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化保护利用研究
——以桑植红色民歌为例

王兆峰 陈勤昌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延续历史文脉的重要载体。(1)参见胡和平：《坚定文化自信 坚持守正创新 努力开创文化和旅游工作新局面》，《党建》2021年第3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2)新华社：《习近平对革命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1-03/30/content_5596770.htm，发表时间：2021年03月30日；浏览时间：2022年12月28日。非遗中的长征红色文化遗产，见证了中国革命从挫折迈向胜利的历史进程，承载着厚重的地域风貌特色和民族文化底蕴，包含着深厚的革命血脉和红色基因，构成了建好用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内涵依据和价值遵循。长征主题红色民谣作为民间音乐和口述文学结合的典型范例，是扩大政治宣传、开展思想动员、激励红军增员的有效手段，也是易于融入现代生活、服务国家战略的特殊艺术类型，镌刻着永不磨灭的国家记忆和长征精神。桑植民歌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经历了两千余年的文化积淀和艺术传承，更是在革命烽火中倾情绽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朵绚丽奇葩。依循“问题凝视、成因透视、实践进路”的逻辑分析框架，以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为导向，深刻诠释长征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长征红色非遗”)的概念内涵，并结合驻场调研获取的一手资料，从桑植红色民歌透视和解析其演化脉络、基因要素、活化经验与传承挑战，多向度探寻长征红色非遗活化保护利用的实践进路。

一、问题凝视：长征红色非遗的概念意涵

红色文化遗产作为革命文化传承中最鲜活的载体和最鲜明的标识，从形成的历史年代划分，囊括土地革命、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文化遗产，也包含三线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化遗产；从空间分布特征而言，既有革命遗址、会议旧址、名人故居、纪念场馆、红军医院、长征村、烈士陵等点簇状红色文化遗产，也有红军长征路线、抗战时期滇缅公路、华北平原抗战地道等线性红色文化遗产，还包括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湘鄂渝黔革命根据地、延安革命根据地、西柏坡革命根据地等面状红色文化遗产(3)参见魏子元：《红色文化遗产的相关概念与类型》，《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20年第1期。；从是否具备实物形态方面辨析，可划分为革命纪念建筑物、革命遗迹遗物、革命历史文献等红色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人物故事、红色歌谣、革命诗歌、红色舞蹈、红色漫画、政治标语、战地摄影、革命家书等红色非遗。(4)参见赵心宪：《民族地区全域旅游的资源依托与红色文化融合问题——基于武陵山与渝东南自然环境及文化资源的考察》，《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何谓长征红色非遗？这是围绕该主题开展基础性研究和系统性保护的首要议题。长征是人类历史的伟大奇迹，也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不仅加快了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且铸就了永绽光芒的长征文化和长征精神。其中，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四支工农红军由中国东南向西北实施战略大转移，沿途开展政治宣传、军事斗争、文化传播、民族交融等系列活动，创造衍生出具有革命历史特点、区域民族特征和长征文化印记的红色非物质文化形态。不过，当前鲜有与长征红色非遗相关的研究成果，而厘清其概念内涵，对高质量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整体性打造长征文化大型标识、系统性推进红色非遗活化利用显得尤为紧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遗”进行了界定，即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5)唐璐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释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1年第6期。。基于此概念，兼顾红军长征的流动性、线性文化遗产的共性(6)参见言唱：《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与活化利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以及长征红色文化遗产形成的历时性特征(7)参见韩洪泉：《从文化长征到长征文化——以历时态长征文化为考察重点》，《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笔者认为，长征红色非遗是指分布于红军长征沿线区域内的，深受长征文化及长征精神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各类非物质形态文化，其孕育、生成、积淀、发展、传播、创新和嬗变均与红军长征存在内在关联。

