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

陆卫明,王子宜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正确认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已经成为新时代亟待把握的重大课题。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2]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历史定位以及二者深刻的辩证关系,对把握该重大课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近代以降,学界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探讨集中体现在中西文化之争,大致形成了四种致思倾向:保守主义(“国粹派主张中体中用”)、自由主义(“西化派主张西体西用”)、折衷主义(“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均属于调和折衷派”)[3]7。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则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4]356的正确主张。新时代以来,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学界更侧重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积极作用,并取得了一些成果。有学者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正面价值,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维度上铸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5],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传统文化又再造传统文化,因而走出了一条具有独特精神标识的新路[6]。也有学者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所包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如沈湘平认为,传统“中和位育、安所遂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底蕴和文化基因[7];张楠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和为贵、人文精神、开放包容、自强不息等精神的继承与发展[8]。总体来看,相关研究已有一定进展,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在聚焦性、系统性、具体性上有所欠缺。本文将立足已有研究,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为理论遵循,力图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战略地位,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实践理路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基础性地位

现代化是社会生产方式、组织形态与价值观体系等由传统向现代的整体性变迁过程,不可避免地要直面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从精神命脉、独特基因、文化动力等视角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基础性地位。

1.1 奠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意识与独立精神

民族主体意识与独立精神是国家成功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前提条件。对于先发型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得益于传统社会的经济土壤及其文化因素,因此并不会因现代化而失去民族主体性与精神独立性。与此不同,出于生存压力,后发型现代化国家需要从经济形态、政治制度到意识形态经历全方位、深层次的社会革命。在这种激烈变革之际,民族主体性与精神独立性往往难以保证。因此,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凝结而成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民族自我确证的重要因素,必须被高度重视、正确对待。然而,在西方二元的、线性的现代化叙事中,现代化代表着进步,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民族传统文化则被视作妨碍进步的落后文化。受该话语叙事的支配,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往往容易丧失对本国传统文化的自觉认知与认同,进而失去独立精神与主体意识,亦步亦趋,最终走上依附的、畸形的现代化道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重要基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早于殷周时期便奠定其核心理念,继而在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发展,最终形成了包括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价值理念在内的相对稳定的文化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悠久的文化脉络、深厚的文化底蕴及与时偕行的文化品格,是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多年而未曾中断、生生不息的文化奥秘,赋予了中华民族自觉自强的主体确证、自尊自信的主体认同与走自己的路的独立精神,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立自主的精神基石。在中国现代化的早期探索中,中华传统文化因其巨大的历史惯性以及与封建势力的关联性,一度被视作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文化障碍而遭到激烈批判,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甚至提出“西化”“全盘西化”的主张。当然,这只是“矫枉过正”的短暂的、曲折的现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深厚的文化根基与精神标识,其强大的生命力使中华民族始终未曾丧失民族自主性与精神独立性,这在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中也得到不断印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意识与独立精神具有奠基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线,坚持走自己的路,就是这种深刻的主体意识与独立精神的生动写照。这既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赋予中华民族的自我确证与自我认同,更源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认知与正确态度。一方面,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探索、推进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明确要求中国式现代化要开拓性地“传承中华文明”[9]19,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文化主体意识;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命题,要求以现代化为参照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之能够更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并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得以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与现代化相契合的文化基因,克服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常常遇到的丧失民族主体性与精神独立性的难题,从而走出一条独立自主、自信自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1.2 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特质

