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议题：谁来改造传统农业？
——来自农民工回流对农业专业化经营影响的证据

肖 剑 罗必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人口规模巨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调，农业现代化则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大国小农”是中国的基本农情，因此，如何改造传统农业尤其是改变小规模分散化农业经营格局，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历史性议题。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如何促进中国农业发展的现代化转型，现有文献大体形成两类基本主张。较多学者主张通过土地流转及规模经营，打破“小规模分散化”的经营格局以改造传统农业。 但土地的人格化产权特性以及由此导致的“禀赋效应”，使得土地的流转与集中内生出高昂的交易成本，寄希望通过土地流转进而实现规模经营将是一个缓慢且面临较多约束的过程［1］。由此，另一部分学者则提出通过构筑分工深化的报酬递增机制，激励小农卷入社会化分工经济，寄希望通过服务规模经营改造传统农业［2-3］。事实上，农地规模经营与服务规模经营并非截然二分，而是并行不悖且相互关联的两条路径［1，4］。

显然，无论是土地规模经营，还是服务规模经营，均依赖于新型经营主体的形成。因此，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基本的政策导向［5-6］。但应该强调，一方面，在小农户仍占各类经营主体98%的情景下，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以替代小农户，不仅是极为缓慢的过程，而且会因“非家庭经营”特征［7］，恶化小农生存环境，损害小农利益，诱发效率风险、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1］。另一方面，从小农户群体中内生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是困难的。传统小农往往受限于人力资本约束，对新要素使用中潜在风险和收益不确定性认知有限，禁锢了采纳需求，即使采用也难以掌握使用方法［8］。因此，主流经济学家强调，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要强化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其新技术、新知识、新能力的积累，从而逐步诱导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

值得重视的是，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有着众多的选择空间。其中，教育、健康、培训等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特别地，迁徙也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8-9］。中国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为观察迁徙类人力资本投资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提供了难得的机会。20 世纪90 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经历了差不多30 年的“乡—城”人口流动与快速的城镇化。由于人口城市化规模显著高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规模，中国的农村人口迁徙呈现如下显著特征：第一，大规模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形成了数量巨大的农民工群体；第二，户籍管制与人户分离的流动特征，使得广大农民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进城务工后，仍然会返乡。《2021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我国外出农民工占比从2010 年的63%下降至2021 年的45%，而本地农民工则从37%提高到55%。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进一步表明，中国农村中回流劳动力的占比不断提高，由2014 年的13.02%提高到2018 年的16.60%。其中，尽管有高达62.77%的返乡农民继续从事非农工作，但仍有37.23%的回流农民工选择重返农业。在意愿方面，2014 年只有25.11%的回流农民工打算留在村里务农，但到2018 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35.07%①数据来源于2014 年、2016 年和2018 年三期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因此，关注农村回流劳动力对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可能性影响尤为必要。尤其是在农村劳动力弱质化问题日趋严重的困境下，农民工回流作为农村人力资本补偿的重要方式，是否会以此加快传统农业改造及其现代化转型，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议题。

在传统农业状态下，小农的生存理性是谋求农业生产经营的风险最小化，农民也多倾向于通过轮作、多样化种植等生产方式来应对不确定性。虽然此类方式满足了农户一定的收入水平平滑，但也易于因“路径依赖”而陷入低效率的均衡陷阱［10］。一方面，非专业化的农业经营方式意味着较低的积累能力，难以为高效率的农业生产提供初始投资［11］；另一方面，“小而全”意味着农户必须掌握所有生产环节的技能，难以在特定环节形成专业化知识，从而导致低生产效率［12］。从长远角度看，小农户多样化生产方式阻碍了农业市场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的现代化进程，最终不利于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和生产效率的提升［13］。已有经验证据表明，当前我国小农户的种植专业化程度远未达到“技术效率拐点”对应的专业化程度［14］。因此，致力于效率导向，诱导农户专注于专业化经营而卷入分工经济，将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融合的典型标志，也是改造“小而全”传统农业的重要方向。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分工是规模报酬递增的真正源泉，分工所表达的规模报酬来源于经营主体专业化程度的加深［15］。由此，本文基于“农民工回流—人力资本提升—农业专业化经营”的逻辑线索，重点讨论农民工回流是否促进了农户农业经营方式的现代化转型。

