的评价体系存在较大差异，可能会导致研究结论的不稳健。对此，本文以华证ESG 评分以及彭博ESG 评分代理企业绿色治理绩效。其中，华证ESG 评分分为九个等级（C-CC-CCC-B-BBBBB-A-AA-AAA）。遵循谢红军和吕雪［38］、柳学信等［39］的研究方法，对评级由低到高赋值1～9，形成ESG1 指标，数值越高则ESG 绩效越好。彭博ESG 则对企业进行评分，取值范围为0.1～100，形成ESG2 指标。同时，彭博公司还对企业不同维度的ESG 表现进行评分，包括环境评分（ESGE）、社会评分（ESGS）、治理评分（ESGG）。相较而言，得到彭博ESG 评分的企业有效观测量要远小于华证ESG 评分。因此，本文以华证ESG评分为主要解释变量，以彭博ESG 指标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

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转型指标。第一，环境绩效考核指标。参照Chen et al.［40］、张建鹏和陈诗一［41］的处理方法，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文本分析，提取与“环保”相关的词频，并取对数化处理作为环境绩效考核的代理变量。由于政府工作报告一般在上半年发布，而企业ESG 表现评价则发生在全年，故企业根据地方政府工作报告的相关语调来调整年度经营决策，能够有效缓解计量模型的内生性问题［42］。若报告中环保词频出现次数上升，则意味着相关部门对环境问题更为重视，出台相关绿色治理政策与强化环境规制力度的可能性更高。第二，经济增长绩效考核指标。参照黄亮雄等［43］的处理方法，本文将城市层面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当年经济增长目标作为代理变量。徐现祥等指出，经济增长目标的设置与经济发展质量呈负向关系，即经济增长目标的下调预示着政府更加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绩效考核体系从传统“唯GDP”论的考核方式向更全面考核的方向转型［44］。

控制变量选择。为有效控制内生性问题，本文从城市层面的经济因素与企业层面的财务特征两方面选取控制变量。一是城市层面，将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份额（Second）、人均GDP（Income）作为控制变量。二是企业层面，选取股权结构、两职兼任、独董比例、经营规模、杠杆比例、管理费率、盈利能力、流动比率、成长性［45-47］作为控制变量。其中，股权结构（Stock）为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两职兼任（Duality）为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任；独董比例（Independ）用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来表示；经营规模（Size）用企业总资产来表示；杠杆比例（Leverage）为总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管理费率（Cost）为管理费用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盈利能力（ROA）为企业净利润占总资产的比例；流动比率（Liquid）为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值。企业成长性用托宾Q 值来表示，为企业市场价值与重置成本的比值。为避免极端财务指标对估计结果的干扰，本文对上市公司财务指标进行上下0.5%的缩尾处理。

（四）变量特征

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如表1（下页）所示。整体上看，华证ESG 指标得到的有效观测量相比彭博ESG 指标更多。从分项指标来看，企业ESG环境评分均值最低，治理评分最高。环境治理水平、经济增长目标与现实直觉相符，适合检验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转型与企业决策的关系。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三、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基准回归

两类绩效考核指标对企业ESG 评分的影响效应估计如表2 所示。表2 列（1）—（4）为线性回归结果，不论是否控制其他因素，环境绩效考核指标对企业绿色治理绩效的影响均显著为正，经济增长目标的影响并不显著。列（1）、（3）中Envir对华证ESG 指标的影响相一致，列（2）、（4）中Envir 的估计系数亦并未产生明显波动，表明政府环境注意力配置与企业ESG 绩效的关系较为稳定，并未受到城市经济因素与企业财务特征因素的干扰。

表2 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转型对企业ESG 评分的影响

在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转型下，经济增速与环境绩效的考核指标权重变化会改变区域内企业的行为与经营决策。当地方政府部门更为关注环境绩效时，企业预期会面临更严格的环境监管约束，将更好地践行环境责任，主要体现在降低企业污染排放、提升节能减排水平，以降低环境监管风险。相较之下，经济增长目标设置高低并不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绿色治理转型决策。一方面，经济增长权重的提升，意味着地方政府更为注重经济绩效，相对忽视其他层面的绩效考核，企业缺乏履行环境责任的动力。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权重的下降意味着地方政府注重多维绩效考核问题，由于计量方程控制了环境绩效考核的影响，最终表现出不显著的估计结果①为进一步检验经济绩效考核因素对企业ESG 评分的影响，本文剔除环境规制的指标，以经济增长目标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依然不显著。。

