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桐”“孤桐”“秋桐”※
——章士钊旧体诗词创作流变论

李遇春 李聪聪

内容提要：旧体诗词创作贯穿了章士钊的漫长一生，且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清末至1927年《甲寅周刊》停刊前，章士钊的旧体诗主要表现在冲决旧时代网罗的革命精神、求新求变的政治追求，以及坚守文化底线的韧性战斗力，如“青桐”一般的独立人格和蓬勃姿态贯穿其中。其时诗风尚处于雏形阶段，受清末诗界革命派和苏轼的影响较大。抗日战争爆发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因个人失意与家国之悲相交织，章士钊进而转向传统文化寻求精神寄托，诗词中宛如“孤桐”的孤独意识和孤高的归隐之志凸显。此阶段章士钊创作颇丰，诗词兼擅，在诗学杜甫、词学稼轩的基础上，形成“以我役文”的成熟诗风。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一是借诗词抒发“我言秋日胜春朝”的喜悦，二是流露出暮秋之年的颓唐，整体表现出“秋桐”天高云淡的心境。晚年诗力有所削弱，有陆放翁遗韵。章士钊的旧体诗词创作历程，体现了他从“青桐”到“孤桐”再到“秋桐”的审美心理嬗变，既是其个人心史，也折射了近现代以来中国诗史转变的一个历史轮廓。

在近现代文坛以“逻辑文”著称的章士钊（1881—1973）创作了数量可观的旧体诗词，仅存世可考者已有一千余首，部分以别集的方式收录于陈书良编校的《章士钊诗词集》，计854首。另有“星桦”辑佚的《孤桐韵语·拾遗集》185首、《孤桐寺韵集》140余首等。从现存诗作来看，自《哭汪希颜》（1903）至《〈柳文指要〉再跋》（1971）中所作的无题诗，旧体诗词创作几乎贯穿了章士钊的漫长一生。诚如陈万雄所言，章士钊的“一生交识政学各界人物既广，阅历又深，常身预政局风潮的核心。所以他的诗文，时涉人物故实，颇具史料价值”①陈万雄：《跋章士钊〈将军叹〉——赵尔丰与近代政局》，《陈万雄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07页。。其实在史料价值之外，章士钊的旧体诗词还有很高的思想文化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我们完全可以从旧体诗词创作角度切入章士钊丰富的精神世界，并追寻其诗词创作的审美嬗变历程，探寻其内在的诗学奥秘。

一

据金静庵《孤桐诗稿》总目，《青桐吟稿》收录章士钊自1902年至1926年的诗作，惜乎私家排印且大多散佚，其全貌如今已不可考。但从现存的零星诗作中我们亦不难窥见其早期创作风貌。以《甲寅周刊》停刊（1927）为标志，此前的章士钊作为时代弄潮儿，政治上游刃有余，学术上以《甲寅》月刊和周刊为主要阵地，几番鼓荡舆论风潮，一时风光无两。这些人生体验在其旧体诗创作上打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1903年8月9日发表的《哭汪希颜》是目前可见的章士钊最早的旧体诗，也是他早期诗作题材和风格的代表。诗云：“狼豕纵横二十周，少年新换好头颅。何来鬼物攫人去，无限关河惹我愁。铁血晶莹向谁说？心肝呕吐已全休。愿从天假杀人柄，死尽中朝旧辈流。”该诗刊载于《国民日日报》第三号，署名“青桐”。《国民日日报》由章士钊和陈独秀、苏曼殊等友人共同创办，该报与章氏曾任主笔、后被当局查禁的《苏报》在理念上一脉相承，均致力于“排满”和鼓吹革命。署名“青桐”亦让人联想到苍翠油然的蓬勃生机和革命新生力量。这个取自白居易诗句“一颗青桐子”（《云居寺孤桐》）的笔名之所以受到章士钊的偏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和老家西墙那棵“伴读”的幼桐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②陈书良：《寂寞秋桐——章士钊别传》，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至于诗作内容更是洋溢着冲决旧时代网罗的革命精神。凭吊对象汪希颜是章士钊在江南陆师学堂的同学，生前不遗余力鼓吹新学，无奈因病英年早逝。汪的去世于情于理和清廷并无直接关系，但有识之士白白葬送于狼奔豕突的旧时代，致使满腹经纶和一腔抱负无从施展，这不能不引发同样胸怀大志的革命青年章士钊的不满。尾联化用陆游诗句“萧萧白发卧扁舟，死尽中朝旧辈流”（《枕上作》），风烛残年的诗人在原诗中表达的是对逝去故友的怀念，章士钊则反其意而用之，变为诅咒旧时代和从事暴力革命活动的呐喊。这首诗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以传统七律体式抒发现代革命情感，属于梁启超所谓“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之作。虽然是悼挽题材，采用的却是欲扬先抑的手法，且韵脚“颅”“愁”，尤其尾韵“流”均是以阳平为主的昂上调，悲戚沉重的情感压制不住革命的万丈豪情。

然而《哭汪希颜》毕竟没有触及具体的资产阶级革命事件，只是诗人“先入为主”的革命理念和独立人格的投射。相较而言，章士钊之后用同一笔名在《国民日日报》第五号发表的《哭沈荩》（四首）则有着更加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战斗性，是对专制王朝屠杀革命党人的血泪控诉。1903年7月31日，清政府将革命志士沈荩活活杖毙于刑部大狱，其间他还遭受近四小时毒打、被绳索勒颈等酷刑，此举惨绝人寰，令人发指。这组诗和章士钊作于同年的传记文《沈荩》都是对“沈荩案”的直接回应，区别在于前者重抒情，后者重叙事和议论。据诗后自注，四首诗各有侧重，分别是“悲死者”、“悲湖湘子弟”、“悲同党”和“自悲”。其一借乌江自刎的项羽，悲叹沈荩“壮志未酬身先死”；其二在与庸碌之辈的对比中，叹息沈荩和舒闰祥等湖湘革命志士的凋零；其三用孔褒藏匿同僚好友被杀的史实，影射革命党人人自危的处境；最后一首以自沉殉国的屈原作比，表现诗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专制时代势不两立的决心：“国恨弥无极，灵荃独自伤。只应为国死，宁赴汨罗潭。”组诗选用节奏短促的五言句和篇幅简短的绝句，适宜表达沉痛哀怨的心情和怒不可遏的激切心态。绝句因篇幅限制多采取融情入景的写法，这里却一反常规，全部以情语出之，可见诗人内心之愤慨。其他如《哭何梅士》（1904）等亦于沉郁中见豪迈，字里行间能听到章士钊渴望砸碎封建专制牢笼的怒吼，亦可见晚清“诗界革命派”的余音嗣响。

章士钊诗作中的资产阶级革命豪情固然出于他特立独行的个性和对封建专制时代环境的反抗，但和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张继、邹容等革命师友们的交往显然进一步激发了诗人内心深处的革命情怀。对此，章士钊借《瞢腾歌（怀师友也）》（1903）、《悼念邹容诗》（1924）等表达了感念之情。其中，《瞢腾歌（怀师友也）》采用歌行体，句式参差，韵脚自如，篇幅介于诗文之间，显示出章士钊立志革命期间自由无拘的壮士气魄。长诗着重展示在师友的影响下，自己从混沌愚昧到思想启蒙的过程，按时间顺序可将内容划分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个部分。在章士钊看来，过去的自己无知无识，一如鸿蒙初辟时待凿的混沌：“乾坤初剖壳，两间无多物。南海有一儵，北海有一忽。中间一物曰混沌，混沌一出人咄咄。”在师友们混沌凿窍般的启蒙下，现在的自己仿佛获得了新生：“混沌死，今当生，今当生自长沙里，里儿踯躅皆小魔，中有精灵瞢腾子。”从混沌到瞢腾子，不仅形体由“不啼笑”“无毛发”变为“毛发四体遍，啼笑一时作”，思想也因之获得了解放：“是为混沌进化期，且有混沌重生约，约定当年第一周，天假神柄劈其流。”第三部分申说自己在神州陆沉的乱世，渴望有朝一日为国效力的豪情壮志：“上作降水淹挪亚，下见蚌蛤翻神州。神州粗定即颠覆，海为田，岸为谷，复从太始还真形，任我独居一柱通天屋。”

