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酌古今：元代北方蒙古族家具风尚

曾瑞琪 张欣宏

（内蒙古农业大学材料科学与艺术设计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8）

《元史》有载“元初立国，庶事草创。冠服车舆，并从旧俗。世祖混一天下，近取金、宋，远法汉、唐。……粲然其有章，秩然其有序：大抵参酌古今、随时损益，兼存国制，用备仪文。”[1]这是当时元代社会政治的基本国策，成为指导元代礼仪服用的基本导向。蒙古族在“参酌古今”的导向影响下，又坚持维系“国俗”；在家具的风格确立上具有二元统一的特征，表现为时间上的历史借鉴，文化上的民族取舍。总体上表现为从繁、从简的二元形态，与家具功能和造型有选择性的继承、改良和创新相关。

一、近取宋代风骨

（一）结构简洁，装饰有度

蒙古族进入中原地区，政治上依赖汉族的统治基础，又有“近取金、宋，远法汉、唐”的治理政策，随着元代中后期科举复兴后，崇尚儒家文化的文人仕子进入朝堂，中和内敛的家具风格更为符合文人审美，结合草原游牧习俗发展出了元代特有的住居文化。

元家具桌椅的直线造型体现了尚简之风，这是源于宋家具直线风格的影响。宋风家具以直腿为主，腿部直连桌面，木质构件造型笔挺纤细，装饰细致入微，带有清俊的直线型风格。元代笔直劲挺的腿足造型直接借鉴了宋家具纤细，精巧秀丽的风格特征。元代桌椅多用直腿、直枨、方面板的框架式结构；通体素面，竖直挺括。横枨、矮老、托泥等结构件也呈现直线性特征。如元代早期赤峰元宝山蒙古人壁画墓备宴图中的两个方桌，桌面四角延伸直腿，桌腿正面衔接单横枨，两侧为双横枨，桌面方直；通体素淡无装饰，仅桌面与腿间有弧形牙板做装饰，简单精炼。

融合宋家具的结构美装饰特征，元代北方蒙古族家具的装饰简洁有度。装饰的部位突出、位置适中，主要以结构件、装饰件为主，装饰图案突出蒙古族喜好。以元初《事林广记》中的栏杆式罗汉床为例，罗汉床的靠背栏杆以镂花和卍字形卡子花为装饰，栏杆整体造型疏密相间，简洁明了，装饰风格更多趋于宋风。元代晚期家具装饰则更为精炼，更为符合晚期科举复兴下蒙古族文人仕子的审美喜好。此类蒙古族家具多在腿足、高束腰的腰线部分，扶手的出头位置；以鼓腿彭牙、圈背、搭脑等结构件做装饰，形成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吸人眼球的效果。这类结构部件装饰一目了然，采用蒙古族喜爱的主流装饰元素：云纹牙头，云头柱础，如意开光、卷草足、兽蹄足等主题。

同时，部分家具借鉴汉式的诗词字画，使得元墓壁画屏风的屏心出现了蒙古文装饰；晚期屏心的绘画大量表现水墨风景画、花鸟画等文人画题材，完全是宋式绘画风格的再现，此类装饰图案明显吸收了汉文化。呈现出仕林审美影响下的汉式的风格特点，使得家具兼具宋式和蒙古族文化特征。

（二）尺度高型，功能细分

宋代的高型家具和高坐的住居方式，直接影响元代北方蒙古族家具的形制和功能。家具功能进一步细化，种类增多，并逐渐形成固定的家具组合布局。

元代蒙古族高型家具的快速发展是源于蒙古族中上层贵族对汉族生活方式的接纳。游牧状态下低矮的穹庐多席地而坐，适用低矮家具；随着元朝的建立，游牧生活逐渐转向定居，院落住居继承发展了宋代传统多进合院式建筑形制，称为四合院[2]。使得居室空间由圆形转变为四边形的高大空间，从而高型家具被蒙古族广泛接受。因此，蒙古族家具秉承宋制，尺度均较蒙古包里的家具更为高大。