在遵循非遗完整性、原真性保护的前提下，从生发机制、分布格局和文化基因等向度展开诠释，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红色非遗的分级保护、分类利用和分段管理提供参考。生发机制上，长征红色非遗与红军长征息息相关，其孕育、发展、扩散、创新和演变均受长征历史、长征文化和长征精神的影响，有直接创造的长征诗词、长征故事、红色标语、报告文学、战地摄影、战地美术、报纸杂志、革命家书、口述历史等文艺体裁或文化符号，也包括与沿线15省10余个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合派生的非遗项目，如红色歌谣、红色舞蹈、红色戏剧、红色曲艺、红色医药等。空间分布上，长征红色非遗与红军行军路线关系紧密，且与沿线苗、瑶、侗、壮、彝、土家等少数民族的传统技艺、技能、绝活交织融合，但又不能宽泛地对长征路线所经之处的所有非遗项目进行笼统归纳，应植根于长征文化的生态系统，强调其生发机理、传播机制和影响效应与长征革命实践、长征文化谱系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文化基因上，长征红色非遗沿袭了各地各族的传统优秀文化基因和要素，也继承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工农红军诞生以来所积淀的大量非物质文化结晶，包含因纪念长征革命、诠释长征文化、弘扬长征精神而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各类红色非遗作品，如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福建锦歌《红军进漳颂》、河南洛阳烙画《伟大转折》、云南传统红色舞蹈《娘子军大刀舞》以及四川泸州民间文学《古蔺县四渡赤水红军故事》等。

二、成因透视：长征红色非遗中的桑植红色民歌

“活态性”是非遗的本质特性。(8)参见刘喜山：《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历程、困境及发展策略》，《体育文化导刊》2019年第10期。民歌源自先民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相较于其他非遗类型和文化元素更具生命力、习得性和传播度，尤其在革命战争时期拥有重要的思政功能和社会价值，如兴国民歌、泉州南音、侗族大歌、乌蒙山歌、大别山民歌、陕北民歌等。以桑植红色民歌为解析样本，以小见大、以微呈著，透视长征红色非遗的形成渊源、文化基因及传承启示，对构建长征红色非遗的活化保护利用长效机制大有裨益。

(一)桑植红色民歌的历史渊源

桑植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隶属于湖南省张家界市。自原始农耕时期开始，境内陆续集聚了土家族、白族、苗族等28个民族，各民族通过广泛的交流与交往，逐渐形成具有浓郁特色和民族风格的地域文化。其中，又以古老民谣为代表，造就了“无地不歌、无时不歌、无人不歌”的区域风俗，被胜誉为“中国民歌之乡”“民歌的海洋”。我们通常将这些丰富多彩的原生态民间音乐文化作品称为“桑植民歌”。

桑植民歌是流传于该地区所有民歌种类的总称，其孕育于武陵山脉腹地与澧水发源地，最初是由桑植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通过口耳相授的方式世代传承，至今已有2000余年的演化历史。目前，桑植境内共有8类、万余首民歌，整理在册的就达2300余首。桑植民歌节奏明快、旋律优美、曲调多元、内涵丰富，高唱低吟间展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历史价值，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语言学、音乐学、文学等领域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是探索桑植社会的百科全书。桑植民歌还吸引瞿希贤、白诚仁、鲁颂、孟勇、谭盾等著名艺术家造访桑植采风，为大量脍炙人口的艺术精品植入“桑植民歌基因”，如白诚仁创作的《挑担茶叶上北京》、鲁颂编撰的《甜甜的山歌》、孟勇创作的《棒棒锤在岩头上》等经典曲目。200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桑植民歌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在桑植民歌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类型，即桑植红色民歌。桑植是湘鄂边、湘鄂西、湘鄂川(渝)黔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和中心地，也是开国元帅贺龙的故乡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的长征始发地。自1916年贺龙元帅“两把菜刀闹革命”，到1936年10月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抵达宁夏将台堡胜利会师，20年间，在仅10余万人口的桑植就有约2万余人参加红军，更有4000余名桑植儿女奔赴长征路，其中妻送郎、娘送子、父子同参军等事迹比比皆是，永定镇“一家八口同长征”的感人故事家传户颂。桑植红色民歌主要是指以土地革命时期为背景、由桑植广大人民群众适应革命形势所创作、符合中国共产党倡导鼓励的革命题材歌谣，在土地革命和长征时期起过特殊的助推作用，流传着“一首歌打退一个军”的生动比喻。目前，整理在册的桑植红色民歌曲目有200余首，代表性作品有《马桑树儿搭灯台》《门口挂盏灯》《十送红军》《要当红军不怕杀》等。其中，《马桑树儿搭灯台》被誉为“世界上最优美的情歌”，广泛传唱于湘鄂边、湘鄂西、湘鄂川(渝)黔等革命根据地。长征时期，红二方面军辗转湘、贵、川、甘等8省，桑植红色民歌作为理念传播、革命宣传和政治动员的重要传播媒介响彻长征之路。在国家级传承人向佐绒、黄道英、尚生武、陈召炯，以及著名歌唱家何纪光、宋祖英等的传唱演绎下，桑植红色民歌相继在波兰国际民间舞蹈赛、维也纳金色大厅等国际舞台上演，被盛赞为“金色的旋律”。

