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

刘雅芳

(福建社会科学院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所,福建 福州 350001)

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不断加剧,企业面临环保法规日趋严格、绿色产品和服务需求快速增长、绿色合作逐渐拓展深化等多方面挑战。为有力应对经济发展新形势,企业着力推动绿色创新,并将其作为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在绿色创新的道路上,数字化转型被视为关键的驱动因素。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企业数字化进程加快,不仅改变了企业的运营模式,更为企业推动绿色创新提供重要助力。物联网、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使企业得以实时监控和优化生产流程,从而在源头上减少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1];也更易于跟踪和管理供应链中的可持续性问题,确保产品和服务真正达到绿色、环保标准[2]。目前,学术界基于不同层面的样本数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是,鲜有文献涉及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影响效应的研究。当前,大陆资本市场的台资板块已经初具规模。[3]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大多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丰富的管理经验,其不仅助推两岸经济融合发展,也为大陆市场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创新动力。因此,本文通过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揭示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绿色创新发展内在机理,以推动其更好融入大陆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

一、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在理论分析方面,学者们主要运用资源编排理论、资源基础理论等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潘持春、王菲基于资源编排理论构建数字赋能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模型[4]90;孟猛猛等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5];王锋正等则基于技术整合能力视角研究了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和内在机理[6]。在实证研究方面,学者们利用不同层面的样本数据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宏观层面,吕文正通过分析跨国企业面板数据,证明了数字化技术在降低碳排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7]中观层面,杜爽、曹效喜结合数字化关键词和绿色专利等信息,以2007—2020年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8]57微观层面,学者们主要以某一特定行业企业作为样本开展研究,例如,靳毓等通过对2015—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9]73;祁怀锦、刘斯琴运用2013—2019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数据,研究了企业数字化发展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10]

由于研究视角和样本选择的差异,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学者们未能得出一致的研究结论,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有研究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对绿色创新产生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4]89,[8]56,[11],其不仅可以降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还能实现更清洁的制造流程,特别是能够为制造业绿色化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引擎。[12]但是,也有研究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对绿色创新产生负向影响。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海量数据的产生可能导致信息管理和利用成本大幅提高,甚至超过组织的承受能力,从而引发信息过载和错误决策,这对绿色创新并不利。[13]此外,高管数字化管理经验不足、员工缺乏相关专业知识、信息系统部门未能充分投入新兴技术推广[14],以及知识密集型产品价格上升[15]等因素,都有可能导致数字化转型阻碍企业绿色创新。

综上所述,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学术界已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参考,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将研究样本聚焦到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层面的研究尚不多见;二是基于知识管理理论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影响效应的作用机理的研究较为匮乏;三是由于研究视角和样本选取的差异,学术界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影响效应的研究结论还存在不同意见。基于此,本文依据知识管理理论,从高管绿色认知视角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并采用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从更为微观的层面进行实证研究;同时,进一步拓展研究范畴,分析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内外部因素对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为更好地推动台资企业在大陆发展、推进两岸融合提供新的思路与证据。

(二)研究假设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了海量信息和数据,需科学的知识管理才能构建和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知识管理是指通过创造、获取、存储、共享和应用知识以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其有助于企业将信息和数据筛选、优化并转化为对企业有价值的知识。同时,数字化转型也推动企业更有效地开展知识管理。特别是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性发展方面,企业可以借助数字化技术实现绿色知识(1)绿色知识(green knowledge)通常指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友好的技术、政策和实践相关的知识。绿色知识关注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旨在减轻负面影响,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和增进社会福祉。这类知识涵盖各种领域,如能源、交通、建筑、农业、制造业、城市规划等。参见:CHEN Y S,LIN M J J,CHANG C H.The positive effects of relationship learning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industrial markets[J].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2009(2):152-158.的创造、分享和应用,并不断提升企业高管的绿色认知。首先,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可以利用数字化技术收集和整合多元化数据,从而基于更加广泛的数据来源创造出新的绿色知识。[16]其次,通过数字化平台,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可以更加快速广泛地分享绿色知识,企业高管更容易获取和理解绿色知识,提升其绿色认知。[17]再次,数字化转型对推进绿色知识应用具有积极影响。[18]数字化技术通过提供便利的工具和平台,推动绿色知识在企业内部得到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应用。[19]例如,在陆台资企业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鼎控股”,股票代码002938)通过数字化转型,在制造、销售、环保、人资等环节持续收集和应用大数据,并对全厂设备运行数据进行积累分析,建立生产大数据库。在此基础之上,企业管理层进一步提出“发展科技、造福人类、精进环保、让地球更美好”这个包含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友好的企业发展使命。[20]