高型家具在元代蒙古族家具中占主体，受宋的影响，元代早期院落式住居空间起居家具多用四足榻和箱体形壸门榻；长治市郝家庄墓、凌源富家屯墓、永乐宫壁画、元刻本《全相平话》均有此类壸门长卧榻（图1）。造型与宋代绘画资料中四壸门或五壸门箱体结构的三面围屏床一致，体现了宋元一脉相承的家具形制；元代晚期则发展为围屏架子床。由于元代蒙古族随性的坐卧姿态和个性化的自由性格，更加重视舒适感。因而，元代坐具形体增大，宽松的座面方便垂足而坐。在宋代高型坐具的基础上，元代蒙古族还发展了多人并座的坐具类型，即元代的长坐榻，其座面呈长方形，形体长而窄，比例夸张，较传统榻更为细长，能并排坐三到六人，富有游牧住居习俗。座面下有高束腰或横枨，足下配长脚踏；仅北方地区发现此类坐具。山西孝义下吐京墓、山西兴县牛家川石板壁画、陕西横山罗圪台村壁画墓（图2）皆有发现。

图1 宋元壸门箱体结构卧榻对比

图2 陕西横山罗圪台村壁画墓中的长坐塌

建筑形态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得元代蒙古族顺势承袭了宋代的家具类型，丰富了蒙古族家具的种类和形制，促使元代家具功能深入细化。熊梦祥《析津志·家具之属》载元大都的家具有：“铁络、量罐、椛架、马槽、大小木櫃、镫檠、盤、櫥、矮卓、矮床、门匡、窗隔……”[3]可见元代家具种类进一步丰富起来。

同时，元代发展了符合蒙古族喜好的家居习惯，在功能空间划分的基础上，元代蒙古族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家具布局组合，影响了后世家具陈设和起居方式。宋代院落式住居的功能需求，划分了居室功能空间，如厅堂、餐厅、卧室、厨房、院落等，这一点在元代墓室壁画中也所表现，为此，家具功能也较宋更为细致完善。以中原地区的山西、陕西、山东等地墓室壁画的家具陈设具有代表性。如山西陕西墓室壁画中的餐饮空间多表现在备宴图、备茶图中，图中以承具为布局中心，承具有高桌、矮桌和案、几等。夫妻并座图中显现了厅堂布置，厅堂家具以坐具和承具的组合为主；多出现长坐塌、交椅、坐凳、桌案、屏风等家具；与宋代厅堂壁画相比，交椅的出现更频繁。而山东、河南等地壁画中的卧室空间，多出现卧具和衣架；卧室中还陈设了大量功能精细的家具，如箱柜、衣架、毛巾架、盆架、花几等专用于室内的小型家具。其中衣架在元墓壁画中大量出现。元时蒙古人流行称为“纳失失”的织金锦，属于丝绸类。而丝绸衣物因其抗皱能力差，必然离不开衣架的支撑。衣架自然也成为蒙古族频繁使用的家具。蒙古族家具功能细分，不同于游牧生活状态，更加专注于生活的细节而设计，体现墓主人定居生活的精致和丰富程度。在接受宋文化的同时融入草原民族文化，形成符合蒙古族喜好的家具组合和住居习惯。

总体而言：元代北方蒙古族家具崇尚“尚简”之风，家具“近取金宋”沿袭宋制及其内敛的风格。宋家具简洁、去装饰的审美观念也通过元代在朝为官的汉族仕林影响到蒙古族统治者。具体而言：一是造型方直简洁，采用适度合理的装饰；二是以高型家具为主，功能细化，分工明确，更加适用于古代固定居室功能空间。蒙古族以开放的视野，融合北方地区家居文化，相互借鉴，顺其自然与中原文化相适应，于是“参汉酌元”便成为它的不二选择。[4]

二、远法唐代风韵

（一）方圆兼容，张弛有力

元代蒙古族贵族家具造型突出体现了唐朝宫廷家具的曲线风格，造型和装饰具有唐家具典型的富丽之风；同时饱含草原美的意蕴。

元代蒙古族家具的曲线浑圆起伏，极富曲线美。曲线造型最为典型的即三弯腿，随着技术的进步，元代简化了唐代双片板式腿足,代之以如意云纹足造型，并转而将唐代的兽足三弯腿，卷草形三弯腿发展壮大。元代膨出式的曲腿造型，线条明显较唐代更为浑圆。腿足造型多采用鼓腿彭牙、三弯腿外翻马蹄足、花草足、卷珠足等。其中如意云纹足运用最多，在圆凳类、几类、床榻类家具上出现频繁。这种对曲线的钟情，是由于蒙古族在天然草原上游牧，所见大多是弯曲的河流，起伏的原野，变化的白云。这些构成了蒙古族钟爱的元素；所以元代家具出现大量的云纹、曲线造型，都是自然元素的运用，是草原美的内化。

