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师风险决策

李瑛玫（副教授），焦婉茹，杨忠海（博士生导师）

一、引言

高质量审计是资本市场良好运作的保障，审计师通常被财务报表使用者看作是投资资产的担保人和投资损失的偿付者，面临着难以规避的审计风险（李留闯和李彬，2015）。为了降低审计风险，审计师如何进行风险决策至关重要。而今数字化发展浪潮席卷全球，企业纷纷加快了数字化转型的步伐。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商业模式、企业绩效、公司治理等多方面给企业带来了显著影响。企业实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也会给企业财务信息的确认、计量及记录等带来很大不确定性，势必给从事财报审计工作的审计师带来新挑战。因此，数字经济时代，审计师要依据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影响，重新评估审计风险来进行恰当的风险决策。然而，企业数字化转型下审计师会采取何种方式进行风险决策、具体传导机制如何，还受到哪些内外部因素的影响，目前学界尚不清楚，还有待深入探究。

审计师风险决策通常指审计师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通过职业判断做出的、旨在将审计风险控制在可接受水平内的行动方案选择。审计师对于感知到的审计风险，通常采取的决策包括积极应对决策和风险规避决策，前者主要指增加审计投入、提高审计收费或谨慎出具审计意见等，而后者则主要为拒绝接受委托、终止审计关系等。审计师会根据不同客户的风险特征来选择性地运用风险决策（李明辉等，2021）。鉴于此，本文以2007 ～2021 年间我国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审计投入、审计费用、审计意见三个方面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师风险决策的影响。本研究可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下会计师事务所治理以及政府部门和投资者监管提供参考。

二、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1.审计师风险决策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目前审计师风险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等方面。在企业特征方面，李留闯和李彬（2015）的研究表明，客户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越大，审计师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越大、审计收费越高，但和审计师变更无显著关系。粟立钟等（2019）的研究表明，审计师对实施了股权激励的公司会降低审计投入和审计收费、出具更多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此外，审计师会对商誉减值以及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企业增加审计投入、提高审计费用并提高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倾向（李明辉等，2021；翟胜宝等，2017）。在外部环境方面，刘笑霞等（2017）发现媒体负面报道与审计定价显著正相关，但与审计延迟无显著关联。然而，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师风险决策影响的相关研究尚存缺口。

2.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是否有积极的影响，学者们的观点并不统一。部分学者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促进商业模式创新（Zhang 等，2020）以及提升企业业绩（易露霞等，2021）等有重要作用。另有学者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一定会对经营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如刘淑春等（2021）从生产率悖论视角出发，发现数字技术如果与企业管理模式等基础不匹配，多数企业的转型阵痛会进一步放大，难以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用。

国内外关于企业数字技术或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影响的研究主要在审计模式方法和审计费用等方面。在审计模式方法影响方面，秦荣生（2014）、Nazarova 等（2021）阐述了当前大数据、自动化等对现代审计的重要影响，提出了大数据审计的技术方法。郑伟等（2016）提出了数字化审计模式的建设路径。数字化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尚未形成相对一致的结论。如部分学者发现企业信息化水平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显著降低审计费用（Chen 等，2014；张永坤等，2021）。郭檬楠等（2023）发现国家审计信息化建设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审计收费。但也有学者指出，企业使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会提高审计费用（杨德明等，2020）。吴武清等（2022）发现企业信息化建设程度会显著提高审计费用，但会降低审计质量。翟华云和李倩茹（2022）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审计质量。年报审计师对于数字化程度较高企业中的关键审计事项决策会更加谨慎（耀友福和周兰，2023）。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可知，有关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但学者们对审计师等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度不够，且尚未有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投入和审计意见的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师风险决策的影响机制以及内外部因素的异质性作用尚不清晰。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数字化转型与审计投入。企业数字化转型使被审计单位系统更为复杂（吴武清等，2022），而审计师在应用信息技术方面明显要滞后于企业。若被审计单位拥有高端软件尤其是审计师不了解的软件，审计师就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执行更多实质性程序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秦荣生，2014）。另外，由于企业数字化有助于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充分性，企业更愿意与外部投资者和市场中介交流（祁怀锦等，2020），企业数字化转型也会增加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耀友福和周兰，2023），从而增大审计师核对和分析的信息量。进一步，由于数字技术发展速度较快，投资者对信息技术及其控制等相关的知识比较欠缺，与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间往往存在较大的信息不对称（曾建光，2014），容易诱发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代理成本。从经营活动的角度看，数字化转型具有鲜明的“不破不立”的特征，企业要打破原有的生产经营体系，并建立全新的组织框架和运营体系，经营范围也会延伸且变得复杂多样，从而增大企业的经营风险。因此，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代理成本和经营风险会越高，审计工作复杂度会越大，从而增大审计师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为将审计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审计师要投入更多的努力获取更充分的审计证据。

