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古望今,探看教育史论的来径与去路
——专访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院长杜学元教授

2023-10-09 10:06□罗
大学 2023年5期
关键词:教育史史论史料

□罗 欣 郭 伟

主持人语:教育史是阐明教育理论及实践的发展变化及规律的学科,史料是构成教育史大厦的“砖石”,史论是教育史的精神与灵魂,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才能保证教育史研究翔实、完善且深刻。鉴于史论研究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指引作用,本期高端访谈,大学编辑部专访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院长杜学元教授,探讨不断深化教育改革、推进数字化教育建设的背景下教育史论研究如何找到教育发展的规律与智慧、吸收优秀的实践经验,真正服务于基层学科建设与教师发展,促进学生的综合素养提升。

栏目介绍:《大学》“高端访谈”栏目是展示学术研究成果及教师风采,宣扬优秀教育思想,弘扬学术正气的重要学术阵地,通过与高等教育领域权威专家进行访谈交流,激荡思想碰撞,前瞻瞭望学术理论发展,助力《大学》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大学》广大读者打开一扇“思想之窗”,推动高等教育领域前沿学术思想的传播和发展。访谈对象有着比较广阔的学术视野,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平,对学界热点问题有着敏锐的直觉,如教育部领导、中外高校领导、企业高管、学术领军人、科研新星等;主要内容涉及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重要问题,如高校建设与管理、人才培养、国际交流与合作、教学改革、校企合作等。

一、归本溯源,紧抓教育“史”“论”研究价值

记者:从您的学术经历可以看出您对中外教育名家的教育思想与育人经历均有所钻研,还会就相似话题进行中西方教育思想、状况的差异比较,您认为比较研究有哪些优势和意义?

杜学元:我认为,比较研究一是有利于更好地认识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二是可以加深国人对外国教育史的了解,打开教育工作者的国际视野;三是可以加深我们对自身教育历史和文化教育的认识。阿拉伯史学大师伊本·卡尔敦在论述“外在的”历史学时强调,历史学应如实叙事,回答历史是什么的问题,目的是满足民众“急切了解历史”的需要[1]。“内在的”历史学在于分析和阐释,则回答历史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问题,即“向读者解释事物是怎样和为什么会是这样发生的”[1],满足“少数有学问的专家或上层统治者”的需要[1]。四是有利于我们大胆利用优秀的教育成果。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2]。五是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作出预判,超前思考教育问题,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服务于民族、服务于国家甚至服务于全人类。六是有利于我们借鉴他人的教育观点,丰富教育思想宝库。“比较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借鉴其他国家人民取得的成就或实践经验,更来自通过比较补充自己的看法和观点”[3]。七是可以利用中国丰富的教育历史文化资源为国际教育史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让中国文化教育走向世界。

记者: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正确认识和处理“史”和“论”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您认为从教育研究的角度出发,教育史论的研究该如何定义“史”和“论”的关系?

杜学元:史与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长期困扰中国史学界的理论问题。所谓“史”就是史料,“论”就是史观(即历史哲学,偏向哲学)。就教育史学科而言,教育“史”与“论”的关系也是教育史学科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教育史是对古往今来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系统记述,并阐明其变化发展状况及规律的学科。前者涉及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后者涉及教育活动史、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阐释教育史迹,离不开史料,教育史料是构成教育史大厦的“砖石”。但教育史又不是单纯教育史料的堆积,必须有明确的观点来加以统率,这就是教育“论”,教育“论”是教育史的灵魂。因此,从事教育史研究,必须重视将教育的史料与教育的史论相结合。只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才能保证教育史既翔实、具体而不失科学,又体系完善而启人深思。

对于史论与史料重要性的争论,历史学家翦伯赞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给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解决方案。他认为“研究历史没有史料是不行的”[5]。“历史是具体性的科学,论证历史,不要从概念出发,必须从具体的史实出发,从具体史实的科学分析中引出结论。不要先提出结论,把结论强加于具体的史实”[6]。“只有掌握了更丰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国的历史,在史料的总和中,显出它的大势。在史料的分析中,显出它的细节。在史料的升华中,显出它的发展法则”[7]。他强调“史料不等于历史。把史料变成历史,要经过加工制造的过程”[7]。而在这个“加工制造的过程”中,起指导作用的是理论。他说:“我们和资产阶级的区别,不是谁要史料,谁不要史料,即不是史料占有问题,而是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点、方法来分析史料的问题。”[5]于是他提出应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史料。研究教育史也应该遵循这一法则,既要重视教育史料,也应重视教育理论。因此,我把教育史论作为研究对象,就是避免单纯地注重史料和只注重某一方面。我认为教育史料功夫与教育史论功夫是研究教育史不可缺少的两项基本功。

记者:学科史研究对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至关重要,教育史的研究结论对现代教育事业发展具有启示作用,在新时代背景下,您认为教育史学科建设应何去何从?