本文利用2016 年和2018 年两期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实证分析回流劳动力务农是否促进了农业专业化经营，以此考察农村回流劳动力在农业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尝试回答如下问题：第一，农民工回流是否促进了农户农业专业化经营，其作用路径何在？第二，如果说回流者的人力资本是“农民工回流—专业化经营”效应形成的内在决定因素，那么外出经历的特征（如外出时间长短、非农工作种类的多少等）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的影响是否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农户农业专业化经营方式的转型？ 第三，在不同家庭内部特征以及回流地外部环境特征下，农民工回流对农户农业专业化经营方式转型的异质性影响是否存在？

二、理论分析

舒尔茨在其经典著作《改造传统农业》中指出，打破传统农业的均衡陷阱应引入新的农业生产要素［8］。他强调，农民接受新生产要素的动机是有利性，为有效使用新农业要素，他们需要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而学习需要花费成本。因此，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在于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主要是指人力资源的质的方面，涉及技能、知识以及能够影响个人能力的多个维度。从投资来看，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源于五个方面，即正规教育投资、在职培训投资、健康投资、科研投资、迁移投资。贝克尔进一步强调了迁移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作用［9］。其中，有关迁移类人力资本投资效应的实证检验已受到学术界广泛重视。有证据表明，回流的移民是新思想、投资甚至社会经济复兴的重要来源［16］。

如果说迁移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式，那么外出劳动力回流对农村发展来说就具有人力资本补偿的重要作用［17-18］。较为积极的观点认为，迁移是积累经济资本、分散家庭风险，并获得人力资本提升的一种策略［19］。研究显示，在农业领域，农民工回流务农后更倾向于增加农业投资、改善农业技术以及从事观光农业、特色养殖、规模化种植等［20］。Zhao 的研究表明，返乡劳动力对农业生产性设备的投入显著高于仍在外就业的劳动力和未曾外出就业的劳动力［21］。不仅如此，外出经历还提高了回流农户的学习能力，促进农业新技术的采纳和新生产技能的传播［22］。可见，回流劳动力可能是改造传统农业的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更为重要的是，就农业的现代化转型而言，人力资本的作用不仅体现为农业生产知识与生产技能的积累，而且体现为经营管理、市场判断与新要素采纳等交易经营能力的形成。为此，本文通过农民工回流来重点考察农户的两种能力提升（信息获取能力、风险承受能力）与两种要素引入（农机采纳、农地转入）如何促进农户的农业专业化经营。

（一）农民工回流、信息获取能力与农业专业化经营

经济机会及其市场激励是农户从传统多样化小规模生产转变为更大规模的商品化专业化生产的重要动因。传统的多样化小规模经营主要满足自身的食物需求，交易量少且交易频率低，一旦农户专门生产某类或少类农产品，生产要素需求以及出售产品数量的增加就将引起交易频率和交易规模的增加，进而增加交易费用。信息具有消减不确定性的作用，农户信息获取能力的提高不仅有利于扩大农户专业化经营的获利机会，减少预期收入风险，而且能降低专业生产农户在要素及产品交易市场中所产生的信息搜寻成本、讨价还价谈判成本、合约监督履行成本等。交易成本以及市场风险的降低，进一步增加了农户对某类农产品的稳定收益预期, 促使农户作出该类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决策。

