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剧社的来龙去脉

黄伟林

回眸历史已风烟。曾被认为是“唯一的人民剧团”①的新中国剧社，如今鲜为人知。这个“把中国戏剧文化启蒙运动的责任，放在自己肩上的团体”②，“大后方第一个把握人民现实生活的话剧团体”③，几乎已经被今人遗忘。然而，当我们回首中国现代戏剧史，聚焦“中国戏剧界空前盛举之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④，就会发现新中国剧社忙碌的身影。作为西南剧展的两个发起单位之一，新中国剧社对于西南剧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李文钊

新中国剧社成立于1941年6月，这个已经被人们淡忘的戏剧团体，是由一个更加鲜为人知的人物所创立，这个人物就是李文钊。

抗战时期活跃于桂林文化城的文化人，绝大多数都是外省籍人士，李文钊却是少有的例外。他是土生土长的桂林人，1921年毕业于广西省立法政专科学校法律系，五四时期曾与其胞弟李征凤发起成立“新中国学社”，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被选送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李文钊从上海回到桂林。李文钊的父亲李冕英与李宗仁的母亲有亲谊关系，李宗仁称李冕英为表舅，因此，李文钊与李宗仁有表兄弟的关系。回到桂林的李文钊在李宗仁的关照下担任广西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宣传科科长，全面抗战爆发后，又担任当时著名的国防艺术社社长。在李文钊的领导下，国防艺术社的抗战文化活动卓有成绩，在全国范围产生了较大影响。1940年，李文钊被免去国防艺术社社长职务。然而，李文钊自青年时代就热爱戏剧，早在广西省立法政专科学校时期，他就成立了法专剧团，编写过《朝鲜亡国痛史》的剧本，参与过该剧的演出。这种青年时代的戏剧经历使李文钊有很深的戏剧情怀。1938年，李文钊曾经在他主编的《战时艺术》发表《今后的〈战时艺术〉》一文，认为：“今后的《战时艺术》要使关于戏剧、歌曲、电影、绘画、木刻……等各艺术部门研讨或创作的文章，得一个适当的比重。但无疑的戏剧的重量是特殊的，因为在目前救亡宣传工作中，戏剧占着一个最主要的地位。”⑤失去国防艺术社这个戏剧平台之后，李文钊决定独立创办一个民营剧团，实现其戏剧梦想。

凭着自己在桂系中的特殊身份，1941年初，李文钊顺利地以“新中国剧社”之名办好了社团登记手续，领取了执照。

然而，独木难支，戏剧作为综合艺术，完全不是个人能够开展的，新中国剧社完成了社团登记手续之后，李文钊开始寻找他的戏剧合作伙伴。

二、杜宣

江西九江人杜宣193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37年从日本回国后参加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在江西从事戏剧文化工作。1939年夏天，国民党突然袭击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正在吉安的杜宣在江西省委的安排下，乘坐抗敌演剧九队的车子离开吉安到湖南衡阳。1940年春天，欧阳予倩筹建广西省立艺术馆，邀请杜宣加盟，杜宣从衡阳到了桂林。

在桂林，杜宣第一份工作是在广西省立艺术馆。多年后他回忆：

我过惯了救亡团体的战斗生活，初来到桂林，感到很不习惯。广西当局对桂剧很重视，要求欧阳予倩同志整理提高，所以我去时，欧阳予倩同志要我帮助他搞桂剧的整理，在剧场划给我固定座位，要桂剧团每晚演出四出折子戏给我看，看完后要对每出戏提出意见。我对这项工作感到十分苦恼，尤其是看到一些软绵绵的调情戏的时候，感到很不是滋味，这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在前方将士正在浴血奋战的时刻，我们却在这里歌舞升平。所以对这一工作，我很无兴趣。⑥

除了广西省立艺术馆，杜宣还参加了《戏剧春秋》编辑部的工作，这个刊物是抗敌演剧四队、五队、八队和九队集资筹办的，田汉、夏衍、欧阳予倩、许之乔和杜宣五人担任编委，田汉担任主编。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杜宣已经做好撤退香港的准备。恰在这时，李文钊找到杜宣，希望他主持新中国剧社的工作。