同时,企业高管的认知和知识将对组织策略产生深远影响。[21]在战略制定方面,具有高绿色认知的高管能够提高绿色战略的质量,将绿色战略纳入企业的长远规划,从而推动企业进行绿色创新。[22]2018年,鹏鼎控股开始进行富有前瞻性的环保布局,企业设立环保节能专责部门(环保节能处),发展污染防治、资源回收、循环经济及节能减排等自有绿色技术,关注绿色环保及节能减碳最新趋势。鹏鼎控股还提出,将继续推动生产制造绿色升级,加速向循环经济转型,推广绿色环保理念,牢固建立绿色企业文化。[20]在投资决策方面,具有高绿色认知的高管能够更准确地判断绿色投资的风险和回报,提高绿色投资的决策效率,进而助力企业绿色创新。[23]鹏鼎控股重视在环保方面持续投入资金,2018年环保投入达3.22亿元,建立了新环保标准示范生产基地,废水依水质特性详细分为20～25类,废弃物分为65类以上,污染物排放均达到或者优于政府管制标准,废弃物资源化比例达90%以上。[20]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具有高绿色认知的高管能够更有效地传播和落实绿色文化,提高绿色文化建设效率,激发员工的绿色创新意识。[24]多年来,鹏鼎控股高度重视企业内部绿色文化建设,推广绿色环保理念,推动落实“鹏鼎七绿”理念,即绿色创新、绿色采购、绿色生产、绿色运筹、绿色服务、绿色再生和绿色生活,在绿色企业文化氛围中创造绿色价值。[20]

以上分析表明,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绿色知识的创建、分享和应用提升高管的绿色认知,高管则通过战略制定、投资决策及塑造绿色文化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基于此,本文提出H0: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绿色创新。

二、研究设计和实证结果分析

(一)实证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H0,本文构建模型(1),以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

GIit=β0+β1DCGit+γCONSit+δi+θt+εit

(1)

式中,GI为被解释变量,GIit表示企业i在第t年的绿色创新水平;DCG为关键解释变量,DCGit表示企业i在第t年的数字化转型水平;CONS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此外,δ为企业固定效应,θ为时间固定效应,ε为误差项。

关于被解释变量企业绿色创新(GI)的设定,本文参考杜爽、胡洁等学者的做法,采用企业绿色专利授权数量来衡量企业绿色创新水平。[8]60,[25]97

关于关键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水平(DCG)的设定,本文参考吴非、胡慧芷等学者的研究[26],构建包含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数字技术运用等5个维度共计76个企业数字化转型术语词典(2)人工智能技术维度相关词汇共15个,具体包括:人工智能、商业智能、图像理解、投资决策辅助系统、智能数据分析、智能机器人、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语义搜索、生物识别技术、人脸识别、语音识别、身份验证、自动驾驶、自然语言处理。大数据技术维度相关词汇共9个,具体包括:大数据、数据挖掘、文本挖掘、数据可视化、异构数据、征信、增强现实、混合现实、虚拟现实。云计算技术维度相关词汇共13个,具体包括:云计算、流计算、图计算、内存计算、多方安全计算、类脑计算、绿色计算、认知计算、融合架构、亿级并发、EB级存储、物联网、信息物理系统。区块链技术维度相关词汇共5个,具体包括:区块链、数字货币、分布式计算、差分隐私技术、智能金融合约。数字技术运用维度相关词汇共34个,具体包括: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移动互联、互联网医疗、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第三方支付、NFC支付、智能能源、B2B、B2C、C2B、C2C、O2O、网联、智能穿戴、智慧农业、智能交通、智能医疗、智能客服、智能家居、智能投顾、智能文旅、智能环保、智能电网、智能营销、数字营销、无人零售、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Fintech、金融科技、量化金融、开放银行。,采用文本统计技术对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年报中数字化转型相关词频进行统计,以此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代理变量。

关于控制变量(CONS)的设定,本文为了减少因忽略变量而造成的估计误差,在借鉴靳毓、胡洁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9]74,[25]97,增加一系列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企业规模(Size),采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企业盈利状况(ROA),采用企业总资产收益率表示;企业的负债情况(Lev),采用企业资产负债率衡量;企业上市年龄(ListAge),根据企业上市时间推算;企业未来成长机会(Growth),采用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表征;企业股权集中度(Topl),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衡量;企业资本密度(PFixA),采用企业人均固定资产表征;企业员工劳动生产率(PSales),采用企业人均营业收入衡量。