章士钊的早期诗作流露出了一个时代弄潮儿的心声，是清末民初革命青年的见证和缩影。但耿介拔俗的性格又使得章士钊对一切潮流保持本能的警惕，当几乎所有人对资产阶级革命交口称誉时，他却能以清醒的态度审视革命青年中潜藏的消极因子。在《二十世纪之青年》（1903）中，章士钊即为我们展现了部分革命青年的另一副面孔。扛着“自由”与“平权”大旗的“二十世纪之青年”，在黄浦江边呼风唤雨，意气风发，大有不可一世之概。然而实际情形是“束发初出门”的“小生”流连于烟花柳巷，乐而忘返：“热血陡激无尾闾，方针间转五香车。邯郸城南记游侠，枇杷门里寻校书。”而且为获取芳心，他们不惜“苦心运动”，使尽浑身解数。以至于在动荡的社会中出现了“英雄本色侠士风，美人醇酒交错综”的“和谐”场面。该诗句式自此由整饬走向散行，以凸显青年们的纵情享乐和散漫堕落：“亡国之音为我歌一曲，酒后耳热声哝哝。劲装断发皓齿蛾眉互相印，惹起世人好观听。”此数语与“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异曲同工，讥讽对象却由青楼歌妓转向革命青年，令人不胜唏嘘。对于所谓民族脊梁和有志青年的如此行径，诗人在无情讽刺之余也表现出深深的担忧：“天地异色妖孽出，可怜弯强压骑之骨化为云与烟。”此诗已显露出作为资产阶级革命青年的章士钊对革命的疏离姿态，在章氏早期诗作中显得别具一格。

从之后的经历来看，章士钊确乎没有耽溺于资产阶级革命理想，而是在同盟会成立的关键时期“力脱党籍为书生”（《草新湖南案成放歌》，1922），走上“苦读救国”的道路。章士钊的思想转变其来有自，先是“《苏报》案”致义兄章太炎锒铛入狱，义弟邹容惨死狱中；其后他见证了华兴会在长沙发动的起义失败，黄兴险遭杀身之祸；而后又亲身参与万福华刺杀王之春事件，并因此牵连爱国协会十数人被捕。章士钊因此意识到暗杀等暴力革命行为“思想幼稚，举动轻率”①章士钊：《书甲辰三暗杀案》，《章士钊全集》第8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页。，转而寄希望于成熟的政治制度来改造中国。从“毁党造党”到“联省自治”，中间经过“两党制”“联邦制”等，章士钊亲身参与的资产阶级政治探索道路可谓几经波折。这些经历都浓缩在他的长诗《草新湖南案成放歌》中。该诗为章士钊在德国柏林考察政治学术时所作，诗人首先回顾了近现代湘籍先贤的文治武功，杨笃生、杨度、黄兴、蔡锷、刘建藩等悉数在列，可谓“壮士如云起”“将相一时豪”。接着指出民国肇始以来政乱不止的事实，以及对湖南的冲击：“破坏频仍建设无，举世滔滔湘复尔。于今满地皆豺狼，吾乡被祸尤惨伤。”然后提出推行“农治”的解决方案：“欧洲大战四五载，新理翻腾若江海。中有农治为胜义，小子殷勤恣探采。”与此同时，章士钊还对自己此前的政治探索进行了全面否定，如“从兹掉臂游三岛，谬解英伦宪政好。归来大张内阁论，志不得通辄大恼”。“联邦邦联初切磋，调和之论遭时病。”

“以农立国”是章士钊在西方宪政理想破灭后，返还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寻求出路的必然结果。“章士钊的宪政主张最终演变为无政思想，是他淡出政论界而走向文化界的思想根源。”②张谦：《革命·宪政·调和——章士钊报刊言论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1925年7月，章士钊以周刊形式复刊《甲寅》，与奉西学为圭臬的新文化阵营据理力争。在此前后，他一方面撰写《评新文化运动》《评新文学运动》《文俚平议》等论争文章，另一方面秉持“白话恕不刊布”的准则刊载各类旧体文学，同时自作旧体诗表露心迹。《纕蘅诗齿〈甲寅〉重张事，夜不成寐，次韵答之》（1927）是章士钊现存不多的与重刊《甲寅》有关的诗作，诗云：“无端复把笔尖来，早岁欢娱浸化哀。谁信明农能建国，世工作党不需才。无多眼泪吾安哭，几副心肝子试猜。大海茫茫成独往，如膏烧尽自然回。”1914年章士钊创办《甲寅月刊》，代表的是进步与趋新；而今重刊《甲寅周刊》，却被视为守旧与复古。两相对照，确有“早岁欢娱浸化哀”之感。无论是之前政治上提出“以农立国”，还是现在文化上持守传统，都不能得到世人的理解，这让诗人心绪复杂，欲哭无泪。尽管重刊《甲寅周刊》被视为复古和守旧，但在传统文化遭遇根本冲击的关键时刻，章士钊仍坚守底线，绝不退缩。与论争文字的主理风格不同，章士钊的旧体诗娓娓道来、以情动人，其“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良苦用心极具感染力。这也使得章士钊这一时期的形象变得更加丰富和立体。

需要区别对待的是，尽管章士钊的文化观点“暮气沉沉”，文化姿态却“英姿勃发”，大有“野火烧不尽”的蓬勃生命力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性战斗力。这种姿态与其早期革命精神在根底上是相通的，反抗封建专制也好，反对新文化时尚也罢，都是对主流话语权力的有意疏离。多年后，章士钊作《高阳台·咏小金凤，示欧阳予倩》称赏新文学家的桂剧实验。而且自称“书架上哪里有一本白话书”①章含之：《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的章士钊，在晚年所作的《与徐伯訏》中却写道：“早岁读君书，晚年识君面。得心真应手，圜视一轮扁。”诗中对擅长言情和心理描写、以现代白话小说名世的徐訏不吝溢美之词。此类与新文学阵营和解的倾向在章士钊1925年所作的唯一一首新诗《答胡适》中亦可见端倪：“我写白话歪诗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从诗歌尤其是旧体诗词的角度观照新旧论争时期的章士钊，所谓“顽固”“守旧”“复古”，其实策略性大于观念性。

整体而言，章士钊的早期诗作表现出冲决旧时代网罗的革命精神，求新求变的政治追求，以及坚守文化底线的韧性战斗力。反对“好同恶异”的独立人格和蓬勃朝气贯穿其中。具体而言，在行为方式上，章士钊早年写作旧体诗不过是“牛刀小试”的自发行为，这与中后期主动追寻郑孝胥、朱荫龙等写诗填词的自觉行为截然不同，因而早期诗作尚未成系统，也没有成熟的诗歌理念做支撑。从题材内容来看，章士钊早期诗作聚焦时事政治题材，多以咏怀和悼挽形式出之，对“大我”和“他者”的关怀远远大于对“小我”和“自我”的审视。风格亦处于雏形阶段，还未形成鲜明的个人标识。但受任侠使气的性格气质和王纲解纽的时代风尚影响，章士钊早期诗作的特点亦有迹可循，即远绍苏轼豪宕放旷的气魄，近承诗界革命派遗风，于旧形式中发抒新思想、表达新意境。