(二)桑植红色民歌的文化基因

“基因”是生物学领域的专业术语，指生物体内携有的遗传信息、决定生物体的基本结构和性状性能，储存着生物体的种族、血缘、孕育、生长、演变、凋零等全部信息要素。(9)参见莫日根、邢万金、哈斯阿古拉：《基因是什么？分子遗传学教学中的体会和理解》，《生物学杂志》2012年第4期。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著作《自私的基因》中，类比创造出“文化基因”一词，指文化模仿、传播、传承的基本单位。(10)参见[英]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卢允中等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217-222页。在西方的学术语境中，文化基因更多强调文化在社会中发展、传承与延续的过程，属文化传播学范畴。20世纪80年代，我国涉及文化基因的研究逐渐兴起，此概念被诠释为在某一文化现象或文化系统中，对其性质和特征起决定性作用且具有复制性和相对稳定性的文化因子，这种理解显然更具适应性、延展性和解释力。关于“中国文化基因”的思考和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并且更多结合“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表达语境，彰显出中华文明在历史演进中始终保持的结构稳定性和内在统一性。

文化现象或文化系统大多经历了前期历史的层累过程，并在社会变迁的持续影响下发生演变、重构和再创造，深刻折射出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表达方式和心理底层结构，进而通过声音、动作、表情等外部形式加以表现。严丹翎梳理了文化基因形成的三大路径，即生物学路径、本体论路径和结构论路径，为文化基因的实质内涵及标准判断提供了基本参考，集中表现为特定族群文化中所蕴含或呈现的核心理念与价值观，是具有稳定风格的表现形式和表达符号。(11)参见严丹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因传承机制——以湖南花瑶山歌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文化基因是非遗的内核与灵魂所在。桑植红色民歌作为音乐艺术和革命文化的传承载体，其文化基因要素经历千百年时光淬炼，既体现在曲式结构、唱词格律等外在形式之中，又蕴藏于内在情感之中，凝练成富有桑植特色、见证“血色浪漫”的音乐类非遗项目。

在曲式结构方面，桑植红色民歌多继承桑植民歌多元的曲体结构，如单句体，多段曲调共用一段词，构成循环往复的音律感；二句体，由前后两个乐句组成，如《要当红军不怕杀》等；三句体，多对前句或后句反复重唱，该类曲式结构流传最广，体现出桑植人崇“三”的朴素哲学思维，如《有心哪怕千里路》等；四句体，强调“起承转合”“重复”“并列”等音律技法，如《门口挂盏灯》等；五句体，侧重在一、二、四、五句的尾音押韵，体现曲调和谐、旋律悠扬的音律美，如曲美、词美、情更美的革命歌曲《马桑树儿挂灯台》；六句及以上乐段构成的民歌概称为“多句体”，如《贺龙将军颂》《农民协会歌》等。桑植红色民歌在吸纳其他歌种的创作手法或演唱技巧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穿歌体”，既有层层递进的节奏感，又有音律转折的层次感，如《不打胜仗不回乡》。桑植红色民歌广泛借鉴山歌、情歌、小调、傩腔、花灯调、革命歌曲、婚丧风俗歌等类型体裁，多采用五声徵调式和羽调式，宫、商、角调式及变体调式则根据歌手习惯和表演技巧灵活应用，构成曲式结构严谨、曲体形式多样的基因要素。