外出务工使回流劳动者突破了乡土社会的限制，身份和工作性质的转换使他们在城市接触到了更多的知识和信息，不仅开阔了视野，而且提升了自我信息获取能力。事实上，农民工回流后并没有因为距离的限制而失去与城市的联系，反而成为联结城乡信息流、资源流和物质流的社会纽带［23］，并为回流者进行农业生产带来更多的市场机会及更高的投资收益。研究显示，返乡劳动力在外出务工过程中接触并获取的丰富信息和知识，不仅有助于提升其对特定商业活动和市场动态的深入认识和理解，而且能为其扩展产品市场范围、获取市场订单、与外部网络建立合作关系提供有效帮助［24］。信息获取能力的提升，能够有效拓展回流农户的市场盈利机会，包括理解市民消费偏好、洞察市场行情变化，从而降低农户的价格搜寻成本，并在改善讨价还价能力的同时减少中间商“敲竹杠”导致的压价行为［25］。 因此，回流农户信息获取能力的提升可能是农民工回流促进农户专业化经营的重要中间机制。

（二）农民工回流、风险承受能力与农业专业化经营

舒尔茨认为重新配置农业内部的生产要素并不能带来生产率的显著增长，唯一能显著改善农业生产率的要素就是技术进步［8］。新技术虽然孕育着更大的收益，但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小农普遍的风险规避心理使得对新技术的采纳和扩散呈现缓慢状态，是传统农业改造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因此，风险态度作为农户隐形人力资本的一部分在改造传统农业中应得到重视。事实上，农户的专业化经营决策同样受到农户风险承受能力的约束。一是投资风险。由于生产工艺的需要，专注于单一产品的生产投资，往往会因为资产专用性而面临被“套牢”或“锁定”的风险。二是市场风险。农产品市场价格具有波动性，但农业生产的长周期和季节性决定了农户的农产品供给总滞后于市场价格的变化。因此，就风险厌恶和风险中性的农户而言，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他们往往借助多样化经营充当自我保险的机制，以此规避市场风险以维持收入的相对稳定［26］。但有过迁移经历的回流农户风险承受能力要远远大于没有迁移经历的农户［27］，往往更倾向于采取专业化经营。原因在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外出务工经历可能会改变回流农户的心理状况，对回流农户的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产生强化效应。

（三）农民工回流、农机采纳与农业专业化经营

农业的分工深化是一个不断排斥劳动的过程［1］，农业机械的使用则为农业分工深化提供了现实条件。农业机械作为资本的物化形式，其资产专用性特征必然对种植的专业化及其作物连片化、生产标准化具有较高要求。因此，为营造良好的机械化作业条件，提高农机使用率及降低平均投入成本，致力于利润最大化的农户将被诱导种植与农机作业对象相匹配的作物，进而促进了农户横向专业化及其同种作物区域连片种植规模的提高。尤其对于自购农机的农户而言，为避免其农机资产变成沉没成本，更可能从事农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与专业化服务。相较于一般农户，具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回流农户倾向于使用资本替代劳动，采纳农机作业［28］。其一，受城市市场化竞争环境的影响，回流劳动力具有更强的市场交易能力和营利动机，为缓解劳动力成本过高带来的劳动力刚性约束以及雇工引发的监督难题，回流农户更有可能采纳农机作业替代部分劳动力投入，以此提高农业生产的标准化及其效率；其二，回流农户具备更强的新事物接受能力，对于改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新技术具有更高的接纳度，更愿意采纳农机作业等社会化服务。 因此，返乡农户在农业生产中更倾向于采纳农机服务，而机械化使用程度的加深将进一步强化其横向专业化水平。