在《金州海边读拔可所赠诸家诗集赋此却寄》（1927）中，章士钊转述了郑孝胥对他早期诗风与苏轼相近的评价：“吾生好谈政，夙昔废谣吟。忽逢硕师来（谓海藏先生），嘉训重南针。谓与大苏近，受宠殊不任。”青年时期的章士钊任侠使气，一度热衷革命事业，洒脱不羁的性格反映在诗作中，固然与苏轼豪宕放旷的诗风有着剪不断的关联，但从其现存诗作来看，这种关联至少不具备唯一性。从前述例证中也可以见出，章诗表面上气势昂扬，故作豪迈之语，但骨子里却郁积着深厚的忧愁和痛苦。在那个暗无天日的时代，诗人甚至想到效仿投汨罗江而死的屈原。由此可见，章士钊早期诗作受到了晚清“诗界革命派”的影响确实不虚，但如果探寻它与中国古代诗学的渊源，则是以苏轼豪宕放旷的风格为表，以屈原沉郁雄健的情感为里，同时还多少受到了青年陆游悲愤激昂诗风的影响。这也就容易理解章士钊为什么一方面对郑孝胥将其与苏轼类比受宠若惊，另一方面又直言自己对苏诗难以真正欣赏：“苦搜苏诗读，契赏亦未深。”（《金州海边读拔可所赠诸家诗集赋此却寄》）

二

《甲寅周刊》停刊（1927）后的几年，章士钊将主要精力转向了学术研究，并第三次赴欧洲游历，至1929年12月归国。1931年抗日战争爆发至新中国成立前这段“烽火连三月”的战乱日子里，章士钊吟兴大发，观政行都、作诗言志；游历四川、桂林、西北、台湾等地，大展词才，其旧体诗词创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间诗集多以“孤桐”命名，如《孤桐初稿》（1927～1938）、《孤桐入蜀稿》（1939～1945）、《章孤桐先生游台诗草》（1948）、《孤桐诗稿》（1946～1948）等。从“青桐”到“孤桐”，虽一字之差，折射的却是章士钊由青年到中年、由意气昂扬到沉稳劲健的心境转变。如果说章士钊的早期诗作主要是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凸显，那么抗战后的诗词则更多闪烁着传统文化的辉光，儒家思想和名士风范对他的影响清晰可见。与之相应，他这一时期的旧体诗词流露出的主要是孤独与孤高相交织的复杂人文情感。

“三一八”惨案后，作为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的章士钊与临时执政段祺瑞被爱国学生驱逐下台。此后一段时间内，章士钊曾息影津门，与郑孝胥、曹经沅（纕蘅）等交游酬唱，切磋诗艺。其中，《次〈今传是楼雅集〉韵，柬纕蘅并示同社诸君》（1927）揭示了他此后耽溺旧体诗词创作的深层心理动因。诗云：“早误儒冠是此生，晚扳短句作长城。钻研自笑锥方末，瓠落终成器莫名。坐见玄黄重战血，苦从猿鸟认吟声。侧身风雅吾滋愧，谢子殷勤介我情。”该诗表达了章士钊政治受挫后厕身吟坛的无奈，“风雅比兴”成为他抵御纷扰和訾议的精神“长城”。外面天地玄黄，自己却偏居一隅，为此他深感惭愧。此诗尽显诗人的失意、苦闷和孤独，诗风沉郁顿挫，初现老杜遗风。

政治下野，再加上与新文化阵营论争的失利，这让性格倔强的章士钊很难释怀。这种因个人失意导致的孤独感一直延续到了抗战时期。在《永遇乐·北大同学招引市楼，用稼轩韵》（1941）中他对早年从政被称为“老虎总长”耿耿于怀，念及此事不禁黯然神伤：“只当年，愿持风义，世间妄道如虎”，“吾今老矣，旧曲中郎，只许墙阴摇鼓”。在《改岁》（1940）中他哀叹旧派人物的凋零和旧文学的颓靡不振：“旧家人物今馀几，老派文章谁与同。”在《赠慎馀》（1943）中他感慨纲常伦理在当今社会的失范：“别营二十载，纲纪欻崩腾。子几忘其父，弟不知有兄。家人纽以解，大任力岂胜。国脉叹中绝，不绝亦暂停。”在《周璧光见赠蜜酒，为当年读〈甲寅〉有心得状，酬之以诗》（1943）中，他回忆起民国初肇时期袁世凯暴露“僭越”之举，学界纷纷依附者有之，意气消沉颓唐者也不少，而他自己在孤独中反抗，虽力不胜任，但依旧直面时艰。正所谓：“公路初僭帝，士气欻销沉。纷纷附羶去，负荷力不任。”当年章士钊创办《甲寅月刊》为新思想鼓与呼，直指民初帝制思想。虽未能挽狂澜于既倒，但革命者的道心始终如一：“吾仗《甲寅》作，不畏强暴侵。拘囚日讽诵，以此坚道心。”而今卅载光阴弹指过，论敌故交风流云散，孰是孰非已不重要，孤苦之意油然而生：“事经三十年，作者久成瘖。元祐籍半放，溷迹逃微吟。多言生苦意，蜜酒幸先斟。”

但对一己得失的关注还是被家国沦陷的忧患所覆盖，战乱频仍、迁徙不定，这常常使章士钊陷入更加苦闷的境地。在诗人数量众多的纪时感事诗中，又以惨烈的战争场面触发的孤独感最为强烈。1939年5月，日本军机袭渝，大量投放燃烧弹，以致兴隆街一带火光烛天，数日未熄。章士钊借《日暮吟》对当时的场景进行了还原：“东城西城火光迸，秋井塌处白骨埋。可怜无人掘秋井，三日白骨生青苔。天阴鬼哭影戢戢，瓦砾处处森成堆。”日人一炬，可怜焦土，以致“其余家家恣野哭，兄寻弟尸妻觅孩”。百姓因侵略者的暴行而无端遭此劫难，诗人对此感到彷徨：“如此惨戚岂无多，天意安欲人难猜。”同叙荆棘铜驼之悲，《日暮吟》将白骨丛生的战争场面予以赤裸呈现，较之杜甫名篇《春望》，余韵虽不及，但情感冲击不小。类似的暴行不只存在于日军身上。1938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岳阳。在侵略者尚未抵达长沙的同一天，蒋介石便下令火烧长沙，致使古城沦为废墟，死伤惨重。章士钊对这一“有计划的焚城”事件亦感慨系之：“却师未足还纵焚，周瑜灼人我自灼。长沙一炬天下惊，不比咸阳三月弱。火阵合围豆在釜，小人虫沙君子鹤。”（《夷午至，长歌劳之》）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无论是日军因侵略燃起的重庆大火，还是国军因抗战燃起的长沙大火，对于无辜的百姓而言，都是灭顶之灾。这也使得峭怆幽邃的氛围弥漫于章士钊这一时期的诗词中，如“昨夜虏阵横空飞弹子，渝州一城声尽死”（《海棠溪》）、“长笛一声三峡哀，渝城万户意成灰”（《警》）、“兴亡事，非同人面。更难说、天心怎流转”（《尉迟杯·酬林半觉见赠广西石墨》）等。