在唱词格律方面，多取材于耕作渔猎、神话传说、民俗仪式、男女恋情、革命斗争等实践，灵活应用夸张、比喻、对比、拟人、排比、反诘等修辞技巧，高度凝聚了本土的思想精髓和语言精华。同时，革命歌曲中多采用无实质内容的衬词、衬字、儿化音与气息较弱的颤音，表现出歌曲创作者的感情思绪和音乐氛围，加之特殊的润腔方法和气声演唱技巧，强化了桑植红色民歌“无歌不衬、无衬不歌”的特点。桑植方言重卷舌音，擅用垛垛儿句，如“要吃辣椒不怕辣，要当红军不怕杀”“红军的个多辛苦，全是嘛为我们”等唱词，使其自带浓郁本真的民族韵味。同时，桑植红色民歌还体现出极大的文化包容性。因大量参军队伍集聚桑植，他们携带着各地多元的文化艺术形式，如《十送红军》就化用了江西兴国送别山歌《十送表哥》的音乐素材。不过，桑植版《十送红军》去除了“介支个”的口头语，曲调上更显凄凉悲切之感。

从桑植经历的革命历史阶段和曲目的思想内涵而言，可将红色民歌划分为批判旧社会、拥护贺龙、歌颂红军和政治动员四大类。其中，第一种红色民歌的主要批判对象是封建军阀、土豪劣绅、湘西土匪等恶势力，并在支持土地革命、激发妇女革命、倡导移风易俗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国民党是刮民党》《农民协会力量大》《妇女歌》等；二是以拥护贺龙为主线，以最纯真质朴的感情和曲调，赋予贺龙元帅以“神龙”的民间形象，深刻表达人们对他的赞颂和拥护之情，代表曲目有《贺龙回到湘鄂西》《贺龙本是一条龙》《贺龙将军到》等；三是以歌颂红军为重点，因红二方面军多为桑植子弟兵，该类红色民歌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红军英勇作战的颂扬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希冀，经典代表作有《门口挂盏灯》《马桑树儿挂灯台》《十送红军》等；四是以政治动员为主题，既在土地革命时期激发了群众的斗争勇气和决心，也在红二方面军北上长征中发挥了重要的激励作用，比如“扩红一百，只要一歇；扩红一千，只要一晚；扩红一万，只要一转”等经典歌词，蕴藏着踔厉奋发、砥砺前行的红色基因。

(三)桑植民歌的活态化保护利用经验

对桑植红色民歌的传承和利用，应纳入桑植民歌的整体性保护范畴之内。目前，在活化保护利用桑植民歌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及单位已探寻出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启示，为纵深推进长征红色非遗活化研究和保护利用提供了客观指引。

第一，坚持文化筑基，深挖民歌文化价值内涵。相关部门成立桑植非遗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安排专班专人专款收集、整理和保护当地民歌。加强桑植民歌普查摸底，出台《桑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规划》系列政策文件，对载有桑植红色基因的民间曲艺、民间器乐、民族舞蹈、傩戏、花灯戏等典籍进行抢救性挖掘。健全非遗保护传承长效机制，持续举办专题研讨活动，出版《桑植民族诗词》等系列丛书18册，实现由“取歌于民”向“还歌于民”的转变。

第二，突出以人为本，搭建非遗传承人才梯队。重视对桑植民歌传承人的保护，因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聚力打造民间文化抢救、保护、研究和管理的人才库，强化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培育和扶持。加大对桑植民歌传唱群体的培育力度，鼓励代表性传承人、老艺人、知名歌手开班设课、收徒授艺、参与赛会，重视对中青年艺术骨干的培养，努力构建一批素质高、技艺精、创意足的专业传承队伍，缓解当前桑植民歌传承人所面临的断代窘境。

