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台海危机前后台湾地区领导人对美国可靠性之评估
——基于情感效用信号理论的分析

王明德

(四川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窜访台湾和2023年3月蔡英文“过境”美国事件,引起中国政府强烈抗议和解放军两次大规模的环台军事演习,也即西方所谓“第四次台海危机”。[1]中国所展示的“反介入”力量,表明中美两国在台海的博弈已成为事实上的相互军事威慑。随着拜登行政当局(administration)系统性推动“太平洋威慑倡议”,以及美国军政要员越来越公开地讨论“协防台湾”,中美卷入台海军事冲突的风险也急剧上升。[2]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在刀兵相见之前,中美两国在台海的博弈首先是政治和心理上的:美国试图说服台湾地区领导人相信美国以武力协防台湾的承诺,而中国大陆则要使其放弃对美国的幻想,认识到美国不会为了台湾而甘冒战争的风险。这场博弈的输赢取决于台湾地区领导人会在多大程度上维持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因而,如果要“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化解台海军事冲突的前提下取得先机,就需要了解台湾地区领导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认知变化,这样才能客观评估美国对台再保证的效果,把握影响台湾地区领导人心理的最佳时机并制定有效措施。本文正是基于这一问题意识,试图提供分析美国再保证对台湾地区领导人心理影响的理论框架,以便为对美外交政策以及美国涉台外交政策的分析和决策提供参考。

本文的主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借鉴西方同盟和威慑研究理论文献,简述其关于同盟可靠性信息传递机制的论说,尤其是作为传统典范的“昂贵信号理论”和国际关系界的“情感革命”对这些文献的挑战;第二,基于心理学、脑科学、行为经济学关于情感与决策的研究,提出基于情感效用信号的理论框架;第三,以1954年和1958年两次台海危机前后蒋介石对美国同盟可靠性的评判为例,说明情感效用信号论相较于昂贵信号论的优势。

一、传递同盟可靠性的昂贵信号及其挑战

自古以来,军事同盟是东西方国际政治中普遍运用的战略平衡工具。同盟的组建与分化常常左右国际冲突、影响国际格局,乃至推动国际秩序的变迁。17世纪欧洲现代国际体系形成以来,同盟成为重要的平衡工具,常在战前缔结,因而盟国之间是否会按照条约履行承诺,往往对缔约国的安全预期至关重要。[3]因此,“同盟可靠性”(alliance reliability)问题逐渐受到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外国际关系学者基于“战争相关性因素”(Correlates of War, COW)和“同盟条约义务与条款”(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 &Provisions, ATOP)等国际政治研究数据库,对19世纪以来的同盟进行量化分析,发现根据不同标准,大约有25%～75%的同盟承诺遭到背弃。[4-6]这真切地显示同盟政治的风险,揭示了通过探索有利守信的积极因素,帮助国家决策优化未来同盟选择的研究方向。比如,利兹(Ashley Leeds)和李普森(Charles Lipson)等人的研究就认为,民主政治对领导人的制约,有助于提升同盟可靠性。[7-8]然而,这种基于统计的相关性分析和计算概率的方法,脱离决策环境,应用意义不大。

在中美博弈背景下,美国对台再保证的核心即是同盟可靠性问题。但与既有的同盟可靠性研究不同,美国对台再保证政策分析的焦点在于,美国如何向台湾传递其对中国延伸威慑的可靠性。国际关系学界回答这一问题的理论范式,由研究威慑理论的学者首先建立。这就是受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名作启发,经费伦(James Fearon)建立博弈论模型,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流行的“昂贵信号理论”(costly signaling theory)。[9-10]昂贵信号理论遵循简单明了的微观经济理性人逻辑,认为国际关系面临极高的不确定性,政治人物的意图属于“私有信息”无法直接观测,而欺骗者永远有假扮诚信、获取收益的动机。因此,空口无凭(cheap talk)无法传递可信的意图,诚意只能用行为表达,关键要看对方是否砸进“真金白银”(costs)。[11]费伦的博弈论模型将这一区分欺骗与诚意的判断,简明扼要地模拟为辨识对方“类型”的过程,其中核心标准即对方发送的信号(行为)是否产生足够高的成本(costly),以至于欺骗行为无利可图。[12]昂贵信号理论很快就被莫罗(James Morrow)等学者借鉴,用于解释同盟之间如何传递承诺的可靠性,又与施耐德(Glenn Synder)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同盟管理理论结合,成为主流的同盟可靠性传递机制理论范式。[13]65,[14]

近年来,国内一批研究美国同盟体系下承诺可信性传递机制的学者,显然是在接受昂贵信号理论基本假设的前提下展开分析的。比如:董柞壮就在诠释莫罗的基础上,主张联盟是否可靠取决于其对外发送的信号如何影响国家对其所带来的安全收益和维系成本的判断。[15]漆海霞对美国军售的量化研究发现,美国对盟友的军售有利于提升其同盟延伸威慑的可信度,而其理论依据的三方动态模型的基础,正是费伦对“昂贵信号”的经典划分:沉没信号(sunk cost)和束手信号(tying hands)。[16]孙逊等和江天骄对美国延伸威慑可信性机制的研究,也明确指出其与昂贵信号理论的密切联系,并主张美国延伸威慑可信度取决于安全承诺的制度化和延伸威慑的力量构成这两种昂贵信号。[17-18]王雄发等在探讨美国与弱小盟国的不对称议价机制时,也强调“议价信号的投入成本与要表达的议价决心之间相差较大,将很难让对方相信议价信号的真实性”[19]。