城市特征变量方面，第二产业占比、人均GDP表现出负面影响，在以工业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驱动下，制造业、建筑业的高能耗与高排放特征导致企业ESG 表现更差。企业特征变量方面，股权结构的影响并不确定，独董比例的影响不显著，而企业两职合一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管理层权力更为集中时，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积极性更低。经营规模、盈利能力、托宾Q 值的影响显著为正，杠杆比例、管理费率、流动比率的影响为负。由于社会责任参与需要企业承担相应的支出成本，规模效应越强、利润空间越大的企业绿色治理能力越强，而财务压力较大的企业相应能力越弱。整体上看，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现实相吻合，估计模型的设置较为合理。

（二）非线性关系检验

接下来，检验环境领域规制力度的非线性影响，将环境注意力配置指标的平方项Envirsq 加入估计模型，结果如表2 列（5）、（6）所示。环境注意力配置的一次项Envir 对两类ESG 指标的影响显著为正，而Envirsq 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政府环境注意力配置与企业绿色治理绩效呈现倒U 型关系。

本文引入Utest 程序来验证这种非线性关系，结果如表3 所示。其中，环境注意力配置对华证ESG 评分的倒U 型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极值点为3.147，对应环保词频约为23.266 次；对彭博ESG 评分的倒U 型影响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极值点为3.265，对应环保词频约为26.180 次。 根据表1 的变量统计特征，环境注意力配置的均值为3.157，与极值点水平基本重叠。

表3 非线性关系检验

上述非线性关系意味着，当低于极值点水平时，加强政府环境领域的绩效考核能够驱动企业深化绿色治理。当高于极值点水平时，促进作用将转变为抑制作用。其经济学含义在于，一方面，政府部门加强环境绩效考核是完善治理体系、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能够引导企业更加注重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另一方面，仍需警惕政府干预带来的市场扭曲问题，应通过政府职能转变促进其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好的引导作用。

（三）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上述结论的可信度，以华证ESG 评分为主要被解释变量进行以下三方面的稳健性检验：

一是考虑交互固定效应进一步降低内生性问题。常规的固定效应模型能够剔除不随年份变化的地区、行业差异因素以及不随个体变化的年份差异因素。然而，此类模型设置难以剔除对于特定时间、不同群体的差异因素，故无法排除随着截面和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48-49］。因此，本文使用交互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构建地区—行业、地区—年份以及行业—年份三类交互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如表4（下页）列（1）所示。环境规制变量对ESG 评分起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增长目标以及其他变量估计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因此，进一步控制遗漏重要变量影响后，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转型仍然会显著影响企业决策。

表4 稳健性检验

二是替换地方政府环境绩效考核指标。为避免由于解释变量测度不当而导致的估计偏差，本文以省级层面的政府工作报告为文本，提取环保相关词语的出现频次，取对数得到新的环境规制指标Envir-prov，作为替代变量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 列（2）所示。可见，省级环境规制对ESG 评分指标起促进作用，仅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一方面，更高层级政府部门的决策对地级市政府部门绩效考核转型发挥指导作用，且能够影响企业绿色治理转型进程。另一方面，由于城市间资源禀赋、发展模式存在较大差异，企业社会责任参与决策对省级层面的环境规制敏感性相对较低。上述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ESG 表现之间呈现稳健的正相关关系。