相较于直面战争，作为一介书生，章士钊大部分时间是在躲避战乱，因此避难诗在他战乱时期的诗词中占有很大比重。个中不仅有客中心事和飘萧情怀，还有狼狈不堪和担惊受怕，由此引发的孤独感不难想见。《土室吟，简纕蘅》写避难时“气屏不得出，仿佛鬼物临”的窒息场面。《无洞叹》写“家家凿空争避贼”与“古叹无家今无洞”之间的凄惶，“逼仄若废冢”的防空洞尚且不可得，这比杜甫的《无家别》蕴含更深的民族悲哀。《携选诗一卷至李子坝陶宅避警，主人不在》写诗人趁着战争号角尚未吹响，在月色凄清的暗夜摸索着找寻归路的细节：“吟久未闻清角厉，起寻归路月微华。”这种因恐惧和飘零产生的孤独感沦肌浃髓，读来令人潸然。当然还有对人生如寄、前途未卜的忧虑：“随流应入还珠洞，却畏龙回惹是非”（《鹧鸪天·桂林避警》），“天涯何处不流离，明朝谁得知？”（《阮郎归·避警归作》）正因朝不保夕，所以章士钊在避难之余对亲友异常牵挂。《念奴娇·怀重庆诸友》上片云：“漓江西上，是几时，不见渝州烟雨。闻说日长阴洞里，贼火今年如许。四面山明，一肩人瘁，人被山留住。却怀诸友，此时分散何处？”诗人避难桂林，怀念身在陪都的汪旭初、沈尹默等好友，词句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其他如《和庚白〈闻警避草间〉》中劝慰老友“谁道身危心不危，草间偷活莫相嗤”，《寄内》中甚至用五百余字铺叙“初闻警角正看客，反奔足茧儿扶行”的避敌日常窘境，《声声慢·鹌鹑词，赠罗钧任》更是将友人避难时的艰窘表现得淋漓尽致：“达官避胡无地，怅延秋，乌噪城门。只赢得，向牂牁道上，待捉鹌鹑。”

对现实的无奈往往会激发诗人返还历史寻找寄托，于是怀古咏史诗应运而生，这也是古往今来最适宜表现诗人孤独情感的题材之一。在直面战争与躲避战乱的罅隙中，章士钊时常吊古思今、抚今追昔，这类题材集中分布在《长沙章先生词稿》（1941）、《入秦草》（1942）、《游泸草》（1944）等诗词集中。如《入秦草》中的《玉楼春·登慈恩寺塔》《玉楼春·登骊山由高处观新题记》《踏莎行·游华清池》《玉楼春·过灞桥》《鹧鸪天·长安月》等，题目中昔盛今衰的感慨和孤寂失意的情感扑面而来。诗词中还经常出现“祖龙”“阿房”“三郎”“玉环”“羯鼓”“天宝”“延秋门”等意象，且“马嵬驿兵变”成为诗集中反复吟咏的事件，忧国伤时、借古讽今的意图强烈。在章氏众多怀古诗词中，当以《念奴娇·独秀峰怀古》（1941）为翘楚。这首词将山河沦陷和知交零落的孤独熔为一炉，风格豪迈奔放、气魄雄伟，情感却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可与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和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对读。上片大开大合，从明初就藩桂林、世代承袭的靖江王朱守谦说起，回溯到深受百姓爱戴的南朝始安（今桂林）太守颜延之。然而靖江不靖，历史和平安宁，当下山河沦陷，攘内安外的刘裕如今安在？下片睹物思人，“步到独秀峰前，低徊身世，想起怀宁客”。诗人与怀宁人陈独秀虽然在政治、文化、文学等方面的立场势同冰炭，但私下性情相投，交谊甚笃（“自异求同冰炭性”）。此时的陈独秀贫病交加，隐居重庆江津鹤山坪，潘赞化说他“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过不了两三年了”①陈松年：《我的父亲陈独秀》，杨扬编：《自述与印象：陈独秀》，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4页。。作为挚友的章士钊不能不心有戚戚焉。

无论是因政治下野感慨壮志难酬，还是坚守传统以防文脉中断，抑或是以匹夫之躯肩兴亡之责，都是传统士大夫入世情怀的体现。虽然章士钊不能征战沙场，为国尽忠，但忧国忧民的情怀始终不渝。巴山夜雨能触动他的忧国之思：“巴山夜雨杂江流，似为忧国声声破。”（《访君劢不遇》）卷轴上的茅屋亦能引发他的忧民情怀：“屋顶并无三重茅，芦席几片纵横覆。”“景象南京十载前，死骨惯伴朱门臭。”（《题可儿芦棚画幅》）哪怕是访友人不遇这种不起眼的小事，他也能因水流湍急、山岭过高而与未卜的国事扯上关联：“访友艰难同国事，闻笳能使鬓无华。”（《弹子石访曾云霈不遇》）这种忧患意识在章词中的表现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仿东坡后六客词意”而作的《定风波》：“三十八年同一梦，堪痛，家国仍是患蜩螗。”寄沉痛于平实至诚之语，堪为警句。又如“幸大野盘空，毛血零乱，有床头画鹰堪展”（《绕佛阁·和琴可〈霜夕〉》），“故国山河终似月，老年词笔犹如虎”（《满江红·得伯鹰书促返渝》）等，以文为词，直抒胸臆，词风豪放。至于“国忧乡梦，一时奔迸如水”（《念奴娇·漓江东下》），“只故国寒沙，梦萦江左无限春”（《忆旧游·寄侯疑始》），“归也多烦，归也少知音，归也故园零落，愁听变鸣禽”（《喝火令·秋意殊萧索》）等，则更偏重词人之词，含蓄蕴藉，词风婉约动人。

身处乱世，且襟怀抱负无从施展，这使得章士钊性格中孤高的一面及由此引发的归隐心志逐渐占据上风。这与其说是逃避，毋宁说是诗人用来平衡或排遣孤独的手段，是诗人儒家兼济之志受挫后，向着魏晋名士寻求精神寄托的结果。这在精神气质上恰好与章士钊的另一笔名“孤桐”相契合。“孤桐”之名是章士钊“诵云居之诗，取嶧阳之意”①孤桐：《字说》，《甲寅周刊》第1卷第1号，1925年7月18日。得来。“云居之诗”是指之前提到的白居易《云居寺孤桐》，但与取名“青桐”时侧重不同，这里更偏重其高拔（“直从萌芽拔，高见毫末始”）和孤直（“寄言立身者，孤直当如此”）。至于“嶧阳孤桐”，以能制作琴瑟闻名，多与清峻通脱的隐者相关联。“孤桐”意象在章士钊战乱时期的诗作中时有出现，如“孤桐浮磬皆沉响，强相将，难入无弦柱”（《莺啼序·和琴可，用梦窗韵》），“记曾笑，孤桐自诩，无弦琴手”（《满江红·简方叔章》）。但更多时候是以转喻或借代的方式呈现于写景述怀之作中。章士钊常借殊姿同质的松、竹、梅、鹤、兰芷、高山等物象，以及精神潜通的商山四皓、陶渊明、嵇康等高士传递衷曲。前者如“寒松踠地作卑枝，泪竹凌风摇瘦节”（《玉楼春》），“一点淡妆心，应孤山，和靖同宿”（《法曲献仙音·庭有白花》），“几回孤鹤萦清梦，一漾重江发浩歌”（《寄二适一首》）；后者如“况得承平年，不失为四皓”（《老》），“灵均子姓，茫茫是，谄笑包羞”（《潇湘逢故人慢·寄覃理鸣》），“大风词老惊堪继，叔夜琴空倏不闻”（《鹧鸪天·与松年谈旧事追怀徐又铮》）等。其中《念奴娇·咏桂林山》一词颇见功力。所咏桂林山为独秀峰，上片以“扫却蒙茸千仞立”“天外飞来，地中拔起”等语凸显独秀峰一枝独秀。下片词意精警，别出心裁，设想独秀峰为了谢绝像伏波岩那样“俗笔纵横无数”的题字，故意长得高耸入云（“因谢留题，故为嶻嶪”）。然而世人不解，妄道“比笋还瘦”，却对其傲岸的风骨（“骨重神无垢”）视而不见。