（四）农民工回流、农地转入与农业专业化经营

从技术上来说，分工只有将成本分摊到一个相对大的产量中时才是经济合理的［29］。农业专业化的经济性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改善规模经济性。但是，我国农户经营的农地细碎化严重阻碍了生产成本的节约。为了获取更多的务农收益，返乡农户会考虑增加高收益和资本密集型活动的投资，从而促进农业结构从生活兜底、温饱型生产向市场化、专业化生产转型［30］。与一般留守农户的求稳生产原则不同，积累了资本、拥有更强市场观念以及交易能力的返乡农户，为了降低平均生产成本、获取更高的规模报酬，往往更倾向于借助务工期间积累的资金，通过流转土地扩大经营规模［20］。一般来说，扩大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专业化生产具有促进作用［31］。原因在于，第一，将不同农户分散化的农地进行流转集中，有助于单个农户地块规模和连片规模的扩大，减少地块之间的转场成本（运输成本、时间成本），为专业化生产创造初始条件；第二，随着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农户多样化经营会面临着多种作物生产技艺的学习与信息搜寻成本问题，而专业化生产不仅可以节省学习成本，而且有助于专业技能及效率的提升；规模较大农户受制于家庭劳动力的刚性约束以及农业雇工面临的监督成本，往往倾向于吸纳资本而排斥劳动，从而采纳农机作业，而农机作业效能的发挥又依赖同种作物连片大规模的种植。因此，无论是为了便于农机服务商提供标准化的作业供给，还是为了提高自购农业机械的使用效率，获取更多的规模经济，都要求扩大农地经营规模，而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又会进一步诱导农户的横向专业化。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CLDS）2016 年和2018 年的混合截面数据。该调查涵盖了劳动力所在社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众多议题，包含了劳动力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面的追踪和截面数据。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剔除了非农家庭以及存在数据缺失的农户样本，最终选取了5 730 个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家庭样本。在实证分析中，因问卷数据完整性问题，最终各模型的观测样本会有所不同。

（二）变量设置及说明

1.被解释变量

为刻画农户的农业专业化经营程度，本文从两个层面进行测度。主观层面上，根据问卷提示，由农户回答是否从事农业专业化经营来进行赋值（是=1，否=0）（问卷提示为：本问项的专业化经营农户，是指专门或主要从事某种农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户。不同于普通农户，专业农户的生产规模远远大于普通农户的平均水平，且生产的产品以销售为主）。客观层面上，借鉴邹宝玲、钟文晶的测算方法，选取农户种植规模集中度来刻画其专业化程度［32］。利用赫芬达尔—赫希曼集中度指数的计算方法，构造种植规模集中度指其中，x 表示第i 种作物的种植面积，X 表示农户的总耕作面积。

2.解释变量

本文对农民工回流的定义不局限于空间上的回流（是否返乡），而是进一步拓展到工作性质上的回流（是否返乡务农）。为此，本文将“户主回流务农”和“农户农民工回流”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均为0、1 离散变量）。其中，选择“户主回流务农”是因为户主在家庭事务决策上具有话事权，是家庭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决策者。

3.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了户主、家庭、村庄层面特征变量以及地区层面固定效应。其中，户主特征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农业生产经历以及是否有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适龄劳动力数量、家庭成员平均健康程度与受教育程度、家庭土地资源禀赋与农机设备拥有状况；村庄特征变量包括村庄农业社会化服务状况以及村庄非农经济状况、市场距离、地形特征。此外，为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加入省份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4.中介变量

为检验农民工回流是否通过能力提升和要素引入促进了农户专业化经营，本文设置“信息获取能力”“风险承受能力”“农机采纳”“农地转入”四个中介变量。其中，“信息获取能力”根据农户对自身“阅读报刊”“写信”“用手机发短信”三个维度的自我评分（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4）累加得到；“风险承受能力”根据农户对农业新技术采纳的态度进行刻画（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5）；“农地转入”通过问卷“您家租入他人土地多少亩？”来识别；“农机采纳”根据农户使用机械化耕种的程度来识别（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3）。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 所示。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三）计量模型选择

鉴于本文将农户专业化经营行为分解为农业专业化（0 或1 的离散变量）与种植规模集中度（大于0、小于等于1 的连续变量）两种类型，因此估计模型也分为两组。

第一组采用Probit 模型以检验农民工回流对农户是否从事农业专业化经营的影响：

其中，Yi表示农户i 是否从事农业专业化经营的二值虚拟变量，Returnedi是户主回流务农或农户农民工回流的二值虚拟变量，Xi表示农户的户主特征、家庭特征、村庄及省份区域特征的变量，εi为误差项，α0为常数项，α1和αn为待估系数。