然而,上述理论视角存在天然偏差,即假设信号的发送方与接收方对于信号成本的认知并无分歧。由此形成的政策导向,是从政策行为的“应然”成本出发,常常只能反映信号发送方对于“昂贵”的主观理解。这种理论框架遵循一种清晰简洁(parsimonious)的演绎(deductive)逻辑,但其最大弊端在于忽视信息接收方对于成本的“实然”理解,因此早已受到被认知心理学影响的国际关系学者的批评,这一挑战也随着近十年来国际关系学界的“情感革命”(affective revolution)越发强烈。

政治心理学者莫瑟(Jonathan Mercer)作为情感革命的先驱者,也是昂贵信号理论的主要批评者之一。其在当年轰动一时的《朝鲜战争中的情绪与策略》一文中指出,“可信度是一种基于情绪的信念(emotional beliefs)”,情绪会整合和过滤信息。[20]225而博弈中的信号成本是主观的、受情绪影响的,因此各方对于成本信号的解读并不一致,且从信息传递的效用角度看,信号接收方对成本的感受比信号发送方要重要得多。[20]226-227哥伦比亚大学亚希米洛(Karen Yarhi-Milo)教授的成名作《了解对手》(KnowingtheAdversaries)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呼应了上述洞见。亚希米洛的“主观可信性理论”指出,可信度的存在与意涵都取决于信号接收方如何解读信号发送方的行为与深层特质(underlying characteristics)之间的联结;而接收方是否关注所谓“昂贵信号”又取决于其已经存在的信念与预期。[21]21此外,信息是否具备“生动性”是吸引注意力的关键,而现实中生动的信息又最易引发情感体验。[21]16-17

延续上述逻辑,郝拓德(Todd Hall)引入“情绪外交”(emotional diplomacy)的概念,以1995年中美台海危机等事件为例,说明国家主体如何通过导演愤怒、同情、负罪感三种“官方”情绪,传递具有可信性的外交信号。[22]基于认知和社会心理学研究,马克维卡(Robin Markwica)将情绪与行为的因果机制引入对强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的研究。他的《情绪性选择》一书聚焦恐惧、愤怒、期待、骄傲、屈辱这5种情绪类型,总结其对应的决策评估与行为趋势,并以古巴导弹危机和海湾战争两个案例来检验情绪在强制外交过程中对领导人决策的影响。[23]

上述研究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弥补了昂贵信号理论的盲点,但也不乏限制。就理论而言,“情感革命”的先驱研究对理性主义多持批评的态度,容易强化理性主义和认知主义的二元对立;同时,其未能形成在演绎性和清晰性上媲美昂贵信号理论之成本-收益分析的替代性分析框架。就应用而言,“情感革命”的先驱研究几乎都脱胎于敌我双方的战略互动,尤其是威慑场景,因而并不能被生搬硬套于同盟/伙伴之间的战略互动。

二、基于情感效用的新理论框架

本文主张,对同盟之间传递可靠性机制的理论建构,首先应建立在消弭理性主义与认知主义二元对立的立场上。理性主义与认知主义并不应当成为信号传递机制的两种对立路径。追根溯源,与理性主义关系密切的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on)提出的效用理论便以情绪为核心概念:效用即是“快乐”,等于一个行为产生的所有“快感”之和,减去参与此行为的所有人的“痛苦”。[24]2这种基于情感的效用论,直到20世纪后半叶才被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提出的形式决策理论取代,进而奠定了昂贵信号理论的基础:冯·诺依曼的微观决策理论假定决策者拥有稳定的偏好序列,根据已有信息计算每一选择的成本和收益,最终趋向效用(即收益减成本)最高的路径。[24]3此计算成本-收益的方法,清晰理顺了博弈论模型中各种因果变量的关系。但其对变量相关性的数理表达,很难在实践中转化为政策参考。以莫罗的模型为例,其区分同盟可靠性的标准是信号成本达到一定门槛(threshold),使得盟国遵守承诺的收益大于背信弃义的收益。然而,这种数理上的门槛对理解传递可靠性的具体行为毫无帮助。[13]65-66相比之下,本文主张一种可以联结成本-收益分析和决策者直观经验的理论路径。这一路径与昂贵信号理论的分歧不在于是否遵循理性主义,而在于如何界定“理性”。而功利主义效用论的“情感传统”恰恰就是在理性主义与认知主义之间搭了一座桥,使得我们可以基于人类共同经验的情感体验来重新定义理性的内涵,也在技术层面给理解信号“昂贵”与否的问题另辟蹊径。

因此,本文针对如何传递同盟可靠性的问题,提出基于情感性成本-收益的信号推理机制,简称“情感效用信号理论”。其基本组成包括三个部分:(1)基于“有限理性”的计算过程;(2)情感主导的信息理解规则;(3)受先在感受架构制约的信号-特质归因机制。下文引用心理学和大脑科学的相关研究,对每个部分作一简要概述。

