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与仪式—北朝隋代佛教中的穿璧图像研究

常 青 刘元风

中国北朝隋代时期，佛教造像中常见到菩萨像披帛在腹前上下交叉穿过圆环的图像，学界普遍将其称为“穿璧”或“穿环”（图1）。这一图像在中国最早可追溯到汉代墓葬中大量出现的“双龙穿璧”与“十字穿环”图像，在域外目前尚未发现更早实例。璧与环均为中国古代瑞器，如何将二者进行区分呢？《周礼·玉人》载：“璧献度尺，好三寸，以为度。”①《尔雅· 释器》中对璧与环的尺寸进行了界定：“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②但近年考古发掘却发现，古人在实际应用中并未严格按文献来规范尺寸，又或者，文献记载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针对佛教服饰中出现的这一图像，单从尺寸与材质上并不能进行明确区分。夏鼐先生认为环和瑗，实际也是璧，三者可总称为璧环类，或简称为璧。③本研究依从此观点，将该图像暂统一称为“穿璧”。关于佛教中的“穿璧”图像与汉代墓葬中“穿璧”图像之间具体存在何种联系，目前学界尚未进行过多讨论。因此，本研究将基于学界所披露的相关资料与实地考察，并结合史料与实物，对北朝隋代佛教中穿璧图像的来源与发展进行相关探讨，进而探究佛教服饰的汉化表现。

一、佛教中穿璧图像的时空分布

目前佛教中的穿璧图像主要见于石窟、背屏式造像、圆雕造像、佛龛式造像、造像碑、造像塔等，表现形式包括石雕像、泥塑造像、玉雕像、木雕像、铜造像、线刻画以及壁画。为确保所选研究对象的有效性，本研究在收集整理时遵循了以下三点原则：第一，选择保存完整、人物形象及穿璧图像清晰可辨识的造像；第二，选择造像年代及出现地点明确的造像，确保穿璧图像出现的时效性；第三，同一个洞窟或者同一座造像碑中同时出现多处穿璧图像，则按照出现穿璧图像的人物数量进行统计。依据实地调研与现存出版物，本研究共收录北朝隋代佛教造像中穿璧图像276 例，类型包括菩萨像、佛像、守护神像以及装饰纹样，并对其进行了时间及空间的分布对比分析。

从纵向发展来看（表1），佛教中的穿璧图像集中出现于北魏中期至隋代时期的150 多年间。较早见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5-11 窟北壁和东壁的胁侍菩萨像，以及第11 窟东壁上层的交脚菩萨像和第11-8 窟北壁西侧的胁侍菩萨像，其所着披帛呈交叉穿璧，这些洞窟同属于云冈第二期洞窟，建造时间约为公元471 年至公元494 年之间或稍后。另外，同一时期在装饰纹样中出现了穿璧图像，见于北魏太和元年（477 年）阳氏造铜佛坐像以及太和八年（484 年）比丘僧安造佛坐像的亚腰四足座装饰。北魏晚期，穿璧图像得到较大规模发展，并随着迁都洛阳向南发展，在洛阳周围的石窟群中出现了佛像和力士像披帛交叉穿璧。随着北魏的分裂，在东魏、西魏和随后的北周、北齐时期，穿璧图像向东西分散发展，呈现出以长安和邺城地区为中心的分布态势，出现之地包括曲阳、定州、黄骅、景县、荥阳、沁县、青州以及天水、敦煌等地，并一直延续至隋代。

从横向空间分布来看，目前所见佛教中的穿璧图像大部分分布在中原北方地区，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中原北方五省笔者共收集243 例，占研究对象总数的88.4%；宁夏、甘肃西北两省共收集30 例，占研究对象总数的11.2%。其中，山西77 例中，北魏时期有54 例；河南80 例中，北魏晚期有70 例；河北48 例中，东魏和西魏时期有29 例；内蒙古仅见两例，均为北魏时期。由此说明，佛教中穿璧图像的时空分布与政治中心的转移存在直接联系（图2）。