第三，创新教育模式，推进桑植民歌融入校园。搭建非遗保护传承合作平台，与湖南师范大学、湖南艺术职业学院等大学以及本地中小学积极联动，将桑植民歌引入校园教学和课程考核体系，并于2011年创设桑植民歌传承班。配备优秀的民歌师资队伍，高标准建设红色培训基地，聘请省级非遗传承人尚生武、向佐绒等传授地道桑植民歌风韵，促使学生在接受科学系统的声乐训练之时，自觉投身于桑植民歌的保护传承行列。

第四，强化文旅融合，构建桑植民歌产业体系。突出“长征出发地”“贺帅故里”的核心优势，以洪家关创建国家5A级景区为抓手，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桑植段)的建设，构建以桑植民歌为主体、红色文化为基底的产业体系，塑造“放歌张家界、唱响长征路”的核心品牌，打造桑植民歌国际文化产业园、桑植民歌寨等优质项目，常态化筹办天下桑植民歌节、白族文化节、“三月三”等民族民俗节会歌赛，形成融民歌演艺创作、民乐传承培训、红色文化旅游、民族风情体验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民歌文化产业链。

总之，桑植民歌正成为引领革命老区文化振兴的重要引擎，但在活态化保护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发展瓶颈。首先，研究发掘工作不够，在百年岁月的流逝和革命斗争的烽火中，部分民歌或沉寂于历史的烟云，或遭受外来文化和流行音乐的冲击，亟须在深度研究中发掘、凝练其文化内涵，提升当代价值。其次，原有非遗传承土壤日渐消解，随着桑植人口的流动或迁移，歌众歌缘基础被逐步削弱，民歌传承的社会结构逐渐解体。调研过程中发现，桑植民歌寨、苦竹古寨、十八寨等传统传唱区，目前能传唱多首红色民歌的村民已不多，传承群体和传唱范围正持续敛缩，这反映出我国非遗保护与较为成熟国家相比尚存差距的现实。(12)参见高扬元、米满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节日的德育资源及其开掘应用》，《民族艺术研究》2011年第3期。再次，传承载体单一或开发模式失配，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度偏低。最后，非遗产业基础薄弱，桑植民歌的产业化过程目前存在客群定位不清、推广渠道薄弱、经济效益不高等困境，向高质量文化产品有机转化的可持续经营模式和机制有待完善。

三、实践路径：长征红色非遗的活态化利用路径

“活化利用”的概念，是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于1979年在《巴拉宪章》中创造性提出，指为建筑遗产找到适配的新用途或新功能，使该场所的文化价值得到最大化的传承和再现，并对建筑重要结构的改变降至最低限度。(13)参见张朝枝、刘诗夏：《城市更新与遗产活化利用：旅游的角色与功能》，《城市观察》2016年第5期。此后，伴随文物及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持续更新和深入人心，“活化利用”一词频现于历史建筑再造、城市更新、古村落保护、文化遗产利用、非遗活态传承等领域(14)参见李博雅：《“活化”语境下唐妞的诞生、成长与未来》，《中国博物馆》2019年第4期。，致力于达成人与历史文化的和谐共生。其中，非遗活化利用是将资源创造性转化为具有现代功能而又不影响其保护传承的有效做法，以及能够充分释放非遗自身活力及文化价值的实践活动。这既是非遗文化价值重塑、功能再造的技术和艺术，更是一种特殊的保护哲学和思维方式。