(二)研究样本、数据来源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2009—2021年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统计发现所有样本均为制造业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利用现有样本数据,综合利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信息,揭示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采用的是非平衡面板数据。样本选取依据如下:若企业在2009—2021年上市,则从上市的当年开始纳入样本;若企业在2009—2021年借壳上市(3)2009年,台资企业华映科技(股票代码000536)借壳闽东电机,成为首家在A股成功借壳上市的台资企业。,则在借壳上市的第二年开始纳入样本;若企业在2009—2021年被借壳上市(4)2011年,原第一家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浙江国祥制冷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340)被华夏幸福借壳;2013年,成霖股份(股票代码002047)被宝鹰股份借壳;2016年,艾迪西(股票代码002468)被申通快递借壳上市,股票简称更名为申通快递;2017年,金利科技(股票代码002464)被众应互联借壳,公司更名为众应互联股份有限公司。,则从被借壳上市的当年开始剔除该样本。最终,本文选取42个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样本,2009—2021年累计274个观测值。

样本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数据库(CNRDS),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年报来源于巨潮资讯网,其他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CSMAR)。从表1可知,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数值差异较大,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将企业层面连续变量的控制变量在1%和99%分位上进行缩尾处理。对于被解释变量(GI)和关键解释变量(DCG)出现0值的情况,无法采用常规的取对数方法处理。对此,本文借鉴Busse和Hefeker的方法[27],对这两个变量采用公式ln[x+(x2+1)1/2]进行取对数处理。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H0的实证估计结果分析

为了实证检验H0,本文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MLE)对模型进行估计。从表2可以发现,不管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数字化转型(DCG)的系数都为正值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0%的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具体来看,列(3)固定效应模型中数字化转型(DCG)估计系数为0.049 4,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每提高1%会导致其绿色创新水平提高0.049 4%,H0得到验证,即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绿色创新。同时,列(1)基准模型和列(2)非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是对列(3)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检验。3个模型的估计结果只有个别系数的大小及其显著性水平发生变化,但都在10%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本部分的实证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2 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估计结果

正如表2估计结果显示,在大陆A股上市的制造业台资企业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型有效推动绿色创新。首先,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高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的生产效率并节约资源。由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数字化技术在制造业广泛应用,企业生产流程和资源配置得以优化,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特别是在绿色制造方面,数字化技术有助于实现精细化管理,如通过精确预测和调控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实现资源节约。其次,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更好地监控和管理环保指标。企业通过使用物联网、区块链和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对企业运营中环保指标进行实时监控,从而帮助企业在保证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好地满足环保要求。例如,企业使用物联网设备实时监控废气、废水排放量和污染物质含量,以实现符合环保要求自动化管理。最后,数字化转型也可以推动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实现环保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一是数字化技术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和预测,帮助企业精准把握市场需求,推动环保产品和服务的研发;二是数字化技术可以提高产品设计和服务过程中的效率和质量,如通过数字模拟技术优化产品设计,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提高服务质量;三是数字化技术有助于企业建立起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模式,从而更好地满足用户对环保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分别对被解释变量和关键解释变量进行变量替代,以开展稳健性检验。在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变量替代时,本文参考胡洁等学者的研究[25]99,采用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量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在对关键解释变量进行变量替代时,本文参考赵宸宇等学者的做法[28],构建包含数字化技术应用、互联网商业模式、智能制造、现代信息系统等4个维度共计99个企业数字化转型术语词典,采用文本统计技术对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年报中数字化转型相关词频进行统计,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代理变量;同时,参考张永珅等的做法[29],利用数字化技术无形资产(5)当无形资产明细项包含“软件”“网络”“客户端”“管理系统”“智能平台”等与数字化转型技术相关的关键词以及与此相关的专利时,本文将该明细项目界定为“数字化技术无形资产”。占无形资产总额的比重测算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采用上述方法的实证结果(6)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没有列出稳健性检验的实证结果。仍然支持本文所提出的假设H0,由此验证本文结论的可靠性。

三、内外部因素调节效应分析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不仅受到内部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多种外部因素的驱动和制约。[30]基于此,本文从企业内外部因素两方面进一步分析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

