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升级、业者转型与制度匹配
——人工智能发展与媒体深度融合路径探索

谢江林

人工智能自1956 年在达特茅斯会议上被提出以来，经历高潮与低谷，曲折发展，如今在新一代互联网技术支撑下迎来新生。由于技术上的天然亲近性，人工智能对传媒领域影响更为直接。当下，媒体融合进入“深度”阶段，主流媒体除了权宜性地推动技术引入、人员转型，更应建立起与技术发展动态相适应的传媒制度。

一、人工智能应用与传媒生产力升级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特别是其在传媒领域的应用：2019 年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2020 年9 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提出要用好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革命成果，加强新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前瞻性研究和应用。2021 年10月，国家广电总局印发《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十四五”科技发展规划》，强调要充分发挥科技对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创新性发展的引领、驱动和支撑作用。从政策指向来看，人工智能的引入是媒体融合的题中应有之义。经过短短几年的布局和发展，人工智能已全面渗透新闻生产各个环节，以及视听创作的诸多领域，推动了主流媒体的生产力升级。

在新闻生产领域，传感器辅助新闻消息获取、大数据新闻线索发现等技术应用拓展了信息采集环节的广度和维度；机器人写作技术提升了新闻生产环节的效率；AI 主持人和AI 嘉宾的引入丰富了节目元素，也克服了记者和主持人在时间和体力上的局限；智能算法推荐则在新闻分发环节实现了内容供需的精准匹配，尤其是对长尾需求的满足。[1]新华社早在2017年12 月就发布了国内首个自主研发的媒体人工智能平台——媒体大脑，构建起智能时代的新闻生产基础设施。2019 年9 月，人民日报社成立智慧媒体研究院，致力打造凸显主流价值观引领的“主流算法”，重塑新闻生产与传播全过程。[2]

相比机器人写作在文字创作领域的应用，视频内容创作的智能化起步较晚。2019 年12 月，央视网正式启用“人工智能编辑部”，依托数据中台，可对央视网全域数据进行智能采集，并对各类视频的关键场景、重点内容作标签化处理，进而借助机器编写技术产出独立视频产品。[3]央视纪录频道《创新中国》节目曾利用语音识别技术模拟已逝“配音大师”李易的声音，完成纪录片配音，这在世界范围内尚属首例。[4]新华社“媒体大脑”也可通过摄像头、传感器、无人机等外部设备获取视频资源并生成视频稿件。[5]

目前，省级广播电视台在融媒平台建设中也逐步引入人工智能。例如湖南广播电视台较早打造“一云多端”底层技术平台，以视频挖掘技术为核心，可对电视频道和用户UGC 内容进行高效智能化处理。[6]又如广东广播电视台旗下触电传媒推出广东广电舆情监测平台和触电AI 视觉智控平台，可实现音视频舆情数据的采集和深度分析，以及敏感内容的准确识别和召回，其准确率超过99%。[7]从2021 年开始，主流媒体纷纷入局“元宇宙”。“元宇宙”概念的智能主播、虚拟偶像和虚拟场景等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综艺节目和大型晚会中。

2022 年上半年，中宣部、财政部、国家广电总局联合下发《关于推进地市级媒体加快深度融合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正式启动地市级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试点项目，涉及24 省、60 家地市融媒体中心。“报台融合”成为机制理顺的重点，也是平台建设的难点。试点单位珠海传媒集团通过一体推进生产流程再造和技术平台开发，自主创建“九霄”融媒生态系统，实现城市全域、全媒体用户需求智能识别和内容生产传播支撑。随着市县融媒体中心建设成效初显，“四级办报”“四级办台”的渠道布局逐步向“四级办平台”迈进，人工智能将成为各级平台建设的技术标配，这将促成我国各级主流媒体的一次生产力大发展。

二、人工智能冲击与传媒业者“进化”

即便当前人工智能在传媒领域的应用还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但已对传媒业和传媒人造成了实质性影响。