第二组采用右侧截断Tobit 模型以检验农民工回流对种植规模集中度的影响：

其中，Gi表示农户i 种植规模集中度0 至1的连续变量，β0为常数项，β1和βn为待估系数，其他变量与式（1）一致。

需要指出的是，有必要进一步考虑农民工回流这一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某些无法观测的遗漏变量（如个人能力），可能既会影响农户的专业化生产，又会影响返乡决策，从而产生内生性问题。另外，有部分农村居民之所以选择回乡务农，可能是要为专业化生产积累资源，也就是说，农户的专业化倾向会反过来决定一个人的返乡决策。为了尽可能解决这些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将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多种稳健性检验进行处理。

此外，为检验农民工回流是否能够通过提升两种能力和引进两类要素来促进农户的农业专业化经营，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在式（3）、（4）中，Interi为中介变量，分别表示农户i 的两种能力与两类要素引进；δ0和Ø0为常数项，δ1和Ø1为待估系数；εi2、εi3为误差项；其他变量与式（1）一致。

关于中介效应检验部分，也存在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为增加估计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将采用拓展回归模型（ERM）①该模型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同时处理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内生性、处理效应中政策变量的非随机分配性，以及内生性的样本选择问题。根据被解释变量的类别不同，本文在中介效应检验部分将分别选择ERM 子模块中的拓展线性回归模型（eregress）、拓展二元回归模型（eprobit）以及拓展有序回归模型（eoprobit）。对机制检验部分进行估计。

此外，本文将采用多个工具变量进行分析。一是“农民工回流”的工具变量的选择。农民工外出就业往往具有社会网络性，有助于帮助个体降低外出务工的成本。本文选取CLDS 数据中村庄层面外出务工占比作为农民工回流的工具变量。二是对于中介变量“农机采纳”的工具变量选择。本文选择除该农户外本村其他样本农户的农机采纳程度作为农户农机采纳的工具变量。三是对于中介变量“农地转入”的工具变量选择。本文选择除农户之外的村级土地流转率（有土地转入的农户占村庄总样本农户数的百分比）为工具变量；类似地，对于“信息获取能力”与“风险承受能力”的工具变量，也采用利用村域内其他样本村民的信息获取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平均值作为农户“信息获取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工具变量。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础回归

表2（下页）汇报了本文的基础回归结果。 结果表明，农民工回流对农户不同层面的农业专业化经营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可以发现，相对于农户农民工回流，户主回流务农的平均边际效应更大，亦即户主的回流对农户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影响更大。 事实上，两类被解释变量、两类核心解释变量以及两种计量模型所得出的一致性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表2 农民工回流对农户农业专业化经营的影响：基准回归

（二）稳健性检验

1.稳健性检验一：考虑遗漏变量问题

为减少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选择的是“村庄外出务工占比”。表3 报告了以二值离散变量“农业专业化”为被解释变量的ivprobit 模型的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表明，农民工回流对农业专业化的影响并不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由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可知，工具变量与户主回流务农、农户农民工回流两个潜在的内生变量显著高度相关，且第一阶段F 统计值大于10，基本排除了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由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可知，农民工回流显著提高了农户农业专业化经营的概率，且系数和基准回归结果相差不大，表明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3 农民工回流与农户农业专业化经营：工具变量法（一）

表4（下页）报告了以“种植规模集中度”为受限被解释变量的ivtobit 模型的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表明，农民工回流对农户种植规模集中度的影响并不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由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可知，工具变量与户主回流务农、农户农民工回流两个潜在的内生变量同样显著高度相关，且第一阶段F 统计值大于10，基本排除了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回流显著提高了农户的种植规模集中度，且系数和基准回归结果相差不大，表明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4 农民工回流与农户农业专业化经营：工具变量法（二）