由于自然环境与生产资料的不同,各个民族国家产生了各具特色的生产方式、组织形式、生活形态及价值体系,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演变,形成了具有相对独立性与稳定性的传统文化。这种传统文化是国家民族社会条件与历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语境约束,从而使现代化呈现出多元形态与多样道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具有独特的价值理念、思想精华与制度创造。习近平指出:“中国连绵几千年发展至今的历史从未中断,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10]11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独特优势”[9]480。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悠久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很多重要元素,诸如天人合一、持中贵和、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等独到的思想结晶,民为邦本、任人唯贤、廉政为民、德主刑辅等鲜明的政治文化,郡县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等别样的制度体系,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创造,使中华文明具有许多突出特性,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样态奠定了文明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独特内涵与精神标识。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1]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正因为它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基本逻辑而展开的。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模式选择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密切联系。一般来说,对外来现代化理论的选择、吸收、消化与实践,既需要先进文化的正确指引,又会受到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许多内容方面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在社会心理上与中华民族存在天然的亲近感。基于深刻的文化底蕴与群众基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选择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11]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注重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独特的哲学智慧、人文精神、实践理性与价值属性,因而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风格。诸如以人为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协商民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和谐社会、推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从严治党、自我革命等一系列独创的价值理念、制度设计、治理体系与话语形式,正是中国共产党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独特的治理智慧与价值理念相结合的产物。

1.3 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力量

对于试图走出殖民困境、实现现代化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而言,强大的精神力量是其成功的一大关键因素。这是因为,一方面,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需要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情景、巨大的系统性风险与激烈的价值观冲突;另一方面,与内源的、自发的先发型现代化国家不同,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更需要发挥高度的主观能动性与历史主动精神,有信心、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现代化发展。一个国家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活力因子及其本身的凝聚力与感召力往往是民族精神力量的重要源泉。因此,在现代化长期而艰辛的探索进程中,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从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

历史地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巨大的正面效应。习近平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9]27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形成的一种共同的民族记忆、共通的价值主张与强烈的情感联结,“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12],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9]150。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很多元素,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是中华文明能够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的文化因素和精神力量”[13]。鸦片战争后,传统生产方式与社会秩序因外来侵略而逐渐瓦解,社会剧烈动荡、列强觊觎、危机四伏。然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的认同力和感召力仍能使中华民族在民族危亡之际凝聚起来,形成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汇合成强大的爱国主义力量,成为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积极精神动力。

现实地看,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追求领土完整、文明延续、大一统的价值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民的内在精神,这种精神激发并汇聚了中华民族振兴中华、拼搏向上的磅礴力量,为维护国家统一、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责任担当、“士不可以不弘毅”的进取精神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毅精神,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劲的精神动力。当然,要发挥这种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文化作用,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因此,要以现代化为参照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的阐发,赋予其时代精神与现代内涵,使具有永恒魅力和时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得以弘扬,从而为成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文化力量。

2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

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规定着民族主体的精神世界,进而以内生的形式在现代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丰富、价值独特,经过现代转型,深刻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与实践要求,是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优势。

2.1 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整体观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整体观念。中华文化“着眼于天地人我、人身人心都处在不同的系统或‘场’之中,肯定各系统、要素之内外的相互依存、密切联系”[4]257,最终指向由不同要素构成的整体的和合状态。这种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古典系统论思想,较为典型地体现在中国传统自然观、天下观与社会观之中。从自然观来说,它强调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从天下观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理想的天下格局蕴含着天下一家的整体观念,是以中原王朝为核心、以由近及远的异质区域为半径,共同构成的同心圆结构。这种思想将异质区域视为“天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追求多民族国家和谐共存。从社会观来说,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与和合共生,由此形成了以“仁”和“礼”为核心、包括仁爱、孝悌、忠恕、谦让等在内的道德规范,力图以此规范人们的思想与行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整体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观念有区别也有联系。区别在于,前者是建立在农耕社会、家国同构的宗法血缘制度基础之上的宇宙图式与思维方式,具有直观性、主观性、经验性,缺乏系统性、实践性,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工业革命及其带来的社会历史发展之上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强调客观事物普遍联系、变化、发展的观点,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建立在革命性、实践性、科学性、人民性和发展性基础上的具有系统性、整体性的“共同体”思想,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整体观念有着本质区别。但是,两者在整体的观点、普遍联系的观点、变化发展的观点上具有一定内在契合与融通之处,这也是无疑的。中国共产党把两者相结合形成了完整的系统观念。习近平提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认为“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9]17。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系统观念与系统方法理解、把握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内容上,中国式现代化是“五位一体”的现代化,注重各个地区、各个领域的协调发展,强调人、物与制度平衡协调;在推进方式上,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全面发展和重点推进相结合,加强关联性、耦合性、协同性,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在主体要求上,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党员干部要增强众志成城、同舟共济的大局意识与集体观念;在价值目标上,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的和谐共存。