长征红色非遗的活态化需要坚持保护与利用相结合，亦是载体与路径的统一。简言之，非遗保护传承的载体分为人物、事物或符号(15)参见南宇、杨永春：《构建西部丝绸之路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开发体系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兼顾本质属性和基本功能，可拓展为人格化载体、文化空间载体、物化载体和产业化载体等保护利用方式(16)参见吴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化保护与传承》，《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这为长征红色非遗的系统化保护和活态化利用提供了认知解释框架及实践导向。具体而言，非遗是以传承人为核心载体的活态化传承，通过人的智能及表现形式加以呈现，如语言、文字、舞蹈、音乐、游戏、建筑、礼仪、风俗及其他技艺，既包含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与培育，又涵盖对“弱链接”群体的教育化普及，实现非遗人格化载体的赓续与创新。文化空间是非遗赖以孕育、生存、传承、更新的重要依托，尤其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进程中，将保护长征文物与文化资源摆在显要位置，有利于维持长征红色非遗原始、原生、原址、原貌等特性，整体构成了在性质、功能、结构与价值等方面，相对真实稳定、共生共存的长征主题文化生态系统。数字技术的活化，是非遗实物化的新型方式，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为彼此提供应用场景和科技手段，赋能长征红色非遗保护传承利用的全链条发展，构成非遗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互促共荣的数字化创新实践。生产性保护是我国非遗保护传承的主要方式之一，坚持以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为主线，关键在于找准契合红色非遗内涵特征和资源禀赋的产业化路径，以文旅产业融合新模式实现非遗的自我存续和价值转化。

非遗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实践证明，活化利用是非遗保护传承的最佳方式(17)参见刘鑫：《从公开活用走向促进地区振兴：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民族艺术》2018年第5期。，两者互为手段、相向而行，不仅是“利用中保护”与“保护中利用”的辩证统一，还是切实践行“两创”方针的终极目标(18)参见马知遥、刘智英、刘垚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几个关键性问题》，《民俗研究》2019年第6期。，更为建好用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这一中华文化重要标志提供内在动力。长征红色非遗的活化利用是一个全面、系统、多向的动态过程，核心在于找准契合实际的保护传承载体，形成符合国家战略和人民需要的开发利用模式。笔者拟以“两创”方针为逻辑主线和行动指南，结合桑植红色民歌活化利用的经验启示，围绕人格化传承、空间化保护、数字化再现和产业化利用等载体化保护利用方式，构建长效的长征红色非遗活化利用体系，以推进长征红色文化遗产的基因延续与守正创新，进一步促进大型线性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有鉴于此，凝练如下具体实践路径。

第一，拓展传承群体，促进长征红色非遗的人格化传承。传承人是非遗保护的“第一群体”，也是非遗得以创新利用的关键纽带。以传承人群为本，保护和培育非遗传承群体，成为维系传承秩序稳定性和非遗文化原真性的根本要求。非遗传承人担负着“传”和“承”的双重使命，为有序拓展非遗传承的对象和范围，应构建红色非遗的传承人保护及传承机制，健全代表性传承人认定管理制度，试点开展长征主题非遗传承人和传承群体的申报认定工作，构建红色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录，适度向长征沿线“老少边山穷”地区倾斜，并完善退出机制。同时，应重视对新生代非遗传承人的培育，拓展长征红色非遗人才培育渠道，支持代表性、权威性和有影响力的传承人开设非遗传承场馆并带课授艺，鼓励本地青年掌握利用传统技艺技能，支持毕业生参与红色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以培育出高素质、强技能、有担当的红色传承力量。此外，公众的参与决定着非遗保护利用的生存土壤和发展命运。其中，教育普及是非遗群体化传承的有效模式，本质仍属于人格化载体保护。因此，加快推动长征主题文化遗产有机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建设长征主题红色文化教育研究基地，支持高等院校增设非遗类相关学科与专业，引导学校开设非遗传承班和特色课程，推动青年学子成为长征文化的传承者、享有者和传播者。