其一，人工智能替代部分传媒职业和工作岗位。目前，机器人能够从事的工作越来越多。传感器辅助新闻消息获取、大数据新闻线索发现等技术的应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记者的“跑腿”。机器人写作也抢了部分记者编辑的饭碗。如果慢慢培养智能AI 主播人气，表情和动作的逼真度进一步升级，部分仅具备念稿能力的播音员或将面临“下岗”危机。已经有研究者在欧洲做了调查，人工智能客观上导致了新闻从业者大批量失业，这一失业比例在比利时为8.25%（2015），在德国为17%（2017）[8]。人工智能在从事一些基础性的内容生产工作上已经游刃有余，并呈向“上”进阶的趋势。2022 年底美国OpenAI 公司发布的聊天机器人程序ChatGPT，能够基于大型语言模型采集、加工、升华人类知识与人工内容，输出复杂的、类人的作品[9]。相比过去的写稿机器人，ChatGPT 在自主学习、内容组织、文本生成等方面全面进化，甚至能够表达观点、塑造风格，这对新闻从业者构成更大挑战。虽然有研究指出人工智能所创造的工作机会将足以弥补其取代的岗位数量，并且在未来将带来大量新增工作岗位[10]，中国国家人社部也公布了若干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式职业，但这种“此消彼长”是建立在“更新换代”的基础之上。就媒体机构来说，部分技能单一且转型困难的编辑、记者和主持人将被“新人”替代，或面临边缘化境地。

其二，人工智能逼迫传媒人转型乃至“进化”。人工智能对基础性工作的胜任，从另一种角度看，也是对从事这部分业务工作人员的一种解放。例如具备较强综合能力的记者、编辑，可以从简单消息写作和稿件处理工作中解放出来，转向更需要价值评判和情感注入的新闻评论和深度调查报道工作。“播音员”也可以转型从事更有挑战性的“主持人”工作。传媒工作者与人工智能之间最理想的关系应是人机协作。在当前阶段，脑机交互技术或许还达不到直接提升人脑的智力水平，更普遍的应用场景应是人机配合，利用机器优化人的脑力劳动供给。传媒人若要不被淘汰，最稳妥的做法自然是主动转型，从基础性、重复性的简单内容生产转向更具创造性的复杂内容生产，提高自身劳动的价值增值，这是传媒人的一种自主“进化”。更进一步，传媒人要学会与机器相处，提升人机协作的能力。一方面，利用技术延展人的能力边界，提高工作效率。例如结合新闻选题智能收集技术、机器人写稿技术，提高写作的精度和速度，扩大报道的范围，提升新闻输出的“质”和“量”。另一方面，通过人为介入，弥补技术本身存在的缺陷。例如对数据输入进行把关，发现不完整数据、缺陷数据，避免“偏见进，偏见出”；或者结合人工写作经验，检验算法中的假设与判断是否合理、设计者是否存在偏见、建模是否完善等，从而防范和降低算法风险，这类似当下新兴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工作。自ChatGPT 发布后，联合国贸发组织在其官网上刊登的文章《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GPT 如何影响工作就业》中指出，那些能更快适应技术变革的工人将放弃自动化的任务，并越来越多地承担与人工智能互补的任务。[11]从单纯的内容创作者转向人机协作的主导者，是传媒人的一种更高阶的“进化”。

然而，纵观当前各级主流媒体“建平台”和“用平台”的情况，传媒人在新技术环境下，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水土不服”问题，突出表现为基层采编人员“不会”用平台或“不愿”用平台，以致一些智能化应用无法全面铺开。究其原因，一方面，不少媒体缺乏自主研发平台的能力，其平台技术由外部公司提供，因而存在平台功能与使用需求不匹配的情况，导致平台“不好用”；另一方面，新平台的使用存在一定的专业门槛，而不少媒体缺乏常设的技术团队对采编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对于这些媒体来说，“选对”平台是“用好”平台的关键。从长远来看，组建自己的技术团队，根据媒体生产流程和使用需求来设计平台，才是实现人机高度融合的关键所在。另外，采编人员从旧平台到新平台的成功“切换”，除了需要技术人员的培训支持，还需要一些外部推动力，例如媒体各级管理人员、业务骨干要带头用平台，做好示范带动，同时要对积极适应新平台并取得成效的团队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从而激励全员使用新平台，建立起长久稳固的人机匹配。

三、人工智能引入与制度匹配

如果说技术引进和人员转型是主流媒体应对人工智能风口的权宜应变，那么建立有助于持续跟进新技术的体制机制，才是主流媒体应对不间断技术迭代，实现深度融合发展的长久之计。传统经济学史学观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乃至决定性因素，例如工业革命的爆发，被认为是关键技术发明所带来的技术进步的结果。与之相对，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是合理的制度安排促进了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技术进步和资源积累，例如工业革命之所以在少数国家爆发，是因为这些国家率先进行了经济改革。[12]在当下，新制度经济学的现实解释力得到越来越多的印证，制度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视角，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近十年来影响我国主流媒体融合发展成效的一些制度性掣肘问题。我国主流媒体按行政区划设置，是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事业单位，一级政府管一级媒体。在互联网兴起之前，主流媒体特别是广播电视媒体因严格的行业准入而牢牢占据渠道技术优势，并因渠道的独占性而持续获得经济租金——广告收入[13]。体制保护下的传媒市场缺乏竞争，主流媒体容易形成渠道依赖，缺乏渠道升级的敏感性和紧迫性。在此背景下，主流媒体往往重视内容建设，而不够重视技术研发。当互联网来临之时，对旧有渠道的依赖以及薄弱的技术积累延缓了主流媒体拥抱新技术、建立新平台的进程。另外，事业体制对人的保护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技术迭代步伐。当人工智能对部分基础性工作岗位的人员构成“替代”时，主流媒体不可能像一般企业采取“断腕求存”之策——裁员。新技术冲击下未能及时转型或没有能力转型的人员应如何安置，是事业单位性质的媒体机构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而推动“存量人员”的转型是体制造就的权宜应对之策。