但从企业的角度看，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经营风险。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实现数据和知识的有效交流，提升企业利益相关者所需信息的完整性与透明度（张永坤等，2021），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企业资源的配置效率（Porter 和Heppelmann，2014）。再者，信息化水平高的企业的业务发展能力更强、业绩表现更突出，经营风险更低，企业的重大错报风险会大大降低。从会计师事务所角度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提升审计工作效率，短时间、低成本地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从而降低审计成本。由于审计行业也在不断进行数字技术方面的改革，审计师能通过大数据搜集审计证据，进行相关分析（郑伟等，2016），会计师事务所的大数据审计平台可以与企业更有效地对接，合理分配审计资源，从而提高审计质量和审计工作效率（Fedyk 等，2022）。此时，审计师为了获取相对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只需设置更少的审计程序，即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审计师的审计投入越少。

为此，本文提出以下竞争性假设：

H1a：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的企业，审计师的审计投入越多。

H1b：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的企业，审计师的审计投入越少。

2.数字化转型与审计费用。企业数字化转型前期需进行数字技术的设计与开发等活动，所以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而企业存在大量现金流时，管理者更倾向于浪费和不理智的投资行为，从而加剧股东与管理层间的代理冲突。数字化背景下，公司的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都会进行整合和重新配置，此过程中的资源冲突将会使公司业务发展有较大不确定性（罗珉和李亮宇，2015），同时会使企业业务变得复杂多样（曾建光，2015），企业会面临更高的经营风险。企业代理冲突、经营风险会增大财务报表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使审计风险增大（李留闯和李彬，2015）。企业审计风险水平较高时，为了确保审计意见准确，会计师事务所必须增加审计程序，延长审计时间，同时收取更多审计费用作为风险溢价。同时，会计师事务所也要开发数字化平台等软件和硬件设施，通过培训提升审计师的数字化技术能力（秦荣生，2014），审计师也可能考虑聘请数字化专家开展工作，从而增加审计成本。此外，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增大审计报告的曝光度，审计师面临的诉讼和声誉风险会随之增大，从而收取更多的审计风险溢价。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增强企业内部控制能力，降低控制风险。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可将大量非结构化、非标准化数据转化为结构化、标准化数据（吴非等，2021），增强信息处理能力和有效性，促进企业信息流动，缓解委托代理问题（Goldfarb和Tucker，2019），形成良好的公司内外部治理环境，增强内部控制的有效性，降低控制风险。另外，较高的信息透明度能给管理层提供更及时完整的信息，数字化信息系统能实时反馈管理层实施决策的效果和存在的问题，减少管理层的非理性决策行为（祁怀锦等，2020），提高其决策效率和质量，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此外，数字化转型能增强企业财务运作效率，改善财务状况，提高企业营运能力，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控制风险和经营风险的降低会降低企业的重大错报风险，从而降低审计风险溢价，同时审计师可以减少审计所需资源使审计成本降低，而二者的降低都会降低审计收费。

为此，本文提出以下竞争性假设：

H2a：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的企业，审计师收取的审计费用越高。

H2b：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的企业，审计师收取的审计费用越低。

3.数字化转型与审计意见。审计师可能将企业数字化转型视为高风险审计事项，从而发表非标审计意见。首先，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概率，增大审计风险。数字化技术为企业提供了盈余管理的机会和途径（吴武清等，2022），当企业存在粉饰报表的不良动机时，由于软件操控的复杂性，审计师难以识别出企业的盈余管理活动，审计风险会增大。其次，数字化转型会增加企业内部控制缺陷，加剧代理冲突。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要快速适应高度变化和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高速成长的企业通常伴随着较大的交易复杂度和人员变动，当内部控制发展跟不上企业发展速度时，可能增加企业内部控制缺陷（Doyle等，2006），增大控制风险。企业制度不健全时，可能诱发经理人的道德风险，加剧代理冲突（Ashbaugh-Skaife等，2008）。而可能引起代理冲突与经营状况不佳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会被审计师视为高风险审计事项。审计师通常会出具非标审计意见来减少因审计失败而被处罚的可能。