皖南事变对当时的中国有深刻的影响，用田汉的话说就是“中国内部不幸的分裂之端已肇，救亡青年们心情都是非常灰暗的……”⑦田汉所说的救亡青年包括了杜宣、严恭、许秉铎、石联星等人，他们原来大都在演剧队工作，到桂林后有的加入了广西省立艺术馆，而广西省立艺术馆中与他们持不同政见的人，对他们构成了压力⑧。当时桂林七星岩附近有好几家露天茶园，它们成了这些救亡警报时间的“文艺沙龙”。这些救亡青年因为在广西省立艺术馆受到排挤，聚到一起的时候，自然会商量出路，探讨如何打破当时的僵局⑨。杜宣向党组织汇报之后，决定接受李文钊的合作邀请。1941年6月，杜宣、许秉铎、严恭、蓝馥馨、许之乔、石联星、张友良、徐光珍、岳勋烈、姚平、孙捷等救亡青年脱离广西省立艺术馆，齐集在李文钊租来的位于漓江东岸福隆街的一幢简陋狭窄的木板房子里，开始新中国剧社的创建工作⑩。

為了慎重起见，杜宣专程到南岳和坪石寻求田汉和洪深的支持，并得到他们肯定的答复。

1941年7月以后，陆续有韦布、蔡子、王季平从贵州应约而来，原在各救亡团体的演剧队的蒋柯夫、费克、曹珉、巴鸿、李露玲、陈云、杨震、苏茵、赵直等人，相继参加剧社11。

第一批加盟新中国剧社的杨震的回忆特别生动：

1941年7月的一天，烈日当空，桂林常有的湿热天气，李文钊约我们进行最后一次商讨，他包租了一条有蔑篷的木船，荡漾于漓江碧波之上避暑，商讨的地点就在船上。我们在还珠洞近旁找到了他的木船，他正在游泳，极热情地把我们迎进舱里席地而坐。我看见船舱一角还坐着一个年轻的妇女，着一身鲜艳的泳装，怀里爬着一个吃奶的婴儿。这一定是他的太太。12

这次会议的结果，是确定了新中国剧社的民间职业性质，不与官方发生关系，李文钊担任新中国剧社社长，负责筹集剧社经费，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社员实行三级工资制。

三、田汉

田汉与杜宣真正相识是在1939年秋天衡阳的成章中学。当时田汉率领平剧宣传队在成章中学演出《江汉渔歌》。当时的杜宣给田汉的印象是一个“很有进步理想的人，也有救亡青年特有的丰富热情”13。

1941年6月，田汉与其母亲蛰居在南岳菩提园。来自桂林的杜宣使田汉寂寞消沉的心情有所缓和，田汉写道：

在我的简朴的书室里，在我老母的绩篮边，他滔滔地娓娓地谈起了桂林的剧运和文化界一般情况。他在艺术馆服务过，他谈起予倩先生，谈起桂剧，也谈到同时在桂林的焦菊隐、李文钊诸先生。演剧队的机关刊物《戏剧春秋》是他和许之乔兄实际负责，他当然谈到这刊物和围绕这刊物的许多演剧队同志。他们那时有一难决的问题，即从国防艺术社退出的李文钊先生有意集中相当大量资金创办一个“新中国剧社”，邀他们参加。他们有一部分如他，如严恭、许秉铎、姚平们都是同艺术馆有关系的。他们要不要参加李先生这组织呢？那里正在江南事变之后，中国内部不幸的分裂之端已肇，救亡青年们心情都是非常灰暗的，许多人甚至想退出现有的岗位。我其实也是以同样沉重的心情从陪都回到南岳来的。但从南岳那宁静的环境中默察大势，我还是坚决主张这抗战工作还得搞下去。虽然会艰苦一点，在西南我们需要一个较能自主的有效率的民间剧团。14

根据杜宣的回忆，田汉认为新中国剧社一定要搞成，要搞好，还以孙中山为例，说孙中山搞革命，经常提到“凭藉”二字，革命必须有“凭藉”，新中国剧社就是他们的据点，是他们的“凭藉”，没有据点，田汉就只能隐居在南岳，有了据点，就可以战斗15。

杜宣南岳之行的目的是邀请田汉到桂林。1941年8月23日，为了支持新中国剧社，田汉从南岳举家迁到桂林。为了方便空袭时能尽快背母亲躲避，田汉在月牙山和花桥边的东灵街租了一栋破旧的木房，用木板当床、木板当桌、木板当凳，点一盏清油灯，开始了居住和工作16。