章士钊的孤高之志和隐逸情怀还集中体现在交游赠答题材中，诗中常以情景交融的手法书写襟抱，风格或冲淡、高古，或典雅、自然。诗如“倦鸟冲云出，翩然返故林。竹虚不碍俗，石静善持心”（《赠曾通一坚偕游成都之约》），“嘉州野趣真堪羡，茅屋秧田浸月华”（《翊云诗来述嘉州趣》），“旧屋已荒应卜筑，试探渔父武陵溪”（《示诸侄沅陵》）。词如“雨砌微松，苔阶细湿，稍稍幽居风味”（《齐天乐·蒋家园庭》），“闲梦江南玄鹤，欠看水田白鹭，吾倦矣，便上湘舟发，从蓝山去”（《喜迁莺·简钟伯毅，用冯去非韵》），“老来赢得，赏奇析丑，与世无争”（《夜合花·寄尹默重庆静石湾》）等。这里以《巴县山中访王竹村不遇》为例稍作分析。该诗开篇渲染了被访对象居住环境之典雅清幽：“一舸横渡嘉陵江，扶筇拾级到山巅。地有嘉名凉水井，葡萄几架绿满天。”紧接着诗人笔法由实转虚，“松下难寻采药师”，既是陈述寻访不遇的事实，又让人自然联想到“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隐者（贾岛《寻隐者不遇》）。既来之则安之，友人不在，那就干脆“逡巡自据胡床眠”。末尾四句寄托遥深：“留守殷勤馈佳食，渡头犹见来时船。也算山阴访戴归，两江苍翠夕阳边。”既有王维“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的惬意流连，也有王子猷雪夜访戴“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的任性放达，兼具唐代隐士和魏晋名士风度。全诗孤高隐逸的意境配合七言十句的特殊体式，愈显洒脱无拘。

章士钊的隐居避世，是他不得已躲避战乱的结果，也是他不愿与统治当局同流合污的坚定选择。抗战爆发不久，章士钊作七律《壬申元日作》云：“新年半百未休兵，镊白韦庄憾费声。幸免于思歌弃甲，忍言玉貌出危城。在边枉论和戎醉，入晋宁销恋猎情。一事亭林吾欲问，蒋山佣者是何名。”这首诗作于1932年2月6日农历大年初一，时上海“一·二八”抗战正在艰难时刻，作者题下自注云：“时倭兵围攻上海正急，炮声不绝。”此诗首联化用韦庄《镊白》诗句，是对时光飞逝和战乱不止的叹惋。颔联首句典出《左传》：“于思于思，弃甲复来。”“弃甲”谓“亡师”，这既是对南京国民政府1931年在九一八事变后实行不抵抗政策而弃甲奔逃的讥讽，也是为1932年“一·二八”抗战初期由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军奋勇抗敌深感庆幸。颔联对句“忍言玉貌出危城”，写诗人不忍目睹上海青年男女纷纷逃亡的悲惨情景。其实章诗明写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暗讽九一八事变的政治丑闻。其颈联巧妙化用汉武帝时李广在边、春秋时期晋国大夫魏绛和戎的历史典故，讽刺东三省沦陷实与国民政府陶醉于卖国和戎策有关。其时当局者不但不抵抗异族入侵，反而纸醉金迷、恋猎丧志。此处不禁让人想起陆游悲怆的爱国名句：“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关山月》）章诗尾联中的“蒋山佣”为顾炎武别号，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任的他，明亡后曾以此号为盾，避仇于南京钟山（蒋山）。此处诗人反问“蒋山佣”为何名，意在揭露蒋介石政府蛰居南京对日妥协的心理。其后章士钊又严词拒绝日伪政府的威逼利诱，拒不出任伪维新政府的司法院长一职。而且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章士钊虽身处国统区，却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一如既往对国民政府的消极怠惰进行抨击。与《壬申元日作》相比，《玉楼春·题张君俊建都西安说后》（1942）对国民政府的讥讽更为彻底：“只贪江上泛渔舟，南宋山河成赘附。”南宋统治者苟且偏安，靖康之耻后不思复国，反而“直把杭州当汴州”。桨声灯影的秦淮古都在气质上与杭州颇为接近，因此诗人赞同将都城迁至有刚健之风的西北：“剩从高处见神州，应遣衣冠都北渡。”

这一阶段，章士钊诗词兼擅，改变了早期只作诗不填词的单一格局。大量词作的出现也使得章士钊的诗思呈现“向内转”的趋势，由早年喜“言志”转而重“抒情”：“记得两年前事，手持散曲相贻。劝为小令写幽思。当时如不省，今日却成痴。”（《临江仙·柬髯翁》）这种转向还体现在诗体内部，即形式上从热衷于自由外放走向了拘束内敛，开始重视押韵等作诗技法。如《纕蘅送诗韵集成至喜赋》就交代了自己从“吾生不善诗，韵脚常侧颠”到“我诗本如马，得韵如得鞭”的转变。与此同时，章士钊的旧体诗词创作也由“自发”走向了“自觉”，有了较为清晰的师法渊源，这大体可用“诗学杜甫”“词学稼轩”①陈书良：《前言》，《章士钊诗词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来概括。

所谓“诗学杜甫”，首先表现为艺术风格的沉郁。章士钊本阶段的诗多围绕抗日战争而作，对河山疮痍的悲戚、对统治者的讥刺、对民间疾苦的关怀等都与杜甫对安史之乱后由盛而衰的大唐世象的态度如出一辙，发而为诗，忠厚缠绵，抑扬跌宕。而且章士钊和杜甫同是中年入蜀，居川渝时所作《章行严先生蜀游诗集》《游泸草》《近诗废疾》诸集不乏沉郁精严的结构，至于诗作涉及杜甫和其诗句者更是比比皆是。其次指内容上的诗史性质，除诗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外，《张将军诗》可视为民族英雄张自忠的抗日战争史，《初出湘》可称得上缩略版的近现代中国革命史，《题皮袭美诗》可视为章氏个人政治浮沉史，这三首诗“皆沉雄浩瀚之诗史也”②潘伯鹰：《〈近诗废疾〉跋》，《章士钊诗词集》，第83页。。所谓“词学稼轩”，又可作如是观。“苏辛”常被作为豪放词派的代表并称，但因二人分处北宋和南宋，所以苏词豪宕中偏放旷，即使个人失意时也不乏精神解脱的达观。辛词则豪迈中多幽怨，个人失意之上又有家国之恨，词作极沉郁顿挫之致。章士钊胸襟博大，与“苏辛”性情相合，早年从事资产阶级革命，激进昂扬，因而近苏；中年壮志难酬、孤独落寞，再加上都处在异族入侵的乱世，因而近辛。“苏辛”的区别还在于“魄力之大，苏不如辛”③陈廷焯著，杜维沫校点：《白雨斋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这是个人气质差异所致。章词多豪侠之气，时空跨度大，字里行间汗漫无际，气魄横无涯际，如“剪取吴淞，期荡尽，虾鱼踪迹”（《满江红·八月十三张向华席上作》），“四千年间，八千里畔，重逢未觉丰神减”（《踏莎行·赠寇胜浮》），“玉关万里壮神皋，也为诗人开霁色”（《玉楼春·寄高一涵兰州》）等，非有吞云吐月般的大手笔不能为之。朱荫龙盛赞曰：“以为词境恢张如是，盖自天水以来所未有也。”①朱荫龙：《〈长沙章先生桂游词钞〉跋》，《章士钊诗词集》，第138页。表现在形式上即章氏对稼轩“以文为词”的认可：“窃谓文章之道，无所不通，或谓词须别才，谊固未达。”②章士钊：《〈长沙章先生桂游词钞〉序》，《章士钊诗词集》，第118页。