二、佛教中穿璧图像的表现类型与式样

整理所见佛教中的穿璧图像，多见于佛像、菩萨像、守护神像以及装饰纹样（表2、表3）。

表2：佛教中穿璧图像的发展时间与表现类型关系对比（单位：例）

表3：佛教中穿璧图像的地域分布与表现类型关系对比（单位：例）

1、佛像

佛像中的穿璧图像均表现为披帛穿璧，共见15 例，占研究对象总数的5.5%，其中北魏晚期11 例，东魏时期四例。

北魏晚期的11 例分布于河南、山西和陕西。河南七例主要见于巩县石窟寺及龙门石窟皇甫公窟，例如：巩县石窟寺第1 窟中心柱东侧龛的坐佛，施无畏印和与愿印，双肩披宽大披帛在腹前交叉穿璧，下着长裙，佩戴卷草纹颈饰，肩佩圆形饰物，缯带束发，其装束与身旁胁侍菩萨一般无二；巩县石窟寺其余六例也均为此造型。山西北魏晚期的两例见于南涅水石刻QN 二〇七与QN 二四五造像，陕西北魏晚期的两例见于华县瓜坡出土的朱法曜造像碑和朱辅伯造像碑，除了倚坐姿势与巩县石窟寺坐佛不同之外，其服饰造型均一致。东魏时期的四例见于山西南涅水石刻QN 二四、QN 八八、QN 一一八和QN一八七造像，四身佛像均为倚坐姿势，施无畏印和与愿印，其中两身内穿僧祇支，四身双肩披披帛，在腹前交叉穿璧（表4）。

表4：北朝隋代佛像披帛穿璧图像

从上述分析可知，披帛穿璧的佛像存在一个共性：主尊佛陀未着袈裟，而是双肩披披帛，与同时期菩萨装一致。通过考察对比，本研究认为披帛穿璧的佛像应为弥勒。

自西晋竺法护翻译《弥勒下生经》《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以来，中国本土弥勒信仰于南北朝始逐渐盛行。巩县石窟寺中共见六例披帛穿璧的佛陀，分别位于第1 窟、第3 窟、第4 窟和第5窟，第1 窟完成于北魏正光四年（523年），而第3 窟和第4 窟完成于北魏孝昌末年（528 年），第5 窟完成应不晚于东魏元象二年（539 年）。④龙门石窟皇甫公窟完工于北魏孝昌三年（527 年）。⑤南涅水石刻QN 二〇七与QN 二四五的造像时期均为北魏一期的Ⅱ段，时间为512 ～534 年。⑥朱法曜造像碑和朱辅伯造像碑上均有明确的造像纪年，分别为北魏普泰元年和北魏建明二年，即531年。可知，佛像披帛穿璧大致出现于北魏正光年间至东魏。这一时期，中国弥勒信仰普遍流行，造像形式分为上生菩萨像与下生佛陀像，造像姿势分别为交脚与倚坐。龙门石窟皇甫公窟与巩县石窟寺的七例披帛穿璧佛陀造像仍为菩萨装，但姿势并非交脚，而是已经近乎盘坐，但仍露一足，介于交脚与结跏趺坐之间。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造像姿势出现后，交脚菩萨造型在汉地便逐渐不再流行，东魏出现的四例披帛穿璧佛陀造像均为倚坐姿势，在随后的发展中，倚坐弥勒形象逐渐发展成为弥勒信仰的造像主流。

2、菩萨像

菩萨像披帛穿璧共见245 例，占研究对象总数的89%，其中北魏中期七例，北魏晚期135 例，东魏和西魏时期60 例，北齐和北周时期38 例，隋代五例。其中，北魏中期的七例中，有六例见于大同云冈石窟，另外一例见于甘肃炳灵寺石窟第184 窟的壁画中，此身披帛穿璧菩萨像为目前所见壁画中唯一一例（图3）。由此也说明，披帛穿璧这一造像特征在出现早期已从当时的首都平成地区（今大同）辐射至炳灵寺，并先一步体现在了壁画当中。

图3：炳灵寺石窟第184 窟北壁上部菩萨像披帛穿璧

从菩萨像的造型姿态来看，目前所见披帛穿璧的菩萨像包括三类：立姿菩萨像、交脚坐弥勒菩萨像以及半跏坐思惟菩萨像。立姿菩萨像又包括单体主尊菩萨像和作为主尊胁侍的菩萨像。菩萨像披帛穿璧在北朝至隋代得到了蓬勃发展，并逐渐演化出多种不同的造型式样。

菩萨像披帛穿璧式样主要可以分为五种类型（表5、表6）。从发展时间看，Ⅰ型与Ⅱ型在菩萨像披帛穿璧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并存，属于主流造型；Ⅲ型见于北魏中期的云冈石窟第5-11 窟，随后北魏晚期出现于龙门石窟古阳洞以及东魏南涅水石刻，后两处应是受到云冈造像风格的影响；Ⅳ型和Ⅴ型集中见于东西魏时期山东、河南地区的背屏式造像中，另外有两例较为特殊，见于敦煌莫高窟西魏时期第288 窟和第432 窟的菩萨像。从造型来看，莫高窟的这两例并不是披帛穿璧，而是腰带在腹前穿璧，并起到了固定披帛的作用（图4），但其出现必然是受到中原地区菩萨像披帛穿璧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表5：北朝隋代菩萨像披帛穿璧图像统计表