四、创业

李文钊创办新中国剧社，本来是有一些老板支持的。但老板们看到剧社赚不到钱，自然不愿投资。于是，新中国剧社成立后，社员要工资，日常要开销，伙食要花钱，这些经济重担压在李文钊个人身上。田汉对此有回忆：

当初大人先生们给他（李文钊）的经济支持的诺言都不能履行，他得独自挑起‘新中国’的担子，实在已经十分竭蹶。城内的房产已经变卖了，他于今也住在对河建干路一座有楼的木房子里。为着支持‘新中国’的伙食，据说连他太太的金镯子也押掉了。17

杜宣对此也有回忆：“他（李文钊）已山穷水尽迫不得已将太太的金手镯卖了。当时金价低，也还不够演出费用，只得又去张罗，请人垫演出费。”18

李文钊请人垫演出费的是新中国剧社第一个演出剧目，陈白尘的《大地回春》。这个戏虽然演得不错，但票房不是很好。雪上加霜的是，戏刚演完，垫演出费的前台负责人带着全部票款逃走了。1941年10月10日那天，《大地回春》演出完成，新中国剧社全体社员断炊。根据杨震的回忆：

全体社员经过认真讨论，决定向李社长摊牌，跟他分道扬镳。凭借大家对事业的忠贞和聪明才智，天塌下来也能用肩膀顶住。李文钊先生这时倒也通情达理。他承认自己对客观困难估计不足，对主观力量又估计过高，结果使大家陷入如此困境，实在愧对众人。他决定无条件地退出剧社。19

随着李文钊的退出，新中国剧社开始自负盈亏。杜宣和姚平为剧社筹措柴米，四处奔波。田汉也想办法为新中国剧社解决生计问题，他回忆：

我住的那房子隔壁是一家米店。我和他们有来往。比如今天赊了一担米，半担给文艺歌剧团，半担给“新中国”。他们便有伙夫来挑去了。文艺歌剧团赚了钱养“新中国”，“新中国”有了办法也养文艺歌剧团。20

第一批加盟新中国剧社的韦布称田汉为新中国剧社的保育员和监护人。他写道：

（田汉）把他的喜怒哀乐之情和我们剧社的命运，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紧紧地融合在一起了。当我们困惑时，他为我们指明方向；当我们情绪低落时，他为我们振奋士气；当我们发生争議或分歧时，他为我们剖析是非以他博大的襟怀与尖锐的洞察力，使我们拧成一股绳，继续战斗下去；甚至当我们发生断炊之虞时，他会把家中仅有的米全部送来给我们煮饭，自己再去解决他一家老小的晚饭问题。21

五、《秋声赋》

对于新中国剧社这样一个完全民营的剧社来说，演出能够有票房的剧目才是它的生存发展之道。

作为新中国剧社这些年轻人的前辈，田汉不仅在物质上帮助新中国剧社，而且还为新中国剧社创作剧本，以从根本上解决其生存发展的问题。

1941年12月，田汉开始了话剧《秋声赋》的写作。这时是田汉第二次到桂林。几年后他回忆：

假使上一趟我省识了桂林的春，这一次算充分领略了桂林的秋。我所谓桂林的秋，当然不只是漓江边上的芦花，七星岩前的黄叶，也不只是这名都士女淡雅的秋装。我们来的时候恰逢桂林文化界摇落的时期，所谓“落花满地非不好看，但春天已经过去了”。在这个时期，我除旅中的寂寥感之外，还深深地尝着文化上的秋意。22

《秋声赋》的本意，田汉是写“从桂林文化的盛期写到它的萧条沉默，由此再给它们一些生气，预约一个前途”23。

后来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话剧皇后”的朱琳，当年在《秋声赋》中饰演女诗人胡寥红的角色。多年后，她回忆田汉写《秋声赋》的情景：“他为剧社日夜赶写《秋声赋》，他写一幕我们排一幕，我们必须赶写、赶排、赶快演出，否则就维持不了生活。”24一个月的时间，要写剧、改剧、排剧和演剧，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新中国剧社就让它变成了现实。新中国剧社第一批成员之一的严恭在他的自传中为田汉赶写《秋声赋》的场面提供了更生动的细节：

（新中国）剧社派石联星从在他（田汉）的案旁，每写好一段，联星即提着“巴巴灯”（当地纸糊的灯笼），深夜走过摇晃的木桥，沿着江边，送回剧社。深夜人寂，远处狗吠声声，瘦弱的身影步履匆匆，点点灯火映在江水中，这景象充满意境。到了剧社，立即刻印，发给大家背词、排戏。时常通宵不眠，困极了，趁没自己戏的时候，随便在什么角落打个盹。25