但还有一种可能，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审计师越不倾向于发表非标审计意见。一是数字化转型能改善经营状况，降低企业风险。企业通过数字化战略能增强识别市场机遇和规避风险的能力，对市场供求关系做出更科学的决策（易露霞等，2021），降低操作结果的不确定性和企业运营成本，优化企业运营流程（Goldfarb 和Tucker，2019）。二是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有强烈意愿通过增加信息披露等方式向市场传递数字化变革的信心，市场对其发展持有更正面的预期，融资成本会显著降低，有助于稳定审计师对企业持续经营的预期。三是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加强外部监督，减少企业代理问题。数字化转型企业的信息披露行为使业务流程更透明化，扩宽了利益相关者的监督渠道，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减少企业代理问题。总之，企业数字化转型可能向审计师传递其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良好的信号，有效缓解了审计师对企业审计风险的担忧，审计师越不倾向于发表非标审计意见。

为此，本文提出以下竞争性假设：

H3a：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的企业，审计师越倾向于发表非标审计意见。

H3b：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的企业，审计师越不倾向于发表非标审计意见。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7 ～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本文对样本的处理如下：剔除金融保险业企业样本；剔除ST、*ST、PT等财务异常的企业样本；剔除主要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23291 个样本观测值。为降低异常值的影响，对连续型变量均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

（二）变量定义

1.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Dig）。目前学界关于数字化转型的衡量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采用数字化无形资产的相关变量进行衡量，例如用信息化金额的对数衡量信息化建设水平（吴武清等，2022）；其二，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赵宸宇等，2021），即通过对年报MD&A部分进行文本分析，构建互联网、互联网+、大数据等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的词频并进行加总处理，构建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

本文借鉴吴武清等（2022）的相关研究，用企业数字化无形资产的对数来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一方面用数字化无形资产相关变量衡量能更直观地反映企业数字化建设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文本分析时数字化相关词频选择主观性的问题。但为保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借鉴赵宸宇等（2021）的有关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回归结果保持一致。Dig指标数值越大，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越高。

2.被解释变量：审计投入（AInput）、审计费用（AFee）和审计意见（AOpinion）。借鉴杨德明等（2020）的研究，审计投入采用资产负债表日到审计报告日的间隔天数加1 取对数表示。审计费用采用企业当年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费用总额取对数表示。审计意见采用虚拟变量，若企业当年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AOpinion=1，否则AOpinion=0。

3.控制变量（Controls）。借鉴赵宸宇等（2021）等的研究，本文选择企业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自由现金流（Cfo）、资产收益率（Roa）、股权集中度（Top1）、产权性质（Soe）、是否国际“四大”（Big4）、上市年限（Age）、审计复杂度（Complex）、是否亏损（Loss）、成长性（Growth）为控制变量，并控制年度（Year）和行业（Ind）固定效应。

本文各变量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三）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师风险决策的影响，构建回归模型（1）、（2）和（3）来验证本文假设。

模型（1）、（2）和（3）分别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投入、审计费用和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模型（1）、（2）采用OLS回归，模型（3）采用Logit回归。由于审计意见也会影响审计投入和审计费用，借鉴已有研究（李明辉等，2021），在模型（1）、、（2）中加入审计意见（AOpinion）作为控制变量。对所有回归采用稳健性标准误和公司层面的聚类调整。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 所示。结果显示，审计投入（AInput）的均值为4.553，最小值为3.611，最大值为4.787，说明会计师事务所对不同被审计单位的审计投入有较大差异。审计费用（AFee）的均值为13.790，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12.470 和16.260，说明审计费用在不同被审计单位间的差异较大。审计意见（AOpinion）的均值为0.030，说明样本期内约有3%的被审计单位收到了非标准审计意见。企业数字化转型（Dig）的均值为15.570，最大值为20.350，最小值为10.090，表明不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相关性分析