第一,受限理性计算。简言之,有限理性下的同盟间可靠性认知形成过程,即受情绪制约的收益-成本计算。借用分析心理学奠基人荣格(Karl Jung)对意识和无意识的界分(1)荣格的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 psychology)不同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建立的精神分析学(psychoanalysis),本文不多加赘述。,意识主导决策者对收益-成本的认知,无意识则主导情绪(emotions)的运作,前者与后者的关系如海中之岛,因此意识可以对情绪形成感受(feelings),但始终被情绪驱动、受情绪制约。[25]意大利脑外科医生达玛西欧(Antonio Damasio)对其病人艾略特的试验从脑科学的角度印证了这一关系,说明如果没有情绪的参与,大脑甚至无法理性运作“冷静”计算的功能。[26]

第二,直观信息理解。(1)感受利害。决策者对利益的理解取决于其直观“感受”到的“情绪”,而不是抽象的“知道”。这种情绪体验与其产生“收益”或“成本”认知直接挂钩;正面情绪体验使人形成获得收益的认知,负面的情绪体验使人形成受到损失或遭遇风险的认知。[27]并且,相应的情绪体验强度越高,则决策者对该认知的确定感(certainty)越强;反之,则不确定感(uncertainty)越强。但这仅就一般情况而言,某些特定情绪(比如焦虑、惊讶)的强化,也会使人的不确定感增强。这即莫瑟所谓情绪可以替代证据本身。[28](2)以己度人。心理学实验发现,一般而言,决策者对信号动机的理解是从自身的直观感受出发的,相当直觉化:感受到收益时,倾向于认为对方意图友善;感受到损失/风险时,倾向于认为对方意图不善。博弈论主张决策者应该以换位思考的方式,测度对方发送信号的成本,这反而是并不常见的情况。[29]但这种直观感受尚需与决策者既有的情感/信念相协调,方能推导出结论。

第三,特质归因机制。昂贵信号理论区分欺骗与诚实类型的过程,其实模拟了一种人类深刻的心理需求。这就是心理学家海德(Fritz Heider)所谓“根本性归因偏差”,即通过建构因果叙事(causal stories)来理解周围的人际关系;人们尤其容易将他者行为的原因,归结为其内在的某种特质,比如动机、意图和品格。[30]然而,决策者对信号的直观感受并不直接形成对对方深层特质的信念(dispositional beliefs);相反,对对方特质的先在感受会筛选新的认知。也就是认知心理学的角度中,先在信念(prior-beliefs)组织“纲要”(schema)对新信息的过滤。[31]从分析心理学角度,这一过滤由荣格所谓“情结”(complexes)主导:过去的情感通过对身体的持续刺激,在体内引起无数官能性神经支配,进而形成相互联系的情感性记忆。[32]由此形成了信念保护(beliefs perseverance)和信念防御(beliefs defense)的机制。简言之,决策者倾向接受与先在信念相符的信息,而拒绝或选择性地接受与其抵触的信息。(2)这一观点见诸于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的认知失调理论。同时,荣格著名的语词联系试验表明,此类信念保护机制有着明显的情感基础,亦是“情结”现象的经验佐证。参见:FESTINGER L.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M].Evanston:Row &Peterson,1957;RICKSHER C, JUNG C G.Further investigations on the galvanic phenomenon and respiration in normal and insane individuals[J].The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1907(5):189-217.

综上所述,本文在同盟政治的脉络下引入两个解释信号传递的关键变量:收益预期和既有感受。收益预期反映决策者在意识层面对利益的诉求,会相对灵活地根据决策者的社会环境和偏好变化。既有感受则反映决策者对行为主体过往的经验,通过情感性刺激,深植于其思维结构的稳定信念,尤其是关于对方动机、意图、品性等特质性的成见和印象。一方的信号是否能有效传递信息,取决于其与上述两个变量的互动(图1):一方面,符合决策者收益预期的信号触发正面的感受,譬如快乐、喜悦、轻松等等;与之不符的信号触发负面的感受,如愤怒、悲伤、失望等等。另一方面,如该感受与决策者的既有感受相应,则信号会维护或强化既有感受;相反,信号触发的感受一旦与既有感受矛盾时,决策者就需要在接受新的感受与改变既有信念之间作一抉择。这即认知心理学家所谓人类维护其信念体系内在一致性(consistency)的趋势。[33]

图1 信号的情感效用与认知倾向

如图1所示,根据上述互动,决策者可能产生以下4种判断倾向:

(1)“利我者亦我友”。符合收益预期的信号触发正面感受,使决策者关注自身收益;此认知若与其既有感受相应,则决策者倾向于对该信号作正面归因,并对信号发送者的可靠性持正面认知。

(2)“不利我者非我友”。符合收益预期的信号触发正面感受,使决策者关注自身收益;此认知若与其既有感受矛盾,则决策者倾向于忽视该信号或对其作外在归因。但强烈的正面情绪可能改变其既有感受。