就这样，《秋声赋》于1941年12月28日在国民大戏院正式演出，连演六场，获得一片赞誉，帮助新中国剧社走出了经济困境。

六、瞿白音

《秋声赋》的成功除田汉的编剧外，还与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瞿白音。瞿白音是《秋声赋》的导演。这同样是一个被人们普遍遗忘了的名字。

新中国剧社第一批社员之一的吴枫回忆：

新中国剧社成立之初，还没有专职导演，当时就有人提出，应早日把瞿老二（即白音）从成都搬来桂林。从那时起瞿白音的名字，在我的脑海里就留有较深的印象了。记得我们三个小戏演出接近尾声时候，这位个子不高，皮肤黑黑，门牙外突，缩头驼背的瞿老二，穿着一件似乎是用黑灰色军毯缝制的长大衣，出现在我们中间。老同志称他“老二”，我们年轻的称他为“二哥”，乍听起来有些“江湖”味道，但在我们这伙人中间，却有用言语无法表达的一种含有“志同道合”的亲热劲儿。26

瞿白音是1941年11月来到桂林的。如杜宣所说：“白音的来到给剧社增加了很大的力量，不仅我们希望他来专门从事剧社的导演，同时他还是一个出色的经营人才。”27瞿白音为新中国剧社导演的第一批戏是《秋声赋》《大雷雨》《钦差大臣》，这3个戏为新中国剧社带来了声誉。朱琳回忆：

白音同志在艺术上对我的培养是费了一番心力的，使用上也十分大胆。那年我刚满18岁就主演《秋声赋》中一个成熟的女知识分子。接着又在俄国《大雷雨》中扮演卡杰林娜。最使我和大家感到意外的是，竟分配我扮演《钦差大臣》中的市长太太。虽然我曾读过不少俄国大作家的小说，当然也包括果戈里的作品，但对演一个四五十岁的风骚的贵妇人，心中却没一点底。白音对我说：“作为一个演员，不能总演一种类型的角色，要锻炼表演的可塑性，要能演多种性格的人物。”他这话在我以后漫长的演剧生活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28

除了导演，具有经营才能的瞿白音，“对剧社的经营管理，队伍的培养提高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小的建树”29。

1942年9月，在桂林站稳脚跟之后，新中国剧社召开了阳朔会议。多年后杜宣回忆：

我们租了两只帆船，沿着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漓江，顺流而下。置身急湍清流，奇峰峭壁之间，同志们困顿和疲乏的情绪，一扫而光，一个个变得精神焕发神采飞扬了。就在这桨声欸乃，晓风残月之中，剧社的几个骨干，将会议上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作为比较充分的准备。30

阳朔会议在阳朔中学召开。会议主要做出了两个重要决定：一是为了剧社的生存和发展，要改变经营方法，每年抽出一定时间到铁路沿线的大城市进行旅行公演；二是成立艺术委员会，改变政治热情高、艺术质量低的状况31。正是在阳朔会议前后，瞿白音当选新中国剧社理事长32。

1942年10月—1943年10月，在瞿白音的带领下，新中国剧社先后在衡阳、长沙、湘潭成功地进行了旅行公演。

1941年8月加盟新中国剧社的蒋柯夫回忆：

（新中国）剧社在湖南旅行公演将结束的时候，我们的理事长瞿白音同志想到西南许多抗日宣传团队分散在各地，由于战时交通不便，彼此音讯疏稀，提出了把这些兄弟团队集中到一起，通过演出交流、研讨、相互促进，以达到坚持抗战增强团结的设想。这个设想得到剧社全体同志和几个演剧队队长的热烈赞同和支持。33

这个设想成为后来震惊世界的西南剧展的原初创意。1941年11月加盟新中国剧社的李实中回忆：

西南剧展时期，他（瞿白音）代表剧社参与剧展的筹备，组织工作出力良多，名义上由田汉和欧阳予倩同志主要负责，实际工作很多靠他来做。剧展筹备那段时间，他日夜都在广西艺术馆办公地方操持忙碌着。34