(一)内部因素的调节效应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声誉和融资成本都是从企业的内部管理、决策和策略中产生的,它们与企业的日常运营、文化建设和长期规划紧密相关,因此本文将其视为能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关系产生调节效应的两个内部因素。企业声誉是企业在公众中形成的认知、评价和期望,是企业过去行为的积累和公众对企业未来行为的预期。企业声誉作为公众接受度的表征,可能导致企业过分依赖过去的成功模式。也就是说,企业可能因为过度依赖过去的成功经验而忽视变化和创新的重要性。在高声誉企业中,管理层更倾向于保持现状或选择稳妥策略,而不是采取创新和变革措施,以防止对企业声誉造成潜在的伤害。[31]这可能会阻碍企业对新的经营理念(如数字化转型)的接受和利用,从而降低企业绿色创新的可能性。基于此,本文提出H1:企业声誉会抑制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

长期以来,制造业一直面临融资成本较高的困境。这一问题也可能抑制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一方面,高融资成本可能影响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投入。第一,数字化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包括在技术研发、设备改造、员工培训等方面的投入,而高融资成本会抑制企业的投资意愿。[32]第二,高融资成本会使企业在资金分配上更加谨慎,企业可能倾向于将资金投向风险相对较低的项目,而数字化转型往往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相对较高。[33]第三,高融资成本可能导致企业在短期内更注重利润[34],而忽视长期发展,这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无疑是不利的。另一方面,高融资成本可能抑制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高管的绿色认知。第一,高融资成本会让企业高管面临更大的盈利压力,他们可能会更加关注企业的短期经济效益,而忽视绿色创新的重要性。第二,高融资成本可能会导致企业高管在决策时更加保守,他们可能会降低对绿色创新的期待和采纳。[35]第三,高融资成本会逼迫企业压缩人力资本投入[36],如减少企业在高管教育和培训上的投入,这可能会影响到高管对绿色创新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基于此,本文提出H2:融资成本会抑制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

(二)外部因素的调节效应分析与研究假设

产业集中度反映了市场的竞争态势和企业的市场地位,环境规制强度表明了政府对企业环保责任的要求,投资者关注度体现了市场对企业的关注和评价。本文将以上3个因素视为能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关系产生调节效应的外部因素。

产业集中度是指一个行业或整个经济体内生产被少数几个大公司所垄断的程度,那么高产业集中度是否会对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关系产生影响?一方面,高产业集中度意味着市场上的主导企业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市场竞争程度降低,这会对新进企业的生存构成威胁,迫使企业退出市场。[37]因此,尽管数字化技术有可能推动企业绿色创新,但在高集中度的产业中,企业可能缺乏足够的动力去实施数字化转型。[38]另一方面,缺乏竞争压力可能降低企业对数字化技术等新技术的接纳和应用,因此抑制了数字化技术推动绿色创新的潜力。[39]基于此,本文提出H3:产业集中度会抑制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

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多数为制造业企业,与大陆其他企业一样面临严格的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作为一种政策压力,能够督促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通过数字化手段来提升其绿色创新。一方面,环境规制作为外部压力,要求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环境规制强度增加,使得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更多地考虑环保问题。在环保政策日趋严格的背景下,企业更有意愿投入资源推动技术创新,不仅能够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还提高了绿色创新能力。[40]另一方面,环境规制的加强有助于提升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高管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面对更高的环保标准,企业高管更深刻地认识到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这将会推动企业高管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而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41]基于此,本文提出H4:环境规制强度会提升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

一般来说,投资者的关注可以推动企业转向更环保的生产模式[42],以改善企业形象,吸引更多投资者,并最终提升其市场表现。然而,投资者的关注也可能对企业形成较大压力,使企业更多考虑短期经济效益,而牺牲具有长期效益的数字化转型投资。即投资者关注度可能通过影响企业战略决策,阻碍企业对绿色创新的推动。一方面,投资者关注度高的企业更可能面临短期业绩压力[43],需要定期向投资者提供良好的财务表现,而数字化转型往往需要长期投入并且在短期内难以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投资者关注度高可能导致企业更加强调现有业务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不愿意进行可能破坏现有业务模式的数字化转型[44]。基于此,本文提出H5:投资者关注度会抑制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

(三)H1～H5的实证检验

前文分析可知,企业声誉(REP)、融资成本(COD)、产业集中度(HHI)、环境规制强度(EP)、投资者关注度(BI)等因素可能会影响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因此将其视为调节变量。本文构建模型(2),进一步考察上述因素产生的调节效应,以验证H1～H5:

GIit=β0+β1DCGit+β2DCGit×Covit+β3Covit+γCONSit+δi+θt+εit

(2)