但章士钊没有走上因循模拟的老路，而是在“诗学杜甫”“词学稼轩”的基础上保持了自己的风格。其抗战诗词沉郁顿挫，学杜诗辛词但又不为其所拘囿，而是融入了一个现代自我在其中，化古为今、融今入古，故不失为别具一格之章诗章词。诚如论者所云：“孤桐词直是孤桐词耳，岂一家一派之所能限哉”，“孤桐之词若诗，盖信能以我役文者矣”。③疑始：《跋孤桐〈入秦词草〉》，张慧剑编著：《西方夜谭》，南京新民报社1946年版，第287页。在章士钊看来，写诗填词一要以“我”为主：“又顶天男子，写怀抱，焉用邦卿。应分明，必古人似我，方有生平”（《春从天上来·示方子》），“两事当行，应须牢记，崭崭我与今人。倘词中昧我，二窗双白，也是残魂”（《凤池吟·和方子论词》）。二要抒发真情实感：“吾谓真情作真语，爬得真处是妙词”（《与陈仲恂谈诗赋此，戏为此篇》），“诗者求诚事，无物莫轻涂”（《水调歌头·与人论诗作》）。

三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吟兴不减，作品主要见于《广州集》《香港集》《怀人集》《行严心声》等。从章士钊笔名的使用顺序来看，“秋桐”在“孤桐”之前。④孤桐：《字说》，《甲寅周刊》第1卷第1号，1925年7月18日。但从意蕴和风格观之，他晚年的旧体诗词因为有着浓郁的秋意，所以更加贴近“秋桐”这一笔名。“秋”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是被频繁吟咏的对象，且内蕴丰富，这在章士钊的旧体诗词中又分别表现为“我言秋日胜春朝”的喜悦，“秋雨梧桐叶落时”的迟暮，以及“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淡然。

1949年后章士钊担任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成为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因此他晚年有不少诗作是对新社会的歌颂，洋溢着“我言秋日胜春朝”的喜悦，《从化温泉》可为此类诗作的代表。这首诗是1956年章士钊南游经广州时所作，前半部分以赋为诗，用近乎铺排的手法摹写了从化温泉的景色优美、气候宜人、环境舒适。然后诗人笔锋一转，落脚到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此老赴奉先，垢腻荡无由。赐浴皆长缨，一叹天地秋。”以杜甫在封建等级秩序下没有资格享受“赐浴”来凸显新社会的“众生平等”：“于今大翻覆，民听接天休。同乐靡不得，何况渊泉流。”然而在旧社会，不能享受“赐浴”的又何止身份卑微的杜甫：“陆贾千金装，未闻甘露酬。华清池畔客，定无长庆叟。”陆贾两番出使南越说服赵佗归汉，对稳定汉初局势做出突出贡献。白居易作为华清池畔的局外人，冷眼凭吊唐王朝的没落，留下千古名篇《长恨歌》。陆贾居功至伟，白居易流芳百世，但都无法像章士钊一样享受“沐浴华清池”的待遇，这进一步显现出新社会的优越。结尾写道“吾与时际会，先哲谁能俦。临风一拂拭，聊洗诗人羞”，大有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子一雪前耻、舍我其谁的气概。这当然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新制度给予章士钊的底气，是他对新中国的由衷认可。当然，这种认可也和那个时代共有的对于开国领袖的崇拜密不可分：“五大洲风云卓诡，仗乃公，只手细量裁。终赢得齐民顶礼，旷世和谐。”（《八声甘州·颂毛主席万岁》）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以士人身份欢唱的颂歌，章士钊也非简单赞颂，而是做到了沉而不浮，郁而不薄，颇有顿挫之旨。以《念奴娇·闻人谈水利工程感赋》为例，仅从题目判断很容易将其归入一般颂歌之列，但章氏并未落入俗套，反而在今昔对比中写出了沧桑巨变、今古兴替之感。上片云：“三门古峡，叹金汤，虚牝工烦再造。从古黄河清几许，妄说太平已到。尘土飞扬，水流昏垫，春色三分了。东坡已往，高词澈读人少。”古代有“河水清，天下平”的谚语，但中原战乱频仍，一如泛滥成灾的黄河，几人得享太平？为根治黄河水患，人民政府在三门峡修堤筑坝。而今“太平已到”，人民不再热衷于吟咏古人伤感离愁的“高词”。下片更进一步，先是反用刘邦和项羽划鸿沟为界、中分天下的典故，然后在对比中书写人民群众对“万里黄河第一坝”的夸耀，这也是诗人对新旧社会壁垒分明的赞许：“闻道八百秦川，有人夸耀，中划鸿沟好。”结尾抒写“日驭蒸腾，河床浸润”的过往，尽显时代和人世沧桑。虽然新中国凭借人力控制了水性，但仍要以史为鉴：“无须诧道，沧桑此处难晓。”该词在风格上与这一时期流行的“新台阁体”颂词有所区别，显现出章士钊颂歌沉重厚实的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当有不利于新中国声誉的言论出现时，章士钊也会以诗为戈，严厉批驳，其中又以《答君劢》为代表。章、张二人交谊匪浅，章士钊曾为张君劢创办的自治学院撰写《人学》（1923）摇旗呐喊，张君劢亦曾为章士钊的《逻辑指要》撰写序文（1939）极力推荐。新中国成立后两人却“分道扬镳”，旅居美国的张君劢与坚守国内的章士钊在政治立场上产生了分歧。章士钊在《答君劢》（1956）中对他的“吐弃独裁如喷饭”进行了一一驳斥。诗人一是强调新中国重典治乱的必要：“君言专制不可耐，须知大国形势散。六万万人期久安，重典劣能戢暂叛。”二是肯定新中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民主政策和“三反”“五反”下的政治清明：“君知国力大强盛，未料民主也灿烂”，“君不见令行直如水下流，荡涤贪污成涣汗”。三是以事实击破谣言，对当时妄传的张东荪、梁漱溟之死等言论予以痛斥：“名士被戮妄传尔，褊心多口弥可恨。儋耳风谣飞刺天，东坡旧巢故仍贯。”四是对新中国国体和政体的由衷认可：“男儿立说须自主，旧制过时同梦幻”，“昔闻新会论政体，力言今制不可换”。这首诗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极具独特性，“写得高亢激昂，立意高远，分析条理清晰，批驳得有理有据，体现了章士钊逻辑文在诗中的风格”①丁仕原：《章士钊与近代名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页。。

然而对新中国的认同和由此引发的激情并不能完全掩盖人至暮年的章士钊的苍老颓唐和晚年心境。反映在诗词中即时常笼罩着“秋雨梧桐叶落时”般的黯然秋意，这在赠答悼挽诗中表现得较为明显。抗战时期章士钊虽也不乏怀念故友的诗词，但毕竟友人多健在，相逢会有时：“胜喜故人都健在，三茅肯忘鼎同扛。”（《奉赠于院长兄》）“忧患相逢馀白堕，笑谈依旧各华颠。”（《赠滇生》）“执别无戚容，了知明日聚。”（《宿白果田明日寄熙午》）而今却大多天人永隔：“一派齐年，四分五裂，飘零殆尽。李靖新亡（李赞侯），袁褒早逝（袁笛庵），二叶原非近（叶遐庵、叶叔衡）。”（《永遇乐》）即使是赠答诗也充满了相见无日的感伤，如“何戡惊亦垂垂老，却喜樽前有故人”（《戏赠何焯贤》），“行矣期君自爱重，生前再见赖天视”（《别陈光甫》），“去矣善自重，再来谁敢计”（《为严欣淇写横幅》）等。更让诗人感到失落的是，因政治立场与私人情谊间的龃龉，章士钊与诸多旧友之间的关系如同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有的甚至对章士钊避之唯恐不及。这种矛盾心态在《此来》一诗中有着集中表现。该诗开篇写道：“此来何所为，人疑己亦疑。有怀未即吐，笑语成委蛇。谥之曰乡愿，非是亦非非。”诗中所谓的“非是亦非非”是指受“国共第三次和谈”舆论的影响，章士钊介于与故友叙旧和完成“统战任务”之间，处境微妙，私人情谊与公共情感时有冲突。这就导致诸多老友“趋避不一姿”，因流言而害怕与章士钊会面。因此他感慨此行赴港云：“弃之似可惜，株守愚人为。曹公鸡肋教，惟许杨修知。”晚年的章士钊带着统一祖国大业的宏愿由穗入港，在港留驻期间免不了应酬之作，对此他也颇感无奈：“也作酬酢字，渣滓挥不去。缘此日昏昏，自朝至于暮。”（《高楼篇》）