三是使用工具变量进一步检验内生性问题。计量模型尚不能完全排除因遗漏变量、因果倒置以及测度误差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故引入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工具变量以进一步降低内生性问题。由于地方政府的决策与上级政府具有重要关系，省级层面的决策部门直接影响下辖地级市的环境规制政策，且城市间具有典型的同群化特征，同一省级单位下地级市环境政策出台相互影响与效仿，故预期其他城市的环境注意力配置与该城市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同时，其他城市的环境注意力配置与本城市企业的ESG 表现无直接关联，能够满足外生性要求。本文以同一省级单位下其他城市的环境保护词频平均水平构建第一个工具变量（IV1），为进一步控制因果倒置的影响，对该工具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回归结果如表4 列（3）所示。结果显示，拟合的环境注意力配置指标对ESG 评分起显著正向影响，且一阶段回归的F 值显著拒绝弱工具变量假设，表明工具变量选取较为合理。需要说明的是，在该工具变量设置下，直辖市并不会生成观测值，导致注册地址在直辖市内企业样本的损失。对此，本文构建第二个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本文基于Bartik 思想，使用内生变量的初始份额与共同增长率来构造满足外生条件的工具变量［50］。以样本观测期的前一年（2010 年）省份层面的环保词汇频率均值作为初始份额，并与省份层面财政支出中环境保护支出的增速相乘，得到第二个工具变量（IV2）。如此处理得到的变量，较好地满足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与外生性条件。一方面，该变量与城市层面的环境注意力配置相关联；另一方面，以省级层面政府的环境保护支出增速作为外部冲击来构建虚拟的注意力配置时变趋势，能够满足与企业ESG 评分的外生性要求。 第二个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如表4列（4）所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的前提下，拟合的城市环境注意力配置对企业ESG 表现的影响显著为正。上述结果均表明，估计模型并未受到内生性问题的明显干扰，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四、进一步分析

（一）对不同维度ESG 评分的影响

在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下，企业深化绿色治理存在多个维度，如安全生产、产品质量、环境保护、员工权益等。根据彭博ESG 评分体系，可分为环境评分、社会评分与治理评分三个二级指标。将三类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 所示。环境规制对环境评分的影响显著为正，对社会评分、治理评分的影响并不显著。其含义在于，政策制定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地方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具有较强的定向作用机制，企业将强化环境责任履行作为对策反应。

表5 环境规制对不同维度ESG 评分的影响

同时，经济增长目标对环境评分的影响不显著，对社会评分的影响显著为正，对治理评分的影响显著为负。经济增长目标权重的提升促使企业更加注重社会层面的责任参与，反而抑制了企业完善内部绿色治理的动力。总之，经济增长目标设置对不同维度的ESG 指标起相反方向的影响效应，最终对整体评分指标影响不显著。更高的经济增长目标要求企业提供更大税源以支持政府部门的积极财政政策，从而刺激企业更为重视社会层面的责任，忽视了环境领域的投资与企业治理水平的提升。

总体上，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转型对企业多维转型决策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推动企业深化绿色治理、优化内部治理需要逐步优化政府的绩效考核体系。

（二）异质性检验

地方政府行为对不同类型企业存在差异性影响，本文进一步检验背后的影响机制。构建估计方程如式（3），dummy 为反映企业特征的虚拟变量，包括所有制、规模以及效率属性。

一是不同性质企业对政府绩效考核转型的反应程度不一致。根据企业性质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并构建对应虚拟变量SOE，与环境规制变量构建交互项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下页）列（1）、（2）所示。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深化绿色治理的影响更为深刻。当地方政府强化环境绩效考核时，国有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动力更强。进一步看，国有企业是落实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环境责任更大，意愿更为强烈。

表6 所有制、企业规模与生产率的异质性检验

二是不同规模企业对政府绩效考核的支持力度不一致。根据行业内企业的在职员工规模，可分为大型企业与非大型企业，生成对应虚拟变量Large，与环境规制变量构建交互项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 列（3）、（4）所示。交互项对华证ESG评分的影响显著为正，对彭博ESG 评分的影响并不显著。在提升ESG 绩效过程中，需要持续性和长期性地投资，大型企业更具有相应的实力和优势。

三是不同效率的企业对政府绩效考核的敏感性不一致。高效率企业往往拥有更加敏锐的政策感知性，更容易进行企业治理的转型。借鉴相关研究建立生产函数模型［51］，根据ACF 方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52］。将各行业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布进行排序，高于当期行业中位数水平的标注为高效率企业，否则为低效率企业，并构建对应的虚拟变量TFP。将环境规制与TFP构建交互项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 列（5）、（6）所示。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下，Envir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Envir×TFP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效率越高，政府环境规制促使企业绿色转型的效应越强。