唐家具曲线造型整体外方内圆，在方圆之间随形变换，远视其曲线感分外优美。这种方圆兼顾的思维，在元代蒙古族家具上更为自由灵活地显现出来。曲线造型结合方直的家具形态显现出中正，方圆兼容的和谐意态，蕴含着曲直变化的韵律和动感之美。河南洛阳元赛因赤答忽墓出土陶案，正方形面板中绘制圆环装饰，隐含“天圆地方”的观念，桌面伸出三弯腿外翻马蹄足，方圆变化和谐，有庄严古朴之感。元代山西阳泉东村元墓蒙古人夫妻对坐图中男主人的书桌（图3），桌面方正，桌面下部腿足先以直线伸出，转而出鼓腿，面与腿间以花型牙板连接。曲直相接，趣味性强。方圆概念的整合，不仅结合了汉法“方圆有度”的自然观，而且是基于蒙古族古老圆形哲学的升华。

高束腰造型是元代蒙古族家具的显著特征，同样源于唐朝高型家具的典型特征。元代束腰结构的运用灵活多变，结合鼓腿彭牙更富外向张力。高束腰在艺术效果上先紧后松、先抑后扬，给人以夸张的视觉感触。元代盆架类、椅凳类、桌案类家具多采用束腰结构。唐代在造型上逐渐出现了高束腰的形态。发展至元代已成为独立的家具装饰结构被广泛运用在各类家具中。

曲线造型具有流线型的运动感，束腰结构凹凸有致，夸张有力，体现了蒙古族尚武的民族性格，承继了唐家具的审美。元代蒙古族与唐代贵族在文化上同样崇尚武功，两者具有相似的武人性格，进而塑造了相似的审美观念，喜好豪华优美，精致又夸张秾丽的流线型风格。因此，蒙古族立足尚武的民族文化，统治阶层转而吸收了唐的曲线形造型风格。

（二）装饰满密，富丽浪漫

元代宫廷家具繁满的装饰与唐家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饱满起伏的形体结合通体满地装饰，形成其豪华精致，富丽浪漫的装饰风格。

元代宫廷家具极重装饰，艺术手法上类唐，多采用镶嵌、圆雕和高浮雕，强调立体效果、整体效果，集中体现了蒙古族贵族的家具喜好。在大体块的造型上极尽装饰，以大汗宝座为豪华家具的典型，代表了元代蒙古族家具的巅峰之作。拉施特《史集》一书《朝见皇帝图》中宝座为三面围屏式，通体饰金，雕刻华丽满密。正如13 世纪意大利的《柏朗嘉宾游记》中记载：“宝座是象牙制作而成的，雕刻得令人仰目……还有金子、宝石和珍珠。”[5]

元代宫廷家具满密的装饰风格充满了浪漫的想象，雕饰云龙，镶金嵌玉，富丽堂皇之风浓烈，视觉效果极强。元代宫廷画家任仁发的《张果老见唐明皇》（图4），画中人物唐明皇所坐的圈背椅，圈背造型规律镶嵌五彩宝石，扶手腿足镶嵌黄金饰件，虽然人物形象为唐朝，但应是元代宫廷生活的具象化，细节处尽显元代宫廷生活浪漫之风。坐具与画面环境相和谐，究其原因，是元代与唐代有着相似的审美追求，崇尚华丽精致的浪漫情调。这种重装饰的特征也在元代宫廷家具中处处彰显。元代宫廷饮膳太医忽思慧所著《饮膳正要》中皇帝所坐宝座为如意开光座榻搭配圈背扶手椅式，扶手处圆雕立柱装饰精美，与唐代《六尊者像》中宝座的扶手立柱、《朝元图》中金母宝座扶手立柱造型一致。其雕饰的云龙纹饰在《南村辍耕录》有载：“七宝云龙御榻、缕金云龙樟木御榻、金嵌玉龙御榻。”[6]这种类唐的华美富贵与博大的气势塑造了蒙古族自信张扬的浪漫色彩，华贵的宫廷家具缔造了元代独有的唐风遗韵。