晚年章士钊的家国之忧与以前相比也丝毫不减。这一方面是有生之年预感难以见证两岸统一的遗憾。1946年至1947年，章士钊三度赴台，然而十年后却只能与老友隔海相望，凭诗传语报平安：“两年三度到湾头，妙句曾教忆陆游。唤作主人元是客，知非吾土强登楼。闲情尔我几无二，奴役东西岂不侔。与子俨然成二老，漫言来往亦风流。”（《怀李万居》）颔联以陆游《登荔枝楼》原句入诗，有深意存焉。颈联是说自己和老友虽“闲情无二”，却因海峡阻隔“东西不侔”。该诗收入《怀人集》，沉郁之中见忠爱，不仅在顺序上为最末一首，在情感上亦可谓名副其实的“压卷之作”。与《怀李万居》水准相当的还有首篇《怀于右任》，诗中借元稹和白居易来比喻自己和于右任深厚的友情，但身处当世的二人因台湾海峡的阻隔，反而比古代的元白更难互通音讯：“诗为寄元应不达，吟成端付水茫茫。”《怀人集》所怀42人都是台湾军政各界要员，诗题均以“怀”字统摄姓字，表面是怀人，实则是希望两岸早日实现统一。其他如“四十年来旧迹非，适然相望海之湄”（《怀张岳军》），“魂销四十年前党，人老三千里外身”（《怀徐梦岩傅霖》），“无端海上生明月，照澈离人两尽头”（《怀赵夷午、钟伯毅》）等，均是在此情感线上的延伸。这一时期，章士钊旅次香港，寄书台湾，谋海宇之乂安，“而招隐、怀人诸作，所以远申缟纻之情，密托规讽之意者，拳拳所在，益莫不出于肺腑之至诚，明其事理之至当”①何焯贤：《〈怀人集〉草之跋》，《章士钊诗词集》，第251页。。1973年，章士钊再次衔命赴港，之后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片热土。耄耋之年的章士钊一直为祖国统一伟业奔走效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谓“真国士”，大抵如斯。

另一方面，章士钊也对国内政治波折和新中国的前途感到担忧。浩劫伊始，“破四旧”之风盛行，所到之处如风卷残云，古典著作惨遭盲目焚毁。作为旧文化的信徒，一生嗜古书成癖的章士钊在五四时期面对来势汹汹的新文学尚能据理力争，而今却束手无策。他只能私下借诗词一抒胸中郁结：“须信天道忌盈，绛云一炬，恼杀钱谦益。大屋数楹都贮满，还赖墙阴安置。试问而今，旧椽皆破，谁许残丛立。大公无我，怎教私字容得。”（《念奴娇·又书》）表达类似情感的还有《忆旧游（怅前朝文海）》。诗人先是借小序交代了作词的目的，写中央文史馆“馆外老者尤为困厄。鄙意馆额能望徐徐补足，爰成此阕，冀达天听”。主词部分有对整齐划一做法的抱怨（“便尺长寸短，难荷裁成”），有对国家政策向好的希冀（“独赖东皇顾藉，风暖向东倾”），有对社会乱象的惊惧（“吾甚恐，叹草经野火，烧尽难生”），更有对百姓苍生的关切（“想茅屋秋风，少陵广厦无限情”）。对于“太阳红处总皈依，不道朱旗遍地”（《西江月·续前二阕戊申之日》），“张眸红遍地。听万国，讴歌一元恩被”（《瑞鹤仙·丁未岁将尽》）的特殊时代形势，章士钊充满了政治忧思，他敏锐地察觉到了不祥的气息，正所谓：“试筮以玄，赤舌烧城，其占不祥。”（《沁园春》）

其实，章士钊晚年诗词更多地传达了他像秋一样天高云淡的心境，大有“秋水共长天一色”那般宁静寥廓的气象。这首先是对于生老病死的安然。章士钊在九十岁高龄时所作的《永遇乐》（1970）中云：“吾今久痹，堪笑龟堂，妄说九旬无病。”陆游晚年自号“龟堂”，他常在诗中吟及此号以示老当益壮，如“堪笑龟堂老更顽”（《书喜》），“莫笑龟堂老，残年所得多”（《龟堂》）等。章士钊暮年对于疾病的侵扰有着和陆游相似的达观。在旅居广州时，“年馀七十无大病”的诗人“忽然起坐觉腰折”（《病腰》）。但他没有像杜甫那样感慨“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而是将腰疾、坐痹与佛法中的“戒定”联系起来：“平居佛法缘似浅，得此自然生戒定。人身本来比朝露，营烛指天复何靳。”这还不够，诗人甚至因此联想到三国时传说中的仙人：“介象一坐不能起，无碍隐形兼缮性。病魔倘亦作狡狯，天于绝处让人胜。”介象一坐不起进而得道升仙，自己躯体不便但精神超脱，诗人俨然从腿脚不便中参悟到了佛法妙谛。在《天姥吟》中章士钊还对放弃补牙一事给出了充分理由。随着年龄增长，诗人齿牙由摇至落，南游之余“爰赴医疗所”。然而医生对补牙经过的讲述让他望而却步：“医者矜手术，谓当全面补。铁钳钳其余，赝鼎先备豫。随钤随合龙，不顾人痛楚。已合不教卸，淤血亦不吐。明晨牙龈肿，开阖不胜苦。”虽然医生对此“美容术”推崇备至：“谓此最新法，小忍增媚妩。明星雅好是，风动好莱坞。”但发秃齿豁的诗人并不愿追赶时髦，而是选择遵循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闻言亟逊谢，歌者非我伍。惟医有常经，无事强越俎。”“凿枘不可用，宁可病齿龋。”诗作结尾，一个乐天知命的老年顽童形象如在目前：“以此全放倒，静坐手按抚。纵使嘴如鲇，何伤力似虎。”

其次是对于过往恩怨的释然。此中著例当推《贺新郎·记鲁迅旧事》。其一云：“跳荡钟山麓。忆当年、两生逋峭，蜚声水陆。老子山阴游扬外，说是一双属玉。却不道、分飞独宿。冠盖绵延京华地，蓦相逢、世界全翻复。嗟狭路，堂与属。淮淝旧阃当阳独。似前朝、二王秦晋，杀机潜伏。私养荆高分明意，使我立当危局。忠告尽、却难辰告。两害相权从轻取，剩强教、噪雀先离屋。吾为此，吞声哭。”该词上阕并非如通行所言是在写“对鲁迅兄弟的印象”①高昌：《百年中国的感情气候：20世纪诗词鉴赏》，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42页。，而是追溯自己与鲁迅之间不易为人察觉的交集和过往。这对“夙敌”不仅同岁，而且在成名之前都有着求学南京的相似经历。先是鲁迅入江南水师学堂，而后章士钊入江南陆师学堂。章士钊曾以《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一文受到总办俞明震（浙江山阴人）赏识，鲁迅也屡因政治上独到的见地得恩师俞明震揄扬，“一双属玉”因此“蜚声水陆”。但世事难料，二人的人生走向却大不相同（“分飞独宿”）。多年后，作为教育总长的上司章士钊与作为佥事的属员鲁迅在“冠盖绵延”的北京城“狭路相逢”，因学术与政见的龃龉留下震动文坛的笔墨官司。