杜学元:在新时代背景下,教育史学科建设应该乘势而上,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发挥教育史学科的基础性与预见性。

一是进一步拓展教育史的研究范围,深化教育史研究,挖掘不同时期、不同主题的具体教学经验。二是进一步拓展教育史研究视野。过去的教育史研究忽视普通民众的教育、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教育等,我们必须对这些过去重视不足的教育史领域加强研究,以还原更加真实和全面的教育历史发展场景,展现教育史发展的整体面貌。三是学科建设要进一步配合国家战略,更好地为国家战略贡献智慧,凸显教育在培养人才为国家战略服务的历史经验与宝贵智慧。四是既重视教育通史的研究,又注重教育断代史、专题史、区域国别史的研究,丰富教育史的研究面向。五是处理好“知古鉴今”与“古为今用”及“洋为中用”和“他为我用”的关系。教育史上无数先辈精辟的教育论述、感人的教育精神是当今教育发展与教育者成长的宝贵养料,我们必须好好珍视。教育史学科建设要在客观研究的基础上思考教育发展的现实问题,通过历史反观现实,在古今教育思想的“对话”中获得理解教育现实与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达成历史与现实的统一。知古鉴今,我们就应采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他为我用”的态度,对当今教育发展有可取之处的,都要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批判吸收与本土化理解。

二、以史为鉴,推动教育良性发展

记者:近年来我国不断推进教育改革,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以及特殊教育等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果。鉴于史论研究的指引性作用,您认为在未来的教育改革进程中,应如何更好地发挥教育史论研究作为指路灯的价值?

杜学元: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在未来的教育改革进程中如何更好地发挥教育史论研究作为指路灯的价值,我认为:教育史论研究是为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的,是在对教育历史进行梳理、研究中升化而成的教育历史哲学观。因此,在未来的教育改革进程中,我认为应强调以下几点:

一是教育史的研究尤其是教育史论的研究必须是基于教育史料和教育历史而抽绎出教育理论观点,找到教育发展的规律及智慧。教育史研究能拉近古今距离,为现实教育的发展与改革服务。为现实服务的思想要贯穿始终,才能既从历史中汲取有益的经验用于指导教育实践,又从现实教育实践中总结出新的经验,从而使教育史学与时俱进,保持鲜活的生命力,为教育发展与改革服务提供不竭的动力。正如李大钊先生所说:“一切史学研究,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陈编,乃是过去、现在、未来和永世生存的人类生活的全部生命。”[8]

二是未来教育改革应注意吸收我国优秀的教育历史经验。任何理论的发展都离不开实践活动,实践活动本身可分为历史的实践活动和现实的实践活动。严格说,现实的实践活动只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都可纳入历史的实践之中。因此,教育改革工作者应重视教育的历史经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源远流长,仅就优良道德传统而言就至少有五个方面值得借鉴,即:“强调整体精神,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的爱国主义”“推崇仁爱原则,强调‘厚德载物’和人际和谐”“提倡人伦价值,强调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重视修养践履,强调道德的主体能动作用”等等[9]。除优良道德传统外,在我国历史上也有难以计数的良风美俗,它们对国民起着长久的熏陶作用。此外,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良好行为规范及准则也无时无刻不对现代社会起着规范作用,中国历史上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也激励着中国人民不断奋进。我们应把传授这些文化作为教育的重要任务,使这些文化不断发扬光大,进而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提出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文化,这为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方向。

