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山装看传统服装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摘  要：民国时期，多种文化思潮涌入，导致了男子服装的多元化。西式的西装革履、中式的长袍马褂同时出现，形成了有中有西、有古有今的服装奇观。在此背景下，诞生了一款既融合了西方裁剪技术又体现出中式文化内涵、同时又因孙中山先生率先穿着而得名的服装——中山装。之后，中山装便成为民国时期“三民主义”追随者的经典着装。新中国建立以后，从国家领导人到老百姓，中山装风靡全国，一度被誉为“国服”。时至今日，中山装已历经百年，虽形制有所变化，但依旧以旺盛的生命力存在于当代服装文化之林。

关键词：中山装；孙中山；服装文化；传承和创新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州城市理工学院“中外服装史”课程思政示范课程（S20122009）阶段性研究成果。

服装是人类社会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它折射出当时所处时代的文化背景、政治变革、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各种影像。而我国历经五千年沉淀，形成了自己独特且丰富的传统服饰文化，有着“衣冠上国”的美誉。中国儒学大师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写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1]由此可见，我们的服饰文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如何对中国传统服饰文化进行优质传承并创新应用，已成为当下构建服装文化自信的重要手段。

中山装诞生于民国时期，其结束了封建社会保持了上千年的的服装等级制度，并赋予其鲜明的政治含义，成为知名度最高和影响力最广泛的中国服装，被誉为中国的“国服”。2007年英国《独立报》报道，在英国媒体评选出的“影响世界的十套服装”中，中山装位于榜首，可见其影响之深远。研究中山装的学者众多，笔者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中山装研究较多的为史料类的考证与追溯，如袁仄[2]、朱博伟[3]通过大量的史学资料论证了中山装的起源、中山装的政治内涵、中山装的设计者等，葛英颖[4]、郭东[5]等则探讨和研究了中山装本身的外观结构、审美特征等。还有大量的学者对中山装从民国时期诞生到新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变迁做了详细的阐述。而关于中山装在当下时代的传承和体现则研究较少。本文就以中山装从诞生、变迁以及当代的传承和现状为研究思路，通过这百年来的历史，回顾总结出中山装变化的原因和规律，为当代国服的制定以及对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如何传承创新给与参考和启发。

一、中山装的诞生

1911年，孙中山先生发动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之后北洋政府就颁布了剪辫、易服和废止缠足等法令，重塑了国民新形象。在1912年颁布的《服制》中规定：将西式的服装燕尾服列为男子的礼服。从这一条例中我们不难看出，官方取消了以往历朝历代中官服的等级制度，引入了西式的服装，表示了对西方文化的肯定。一时间，在官方文件的影响下，男子纷纷剪辩，女子不再缠足；同时，西式的西装革履也成了公职人员、进步人士和有留洋背景的男士们的着装。这一举措曾一度带动了潮流，连一心想复辟的末代皇帝溥仪都经常着西装亮相。然而虽如此，该条例并未得到很好的推广，西式的服装终究没能成为当时男子的主流着装，当时的老百姓依旧以清朝的遗留服饰——长袍马褂为主。著名文学家梁实秋先生就在他的散文《衣裳》中表达过对西装的不接受。他说：“中装宽大，没有一定的形式，穿着舒适，而西装有垫肩，领带，翻领的上衣，窄瘦的衣身等对人体充满束缚，且容易着凉。加上西装零部件之多之复杂。”[6]我们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学家的描述，不难分析出西装未能普及的原因。（一）西装衣身窄瘦，与我国向来宽大的着装审美不同，且当时还处于农耕时代，不适合老百姓日常活动和劳作。（二）制作一套完整的西装包括上衣、裤子、衬衫、马甲、领结或领带、皮带、皮鞋等，价格太过昂贵，当时的国民收入不足以支撑。因此，西装对当时来讲，既不实用也不经济，与我国国民的生活习惯、衣冠审美等格格不入，这就促成了中山装的诞生。