由相关性分析可发现，AInput、AFee 与Dig 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审计师会对数字化转型企业付出更多审计投入、收取更高审计费用，与H1a和H2a 一致；AOpinion 与Dig 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H3b一致，表明企业数字化程度高时，审计师越不倾向于发表非标审计意见。此外，所有变量的VIF均低于10，变量间没有较为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多元回归分析

表3 报告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师风险决策的回归结果。列（1）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投入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Dig 的回归系数为0.005，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审计师在审计工作上投入越多，验证了H1a。列（2）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费用的影响，Dig的回归系数为0.044，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审计师收取的审计费用越高，验证了H2a。列（3）将数字化转型与审计意见进行回归，结果发现Dig 的回归系数为-0.102，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师发表的审计意见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验证了H3b。模型（1）、模型（2）与模型（3）的回归结果表明，审计师在审计数字化转型企业时，意识到潜在的审计风险，会投入更多审计工作时长、收取更多审计费用；同时，审计师对数字化转型企业越不倾向于出具非标审计意见。

表3 多元回归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结论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提高审计投入和审计费用而非降低，原因可能是：我国数字化转型正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赵宸宇等，2021），企业存在转型成本高、数字技术基础薄弱等困难，前期需要投入大量成本，新旧业务流程等会发生冲突，给企业生产经营等带来一系列风险（杨德明等，2020）。而会计师事务所在适应数字化转型方面总体滞后于企业，在数字化平台、数字化技术人员方面尚未做好准备，会增加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因此，本文认为在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下，数字化转型为企业经营带来的积极成果可能并不明显，可能会通过增大经营风险等途径增加审计难度、增大审计风险，促使审计师在审计工作中投入更多并收取更多审计费用来应对所面临的审计风险。而数字化转型之所以会减少非标审计意见而非增多，可能是因为审计师对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企业已经投入更多审计工作，提高了审计费用，多数情况下已将审计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无须依靠发表非标审计意见来进一步降低审计风险。而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便利会提高审计师获取的信息质量，因此不倾向于出具非标审计意见。

五、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一）内生性处理

1.工具变量法（IV）。由于自变量与因变量可能存在因果倒置、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借鉴翟华云和李倩茹（2022）的研究，本文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年度行业均值（IVDig）做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回归。只涉及一个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且该变量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F＞10）。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其年度行业均值有关，满足相关性要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年度行业均值（IVDig）是一个外生变量，与审计师风险决策无直接关系，满足外生性要求。表4的列（1）～（3）报告了引入IVDig 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表4 工具变量和自变量滞后一期回归结果

2.自变量滞后一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可能存在时间滞后性，为了解决反向因果问题，本文借鉴杨德明等（2020）的研究，将企业数字化转型滞后一期进行回归，表4 的列（4）～（6）报告了回归结果，相关回归结果依然显著。

（二）稳健性检验

1.剔除特殊样本。样本中包含以软件、信息技术为主业的企业或者创业板、中小板、科创板企业，其“数字化”或数字化程度天然就很高，导致无法准确看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师风险决策的影响。因此，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剔除这些企业重新进行回归。如表5所示，结果仍保持不变。

表5 剔除特殊样本回归结果

2.替代主要变量。本文对主要变量进行重新度量：一是调整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测算方法，借鉴赵宸宇等（2021）的研究，用文本分析法构建数字化转型指数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衡量指标Dig1。二是调整审计师风险决策各变量的测算方法。审计投入用未经对数化的审计投入（Input），即当年会计期末日到审计结束日间的天数衡量。审计费用采用当期审计费用与期末总资产的比值（Fee1）衡量。审计意见（Opinion）采用序列变量①衡量。表6报告的回归结果保持不变。

表6 替代主要变量回归结果

六、进一步分析

（一）影响机制检验

上文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引发审计师风险决策行为。依照前文理论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影响代理成本和经营风险进而影响审计师风险决策。本文采用温忠麟等（2014）的中介效应理论，构建中介效应模型（4）～（7），并结合模型（1）～（3），从代理成本和经营风险两个方面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影响审计投入、审计费用和审计意见的路径和作用机理。参考杜勇等（2019）、王竹泉等（2017）的相关研究，本文采用管理费用率衡量代理成本（Mfee），使用近三年公司盈利的波动率来衡量经营风险（Risk）。Controls的选取与模型（1）相同。