图4 宫廷画家任仁发《张果老见唐明皇》圈背扶手椅

总而言之，元代蒙古族贵族家具与唐代家具气势恢宏、富丽堂皇的风格似同出一脉。蒙古族宫廷家具装饰更显“尚繁”之风。第一，在家具造型上，形体方圆兼顾，凹凸有度，整体风格柔软与力量兼容。元代宫廷家具较唐更具有夺目绚丽的夸张之式，造型厚重有力，起伏韵律。第二，在装饰上，辅以高工装饰形成豪华精致、繁缛富丽的装饰风格。“远法汉唐”更具古意，富丽奔放的唐风更为符合蒙古族贵族热情自由的个性化喜好，彰显蒙古族进取尚武的世界观和民族精神。宫廷家具雍容浪漫的唐风遗韵是元代“参古酌今”的自然流露。

三、游牧风尚：草原情思

（一）游牧习俗与新式家具

蒙古族作为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形成了稳定的游牧生活习俗。进入城市生活后，受蒙古族统治者“各依本俗”的治理之策的影响，而面对游牧的生活方式有情感上的依恋。使得一方面继承了唐宋家具形制和装饰，一方面秉持蒙古族自身游牧生活习俗和审美观，促进了家具工艺技艺的创新，出现了新兴的结构和工艺，突出地创造了新的家具风尚，因此自然而然地将游牧习俗融入到城市家居生活中来。

首先就是抽屉桌的出现和使用，抽屉桌、抽屉柜等成为元代新兴家具的代表之作。创造性的在家具上出现了抽屉结构，抽屉以其便利性和实用性，不仅在蒙古族中间流行，汉族也接受并开始使用，逐渐改变了原有的储物收纳习惯。最为典型的当属山西文水北峪口壁画墓中描绘的抽屉桌，桌面下置两个抽屉，抽屉面上有圆形金属环装饰。元人看重抽屉的储物性能，这与游牧民族所带来的储物习惯相关。游牧状态下的蒙古族“随水草而居”，频繁的迁徙促使他们重视收纳。草原上多用柳条箱车、板箱、毡袋、皮袋等收纳贵重物品和杂物等。进入城市的定居之后，秉持收纳习惯，进而出现了便于收纳的抽屉柜和抽屉桌。

元代圈背交椅广为流行，并“登堂入室”成为厅堂家具。交椅也成为蒙古族游牧习俗内化的家具典型。唐宋之际，交椅已经成为身份等级的象征，唐代已有“交床”的记载，实为现今的马扎；宋代以直靠背的“交椅”较多。至元时，圈背交椅成为主流。圈背造型更加舒适，并搭配脚踏，更加符合元人随性的坐姿。由于交椅可折叠，搬运方便，故在古代常为野外郊游、围猎、行军作战所用；更加适应蒙古族放牧打猎的生活习俗，这种的游牧属性使他们对便于移动的交椅情有独钟。因此对交椅的喜爱和重视使得它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等级进一步提高，大多设在厅堂内。元刻本《事林广记》的插图中就有元代蒙古族贵族待客的场景，两位蒙古族官员于厅堂中对坐，二人闲适地坐于圈背交椅上，圈背造型浑圆饱满，搭配卷曲的扶手。证实元代交椅置于厅堂，用于迎接贵客。成为蒙古族室内等级较高的厅堂家具。