2.稳健性检验二：考虑自选择问题

部分农民之所以选择外出，可能是为了返乡专业化经营而积累资源，即农户专业化经营倾向可能反过来影响农户的返乡决策。为规避自选择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从回流的样本中选取因客观因素被动返乡的户主（剔除因主观因素返乡的样本）①根据回流原因，将选择“为了照顾家人”“在外找不到工作”“生病、受伤等身体因素限制”选项的户主归类为客观因素导致的被动回流户主。，然后进行回归。根据被解释变量的不同，同样得出两种模型不同的估计结果（见表5）。其中，模型（1）为Probit 模型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为2.5%且显著，这一效果小于基准回归的平均边际效果（3.5%）；模型（2）为Tobit 模型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为0.022，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保持一致，表明返乡务农的农民工并不存在严重的自选择问题。

表5 农民工回流对农户农业专业化经营的影响：客观因素回流务农

为进一步缓解可能存在的自选择问题，这里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将户主回流务农或有家庭成员回流务农的农户设定为实验组，户主未回流务农或没有家庭成员回流务农的农户设定为控制组，分别采用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估计农民工回流的平均处理效应(ATT）。表6（下页）估计结果显示，即使在不同的被解释变量条件下，农民工回流依然对农户专业化生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户主回流务农的效应更大，再一次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表6 农民工回流对农户农业专业化经营的影响：倾向得分匹配

3.稳健性检验三：替换解释变量

回流务农的农民工在家庭农业经营中是否能起到决策作用是发挥回流农民工作用的关键。为回答回流农民工与家庭农业经营决策的匹配问题，这里根据CLDS 家庭层面问卷中的“谁是家中的主事者？”相关问题问项，识别出家中主事者是否回流务农以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显然，主事者与户主并非是等同的）①一般而言，户主作为一户之主往往是家庭事务的重要决策者，但在劳动力大量外出就业的普遍情形下或其他特殊原因，户主可能外出，家庭农业生产决策的权利将赋予家中的非户主（如户主的配偶或父母等），从而成为家庭的主事者。因此，户主与家中主事者存在一定的区别，并非是对等的关系。。顾名思义，家中主事者即往往在家庭中发挥着重要决策作用的成员，包括如何进行农业生产经营。表7 的模型（1）和模型（2）结果表明，替换解释变量后，结果依然稳健。

表7 农民工回流对农户农业专业化经营的影响：替换解释与被解释变量

4.稳健性检验四：替换被解释变量

专业化经营属于市场分工行为，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市场交易获得利润最大化。农户经营总产值在各类经营种类之间分布的集中程度可以作为其专业化经营程度的另一测量指标，同样借鉴赫芬达尔—赫希曼集中度指数的计算方法，构造销售规模集中度指数，用于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表7 的模型（3）和模型（4）结果表明，替换被解释变量后，结果依然稳健。

5.稳健性检验五：时间维度稳健性

本文的最后一个稳健性检验是分析农民工回流对农户生产专业化的影响在时间维度上是否具有稳健性。表8（下页）的结果均表明，农民工回流对农业专业化经营的影响在不同时期样本上均具有稳健性。

表8 农民工回流对农户农业专业化经营的影响：时间维度稳健性

五、机制分析、异质性分析与情景分析

（一）机制分析

1.农民工回流、信息获取能力与农业专业化经营

由表9（下页）模型（1）可知，户主回流务农显著提高了农户的信息获取能力；模型（2）表明，在使用扩展回归模型降低内生性干扰后，信息获取能力显著正向影响农业专业化；模型（3）则表明，即使将中介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都作为内生变量处理，户主回流务农和信息获取能力都对农业专业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见，农民工回流确实通过提高农户的信息获取能力间接影响了农业专业化，“农民工回流—信息获取能力—专业化经营”的影响路径成立。