(3)“非我友者利我,大有蹊跷”。不符合收益预期的信号触发负面感受,使决策者关注自身成本(损失/风险);此认知若与其既有感受相应,则决策者倾向于对该信号作负面归因,并对信号发送者的可靠性持负面认知。

(4)“友我者不利我,情有可原”。不符合收益预期的信号触发负面感受,使决策者关注自身成本(损失/风险);此认知若与其既有感受矛盾,则决策者倾向于忽视该信号或对其作外在归因。但强烈的负面情绪也可能改变其既有感受。

这一基于“情感效用信号”的理论框架是否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美台战略互动中以“可靠性”为核心的领导人认知变化呢?下文将以1954年和1958年两次台海危机为例,详细展示台湾地区领导人如何解读美国外交信号,进而判断其作为同盟可靠性的认知变化过程。这一案例选择的独特优势,在于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以下部分简称艾氏)对台湾地区的扶持力度为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总统之最。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不仅得到美国的正式同盟承诺,也迎来了美国对台湾军事和经济援助的高峰。因此,对“昂贵信号理论”而言,要作出自圆其说的解释似乎是小菜一碟(easy case);对“情感效用信号理论”而言,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hard case)。然而,下文的案例分析却并没有支持这样的结论。

三、两次台海危机前后台湾地区领导人对美可靠性评估

(一)艾森豪威尔当局对台取向

1952年11月,共和党籍的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开启了美台关系的新篇章。艾森豪威尔行政当局在“反共”意识形态上与国民党当局接近,其重要内阁成员对台湾的印象相对更好,对台湾的态度比杜鲁门(Harry S. Truman)时期更为乐观。首先,“反共”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了艾氏及其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以下部分简称杜氏)的战略思维。与杜鲁门相比,艾氏的“反共”战略更具进攻性,这与蒋介石的“反共”激进主义相应。[34]75,[35]其次,白宫的重要阁员中相当一部分是亲国民党派。艾氏本人即视蒋为二战的老战友,对蒋与台湾的困境表现出相当的同情。[36]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Arthur Radford)不仅是铁杆的对苏鹰派,也数次访问台湾,与蒋建立了个人友谊。[37]杜勒斯在当时的美国领导人中恐怕是首屈一指的挺蒋派,其亲蒋态度来自杜勒斯早年对蒋的正面印象,及其基督教信仰。1938年,年轻的杜勒斯初次在武汉与蒋见面,就对蒋坚决的抗日态度印象深刻。然而,杜氏对蒋情有独钟,还因为他视基督信仰为民主与专制斗争的关键。他甚至认为蒋介石和韩国总统李承晚都是为信仰受难的现代教会创立者。因此,蒋在大陆的败退对杜氏而言终生难以接受。[38-39]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新面貌战略”,将加强美国的“以进攻性力量实施大规模报复”放在首位,因此重视强化同盟的军事力量,尤其强调同盟军队应对苏联侵略的快速反应能力。[40]台湾岛是这一布局在西太平洋得以实现的重要节点,其战略价值备受美国领导人重视。1953年伊始,艾森豪威尔行政当局正式将台湾纳入美国在亚洲的防御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对台政策NSC146/2号文件显示,艾森豪威尔行政当局愿意以“一切必要手段阻止敌对势力染指台湾,即便冒着引发全面战争的风险”。根据NSC162/2号文件,美国甚至愿意使用核武器对攻击台湾的行动予以大规模报复性打击。艾森豪威尔行政当局已准备将台湾转变成“与共产党世界进行长期争斗的重要武器”,准备一手将台湾打造成军事重镇,一手将国民党政权打造成能够与中共分庭抗礼的政治模范。[41-42]

艾森豪威尔时期也是冷战中美国对台援助以及美台军事合作的高峰。1953年美国对台军事援助陡然增至1.7亿美元,是杜鲁门时期峰值的4倍。1954年美国与国民党当局签订“共同防御协定”(以下部分简称“协定”)之后,对台军援进一步增长,于1956年达到3.5亿美元的峰值。[43]到1960年为止,白宫对台军援包含约70艘海军舰艇、近千架各式军用飞机(包括最先进的喷气式战机),以及足够装备20个国民党陆军师的武器装备,年均军援价值达2.08亿美元,相当于杜鲁门时期的年度平均水准的10倍。[34]54

(二)台湾对美国的预期和情结

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当局对外政策的绝对主宰者,对美国的预期分两个层次。在满足台湾及其外岛防御的基本需求的基础上,蒋还期待艾森豪威尔当局支持国民党当局的“法统”地位,以及在军事层面积极支持台湾“反攻大陆”。由此也衍生出他希望美国对苏联阵营保持强硬与积极备战的态势。[44]上述诉求基本上贯穿艾森豪威尔时期。相比之下,蒋介石对美国的既有感受较为复杂,包含对美国政治和民族的集体印象、对美国政治精英的个人印象,以及两者之间相互矛盾的体验。艾森豪威尔上台伊始,蒋氏已有与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和杜鲁门两任总统的伤痛经历,尤其痛恨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和艾奇逊(Dean Acheson)主导的国务院,甚至认为他们受美国共产党渗透,是潜伏的“卖台”“毁台”左派先锋。[45]除与民主党政治精英的个人龌龊之外,蒋对美国政治亦形成了偏向负面与失望的集体印象,认为美国领袖在外交政策上总体短视,歧视亚洲,导致美国外交政策受英俄等欧洲国家的操弄,缺乏连贯性,且易向苏俄阵营妥协。[46]184,534-535