（二）结构创新与装饰工艺

元代蒙古族家具继承古制的同时也有所创新，家具的结构和装饰工艺皆有所发展，促进了家具新风尚的形成。

元代木工工艺的进步，使家具的结构得到创新，元代罗锅枨和霸王枨出现并广泛应用。元代北方蒙古族家具各类高桌、几案较多独立使用高拱罗锅枨，元人喜曲线造型的审美使倭角线造型大量应用在开光、壸门、牙板等装饰件的造型上，倭角造型对横枨的适应性要求，使得创造性的出现了圆角起拱的罗锅枨。罗锅枨不仅能起到装饰作用，而且在功能上也起到支撑作用，可提升高型桌类家具的稳固性。元代桌的结构上还出现了霸王枨。霸王枨是连接高桌腿足内侧和桌面底部的一种斜枨，实际为“X”形交叉结构，原理与蒙古包哈纳网状结构相似，是蒙古族对交叉结构的又一种创造性的运用。结合曲线形审美习惯，多制成美观的弧线形枨，赤峰三眼井壁画墓中的花几面板下的弧形结构形似霸王枨。霸王枨也具有加固的作用，其结构又隐藏在桌下内部，使桌子更加结实耐用又兼具了美观性。此种新型枨类结构的应用不同于前代，是蒙古族智慧影响下的新型创造。

元代宫廷家具繁缛富丽风格的必然依靠复杂的装饰工艺，主要采用雕刻、髹漆、镶嵌等工艺。雕刻工艺主要有圆雕和浮雕两种，多用于宝座、榻的装饰。髹漆工艺大量使用在家具的表面装饰中，涂饰色彩丰富，包括金色、红色、黄色、绿色、黑色等，尤以金红之色最能表达宫廷家具金碧辉煌的艺术特色。蒙古族有自己的色彩观，因蒙古族火焰崇拜使红色常用作家具主色调。蓝白两色为吉祥色，白色是纯洁的象征，蓝色是天空的颜色，地位崇高，因而家具上极为少见，仅见宫廷中蓝白色的旗帜和华盖的记载。绿色象征生命，绿色和黄色是草原和大地的颜色，承其重，多出现在坐具上，或其上铺设绿色或黄色的织金锦坐垫。家具的髹漆是蒙古族色彩观念的外化。

镶嵌工艺在宫廷家具中运用尤为突出。由于草原色调的单一，蒙古族喜爱绚丽的镶嵌工艺。因此宫廷家具大多镶嵌宝石、象牙、珊瑚等。其中，螺钿十分有特色，蒙古族对于来自海洋的镶嵌物非常喜爱。镶嵌工艺为家具所带来的珠光宝气，使蒙古族统治者着迷。

珐琅工艺的出现开创了新的装饰类型。掐丝珐琅作为元代出现的新型金属工艺，以其色彩绚丽，光华璀璨的效果受到蒙古族贵族的喜爱，除金属器皿外，创造性地运用在盒类上；也出现在蒙古大汗的宝座上。波斯细密画中的大汗宴会图的宝座有各类彩色花纹，细密繁缛，其装饰工艺与珐琅相似。蒙古族游牧生活需要坚固耐用的金属餐饮器，因而偏爱金属工艺，金属器具有重装饰的审美特征。因而，蒙古族亦喜好在家具上装饰金属件；例如金属包角，金属裹头，取其装饰性和加固性。

综上所述，元代蒙古族家具显现出内化的草原文化特征。蒙古族将游牧生活习俗，固有的民族喜好融入定居生活，使家具形体和结构发生变化，并将对草原的情感代入家具造物，形成了元代家具游牧风尚。以“酌今”为目的的改良创新符合游牧习俗对家具实用便携的要求，进一步内化为城市家具生活新风尚。不论是抽屉结构还是枨类结构，都体现蒙古族注重家具实用性的民族特点，是蒙古族草原文化“酌今之元”的自我升华。

四、结语

元代北方蒙古族家具以“参古”“参汉”出发继承古制；文人仕子家具的风格单纯简洁，宫廷家具的风格富丽华美。既有宋家具直线型审美的理性适用，也有唐家具曲线造型的富丽浪漫。元代以唐宋的礼仪制度为参照，通过更加自由化的审美观念重新构建了家具风格，打破了宋式主流审美的格局。看似是风格的演进，实则重构了人们的生活习惯。虽然，元代蒙古族家具既繁又简的风格矛盾而对立，但实际表现了他们“参酌古今”“参汉酌元”的造物思想中多元统一的特征和开放包容的文化属性；展示了蒙古族兼容并蓄又坚持“本俗”的强大文化复合能力。在历史的作用下互相影响，共同推动了明式家具的发展。也正是元代家具风格的创新，使中国古代家具呈现了多元发展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