表9 机制检验：农民工回流、两种能力与农业专业化

2.农民工回流、风险承担能力与农业专业化经营

表9 模型（4）表明，户主回流务农对风险承受能力的影响存在内生性问题，使用扩展回归模型降低内生性干扰后，户主回流务农显著提高了农户的风险承受能力；模型（5）说明，风险承受能力显著正向影响农业专业化；模型（6）表明，即使将中介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都作为内生变量处理，户主回流务农和风险承受能力都对农业专业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以上结果表明，农民工回流确实通过提高农户的风险承受能力间接影响了农业专业化，“农民工回流—风险承受能力—专业化经营”的影响路径成立。

3.农民工回流、农机采纳与农业专业化经营

由表10（下页）模型（1）和模型（2）的内生性检验结果可知，农民工回流与农机采纳的关系面临内生性干扰，且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均显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使用扩展回归模型降低内生性干扰后，农民工回流显著正向影响农机采纳。模型（3）显示，农机采纳与农业专业化的关系也面临内生性干扰，且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显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使用扩展回归模型降低内生性干扰后，农机采纳显著正向影响农业专业化。模型（4）和模型（5）的结果均表明，即使将中介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都作为内生变量处理，农民工回流和农机采纳都对农业专业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以上结果表明，农民工回流确实通过农机采纳间接影响了农业专业化，“农民工回流—农机采纳—专业化经营”的影响路径成立。

表10 机制检验：农民工回流、农机采纳与农业专业化

4.农民工回流、农地转入与农业专业化经营

由表11 模型（1）和模型（2）的内生性检验结果可知，农民工回流与农地转入的关系面临内生性干扰，且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显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使用扩展回归模型降低内生性干扰后，农民工回流显著正向影响农地转入。模型（3）表明，农机转入与农业专业化的关系未面临内生性干扰，使用扩展回归模型后，农地转入显著正向影响农业专业化。模型（4）和模型（5）说明，即使将中介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都作为内生变量处理，农民工回流和农地转入也对农业专业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以上结果表明，农民工回流确实通过农地转入间接影响了农业专业化，即“农民工回流—农地转入—专业化经营”的影响路径成立。

表11 机制检验：农民工回流、农地转入与农业专业化

（二）异质性分析

1.基于回流农民工年龄差异的异质性分析

不同年龄的回流农民工存在人力资本及农业经营目标的差异。为此，本文将不同年龄段的回流户主进行分组回归。 表12 的结果表明，老年与青年户主对农业专业化经营的影响均不显著，而中年户主回流务农则对农业专业化经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老年回流农民工的人力资本衰退更为明显，较低人力资本弱化了专业化经营的倾向；对于年富力强的青年农民工，其回流目的更多是将务农作为一种失业后的补救策略，一般不会在农业方面作长期投入计划，因而并不专注于农业的专业化经营［33］；不同的是，中年农民工回流务农的目标更偏向于“以农为业”，目的是谋求农业经营的利润获得，进行农业专业化经营的可能性更高。

表12 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回流对农户农业专业化经营的影响

2.基于回流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长的异质性分析

一般认为，较长的外出务工时间有利于劳动力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19］，但是过长的务工时间会因年龄的增长而弱化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其他方面（如体力、认知水平等）［33］。由此可以猜想，农民工回流对农户专业化经营的影响大小也可能与外出务工时长呈倒U 型关系。为验证这一推测，本文使用外出农民最终返乡的时间减去初次外出的时间，得到外出务工的时长，然后找出回流农民工外出时长的三分之一分位数（为3 年）和三分之二分位数的外出务工时长（为6 年），由此对回流户进行分组回归（参照系均为没有回流务农户主的农户）。表13 结果显示，务工时长与农户专业化经营的确呈倒U 型关系，外出务工3—6 年的户主回流务农对农户专业化经营产生的作用最大。可能的原因是，过短的外出务工时间不利于农户人力资本或物质资本的积累，过长务工时间或因为其财富积累减少了对务农收益的依赖而更多赋予农业休闲养老的功能，或因过长的外出务工时间导致的年龄偏老而弱化了回流农户的人力资本状况。