另外,蒋对美国的正面印象几乎都来自共和党和军方的亲台人士,他尤其对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元帅评价颇高。蒋对艾森豪威尔总统也抱很大期待,这来自于其对艾氏与杜勒斯的良好印象。在日记中,蒋一度称艾氏当选为“自由世界的曙光”,给“四年来东方昏暗的天空带来一丝希望”。[46]119与其逢马歇尔、艾奇逊必骂的习惯不同,蒋介石始终称艾森豪威尔为“爱克”,以示亲密。艾氏显然给国民党高层留下良好印象。据驻美大使顾维钧回忆,他对艾森豪威尔的个人印象极为亲和,同时赞扬艾氏在国际政治中敢作敢为,与杜鲁门的小心懦弱对比鲜明。[47]尽管蒋不满杜勒斯在“旧金山和约”中排除台湾,但也认可杜勒斯真诚的“反共”态度。[46]154-159

总体而言,1953年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伊始,蒋对美国抱持着矛盾的情结:在集体层面偏向失望的记忆,在个体层面对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等民主党人士抱有强烈的反感;其对共和党亲台人士虽然满怀期待,但因过往的失望经历,对艾氏是否会落实其“反共”倡议则有着相当的不确定感。蒋这一初始的情感结构加之对美预期,几乎架构了其于1954年台海危机前后对美国外交信号的评估。因此,尽管到1956年时,白宫对台军事援助增长近10倍,达到冷战时期的最高峰,蒋介石对美可靠性认知却在同期落入低谷。

(三)第一次台海危机前后:持续失望

1954年9月,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爆发直接推动当年12月美国与国民党当局签订“共同防御协定”;1955年初,美国国会通过“福尔摩沙决议”(3)“福尔摩沙决议”文本,参见:https://www.gpo.gov/fdsys/pkg/STATUTE-69/pdf/STATUTE121 69-Pg7.pdf.,实质上将《协定》效力扩展到金马等台湾外岛。[48]这一进展标志美国正式将其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升级为同盟,美国对台军援比之前大幅增长;同时,美国在太平洋司令部(CINCPAC)下设立驻台美军协防司令部(USTDC),与美国在日本和韩国的司令部平级。[49]然而,这些投入巨大成本的“昂贵信号”,并未阻止蒋对美国可靠性认知的急剧恶化。

首先,1954年9月之前,蒋对美国偏向负面的感受继续架构了其对白宫外交信号的评估。这使得蒋几乎不在意美国军援的积极效应,倾向于对符合其利益诉求的军援归结为美国善意意外的原因(外在归因)。例如,1953年6月末,其将美国援助第一批F-86喷气式战机来台之功归结为“自助人助,埋头苦干之效”。[46]204-205当年8月,美国国会对台军援增加20%,蒋对共和党议员表达感激之余,将主要原因归结其侄孔令杰与其妻宋美龄“五年来对美策励”之效。[46]227,237对未到达其预期的信号,蒋则采取典型的负面归因,倾向于揣测美国行为背后的恶劣意图。如美军顾问团(MAAG)为强化台湾防御,试图说服台北改革国民党军队政工系统,遭蒋强烈抵制,认为顾问团团长蔡斯(Michael Chase)将军的要求破坏性居多,并将此归结为美国“陆军对东方民族的传统观念所致”。[46]197,[50]1953年美台联合参谋部建立,蒋的第一反应是怀疑美军顾问团试图控制国民党军队。[46]184

相反,蒋介石高度关注美国领导人的外交姿态,杜勒斯的个人态度不符蒋之预期,主导了他对美国失望情绪的延续及对美国恶劣意图的怀疑。首先,杜勒斯为对北京施压,在法理上支持“两个中国”,令蒋介石大为光火。例如,1953年初美国媒体透露华盛顿正考虑将台湾交付联合国托管。(4)根据顾维钧的回忆,美国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劳勃森(Walter Robertson)向其证实,美国国务院当时并无托管台湾的计划。参见: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8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91.该报道虽未经证实,蒋却一度确信“杜勒斯为一纯粹投机之政客”,并担忧美国“卖华之危机”。即便艾森豪威尔行政当局正式否认该报道,也未消除蒋对杜氏故意透露消息以损害台湾之怀疑。蒋进而联想到杜勒斯在“旧金山和会”排除台湾当局一举,认为其遗弃台湾之“卑劣行为,已甚明显”。[34]113,[46]180-181其次,杜勒斯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态度令蒋认为其对苏软弱。1953年中期,韩国总统李承晚反对停战谈判被杜勒斯压服,蒋介石试图调停遭拒。蒋备感屈辱,抱怨艾氏与杜氏视东方民族为“劣等种族”,怀疑“美国因受俄共和平攻势之诱惑,企求韩战停火之实现,不惜分裂韩国与托管台湾为条件”。这时蒋对艾奇逊的记忆又起,使其将杜勒斯的韩国政策比作艾奇逊抛弃台湾的“阴谋”,认为美国国务院仍有“亚洲铁托主义”的幻想。[46]210,208,285