严恭在他的自传里对瞿白音在新中国剧社和西南剧展中的作用做了精到而又形象的概括：

1941年新中国剧社成立之初，急需有具体掌舵之人。经组织同意，我和许秉铎连求带请，力促白音兄加盟。1941年11月底，他终于从成都来到桂林，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1月，整整四年，我们始终苦斗在一起。大家都尊稱他为“二哥”，在他孱弱的身躯中，蕴藏着无穷的精力和热情，其经营和社交的能力，成熟高超的艺术造诣，对剧社的成长起了很大作用。他秉承二公（田汉、欧阳予倩）的意旨，用几近狂热的努力，在无资金、无场地，什么都没有的状况下，具体策划、运作，并和广西省立艺术馆的田念萱同志，实际负责全部组织工作。西南剧展终于在1944年2月15日如期成功举行。35

七、西南剧展

1941年10月加盟新中国剧社的周伟多年后回忆：

1943年春，新中国剧社旅行公演到达长沙后，瞿白音与演剧九队队长吕复常常谈论问题。他们感觉到抗战以来戏剧运动虽然有很大成绩，但是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有些戏剧团队变得无声无息了。一向活跃在前线的戏剧队伍，也感到苦闷和彷徨。如果能把散处在西南各省的剧团和戏剧工作者聚集在一起，互相观摩，交流经验教训，共同探讨艺术创作上的各种问题，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那将是一件好事。于是，瞿白音代表新中国剧社倡议，在桂林举行戏剧展览。36

新中国剧社回到桂林，瞿白音去拜访欧阳予倩。当时欧阳予倩正在筹建新馆，瞿白音提醒欧阳予倩，如果能够在新落成的艺术馆举行戏剧展览，那是非常理想的。欧阳予倩意识到这是个非常好的建议，既可以借此向广西当局要求经费，又可以向社会各界寻求援助。于是，欧阳予倩提出由新中国剧社和广西省立艺术馆共同负责戏剧展览的筹备37。

田汉的回忆也谈到瞿白音的建议：

某日我在中正大桥的东端遇瞿白音兄，他和我谈到西南戏剧展览的计划，他已经和予倩先生谈过，我也极赞成他的旺盛的企图心，答应尽力帮助这一理想的实现。38

田汉进而指出：

这一空前盛会之实现，是由于新中国剧社与广西省立艺术馆的高度合作，在筹备处全权代表“新中国”的是瞿白音君，代表艺术馆的是田念萱女士。他们两个都是干才，又都勇于负责。筹备的初步是大量的文书工作，得请有关的政府首长充任会长和名誉会长，得请西南八省教育当局指导支持，更得向广西戏剧界人士和戏剧团体发出展览的号召。还有如何筹募经费，特约剧场，布置交通及住宿舍不得等等，他们都做得很好。所以然者当然也因为他们后面都有群众基础。“新中国”全体社员和艺术馆的一样都编入大佬作职员，全部机构和器材也都供大会之用。39

虽然西南剧展以广西省立艺术馆的名义举办，如确田汉所说，新中国剧社全方位深度地投入了工作。西南剧展设秘书处，秘书处设总务、招待、宣传、演出和资料五个部门。而秘书处负责人主任秘书为瞿白音；招待部主任蒋柯夫、宣传部部长洪遒、资料部部长许秉铎，皆为新中国剧社成员40。

1984年，一批当年西南剧展的亲历者云集桂林举行了西南剧展四十周年座谈会，会上，原演剧九队队长、时任中央实验话剧院副院长吕复对西南剧展作了一个定论式的概括，他是这样说的：

西南剧展，是广西省立艺术馆馆长欧阳予倩和新中国剧社理事长瞿白音共同发起，征得以军委会政治部三厅艺术处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成员作公开身份，实为中共秘密党员的田汉同志的同意，联名倡议，为迎接二月十五号的戏剧节和广西艺术馆新厦落成而举行的，是得到中共上级党组织支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是具有扩大抗日统一战线意义的进步活动；加强了戏剧界的团结，总结了七年抗战戏剧活动的经验，增强了坚持抗日的信心，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贯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作为思想准备。41

八、撤离桂林

西南剧展举办之时，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此次作战，日军投入中国派遣军约百分之八十的兵力，即二十个师团五十万人，战线从河南的黄河畔，经湖南直到广东、法属印度支那边界，纵贯一千五百公里，是抗日战争时期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作战42。