上阕回忆往事，下阕意在为自己正名。章士钊曾因鼓吹读经遭鲁迅奚落，又因“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相继背上“老虎总长”“落水狗”的骂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章士钊晚年曾对女儿章含之直言“‘三一八’惨案与我并无直接关系”①章含之：《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第31页。，该词下阕可与此说相呼应。皖系军阀段祺瑞独断专行，于“三一八”惨案后发布“临时执政令”，李大钊、鲁迅、蒋梦麟、易培基等都在通缉范围内，一时杀机四伏。按照章词提供的信息，自己虽然身为彼时的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但不仅没有左右时局的能力，还因感佩段祺瑞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做了危急局势下的替罪羊。最后在学生运动的冲击下，两害相权取其轻，只得为人身安全放弃维护名声，黯然下台离开宅邸躲避。从“吾为此，吞声哭”一语，可以想见诗人多年来背负骂名又无力辩驳的辛酸和无奈。

然而章士钊并未因此心生怨怼，而是在另一首记鲁迅旧事的词（《又》）中尽显前嫌冰释的从容：“寥阔南天千千里，极目原田膴膴。”暮年回望彼此恩怨，早已云淡风轻。令诗人欣慰的是，他心目中的“周公”鲁迅已在九泉之下安眠：“第一平生心安事，把周公，安置东山土。”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此语情深意笃，意味深长。纵然默默忍受骂名四十载（“危疑重谤须终负，四十年，答无一语”），尽管被鲁迅在《答KS君》《十四年的“读经”》等文中极尽挞伐（“华盖一编专门集，指称孤桐狂诟”），但章士钊从来不予辩驳（“却在我，聋丞闻鼓”），而是遵循一贯的处事态度：“亦惟自咎以待天下之公裁，期于水落石出而已，不敢多所论议也。”②章士钊：《寒家再毁记》，《章士钊全集》第5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520页。如今“这吞声，带到斜阳暮”，只愿“待地下，笑相语”，如此晚年襟怀，令人感佩。

最后是对于时代激荡的坦然。在浩劫期间所作的《行严心声》中，除寥寥几首是为时局而发外，大多是与政治无关的闲适之作，如《街柝》《会二适》《闰七夕》《盛夏早起》《雨秋乍晓》《与王益知同看昙花夜开》等。再以星桦所辑《孤桐韵语·拾遗集》收录的章士钊1949年后所作70首旧体诗词为例，从题材来看亦仅限于酬唱赠答、论诗题画、赏花作乐，其中含“寄”“赠”“题”“次”“简”“柬”“答”“谢”“奉和（贻）”诸字者就有近60首。面对动荡不安的政局，章士钊时而在闲暇之余享受天伦之乐：“爱听故事狃阿婆，老眼胧明笑语和”（《书妞妞事》）；时而通过赏花获得心与物谐的审美境界：“玉胎密瓣香如喷，圣地芝兰不及他”（《秋夜坐守昙花开谢有作》）；时而欣羡友人潇洒自如的状态，希望从此“劣馀肩荷口，一啸入烟雾”（《吴性裁馈燕窝、卢柑诸品》）。这种“因物自然堪付物”（《丁酉元日》）的人生态度，以及“自然生白人初入，虚室空明孕小诗”（《赠周慰如画竹》）的虚静状态，已然成为章士钊生命最后几年自觉追求的人生境界。

这种心境的形成无疑与章士钊在新中国成立后享受优待的境况有关，却并不局限于此。章士钊一生历经中国近现代大大小小的事件，可以称得上是“二十世纪的一面镜子”①丁仕原：《二十世纪的一面镜子》，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滚滚长江淘尽时代英雄，暮年的章士钊在时代洪流中越发显得身不由己，最终选择以云淡风轻的姿态面对现实种种。需要注意的是，与抗战时期为躲避战乱而退居川、渝、桂的“小隐于野”不同，晚年章士钊身处政治旋涡的北京城，仍能葆有如此心态，已然臻于“大隐于市”的高境。按照章士钊在《鹧鸪天·寿刘镜屏六十》中的说法，“迹隐何如心隐贤，桃花江水武陵源”。诗人在词中明确“迹隐”与“心隐”具有高下之分，直言更为推崇陶渊明“心远地自偏”的“心隐”。从抗战时期为避难而不得已的“迹隐”，到迟暮之年推崇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偶成》）的“心隐”，这是章士钊历经沧桑巨变后，个人心境与时代环境寻求“和解”的必然结果。其中有顺其自然，也有委曲求全。在多重心境的共同作用下，晚年章士钊在诗学杜甫、词学“苏辛”的总基调下，逐渐向着陆游靠拢。这不仅因为他晚年诗词多化用陆游诗句，也不仅因为他推重陆游八十高龄仍诗笔不辍，更主要是因为其诗风与晚年陆游更加接近。陆游兼具杜甫的沉郁和“苏辛”的豪迈，但诗思和诗力相对较弱，这与章士钊晚年心力逐渐不济的情形更为贴合。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后，章诗的风骚之旨和沉郁之风被削弱，颂赞之音虽有“苏辛”豪迈遗风，但亦有蹈扬湖海的叫嚣之弊，这些多少有损于章士钊晚年的诗境。但诗人自己仍选择以坦然的心态看待这一事实：“诗虽不如寿过之，人意胜天齐损益。”②章士钊：《再跋》，《柳文指要》，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2122页。

“由理之一贯性而支撑的桐”①高田淳：《章炳麟·章士钊·鲁迅》，刘国平译，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页。该著将章士钊和鲁迅并置，认为“梧桐”是章士钊性格的象征，“枣树”是鲁迅性格的象征。，其基本特性是独立、不依附，但随着时间的延展，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也会呈现出各有侧重的特点。章士钊在垂暮之年所作《孤桐四首》可为其包括旧体诗词创作在内的一生做一总结。其一：“骑驴人至定林东，水绿山青薄暮风。一到赏心亭上望，高高未上诧孤桐”；其二：“几人曾受峄阳风，淮泗初回禹迹东。何必爨材焦后胜，去来浮磬漾孤桐”；其三：“当年一颗青桐子，秋雨潇潇叶几重。一自龙门高百尺，耻将枝子自招风”；其四：“大奇从古贵希声，不露文章世倘惊。风自不来桐自若，高名毕竟是无名”。好一个“当年一颗青桐子”，早年身兼革命家、政论家和传统文化捍卫者的多重身份的章士钊，其独立蓬勃的昂扬姿态依然历历在目。中间历经政坛失意、论争失败、抗日战争等沧桑变幻，经此淬炼后的中年章士钊如爨下焦桐，尽显孤独与孤高的品格，亦因此欣羡辞官骑驴至定林的王安石，向往过上“水绿山青薄暮风”的归隐生活。暮年的章士钊“如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枚乘《七发》），虽然“秋雨潇潇”，梧桐叶落不可避免，但“耻将枝子自招风”的“秋桐”已臻大音希声的灵境，任世事波诡云谲，他都能泰然处之。从“青桐”到“孤桐”再到“秋桐”，这是章士钊个人文化心理的嬗变，也是风云变幻的现代中国在诗人身上的投影。总之，我们透视章士钊的旧体诗词创作历程，不难窥见诗人一生从“青桐”到“孤桐”再到“秋桐”的审美心理嬗变，从他的个人心史中正折射了近现代以来中国旧体诗史转变的一个历史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