因此,1954年9月台海危机爆发以后,蒋已然恶化的对美集体信念与对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个人印象,都强化了他对美国信号的负面认知。首先,美国从九三炮战开始,为避免国民党当局扩大冲突,明确约束其“反攻”行为,不再支持台湾的游击行动。10月中旬,华盛顿试图说服蒋接受新西兰准备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停火案,倡导反对在台海使用武力,因其明显带有“两个中国”意涵,又令蒋迸发对马歇尔调停国共内战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不满。[51]243,[52]8011月初,美国与国民党当局正式展开“防御协定”谈判之后,蒋虽然认为美方提出的条约草案“大要皆照余意”,因而甚感欣慰,但对美方要求控制台北军事行动之程度大为不满,谈判因此僵持了一个月之久,到12月初方完成“协定”的签字。[46]383,[52]85

在此期间,蒋对美国军事行动与援助基本都采取了负面归因。杜勒斯于1954年9月8日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会议途中转机台北,与蒋短暂会面,只因其声明中“美国务卿从未访问中华民国”一句口误,即引发蒋称“其幼稚与夸骄已极,只可以幼稚视之……此乃美国人之习性也”。[46]3659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美政府对我援助之情态,最近更形消极阻滞,而且防范我反攻大陆之言行更为显露,殊不料金门热战以来,其接济反转冷淡。”随机推测此或为杜勒斯9月8日访台以来“对我感想不良所致乎,抑或其对我本无根本政策可言乎”[46]368。10月底,蒋又记曰:“美国现在政策实以避战自保、苟安自得为主,对亚洲终将放弃,决无制俄反共之精神,更无助我复国之意念。”[46]38111月初,解放军轰炸大陈岛,蒋虽注意到美国海军立即作出的威慑态势,但其判断“美国畏战退缩而不敢干涉其进攻外岛屿之作用甚明”。[46]382-384

因此,11月底“协定”草签后,虽然蒋自1950年以来一大心愿得遂,认为台湾基本安全得到保障,同时也是对苏俄阵营的“外交”胜利,但为协调这一收益认知与其负面感受的矛盾,蒋采取了典型的外在归因。他不仅丝毫未提“协定”背后美国政府的“友善”动机,更没有注意所谓“观众成本”,反而着力强调这是来自自己“十余年来对美之忍辱负重”和“一年来之忧愁忙碌,用脑之苦”。[46]3931955年初台海危机升级,美国国会通过“协定”,蒋只是确信“美两党议员对我协助而无恶感者”居多,并再次强调“此乃十余年对美忍辱负重之结果也”。[46]4-26

1955年中期台海危机结束后,蒋介石对美国的可靠性认知进一步下滑。其原因在于艾森豪威尔为了让国民党当局集中兵力防御台湾本岛,提出将金门、马祖等外岛变成“前哨站”(outposts)。艾氏本以为此方案可以在强化台湾本岛防御的同时,满足蒋介石据守外岛、联结中国大陆的象征意义。[34]131不料,此方案使蒋大为光火,指责艾氏“背约失信”。作为总统特使的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劳勃森(Walter Robertson),尤其给蒋带来不诚实之印象。蒋在日记中写道:“劳氏谈话,完全为欺诈之举,虽小学生亦能了解,而其助理国务卿竟出此种言行,可知美国人之幼稚无知,其浅薄愚妄诚不可及也。”[46]451-452此次争端后,蒋介石刻意与美国的意愿背道而驰,向金门、马祖大量增兵。到1956年4月为止,台湾约1/2的精锐部队和1/3的装备都被部署在这两个小岛上,极大地增加了美国被卷入中国内战的风险。[53]253

(四)第二次台海危机前后:转折与信心回升

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后,蒋介石对美国可靠性的判断与第一次台海危机时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因为自1957年后半年,蒋介石对艾森豪威尔行政当局的印象大变,其原本对美国已非常负面的感受也逐渐向正面转化。导致此一转变的关键因素,仍然是蒋对美国领导人言辞与态度的观察,而非任何“昂贵信号”。

1955年以来,尽管美国对台援助持续增加,涉及军事训练、经济援助、原子能合作、海空军装备等等,却很少达到蒋的预期。如协助台北训练伞兵部队一事,由于美要求依据“协定”附文限制其自由使用,使蒋“甚表愤慨”,表示“绝不能接受”。[46]7651957年5月,美国在台部署屠牛士导弹一事更为典型反映蒋介石此时的负面归因倾向:5月8日,美国向台湾派遣配备屠牛士战术核弹头的导弹部队进驻台南空军基地,蒋虽认可“此举将对共匪精神与实力上予以空前之威胁乎”,却对美国的动机心存疑虑,认为美国部署导弹部队也可能是为“震慑台湾,以防反美”。[46]699故而到1957年中期,蒋的评价是“美对匪、对俄政策并无放松或转变迹象,但其对我亦并未有积极援助可觅也”[46]725。而同一时期,刘自然事件导致台北暴动,袭击美国使馆,就连华盛顿的亲台人士也不禁认为台北是幕后黑手。[54]