长袍马褂已不符合时代要求，穿西装又显得不伦不类，鉴于当时民国男子着装现状，早在1912年孙中山在《复中华国货维持会函》中就提到過制定新式服装的理念：“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7]关于中山装诞生的时间，学术界尚未定论，但从影像资料可以看出，1922年和1923年孙中山的照片上中山装出现频率较高。关于设计者也说法不一，有说是洋服商人黄隆生，亦有说是上海“荣昌祥呢绒西服号”王才运，等等。以上说法都缺乏史料佐证，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式的服装都是在孙中山先生的授意下制作完成的。起源于何种服装，目前有三种说法，即日本学生装、英国狩猎服、日本陆军士官服。不管起源于哪种服装，我们都可以看出中山装不是中国制造，而是拿来主义，借鉴了西式以人体三维为基础的裁剪方法，却又保持了中式端庄稳重的审美。“博采西制，加以改良”，因孙中山先生率先穿而被称为中山装，中山装就此诞生。

二、中山装的变迁

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后人为了表达对孙中山先生思想的追随，加强了中山符号的构建，如中山市、中山路、中山大学、中山广场、中山公园等，但这些中山符号缺乏流动性且不形象化[8]，而中山装则形象鲜明且人人可穿，是一个最直观、最易识别的中山符号。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在1929年颁布了新的《服制条例》，其中明确规定了中山装为男公务员制服，并对早期中山装的形制进行了改变，赋予了其政治含义，即“三民四维五权”，大大地激发了国人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情义。在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时，国共两党的最高领导人均身着中山装，表明了两党派对中山装政治内涵的认可以及和孙中山先生思想的统一。不同的是，在国民党的统治区主要是公职人员穿着，而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则是“工农兵学商，都着中山装”。至此，中山装形制定型，同时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普及和推广。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上到国家领导人、下至黎民百姓，各行各业均着中山装。如周总理在出席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的万隆会议时均着中山装，季羡林在新中国一直着中山装，钱学森在国外生活多年，回国后也再未穿过西服，均穿中山装。1956年，北京红都时装公司的田阿桐又根据毛主席的体型神态，对中山装进行了调整：口袋省去了褶襇，领口增大，加大衣身的放松量。这样，既增强了穿着者的舒适感，又体现出伟人的风范，被称为毛氏中山装。后来又在中山装的基础上，演变出青年装，军便装也广为流行[9]。毛主席在1961年写下的《为女民兵题照》，里面便有“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诗句。这首诗作被广为流传，可谓是人尽皆知，也影响到了那个时候女性的审美和着装。女子不再喜爱俏丽打扮，而是纷纷穿上军便装，显现出一种英姿飒爽的风彩，于是系列中山装也从男士的主要着装变成了男女皆穿。到了“文革”这个特殊的时期，服装不再有彩色，都为素色，色彩非常单一，即所谓的“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在20世纪50-70年代，系列中山装在中国一统天下，被誉为是中国的“国服”。外国人称这个时代的中国是“十亿人民一款衣，三种颜色盖大地”，形象地说明了当时国人着装的形态。

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入，1978年法国设计师皮尔卡丹来到中国。中国老百姓望着走在北京街头的“老外”，无论是样貌还是着装都与自己大相径庭，纷纷驻足观看，仿佛看到一个外星人。而通过此次中国之行，皮尔卡丹也敏锐地捕捉到：中国人民对于新式服装的需求和渴望。于是第二年他便带着模特又来到中国，举办了一场服装设计发布会。这场发布会影响巨大，看着T台上美丽的模特，艳丽的衣裳，国人们深受震撼，纷纷低头重新审视自己的穿着。在此期间，国家领导人对西方服装文化的输入也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随后，法国设计师伊夫圣罗兰、日本设计师小筱顺子等也先后来到中国举办了个人作品展，此时中山装开始备受冷落，西方服装逐渐大行其道。