表13 外出务工时长与农民工回流对农户农业专业化经营的影响

3.基于回流农民工外出变换工作次数的异质性分析

根据社会学习理论，外出务工者通过不同工作种类能够丰富其亲历学习的经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因此，就回流农户而言，工作变换次数产生的人力资本差异或许会对农户专业化经营产生不同的影响。 表14（下页）的结果显示，外出变换工作次数较高的户主回流务农更能促进农户的专业化经营。原因在于，一方面，变换工作次数较多确实可能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频繁更换工作的外出农民工意味着工作不稳定，非农收入难以预期，反而会更加重视务农收益，回流农村后“以农为业”的目标会强化其专业化的经营转型。

表14 变换工作次数与农民工回流对农户农业专业化经营的影响

（三）情景分析

1.基于不同信息获取渠道的情景

由机制分析可知，回流农户具有更强的信息获取能力，但信息获取能力的发挥需要借助信息媒介和平台。为此，本文根据家庭互联网接入情况进行分组比较，结果如表15（下页）所示。 在家庭有接入互联网的情景下，农民工回流显著提高了农户农业专业化经营的概率。这表明，农民工回流对农户农业专业化经营的作用存在很强的信息获取渠道的情景依赖特征。

表15 不同信息获取渠道情景下农民工回流对农户农业专业化经营的影响

2.基于不同合作组织服务的情景

高昂的市场交易费用、风险与不确定性制约了农户选择专业化经营。但如果存在强大而有效率的社会化服务组织，统一向农户提供生产要素，组织农产品销售, 将有利于克服市场交易费用并降低风险，助力农户从事专业化经营。为此，本文进一步考察了村庄产销合作组织发育带来的异质性影响。 表16（下页）表明，在有产销服务组织的村庄情境下，农民工回流显著提高了农户农业专业化经营的概率，且平均边际效应分别为6.7%和5.5%。由此可见，农民工回流对农户农业专业化经营的作用存在很强的合作组织服务情景依赖特征。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构建了“农民工回流—人力资本提升—农业专业化经营”的分析框架，剖析了农民工回流对农户农业专业化经营及其现代化转型的决定机理，得到如下研究结论：第一，相较于未曾外出的留守农户，拥有回流务农农民工的农户进行农业专业化经营的概率要高3%以上。通过工具变量方法和各类稳健性检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仍然稳健。第二，机制分析发现，回流农民工通过提升农户信息获取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以及借助农地转入和农机采纳，能够显著促进农户的专业化经营水平。第三，在回流务农的户主群体中，户主的年龄、外出务工时长均对农户专业化经营产生“倒U 型”影响。其中，中年（45 岁至60 岁）户主回流务农对农户专业化经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外出务工3—6 年的户主回流务农对农户农业专业化经营产生的作用最大。外出变换工作次数较多的户主回流务农更能促进农户的专业化经营。第四，情景分析发现，回流农户在家庭层面拥有互联网信息获取渠道和在村庄层面拥有产销合作服务组织的情景下，能够更加有效促进农户的农业专业化经营。

本文的主要政策启示是：第一，回流农民工作为流出地的人力资本补偿方式，能够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新的活力，是改造传统农业并引领农业走向专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第二，重点关注年龄处于中年阶段、具有较长外出务工时长的回流农民工，在鼓励他们回乡务农的同时给予其更多的政策扶持和帮助。第三，进一步完善农村信息网络等各类基础设施，强化农业合作社与专业技术协会等各类社会化组织建设，推进农地流转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市场发育。第四，在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应为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自由流动提供更为宽松的制度环境，既支持农民进城务工与市民化，又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务农并培育农业经营的职业化与专业化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