三是未来的教育改革必须好好吸收教育实验史的研究成果,避免走弯路。我国从古至今进行过大量的教育实验,外国近代以来也进行过大量的教育实验。从历史发展来看,有的教育实验经过历史检验是成功的,也有些教育实验经过历史检验是失败的。因此,我们在未来的教育改革中一定要充分吸收教育实验史的研究成果,规避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无效和失败的教育实验,避免重蹈覆辙,减少因实验而导致的人、财、物和时间等的浪费。

四是未来的教育改革必须坚持吸收国外良好的教育改革经验。国外良好的教育改革经验是世界人民的共有财富,但学习外国教育改革的经验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并做好本土化工作,不能照抄照搬。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繁荣我国的教育事业。

记者:部分学者诟病教育史“关注焦点在于上层人物和宏观制度”,您认为教育史研究应如何突破上层人物和宏观制度的窠臼,真正服务于基层学科建设及教师发展?

杜学元:一是教育史研究者应该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发展观,应突破上层人物和宏观制度的研究视野窠臼,眼光向下,真正服务于基层学科建设及教师发展。“眼光向下”就是要关注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广大学生从事和参与教育的历史,树立广大师生是教育历史,的创造者的理念,强化教师史、学生史和教育活动史等研究,以改善长期以来教育史“眼光向下”不足的问题。

二是要加大教育中观制度史甚至教育微观制度史的研究。在教育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仅产生了宏观教育制度,也产生了大量的中观教育制度,如各个省、市、自治区形成的教育制度,各地市州形成的教育制度,甚至各县市(区)旗形成的教育制度。对这些教育中观制度史,我们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更好地总结教育制度在中观层面运行、发展的历史经验,为完善国家宏观制度提供参考,更好地服务于微观教育制度的建立与运行。同时注意如学校办学制度这样微观教育制度的研究,以便更好地丰富中观教育制度,更好地解决实际教育问题。

三是加强学科教育史的研究。随着学科的发展,每个学科都几乎有其学科教育史,部分学科教育史得到了重视,但还有很多值得深化和拓展的地方,需要教育史工作者尤其是学科教育史工作者的不断努力。让学科教育历史经验直接供学科教学一线教师吸收和借鉴,才能促进学科教育教学的改进与发展。

四是应加强教师发展史的研究。尽管教师发展史的部分问题研究在我国受到了重视,但目前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教师发展通史面世,断代教师史屈指可数。因此,加强教师发展史的研究十分必要,这对教师更好地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上仅举的数点,我们可以看出,教育史研究只要改变研究视角,“眼光向下”,就能产出一系列面向基层学科和教师发展的成果,就能真正服务于基层学科建设及教师的发展。

记者:2023 年2 月13 日,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北京拉开帷幕,进一步推动了教育的数字化、信息化发展。您认为在当今教育数字化背景下,应如何利用教育史论研究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与发展?

杜学元:在当今教育数字化背景下,教育史论研究应该改变传统教育史的观念,顺应教育数字化的历史大潮,提高教育史学科的育人性。

一是可以通过研究,促进教育史料或教育史资源的数字化。既重视纸质教育史资料的收集与建设,更重视数字化教育史料库的建设,以提高教育史料的利用率。让学生通过快捷的网上访问,减少查找教育史料的时间。二是加强网上教育史专题馆的资料建设。基于5G 网络,依托智能视觉VR 技术,结合智能语音、区块链、虚拟数字人等技术,对教育历史场景进行再现,甚至拍录数字教育史题材影视,让学生通过观赏专题的教育史影视片,加深对教育历史的了解与认识。三是通过设置网上教育史知识库服务学生。让学生通过线下学习与线上互证的交融互动式学习,解决学习中存在的困难,并增强学生学习教育史的兴趣并检验学习的效果。四是可以让学生参与录制教育史名家的公开课或对教育史名家进行口述史访谈,保存教育史名家的授课风貌和真实的教育生活样态,让学生以教育史名家为榜样,学习教育史名家献身教育及教育史事业的伟大精神,也让学生在此过程中不断学习数字媒体技术。

总之,我们必须以与时俱进的教育史论观来指导和谋划教育史的研究和教学,强化教育史学科的思想教育功能,推出更加贴近学生学习所需的教育史数字成果,满足学生的求学所需,并让学生在学习教育史数字化成果中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养、增进教育史知识,提升教育智慧,培养学习和研究教育史的能力,掌握现代化数字媒体的知识与技能,实现综合素养的提升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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