然而,就在此关系阴云重重的1957年,蒋介石密切关注的一系列美国领导人的外交信号,使其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负面印象开始翻转。2月初,艾氏发表的国情咨文,使蒋认为其讲话表明美国“对俄作战之初步决心”;3月,杜勒斯在东南亚条约会议上发表对华政策三原则,使蒋觉得美国正在转向支持其“反攻大陆”,因而评价该三原则是杜勒斯反对中共、支持国民党当局之“态度最明朗之宣布,不仅安定‘我国’人心,而且能慑服西方英、加等之中立政策及其美国内之动摇分子也”。[46]657,6761957年6月28日,杜勒斯在旧金山国际狮子会发表演说,反对美国承认中共。此次似乎对蒋的既有负面感受造成巨大冲击,杜氏反对承认中共的四点理论尤其让蒋印象深刻。6月30日,蒋介石听完全文后,表示这是“一篇坚定明朗的罕见文字,此为五月二十四日台北暴动案以来,对美国检讨对共政策通商与承认的声浪中一个霹雳,可以廓清疑云矣……实予共匪及其同路投机政客之当头一棒也”[46]719-720。

同时,包括杜勒斯在内的美国领导人亦开始对蒋“反攻大陆”的计划表示有条件的支持,使蒋逐渐对美国抱有更多的期待。[34]81例如,1957年12月雷德福与蒋介石的谈话中提到,虽在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任内未具体研究“反攻大陆”政策,但当国民党当局“实施反攻时,彼政府仍将阻碍乎,则彼未能预知也”。[46]779至1957年底,蒋介石感慰“美国对华政策已有相当之改正”,不仅对杜勒斯的态度反转,而且视其为美国最重要的对俄强硬派,认为“将来美国必有两派(和、战)主张,若美国能信任杜勒斯而不对俄屈服,则大战更将提早”[46]790。

这一既有感受和收益预期的双重变化,使得1958年8月的台海危机爆发后,蒋介石对美国可靠性的评判与1954年大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贯穿第二次台海危机的始终,美国在军事行动方面的举措从蒋的角度而言仍然差强人意,甚至达不到预期。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台双方关于适用“协定”的分歧。国民党当局主张台湾应进行积极自主防御,包括对中共采取武力报复性行动的预期;而美国政府为防冲突升级,希望台湾在采取相应行动之前应与美国协商。[55]97另外,因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认为金马等外岛防御对“反攻大陆”并无帮助,更施压希望国民党当局从外岛撤军减防。[51]264蒋不仅抱怨美国不理解台湾积极防御的需求,过于严苛地解读“协定”,不愿协助防御外岛,也抱怨美国国防部对台湾的军品补充决议过慢,不能解决当前海峡危急之实际问题。[34]137,[54]98

然而,蒋对美国对台军事行动设限的不满,大抵在美国领导人支持台湾的政治姿态中找到了平衡。1958年9月2日,艾森豪威尔给蒋介石发电报重申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驻台美军协防司令部司令史慕德(Roland N. Smoot)随即向蒋解释艾氏并非想限制国民党军队的行动自由。此举大大提升了蒋的信心,使其得以同意在对大陆发动报复性攻击之前需取得美国同意。双方随即开始讨论成立协调联合行动的指挥中心。[55]98-105,[56]于是,9月7日,当蒋获知中美华沙大使级对话重启时,不但不以为意,反而认为这是美国对中共威慑战略的成功使然。更重要的是,9月9日赫鲁晓夫对美国的核威慑信函也未动摇蒋介石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蒋在日记中写道:“余认为黑魔(赫鲁晓夫)此一反动宣传,不致动摇美国上下对我外岛之立场。”[55]106-107而艾森豪威尔对赫鲁晓夫的公开回应更产生积极效应,蒋认为“爱克发表其对匪不姑息政策之声明,又复俄黑函件,表示其坚定不移之意念,乃为对共匪斗争决定成败之最大关键也”[55]109。

1958年10月初,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召开的记者会引起蒋对美国鼓吹取消外岛防御之恐惧。于是,美国国防部长迈克尔罗伊(Neil McElroy)于当月中旬到台湾,向蒋介石保证美国并无取消外岛防御之计划,给蒋留下意图真诚之印象,成功地缓解了他的恐惧。[57]10月21日,杜勒斯前往台湾,目的是说服台北在原则上“放弃使用武力收复大陆”,以此获得国际支持。[58]此目的虽与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预期相反,但杜勒斯最终通过会谈说服蒋介石在联合公报中声明放弃“武统大陆”。此时蒋对杜勒斯的印象已相当正面,因此虽然杜氏的建议起初引起他对“两个中国”政策之怀疑,因而“心中通愤,忍之又忍”,但会谈气氛“当称和谐无所歧异也”。[55]128-129