三、中山装在当代的传承

进入21世纪，虽然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经济上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中山装依旧是我国历代领导人在出席国内外重大活动时的首选服装，这也体现了中山装恒久的生命力。在许多外交场合中，公务外交场合我国领导人按照国际惯例身着西装，而在社交性外交场合中，中山装则大放异彩。如2014年习近平主席身着一套改良版的中山装，携夫人出席了荷兰王室举行的国宴。这套改良版的服装加入了西式礼服中的口袋巾元素，中西元素巧妙结合，既体现出中式文化风采，又带来了时尚气息。此外，还有在2015年出席的英国女王的欢迎晚宴，同年出席的美国白宫的晚宴，习近平主席均是身着中山装，其良好的形象受到国内外媒体的一致赞誉。至此，我国的外交服饰经历了中山装、西装、新中山装的三个发展阶段。这也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三个历史进程。

四、中山装在当代的创新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从经济强势地区向弱势地区输入，而中山装作为我国传统服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再次成为服装界的“宠儿”。中山装不仅在本土受到了热捧，同时也得到了国外服装设计师的青睐，如日本的山本耀司、英国的约翰加利亚诺都曾以中山装为灵感进行艺术创作，在2018年刮起的国潮风中频频亮相。我们看到，融合了现代时尚元素的中山装得到了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喜爱，可谓是墙里墙外同时开花。

当然，還有众多的研究人员和学者也在致力于中山装的传承和创新。如2009年北京服装学院在50周年校庆之际就以中山装为灵感，做了一场“中山装概念”发布会，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和社会相关领域的强烈反响。同时，我国著名雕塑家隋建国也曾以中山装为灵感，创作了《衣钵》系列和《衣纹研究》系列，给古希腊的掷铁饼者、米开朗基罗的奴隶等西方著名雕塑穿上了中山装，以此表达他对中山装的理解。他说：“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中都有一件中山装。”可见中山装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不仅在服装领域，同时也在其它艺术领域，同样赋予了创作者们丰富的灵感和创作思路。

五、结语

综上，中山装的诞生对中国服装有着开拓性和革命性的意义，当然，同世间万物一样，中山装也经历了兴衰起落，时至今日，虽已逾百年，但依旧保持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同时其仍在不断吸收着外来文化的精华，以旺盛的生命力，存在于当代世界服装之林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均表达过对于传统文化的尊崇，并且提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我们的邻国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曾在科学技术上学习西方，但在文化上却保持了本土国粹，即“东方道德、西方技术”。这时期西装与和服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并存互融，直至现在依旧如此，上班时穿西装规整方便，生活时穿和服宽松随意。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和服是借鉴了我国唐朝时期女装里的襦裙而演变产生的，这充分体现了我国服装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影响深远。除中山装外，我国服装文化还有冕服、品色服、深衣、襦裙、袄裙、玄端、大袖衫等服式，均具风格鲜明、造型美观等特征。中山装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优质传承和创新应用的典范，给了我们非常好的启发和思路，让我们不断革新，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把我国服装文化从中国制造变成时尚中国，让国民穿着中国服饰自信地行走在世界各处，充分展示中国服装的风采。

参考文献：

[1]孔颖达，注释.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2]袁仄．中山服初考[J].装饰，2007（6）：52-55．

[3]朱博伟.中山装的释义与史实[J].丝绸，2021（12）：80-84.

[4]葛英颖.从“后中不破缝”解读中山装[J].丝绸，2021（8）：97-101．

[5]郭东．中山装的审美价值取向与审美特征[J].江西社会科学学报，2015（4）：39-43．

[6]梁实秋.雅舍小品全集·衣裳[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26-29.

[7]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62.

[8]刘玉琪.近代中国的“制服之道”——1912年与1929年服制的颁布与施行[J].装饰，2018（12）：06-08．

[9]冯泽民，刘海清.中西服装发展史[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5：146-147.

作者简介：李彦姣，硕士，广州城市理工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