1944年4月18日，日军渡过黄河，向中国第二十八集团军暂编第十五军河防阵地发起攻击，豫湘桂战役打响。4月21日，日军攻克郑州。4月30日，河南许昌陷落。5月6日，湖北襄阳陷落。5月23日，西南剧展落幕第五天，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举办第三次诗歌朗诵晚会，朗诵“为保卫中原而歌”等抗战诗歌，新中国剧社的朱琳等成员参加了朗诵43。6月14日，新中国剧社参加了桂林文化界扩大动员抗战宣传周。6月18日，西南剧展结束不到一个月，在抗日战争中几经战火却屹立未倒的长沙，终于沦陷。离长沙不远的桂林，风声鹤唳。

1941年7月加盟新中国剧社的李露玲回忆：

新中国剧社的全体同志绝不忍心就这样轻易离开曾经养育过自己的桂林，离开那些热心支持过自己的观众，要和桂林人民群众共同战斗到最后不得不离开的时刻。由汪巩、严恭同志突击创作了《怒吼吧，桂林》多场次活报剧，田汉、安娥同志作词，费克、王天栋同志作曲，许秉铎同志导演。该剧主要内容是揭露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战，大发国难财的卑劣行径，反映了西南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演出时，无论是在街头巷尾或剧场里，都是台上台下打成一片，演员和群众的感情紧紧的交织在一起。44

正是长沙沦陷这一天，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组织举行万人参加的国旗献金大游行。

李露玲回忆：

由几十人抬着一面长十米宽八米的大国旗，口号声、歌曲声，此起彼伏，整个桂林都沸腾了！捐献的钱和实物（手表、戒指等）像雨点般的投向国旗，真是群情激愤，斗志昂扬！每当我回忆起这雄伟壮阔的场面时，总是情不自禁的又像是回到了当时的情景之中，那歌声、口号声，萦绕响彻在我的脑际。45

6月26日，桂林警备司令部发布紧急疏散令，新中国剧社撤出桂林，在柳州和演剧四队、九队会合。7月3日，新中国剧社暂时编为第四战区长官部直属怀远剧团，随长官部撤至六寨。11月，桂林、柳州相继沦陷，怀远剧团撤至贵州独山。此时独山亦将不保，怀远剧团忍痛抛下新中国剧社多年积累的数十箱演出器材和社员的全部行李，步行撤往贵阳。

1945年3月，怀远剧团征得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同意，恢复新中国剧社的名号，社员分散行动，前往昆明聚集。1945年5月，新中国剧社在昆明会齐。

九、花落四方

1945年11月，新中国剧社对抗战胜利剧社的生存发展发生分歧：瞿白音主张向港粤发展，建立企业化的演出公司；大部分社员主张留守昆明，条件成熟后再向上海转移。两种主张相持不下，新中国剧社因此分裂，瞿白音等十三人去往广州，汪巩等人留在昆明46。原国民党励志社副总干事侯鸣皋在《励志社内幕：蒋介石的内廷供奉机构》一书中写到新中国剧社的这个分裂。

1945年9月，侯鸣皋与瞿白音在昆明合办新中国文化建设公司，公司在筹组期间，新中国剧社内部因为公司董事名额分配问题发生争执，侯鸣皋主张他应该占多数名额，新中国剧社部分成员认为应由新中国剧社占多数名额。瞿白音同意侯鸣皋的主张，新中国剧社部分成员认为瞿白音被侯鸣皋收买。由是，新中国剧社一分为二。瞿白音带领王逸、许秉铎、巴鸿、李露玲、蒋锐、兰谷、周伟、王季平等人另组“建国剧艺社”前往广州47。

1946年9月，汪巩作为理事长的新中国剧社一年后离开昆明，辗转武汉、南京、苏州。1946年11月新中国剧社到达上海，聘请欧阳予倩作为艺术顾问。1946年12月，新中国剧社赴台湾演出直到1947年3月回到上海。1947年12月，新中国剧社在上海演出9个月后，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解散剧社，社员分散转移48。

1945年11月，从新中国剧社分离出来的建国剧艺社抵达广州，因其新中国剧社分社的身份，演出被停止。1946年初，建国剧艺社转移到香港。1947年，在夏衍、章泯等人的帮助下，建国剧艺社的成员“化整为零，打下电影界”，分别参加了“大中华”“大光明”“南群”等影业公司。