表6：北朝隋代菩萨像披帛穿璧与发展时间关系对比

图4：莫高窟第432 窟中心柱北向龛外东侧胁侍菩萨腰带穿璧

除了上述五类造型式样之外，菩萨像披帛穿璧还演化出了披帛与璎珞同时穿璧，以及璎珞单独穿璧的式样（图5、图6）。披帛与璎珞同时穿璧见于龙门石窟莲花洞正壁右侧菩萨像、河南出土北魏神龟三年翟蛮造弥勒像碑、麦积山石窟第135 窟两身胁侍菩萨像以及山东青州出土东魏至北齐的菩萨像，其穿璧式样均是在Ⅰ型基础上加入璎珞；璎珞单独穿璧见于龙门石窟古阳洞北壁胁侍菩萨像及山东青州出土的两身北齐菩萨像，其中一身菩萨像的璎珞是在背后上下穿璧，造型独特且结构清晰，反映出当时工匠精湛的技艺水准与别出心裁的创造力（图7）；另外，在菩萨像的裙带中也出现了穿璧，例如北齐武平元年所造石观音立像，裙带呈现出Ⅲ型穿璧式样，裙带穿璧的造型在唐宋时期的菩萨像中仍延续存在（图8）。

图5：山东青州龙兴寺出土东魏—北齐菩萨立像披帛璎珞穿璧

图6：龙门石窟古阳洞北壁第135 龛胁侍菩萨璎珞穿璧

图7：山东青州龙兴寺出土北齐—隋菩萨立像璎珞穿璧

图8：北齐武平元年石观音立像裙带穿璧

3、守护神像

佛教守护神像中的穿璧图像目前共见十例，应用于力士像的披帛，以及童子像和护法像的腰带（表7）。

披帛穿璧力士像见于巩县石窟第1窟、第4 窟和第5 窟窟外现存的四身力士像，时间应为北魏晚期至东魏。在北魏晚期的山西南涅水石刻中同样出现一身披帛穿璧的力士像。另外，在陕西出土的西魏大统二年高子路造像碑及西魏雷虎造像碑中，也出现了披帛穿璧的力士像。

童子像和护法像腰带穿璧见于云冈石窟第7 窟，此图像出现于北魏中期，与前文所提的菩萨像披帛穿璧式样均不相同，但类似穿璧式样在河南出土的北朝三菩萨造像碑主尊菩萨披帛上出现，造型别致。此式样的披帛穿璧目前仅见此一例，推测此造像应为穿璧图像发展晚期所造。

4、纹样

在佛教装饰纹样中出现的穿璧图像目前共见六例（表8）。其中三例见于北魏太和初期鎏金铜佛坐像的台座纹样，一例见于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北壁比丘慧成造像龛龛柱纹样，根据佛龛东侧造像纪年所载，此龛应造于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8 年）。⑦此四例穿璧图像的造型非常相似，均表现为忍冬纹样呈对波状交叉穿璧，且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佛像台座正面忍冬纹样上存有四只翼兽，这类环形忍冬纹样在云冈石窟第6窟、第9 窟及第10 窟的龛沿边饰中也有出现，但并未见穿璧（图9）。另有两例穿璧图像见于山西南涅水石刻东魏QN一八七与QN 一五造像的龛壁上，为佛龛龛帐两侧的悬挂流苏装饰，呈对称分布，此图像应为汉代所流行的璧翣。

表8：佛教造像中出现的“穿璧”纹样造型统计表（笔者自绘）

图9：云冈石窟第6 窟东壁环形忍冬纹样（笔者自绘）

通过上述梳理可知，北朝隋代佛教中所见的穿璧图像以菩萨像披帛穿璧为主流表现，少部分见于佛陀与力士造像披帛造型中，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不言而喻；菩萨像中的穿璧图像从披帛发展至璎珞、腰带及裙带，并演化出多种造型式样，进一步说明穿璧图像在当时已经逐渐成为佛教造像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流行性装饰元素。