表7 报告了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列（1）中Dig 与Mfee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公司代理成本越大。列（2）、列（3）和列（4）中加入中介因子Mfee 后：Mfee 与AFee 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Sobel检验Z统计量为17.889，P值小于1%；Mfee与AInput 正相关但不显著。Mfee 与AOpinion 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Sobel检验Z统计量为-6.390，P值小于1%。这表明企业代理成本会增加审计费用但会使审计师越不倾向于出具非标审计意见，但审计工作时长并未增加，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行为通过增加代理成本进而影响被审计公司的审计费用和审计意见的路径成立，其中代理成本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意见影响的过程中存在遮掩效应，即“企业数字化转型→代理成本→审计费用/审计意见”的传导路径成立，但对审计投入的影响路径不成立。

表7 代理成本和经营风险作用路径回归结果

列（5）中Dig 与Risk 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公司经营风险越高。列（6）、列（7）和列（8）中加入中介因子Risk后：Risk与AFee在1%的水平显著正相关，Sobel 检验Z 统计量为3.919，P值小于1%；Risk 与AInput 正相关但不显著；Risk 与AOpinion 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Sobel 检验Z 统计量为-4.624，P 值小于1%。这表明企业经营风险会增加审计费用，使审计师越不倾向于出具非标审计意见，但并未增加审计投入，说明数字化转型行为通过增加企业经营风险进而影响审计费用和审计意见的路径成立，其中经营风险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意见影响过程中存在遮掩效应，即“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营风险→审计费用/审计意见”的传导路径成立，但对审计投入的影响路径不成立。

上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审计师增加所收取的审计费用时，更多的是出于风险补偿角度而非成本补偿角度，进一步验证审计师强烈的风险规避动机。

（二）异质性检验

本文从审计环境（市场环境）、审计主体（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和审计客体（企业产权性质与科技属性）方面做了异质性分析。

1.市场环境的影响。从审计环境层面看，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在地区间分布并不平衡，东部地区市场化指数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本文按企业所在地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8 所示。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费用的影响都正向显著，但二者间组间差异系数不显著。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投入和审计意见的影响在中西部更显著，而在东部地区不显著，组间差异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中西部地区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审计师会投入更多审计工作以降低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审计风险，同时审计师也越不倾向于出具非标审计意见。

表8 市场环境的影响

2.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影响。从审计主体层面来看，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相比其他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胜任能力更强。表9 为根据是否为国际“四大”审计分组检验的回归结果。可见，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非“四大”审计投入、审计收费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对“四大”审计投入影响不显著。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非“四大”审计意见的影响显著为负，但在“四大”中二者不显著。组间差异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四大”和非“四大”的审计费用影响没有显著差异，对两者进行审计投入和出具审计意见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即相比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通过提高审计投入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审计风险，此时，审计师越不倾向于出具非标审计意见。

表9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影响

3.产权性质的影响。产权性质是企业的重要特征，本文根据产权性质将企业分为国企和非国企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0所示。数字化转型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在国企和非国企中都显著正相关；非国企中，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投入显著正相关，而在国企中二者无显著关系；非国企中，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意见显著负相关，而在国企中二者无显著关系。组间回归系数差异检验表明，国企和非国企的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投入、审计费用和审计意见的影响都没有显著差异。

表10 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

4.企业科技属性的影响。高科技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远高于其他行业的企业，本文依据是否为高科技企业②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如表11所示。结果显示，企业为非高科技企业时，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投入、审计费用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企业为高科技企业时，数字化转型对三者的影响都不显著。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的结果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审计师审计数字化转型的非高科技企业时，需投入更多的审计时长、收取更高审计费用以应对数字化带来的审计风险，同时审计师也越不倾向于出具非标审计意见。

表11 企业科技属性的影响

（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师风险规避决策

为充分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师风险决策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检验了数字化转型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是否会采用拒绝接受委托、终止审计关系等风险规避决策。审计师采用风险规避决策，即会发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本文借鉴李留闯和李彬（2015）等学者的研究，采用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变更（Switch）衡量风险规避决策，构建模型（8）并采用Logit 回归进行检验。

模型（8）的回归结果如表12 所示。其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为应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风险，审计师会采取增加审计投入、收取更多审计费用等积极应对的审计决策，也可能采取终止审计关系等风险规避决策。