1950年初，建国剧艺社从香港返回广州，参加了华南人民话剧团49。正如闻一多所说：

（新中国剧社）不但指示了中国戏剧工作的新道路，而更要紧的是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新觉悟，因此也就真能名副其实的象征了“新中国”。今天凡是看过他们的“活报”，听过他们歌咏的人，没有不惊讶于他们的天才式的作风；凡是听过他们在桂林撤退前的工作和在黔桂线上流亡的故事的人，也没有不激动于他们的英雄式的气派的。你问：同是剧团，甚至同是中国人，“新中国”何以表现得这样卓越、这样动人？“新中国”简直是一篇传奇故事，一个神迹，这秘密究竟在哪里？我说：很简单，认识了人民，热爱着人民，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不但戏剧，而且“行行出狀元”，只要认识人民，每个知识分子，都是一个可能的天才和英雄。50

新中国剧社后来的道路也证明了闻一多的判断。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剧社的社员们成为新中国戏剧、电影界的骨干力量，石联星、朱琳、刁光覃、孙泽钧、孙捷、岳勋烈分别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中央实验话剧院、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员，严恭、李露玲、巴鸿、陈云、韦布、洪遒分别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演员，周伟、叶露茜分别在北京电影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任教，等等。

【注释】

①②田汉：《新中国剧社是怎样奋斗出来的》，载《田汉全集》第15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第510、510页。

③50闻一多：《“新中国”给昆明一个耳光吧！》，载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驼铃声声》，漓江出版社，1991，第280-281、281页。

④《盛会盛举盛况空前西南剧展开幕》，《大公报》1944年2月16日，载广西戏剧研究室、广西桂林图书馆编《西南剧展》，漓江出版社，1984，第85页。

⑤文钊：《今后的〈战时艺术〉》，《战时艺术》1938年6月第二卷第二期。

⑥杜宣：《革命、戏剧，五十年生活片断》，载《杜宣文集》第7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第176-177页。

⑦131417203839田汉：《新中国剧社的苦斗与西南剧运》，载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驼铃声声》，漓江出版社，1991，第6、5、5-6、6、9、21、21页。

⑧27参见杜宣：《回忆新中国剧社初创时的一些情况》，载《杜宣文集》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第320、324页。

⑨1219杨震：《昔日长缨在手》，载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驼铃声声》，漓江出版社，1991，第72、73、75页。

⑩岳勋烈：《历年大事纪略》，载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驼铃声声》，漓江出版社，1991，第298页；严恭：《像诗一样真实：严恭自传》，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第81页。

11162535严恭：《像诗一样真实：严恭自传》，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第81、81、82、89页。

15183031杜宣：《暴风雨中诞生的——纪念新中国剧社五十周年》，载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驼铃声声》，漓江出版社，1991，第46、48、55-56、56页。

21韦布：《闪回》，载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驼铃声声》，漓江出版社，1991，第65页。

2223田汉：《关于〈秋声赋〉》，载《田汉全集》第16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第366、366-367页。

2428朱琳：《刻骨铭心记忆深》，载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驼铃声声》，漓江出版社，1991，第117、117页。

2629吴枫：《回首往事，犹如昨日》，载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驼铃声声》，漓江出版社，1991，第90、90页。

324648岳勋烈：《历年大事纪略》，载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驼铃声声》，漓江出版社，1991，第302、305-307、307-311页。

33蒋柯夫：《新中国剧社与西南剧展》，载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驼铃声声》，漓江出版社，1991，第141页。

34李实中：《我深深记得》，载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驼铃声声》，漓江出版社，1991，第105页。

3637周伟：《往事历历》，载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驼铃声声》，漓江出版社，1991，第153-154、154页。

40《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组织名单》，载桂林市博物馆编《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文物史料选辑》，内部资料，1984，第18-21页。

41纪念“西南剧展”四十周年座谈会办公室编《西南剧展四十周年纪念座谈会资料集》，1984，第68页。

42吕芳上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②：军事作战》，国史馆，2015，第270页。

43桂林市文化研究中心、广西桂林图书馆编《桂林文化大事记（1937—1949）》，漓江出版社，1987，第285页。

4445李露玲：《艰难的跋涉》，载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驼铃声声》，漓江出版社，1991，第98-99、99页。

47侯鸣皋：《励志社内幕：蒋介石的内廷供奉机构》，南京出版社，1989，第93页。

49建国剧艺社资料小组：《“建国剧艺社”始末》，载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驼铃声声》，漓江出版社，1991，第312-315页。

（黃伟林，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