在蒋介石对杜勒斯既有感受总体积极的背景下,其对杜勒斯不符其正面预期的行为也作出典型的外在归因。如9月底时,杜勒斯在记者会上评论在类似金门易受攻击的前哨上布置重兵是“愚蠢”之举,且称国民党“收复”大陆是“极端假设”下的场景。[53]253蒋听后感到不快,但竟自为其圆场,把“杜勒斯态度之突然转恶”,归结为“其国内左派与美共有组织、有计划之围攻,以及英国等辈之压力,使之无法坚持,以致遭此挫失”。[55]11710月24日联合公报发表之后,蒋虽抱怨“任何国家对我‘外交’钧无道德与信义可言,只有自立自主”,但也认为公报上“非使用武力”一语对国民党当局反有安抚美方民间卷入战祸之恐惧,“而使其政府援我无阻”之利益,“于中美感情反无所损,反而有益”,更自问其“为上帝暗示之力乎”。[55]133-134

1959年末,蒋再次首肯“58年联合公报”的益处,其关注点竟已转为台北获得收益之认知:“自去年10月24日杜勒斯来华,中、美发表共同宣言,以‘三民主义’为光复中华之主旨,而不峙武力为依据的政策声明……余认为此一宣言,实为对内、对外最合时宜之政策也。果而美国对华之政策到此始告确定,故其本年军援大增,亦较实在,可说中、美合作之基础,端由此一共同宣言为之奠定耳。”[55]275事实上,1959年美国对台军援约2.1亿美元,虽然比1958年的1.5亿美元有所增加,却远不如1955的3亿美元和1956年的3.5亿美元。但在负面情绪主导其既有感受时,蒋介石却对美国军援力度最大的两年采取了典型的轻视与外在归因策略,乃至认为美军顾问团抱有破坏国民党军队的恶劣企图。这一先后对比,非常典型地说明了蒋对艾森豪威尔当局的既有感受,对其是否关注美国军援信号积极意义,起到关键的筛选功能。

第二次台海危机结束后,蒋介石对艾森豪威尔当局也保持着总体正面的感受。这一点在蒋对杜勒斯的悼词中表现得淋漓尽致。1959年5月,杜勒斯病逝,蒋在日记中对其推崇备至:“他是扶弱抑强、抗暴反共的当代伟大政治家,而且是信奉上帝的宗教家,因为他笃信宗教的精神与力量,所以能坚定忍耐为其主义、为其国家、亦为其人类自由与世界和平奋斗到底。当其每一次访台的最后作别时,总说我的身体已交托上帝,任由上帝处理,以表示其尽瘁职责,死而后已之决心,我在此时惟有以其所语者,表达对其崇高伟大之敬意与悼念而已。”[55]202这与1954年前蒋以艾奇逊比喻杜勒斯的认知已大相径庭。

1960年艾森豪威尔前往台北,标志着冷战中美台关系达到高峰。6月18日第一次会谈后,蒋满意地形容:“详告以俄、中共的最近实际内容,相谈甚得。”6月19日,艾氏与蒋发表联合宣言,对台湾近年来各方面取得的进步表示赞佩,并保证美国会继续提供援助。蒋认为这一姿态“表露其访台真诚,在其途中来谢电亦示诚意,且其公开表示,未有更如中华民国再坚强之盟友云。可知此来必能认识‘我国’对美之诚意果如何乎”[55]337-338。

四、结 论

通过冷战中两次台海危机前后台湾地区领导人对美国可靠性评估的案例分析,说明情感效用信号理论对美国对台再保证信号的解释力大大超过昂贵信号理论。本文的案例分析发现:第一,台湾地区领导人对美可靠性认知形成过程中,个人印象、涉及外事政策的言辞与姿态往往起到最关键的影响,而美国政府投入相当成本的政策行为,例如军事援助乃至部署战术核武器的对华威慑态势等,都对提升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信心并无实质帮助。第二,台湾地区领导人理解信号的方式,是基于自我中心的感受,通过对信号引发情感的直接体验,形成自身收益或成本认知。通常情况下,冷战中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并不关注美国行为信号背后成本的高低。第三,既有感受/先在信念很大程度上架构了台湾地区领导人对信息的关注与筛选,以及其对美国外事信号背后动机的推理。而只有引发强烈情感体验的信号,才能动摇与其相悖的先在信念。上述发现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决策者既有感受和收益预期的互动得到解释。相比之下,昂贵信号理论既无法解释为何在美国对台政策越发亲善的背景下,蒋介石对美国的可靠性认知在1954年“共同防御协定”签订之后反而迅速走入低谷,其更无法解释1957年后蒋为何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尤其是对杜勒斯的个人印象,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因此,情感效用信号理论提供的洞见及上述案例研究,对当今中国大陆针对美台互动的政策应对,尤其是在涉及美台军事交往的问题上,如何通过外交信号实施有效的战略沟通,也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艾森豪威尔时期,台湾地区领导人对美国外事信号的屡屡误判,显示如今中国大陆对于美国对台军事援助应该作出何种反应,恐怕也应该建立在更深入了解信号沟通双方之既有感受和收益预期的基础。这才能随机应变,顺势而为,既充分利用对方的嫌隙,又避免在关键时刻为对手作嫁衣。然而,鉴于同盟之间相互预期与战略竞争对手/敌人之间常存在实质性差异,如何将情感效用信号应用于优化中国大陆、美国与台湾地区的三角沟通与互动,则尚需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