第二，促进空间活化，夯实长征红色非遗的整体性保护。对长征红色非遗进行集中连片保护，有助于最大化保护传承红色基因的整体性与原真性。红军长征纵横15省、迢遥六万五千里，长征红色非遗多散布于广大“老少边山穷”地区，亟须提升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力度和管理水平，促进长征红色非遗的整体化保护和在地化实践。(19)参见邱海洪、江亮、郭振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乡村精英的话语权生成——基于湖南“汝城香火龙”的田野考察》，《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譬如，遵照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文旅融合区和传统利用区的功能定位，设立长征文化生态保护区，探索长征红色文化遗产的长效保护机制，制定重大修缮保护清单和分段分级分类保护指南，探索设立长征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长征文化遗产廊道和国家级长征文化生态保护区，构建功能互补、价值共生的长征文化生态保护系统。在赣、贵、川、陕、宁等红色资源丰富的省份，深入挖掘长征诗词、长征故事、红色标语、战地摄影、战地美术、报纸杂志、革命家书、口述历史等红色非遗资源，进而摸清这些资源的基本底数、传承境况、功能价值、保护需求和潜在隐患。依托长征主题革命博物馆、党史馆、纪念馆、革命遗址等，以及中国传统古村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等文化场域，形成一批富含长征元素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线路，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革命史料、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红色文物、印刻在石木条幅中的长征红色非遗“活”起来、“火”起来。

第三，突出科技赋能，推进长征红色非遗的数字化再现。数字时代呼啸而来，科技与文化协同应用，数字与非遗交互融合，数字技术正向赋能于非遗保护、展示、传播等活化全链条，非遗数字化已然成为引领文化创新、促进文化繁荣、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和突破方向，驱策着长征红色非遗在“两创”实践中呈现出更具内涵和潜力的新境界。在非遗数字化保护方面，应加快对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支持长征主题场馆开展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尤其要重视对长征文物与红色非遗建立数字化档案，实现由简单初级的复刻向动态交互的珍品转化。在非遗数字化展陈方面，可以打造“永不落幕”的网上展示空间，灵活应用全息成像、互动投影、数字沙盘、多点触控、虚拟翻书、虚拟讲解员、数字CG等技术手段，立体化展现长征路线、长征故事、长征人物和长征诗词等内容，增强对长征红色非遗及其元素的数字再现。在非遗数字化传播方面，对红色文化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宣传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和文化工程，对内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对外提振长征文化的美誉度，转变脱离文化情景、静态化展示或口耳相传的传统传播模式，用好“互联网+长征”系列项目和高流量社交平台，推广具有长征文化与地域特色的非遗数字文创产品，展现“舌尖上的非遗”“指尖上的非遗”“针尖上的非遗”“时间中的非遗”，为长征红色非遗的“出圈”插上“科技之翼”。

第四，着力文旅融合，加快长征红色非遗的产业化发展。坚持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在生产性实践中提升非遗产业的内生动力，形成以长征文化为内核的非遗新业态，助推非遗的产业融合化和集群化发展。文旅融合是长征红色非遗重焕活力的助推器，以此为主攻方向，探索“长征红色非遗+”的产业开发模式，促进长征红色非遗有机融入红色旅游、研学旅行、党建团建、非遗培训、乡村休闲等新业态，同时加快与长征沿线特色产业、优势产业、新兴产业的融合创新，全面丰富长征红色非遗旅游体验的内涵与外延，培育一批符合“商、养、学、闲、情、奇”等社会新需求的融合性文旅项目。以长征红色非遗产业“育链成群”为纽带，围绕红色主题的文化创意、酒店会展、教育研培、策划推广等产业领域，探索设立红色非遗产业的“链长制”，打造红色文化主题产业合作园区，加速产业链上下游的链条互联、标准对接、品牌共建，提升产业的规模效应和经济效益。以优化长征红色非遗产业结构升级为主线，坚持将调整淘汰与转型发展并举，兼顾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和创造性开发实践，探索长征红色非遗生产性、产业化与市场化的发展路径，推动红色文旅产业迈向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新阶段。

长征红色非遗赓续着革命老区的红色根脉，凝聚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红色基因，蕴含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红色密码。历史与实践证明，珍视非遗就是善待历史。长征红色非遗作为革命历史的“活教材”，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崇高理想而卓绝奋斗的政治本色，见证了长征精神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潮中绽放出激荡人心的磅礴伟力。活化非遗就是传承文化。系统剖析长征沿线红色非遗的价值意涵，扎实推进长征红色非遗的系统保护和活化利用，凝心聚力建好用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就是对伟大革命文化的深刻阐释、宣传与实践。可以说，活化的非遗才是时代的非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