三、佛教穿璧图像产生的原因及其文化内涵

佛教中较早出现的穿璧造型是在北魏中期云冈石窟第二期洞窟，伴随穿璧披帛式样同时出现的是交叉式披帛式样及“褒衣博带”“秀骨清像”式造像风格。因此可以判断，导致其出现的直接原因，应该是北魏太和初年统治者所推行的汉化改革政策。穿璧图像在汉地大约出现于秦汉时期，考古发掘与相关研究也表明，这一图像在当时的墓葬装饰中极为盛行，例如马王堆1 号汉墓与3 号汉墓出土的T 型帛画上均绘有双龙交尾穿璧的场面，从画面中可以清晰看出此圆璧为一枚谷纹璧；同时马王堆1 号汉墓中出土的漆屏风和朱地彩绘棺上，也可见到清晰的穿璧图像（图10）。在随后东汉时期的墓葬中出现了大量双龙交叉穿璧图像的画像砖及壁画，并演化成了十字连璧纹样大量应用于墓室的墙面及墓门装饰。在魏晋时期墓葬中仍能见到类似纹样，并且，在汉晋时期的织锦中也可以见到十字连璧纹样（图11、图12）。

图10：马王堆1 号汉墓出土T 型帛画中的双龙穿璧

图11：东汉双龙穿璧纹，河南永城酂城墓出土

图12：东汉十字穿璧纹，绥德县出土，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从直观视觉图像中可以发现，穿璧图像的构成分为两部分：璧与穿璧之物。若想探究该图像的真正来源，应从这两点分别进行探讨。

璧在中国古代具有极其特殊的价值与象征意义，既可作为区分地位等级的重要瑞器，⑧也因其象天之形，可作礼天之器，⑨⑩同时也可作为信物凭证，传达信息。⑪另外，璧也被作为礼器随葬使用，在秦汉时期的墓葬中发现了大量随葬的玉璧及玉制品。《周礼·天官冢宰》曰：“大丧，赞赠玉、含玉。”孙诒让注：“盖以玉加于币（束帛）以入圹（墓穴）也，赠玉亦用璧。”⑫即赠玉应为束帛加璧。《周礼·春官·典瑞》载：“驵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敛尸。”⑬可知，璧被作敛尸之用。除了礼仪之用外，璧也具有重要的装饰功能。“古之君子必佩玉”⑭，在古代中国，从天子至士庶皆佩玉，璧则是组成佩玉的重要元素，甚至出现了具有功能性的“系璧”。另外，《礼记·明堂位》中有“周之璧翣”之说，璧翣即为簨虡的装饰物⑮，汉代时为室内装饰之物，汉代画像中可经常见到。前文研究也可表明，璧翣在魏晋时期被佛教所吸收，以穿璧的造型装饰于佛龛两侧。总之，璧是中国古代礼仪象征与装饰实用的综合产物，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展现出了不同的特色。

穿璧图像在出现初期均表现为上下交叉穿璧的结构，这种结构形式在中国最早可追溯至良渚文化晚期（图13）。这件被定名为双钱结的藤编残片的发现说明，这种编结技法早在4000 年前就已经高度成熟。这样的双钱结在汉代时仍可以见到，例如这件汉代绳纹玉佩（图14），在汉代画像石中也可以见到这种双钱结的双龙交尾图像（图15）。但王力先生认为：“考虑到有双钱结纹案的实物已经可以上溯到比商代还早的良渚文化晚期，我们可以确认，双钱结与双龙穿璧结构无关：它们是两种完全独立的纹案。”⑯然则，任何事物的出现与发展都不可能具有完全的独立性，穿璧图案的出现是否与双钱结存在直接关联，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应该作为一种值得探讨的可能性。就交龙图像而言，在中国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周礼》中便有“交龙为旂”的记载。双龙相交在中国古代也有交合之意，《汉书·高帝纪》载：“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⑰此记载虽为感生神话，却能反映出古人的生殖崇拜与祖先崇拜。双龙交尾图像与伏羲女娲交尾图像从符号结构的象征来讲，均属于阴阳相交、化生万物的母体。《庄子·外篇·知北游》曰：“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⑱此类图像出现在墓葬中，所代表的正是此种含义。

图13：良渚文化晚期双钱结藤编残片

图14：汉代绳纹玉佩，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5：西汉双龙交尾画像石，河南唐河电厂出土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穿璧图像最初于秦汉时期的墓葬中用交龙来表现，随后在汉晋墓葬的棺椁、墙壁、地砖及日用纺织品图像中表现为十字连璧纹样。那么，穿璧图像又为何会出现在魏晋时期的佛教造像中，且大量应用于佛教人物的披帛呢？