表12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

七、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主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审计师风险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增加审计投入和审计费用，审计师更不倾向于出具非标审计意见，即对于发展数字化的企业，审计师会增加审计工作时长、收取更多审计费用，同时不倾向于出具非标审计意见。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验证了审计师应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也会采用风险规避决策。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代理成本和经营风险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费用、数字化转型与审计意见之间起中介作用，即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增加企业的代理成本和经营风险，从而使审计师增大审计费用，但不倾向于出具非标审计意见。异质性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投入、审计费用和审计意见的影响受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企业科技属性和市场环境的影响。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得出以下启示：第一，会计师事务所想要提高规避风险能力，不能仅靠提高审计收费，还要加强审计师数字化培训，提高审计质量和工作效率，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核心竞争力。第二，政府部门及投资者对审计时长较长、审计收费较高的数字化转型企业需格外注意，增强对企业代理成本和经营风险的鉴别能力，对不同类型、不同环境下企业数字化转型采用不同方式的监管。政府部门应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监督，确保审计师做出独立公允的审计意见决策。

【注 释】

①审计意见序列变量，即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为0，标准审计意见加强调事项段为1，保留意见为2，保留意见加强调事项段为3，无法表示意见为4，否定意见为5。

②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和OECD等相关文件，参考张永坤等的（2021）研究，将医药制造业（C27），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39），仪器仪表制造业（C4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I），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M）划分为高科技产业，其他划分为非高科技产业。

【 主要参考文献】

杜勇，何硕颖，陈建英.企业金融化影响审计定价吗［J］.审计研究，2019（4）：101 ～110.

李留闯，李彬.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影响审计师的风险决策吗？［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5（5）：44 ～54.

李明辉，王宇，张晗等.审计师对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风险应对［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1（6）：1368 ～1382.

刘淑春，闫津臣，张思雪等.企业管理数字化变革能提升投入产出效率吗［J］.管理世界，2021（5）：170 ～190+13.

刘笑霞，李明辉，孙蕾.媒体负面报道、审计定价与审计延迟［J］.会计研究，2017（4）：88 ～94+96.

罗珉，李亮宇.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创新:价值创造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5（1）：95 ～107.

祁怀锦，曹修琴，刘艳霞.数字经济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基于信息不对称和管理者非理性行为视角［J］.改革，2020（4）：50 ～64.

秦荣生.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对审计的影响研究［J］.审计研究，2014（6）：23～28.

粟立钟，张润达，鲁睿.股权激励与外部审计师风险应对［J］.审计研究，2019（3）：120 ～128.

王竹泉，王贞洁，李静.经营风险与营运资金融资决策［J］.会计研究，2017（5）：60 ～67+97.

吴非，胡慧芷，林慧妍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1（7）：130 ～144+10.

吴武清，赵越，苏子豪.企业信息化建设与审计费用——数字化转型时期的新证据［J］.审计研究，2022（1）：106 ～117.

杨德明，夏小燕，金淞宇等.大数据、区块链与上市公司审计费用［J］.审计研究，2020（4）：68 ～79.

耀友福，周兰.企业数字化影响关键审计事项决策吗？［J］.审计研究，2023（1）：123 ～135.

易露霞，吴非，常曦.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与主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1（10）：24～38.

翟胜宝，许浩然，刘耀淞，唐玮.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师风险应对[J].管理世界，2017（10）：51 ～65.

赵宸宇，王文春，李雪松.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财贸经济，2021（7）：114 ～129.

郑伟，张立民，杨莉.试析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式审计模式［J］.审计研究，2016（4）：20 ～27.

Ashbaugh-Skaife，Collins H.D.，Kinney W.，et al..The Effect of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and Their Remediation on Accrual Quality［J］.The Accounting Review，2008（3）：217 ～250.

Chen Y.，Smith A.L.，Cao J.，Xia W..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pability，Internal Control Effectiveness，and Audit Fees and Delays［J］.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2014（2）：149 ～180.

Doyle J.，Ge W.，McVay S..Determinants of Weaknesses in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6（1）：193 ～223.

Porter M.E.，Heppelmann J.E..How Smart，Connected Products are Transforming Competition［J］.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14（11）：96 ～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