在互联网流量红利时代，主流媒体未能赢得先机；如今互联网发展进入 “下半场”，在从“融媒体”向“智媒体”转型过程中，主流媒体能否实现“弯道超车”，前景仍然严峻。建立有助于拥抱新技术、培育新技术、善用新技术的合理机制，是主流媒体亟须思考的问题。否则，即便技术机遇再一次来到了眼前，主流媒体仍未必能赶上风口，这是从互联网发展“上半场”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当务之急，是革新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一方面，要建立技术引领性和内容主导性兼具的岗位管理制度。要从身份管理转向岗位管理，突破编内、编外身份限制，实行因事设岗、岗变薪变。要根据技术发展需求设立新岗位，引进和培养技术人才。另一方面，要建立绩效导向的薪酬分配机制。要综合考量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和实际经济社会贡献等绩效指标，激发员工的创新创业热情，提升人的效率。当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因应技术升级的人员转型乃至“进化”将依循效率原则水到渠成。以制度建设推动技术进步，激活媒体发展的内驱力，而不是被动等待新技术的到来，带动媒体发展，这正是制度经济性的体现。

另外，人工智能不仅仅是生产工具，还是一种组织变革力量。除了利用人工智能做好传播，还应推动其在传媒内部管理诸多环节的渗透，从而提高媒体的整体运作效率。例如通过人工神经网络离职预测、基于知识库系统的候选人搜索引擎、基于遗传算法的员工排班系统、基于文本挖掘的人力资源情感分析、提供信息提取的简历数据采集等[14]方面技术应用，有助于提高选人用人、岗位优化、干部提拔等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可见，合理的制度有助于先进技术的孵化，反过来，善用技术也有利于推动管理制度的优化、管理效率提升，制度建设成为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破局关键。

注释：

[1]胡尊栊.人工智能在新闻传播中的应用研究[D].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20.

[2]余荣华,张深源,朱利.聚焦“主流算法”加快智能媒体迭代——人民日报新媒体推进人工智能实战化运用[J].新闻战线,2020(8):8-10.

[3]庞俊.人工智能在创新新闻流程中的应用分析——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编辑部”为例[J].传媒,2021(5上):55-58.

[4]彭桂兵.人工智能时代科技题材纪录片的叙事艺术——以央视纪录片《创新中国》为例[J].中国电视,2018(12):38-41.

[5]蔡筱牧.新华社媒体大脑：技术驱动新闻生产方式变革[J].传媒, 2018(10 下):54-56.

[6]徐冰,舒煊.从全端走向云端：芒果TV“一云多屏”的创新之路[J].新闻与写作,2016(10):19-22.

[7]李捷思.广东广电融媒拳势威猛 亮相中国网络媒体论坛[N].声报，2021-12-03.

[8] Maria Crespo. 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Transforming Journalism[EB/OL].(2018-11-27).https://www.equaltimes.org/how-artificial-intelligence-is?lang=en#.XN-p3PZuJuk.

[9]张夏恒.ChatGPT 的逻辑解构、影响研判及政策建议[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23(2):19-28.

[10] Kasey Panetta. Gartner Top Strategic Technology Trends for 2021[EB/OL].(2020-10-19).https://www.gartner.com/smarterwithgartner/gartner-top-strategic-technology-trends-for-2021.

[11]第一财经.联合国官员谈ChatGPT：如何影响就业？谁是赢家输家？[EB/OL].(2023-02-06).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7011010508892339&wfr=spider&for=pc.

[12]杨德才.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2-3.

[13]谢江林.资源重塑：电视媒体“空心化”的治本之策——基于战略管理视角[J].南方电视学刊,2016(12):13-16.

[14]徐鹏,徐向艺.人工智能时代企业管理变革的逻辑与分析框架[J].管理世界,2020(1):122-129+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