从图像本身来看，穿璧初期的表现形式为双龙交叉穿过单个玉璧，后来逐渐发展为双龙连续穿过多个璧的连璧图像以及十字连璧纹，定然被赋予了更多内涵。首先，连璧被视为与上天的连接之物。《庄子》记载：“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⑲《后汉书·礼仪志》大丧载：“东园匠、考公令奏东园秘器，表里洞赤,虡文画日、月、鸟、龟、龙、虎、连璧、偃月,牙桧梓宫如故事。”⑳在汉代墓葬棺椁以及墓室墙壁上出现了大量连璧图像。而《淮南子》中载：“日月者，天之使也。”㉑另载：“日、月俱入营室五度。”㉒汉许慎注：“日月如连璧,五星如贯珠,皆右行。”㉓由此可知，连璧在当时象征日月，而日月又被作为上天的使者。秦汉时期，人们的主流生死观主要是源自黄老之学的神仙信仰，希望死后到达神仙世界乃至长生不老，甚至将死后的安居之所装扮成超脱世俗的存在。连璧出现其中，无疑成为死者升仙的依托，所起的作用正是人世间与神仙天界的连接。

除了用于丧葬礼制，连璧也被用作重要的装饰元素。《后汉书·與服志》载：“大行载车，其饰如金根车，加施组连璧交络四角，金龙首衔璧。”㉔另外，连璧在魏晋时期也被赋予了象征美好事物的寓意。《世说新语· 容止》记载：“潘安仁、夏侯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㉕由此看来，璧与连璧是礼制与美好的象征，同时也寄托了古人“以璧象天”的思想意识与“事死如事生”的生死观念。

穿璧图像出现在佛教中，应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魏晋时期，社会意识形态呈现出儒释道并行的现象。儒与道为汉地本土所出，在佛教传入之前已流行发展数百年，“苍璧礼天”与“君子佩玉”均来自儒家文化中“礼”的思想，而神仙信仰的兴盛则与道教的崇尚密不可分。佛教作为域外文化传入中土，若想立足扎根，必须借助于中国本土固有的思想观念。佛教在传入之初，便吸取了道教的“求仙”思想，佛教中倡导的往生极乐净土观念与道教的升仙观念不谋而合，佛教中的佛陀、菩萨、护法等人物在中国无疑成为与道教“神仙”同等的存在，是指引往生的使者。因此，穿璧大量出现在佛教人物服饰中，便能有合理的解释。同时，佛教还从儒学中汲取了入世思想，逐渐向世俗化演变，佛教中出现披帛并在腹前穿璧，不仅起到了装饰与实用并存的作用，还与儒家文化中的佩玉之礼相契合。

四、结语

宗教艺术与墓葬艺术往往能直接反映古代人民的意识形态、审美观念与物质文化。“穿璧”作为中国传统礼制观念与崇尚升仙丧葬观念的物质化体现，随着佛教在中国本土的广泛传播，二者逐渐相互交融，成为北朝隋代佛教造像中极为特殊的表现元素之一。两种艺术形式之间的联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佛教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多元化与包容性，同时也可以作为佛教中国化的又一例证。

注释：

① 徐正英、常佩雨译注：《周礼》，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954 页。

② [晋]郭璞注，[宋]刑昺疏，王世偉整理：《尔雅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263 页。

③ 夏鼐：《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考古》，1983 年第5 期。

④ 陈明达：《巩县石窟寺的雕凿年代及特点》，《中国石窟· 巩县石窟寺》，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年，第181 页。

⑤ 温玉成：《龙门北朝小龛的类型、分期与洞窟排年》，《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年，第218 页。

⑥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沁县文物馆：《南涅水石刻》，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 年，第47 页。⑦ 刘景龙：《古阳洞：龙门石窟第1443 窟（附册）》，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55 页。

⑧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周礼》）

⑨ 璧，瑞玉圜以象天。（《宋本玉篇》）

⑩ 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周礼》）

⑪ 问士以璧，召人以瑗，绝人以玦，反绝以璧。（《荀子·大略》）

⑫ 同注①，第46 页。

⑬ 同注①，第453 页。

⑭ 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北京：中华书局，2017 年，第614 页。

⑮ 同注⑭，第614 页。

⑯ 王力：《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年，第233 页。

⑰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1 页。

⑱ 方勇译注：《庄子》，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359 页。

⑲ 同注⑱，第564 页。

⑳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3141 页。

㉑ [西汉]刘安撰，陈广忠译注：《淮南子》，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109 页。

㉒ 同注㉑，第123 页。

㉓ [东汉]许慎撰，[清]长沙叶氏郋园刊：《淮南鸿烈间诂》，光绪乙未春二月。

㉔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3651 页。

㉕ [南朝宋]刘义庆撰，朱碧莲、沈海波译注：《世说新语》，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60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