总体上看，企业所有制属性、规模效应与效率是调节政府环境规制行为与企业ESG 表现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

（三）公众关注的调节效应分析

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能够有效影响企业的ESG 投资决策。注意力配置相关理论指出，公众关注能够减弱消费者、投资者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改变企业的市场声誉。若企业更为注重履行环境责任，其将获得更为积极的市场反馈。本文构建模型检验公众关注的调节效应，估计方程如式（4）。

其中，Attent 为公众关注的代理变量，以不同区域对环境相关词汇的搜索热度来代理公众关注水平，数据来源为百度指数。参考吴力波等的处理方法［53］，以“二氧化碳”“雾霾”分别作为关键词，得到城市层面的年度搜索热度指标CO2、Smog（对数化处理），与环境规制构建交互项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 所示。交互项对两类企业ESG 指标均起显著的正向作用，表明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转型与企业ESG 表现的关系受到公众环境关注因素的调节。地方政府环境绩效考核与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共同促进企业践行社会责任。此外，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增长目标对彭博ESG 评分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经济增长目标设置越高，对企业的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越不利。综上，公众关注能够与政府环境规制形成协同效应，共同推动企业的经营模式变革。

表7 公众关注的调节效应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增强绩效考核的多元性，突出环境要素在地方绩效考核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是我国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将城市层面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与环保相关的词频作为环境规制领域的绩效考核转型指标，将经济增长目标设置作为经济工作领域的考核指标，考察二者对企业ESG 表现的影响机制。基于我国2011—2019 年沪深A 股上市公司样本，本文研究发现：强化地方政府在环境领域的绩效考核会显著改变企业转型决策，且呈现倒U 型关系。当低于一定水平时，加强环境规制有利于激励企业强化ESG 投资；当超过极值点水平时，加强环境规制反而会抑制企业ESG 绩效。隐藏的含义在于，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改革存在一个适度的水平，应坚持循序渐进推进改革的原则，大幅度转变意味着过度干预市场配置机制，反而会引致激励扭曲问题。

进一步研究发现，绩效考核体系转型呈现定向影响，环境绩效考核主要对企业环境领域的评分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对社会领域与治理领域评分的影响并不显著。经济增长目标设置对社会评分表现出显著促进作用，对治理评分的影响显著为负。从企业异质性因素来看，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与高效率企业的样本中。从外部因素来看，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能够进一步强化环境规制的积极效应，表明政府部门与公众监督的协同能够加快企业的治理体系变革。据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推动我国地方政府环境绩效考核的稳步转型，构建政府与企业相协调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目前，我国鼓励各地积极探索绿色考核机制，但绿色治理投入与绿色绩效间不匹配，具体政策作用路径尚未明晰，导致地方政府转型的内生动力不足。应持续发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撬动作用，建立科学的绿色考核体制，推广绿色考核可复制经验和案例，全面提升地方政府的绿色治理能力，为企业绿色转型提供良好的监管制度环境。

第二，确立并完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方法，形成可持续的环境规制体系。一方面，地方政府面临地方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等多重平衡压力，应探索建立兼顾多重考核的政策引导体系。另一方面，应避免绿色考核过程中“一刀切”的考核指标，根据各区域的情况建立分层次、分阶段的考核体系，避免层层加码下地方政府因考核达标压力而采取的过度管制行为对企业经营和发展造成的干扰。

第三，深化地方经济发展目标管理体制改革，坚持稳增长与绿色发展的有效结合。在市场资源配置为主的竞争机制下，推进绿色信贷、环境监管等配套政策体系建设，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和中性竞争的市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激发绿色经济活力，推动企业树立道德观念，培育企业社会责任感，助力形成绿色治理转型的内生动力。

第四，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力量，形成政府与社会共治的绿色治理与发展体系。政府应提高工作透明度，通过公开绩效评估结果、政策执行情况等，及时提供可靠、全面的环境保护信息，引导社会各界关注地方环境治理问题，强化公众监督意识。定期举办公众听证会、公众论坛、问卷调查等，公开污染源影响、监测和治理措施等相关政策并积极征求社会各方意见，建立高效的环境问题反馈机制，让公众更直接、高效地监督地方环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