关于企业声誉(REP)的设定,本文参考管考磊、张蕊的做法[45],构建包含消费者和社会角度的企业资产、收入、净利润和价值在行业内的排名,债权人角度的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长期负债比,股东角度的每股收益、每股股利、是否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企业角度的可持续增长率、独立董事比例等共计12个企业声誉评价指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计算出企业声誉得分。关于融资成本(COD)的设定,本文参考郑军等学者的做法[46],采用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下一年度的利息支出与期末和期初长短期负债的平均余额的比值来表示,该比值越高表示企业的融资成本越高。关于产业集中度(HHI)的设定,本文借鉴严兵、程敏的研究[47],采用赫芬达尔指数来衡量产业集中度。赫芬达尔指数的取值在0到1之间,该指数越接近1,表示该市场或产业的集中度越高,竞争程度越低;反之,该指数越接近0,表示该市场或产业的集中度越低,竞争程度越高。关于环境规制强度(EP)的设定,本文参考刘畅等学者的做法[48],使用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所在地区当年投入废气废水污染治理的经费占该年工业产值的比重来表示。一般来说,该比重越高说明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所在地区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越高,其环境规制强度也越高。关于投资者关注度(BI)的设定,本文借鉴王福胜等的研究[49],采用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百度指数衡量投资者关注度(8)由表1可知,投资者关注度变量的数值差异较大,且出现0值的情况。为缓解异方差带来的影响,本文利用前文GI取对数的方法对BI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方辰君的研究表明上市企业的百度指数越高,意味着该企业在投资者心目中的关注度越高。[50]

表3中列(1)表示的是调节变量企业声誉(REP)对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关系影响的实证结果。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与企业声誉的交互项(DCG×REP)的估计系数为-0.016 2,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企业声誉会抑制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H1得到验证。

表3 调节变量对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3中列(2)表示的是调节变量融资成本(COD)对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关系影响的实证结果。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与融资成本的交互项(DCG×COD)的估计系数为-0.038 2,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融资成本会抑制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H2得到验证。

表3中列(3)表示的是调节变量产业集中度(HHI)对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关系影响的实证结果。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与产业集中度的交互项(DCG×HHI)的估计系数为-0.062 9,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产业集中度会抑制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H3得到验证。

表3中列(4)表示的是调节变量环境规制强度(EP)对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关系影响的实证结果。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与环境规制强度的交互项(DCG×EP)的估计系数为0.030 8,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环境规制强度会提升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H4得到验证。

表3中列(5)表示的是调节变量投资者关注度(BI)对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关系影响的实证结果。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与投资者关注度的交互项(DCG×BI)的估计系数为-0.011 4,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投资者关注度会抑制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H5得到验证。

四、结论和启示

在全球数字化转型和绿色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绿色创新已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内外部因素对其的调节效应,基于理论分析和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第一,借助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高管的绿色认知,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产生了积极影响,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每提高1%会使其绿色创新水平提高0.049 4%。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及其高管提供了知识创新和传播的有效平台,为企业推动绿色创新战略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如果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不能得到提升,那么其绿色创新的潜力就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如何提高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二,内外部因素调节效应研究表明,企业声誉、融资成本、产业集中度、环境规制强度和投资者关注度等因素会对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的关系产生影响。具体来看,环境规制强度会提升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而企业声誉、融资成本、产业集中度、投资者关注度则会抑制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因此,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需要积极应对上述因素的负面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应积极提升高管的绿色认知,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一方面,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可以采用培训、研讨、对外交流、设置绩效考核指标等方式,引导和激励高管加强对企业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绿色发展的认知,进一步提高绿色创新在企业战略决策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高管可以借助数字化管理,构建绿色创新机制。如推动建立跨部门绿色创新小组,通过数字化技术平台采集和分析的环境数据,评估、审定、执行企业绿色创新项目,从而确保企业绿色健康运转。

针对企业声誉、融资成本、产业集中度和投资者关注度等因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关系的负面影响,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应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一是适度平衡企业声誉和绿色创新的关系。面对数字时代日趋严格的环境规制,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应顺应数字化浪潮和环保要求,在确保主营业务持续开展的同时,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探索绿色创新路径,这也是维护和提升企业声誉的有效措施。二是积极寻求降低融资成本的途径。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应争取税收优惠、补贴奖助、贴息等政策支持,充分利用绿色金融工具等;同时,还应提高自身的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以降低对外融资依赖。三是推动产业内的竞争和创新,打破行业内的“同质化”现象。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对外交流、推进企业数字化进程,主动引入新技术、新管理模式,开发新产品、服务,不断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助力大陆相关产业提档升级。四是提升投资者的绿色认知,引导其关注企业绿色创新。大陆A股上市台资企业可以在公开信息中详细介绍其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的战略规划与项目成果,争取投资者更多的关注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