2.2 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意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富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意识与担当精神。在中国“天人合一”宇宙观的统摄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强调人们要顺应天命,又突出人应承载天道。同时,受中国传统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影响,中国人往往处于由个体、家庭、社会、国家、天下、天地所构成的自内而外的圈层结构中。在这一体系中,人要以履行自身义务为核心,与他者进行互动,自觉承担对家庭、民族、国家的责任与使命,凸显个体尊严与生存价值。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强调“责任先于权利,义务先于自由,社群高于个人”[14]57。在这种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之下,中国历代志士仁人胸怀平治天下的崇高理想。尤其在宋代之后,“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15]558。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重视“自由和自律统一、权利和责任统一”[16]103,深刻阐明了这一精神特质。近代以来,一代代先进的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而奋勇拼搏、前仆后继,正是历代志士仁人集体人格的精神写照。当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主要是封建统治阶级中开明人士的抱负,具有一定的阶级局限。

中国共产党批判性地继承发展了“修齐治平”的家国天下情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成为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指导,秉持着无产阶级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7]39这一根本宗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先进本质,同时创造性地继承发扬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将国家民族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出色地承担起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历史重任。习近平将自己的执政理念概括为“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9]221-222,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历史使命感与时代责任感。“作为现代化事业的引领和推动力量,政党的价值理念、领导水平、治理能力、精神风貌、意志品质直接关系国家现代化的前途命运。”[18]中国共产党这种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对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

2.3 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革故鼎新的创新思维

包容特性与变易观念共同成就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思维。一方面,包容开放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19]105-106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了多部族多区域的文化精髓,多因素多层次的内在结构使之具有深厚的包容性,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会通”[20]86理念,能够吸收外来文化以丰富自身。另一方面,“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21]361。这一大化流变、生生不息的宇宙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认知逻辑,也造就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与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创新思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每一朝代都会针对前朝弊病与现实问题,革新制度设计与治理理念,在变革中推动社会进步。鸦片战争之后,面对剧烈震荡的社会局面,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针对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提出了种种社会革新方案,以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出路,都是这种创新思维的具体体现。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将坚持守正创新作为重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具体实践,同时也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革故鼎新、与时偕行的有益成分。中国式现代化从不盲目照搬他国的现代化模式,而是在“两个结合”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富有原创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1]。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深刻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22]1165的创新思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深化拓展,可以借鉴的先发型现代化国家的经验成果逐渐减少。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还肩负着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使命。因此,一方面,要在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提下,继续秉持开放态度与包容精神,积极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不断吸收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以及各国现代化成功经验;另一方面,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为了积极冲破固有观念束缚、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旧有体制障碍,要通过改革创新推动制度体系的自我完善、科学理论的守正创新、实践路径的优化发展,“为现代化进程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活力”[18]。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以彻底的革命精神促进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使党能够永葆生机活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不断取得更大的成就。

2.4 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刚健有为的奋斗品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特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崇求真务实的实践理性、勇毅力行的人格特性、知行合一的行为模式与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由此产生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21]3等中华民族的著名格言。回溯近代中国的历史,中华民族虽经历无数艰难曲折,但始终百折不挠、从未放弃现代化这一目标。这种历史现象的背后,深刻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刚健有为的精神品格。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中华民族是历经磨难、不屈不挠的伟大民族,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人民”[10]57。这就为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

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政党,是中华民族顽强的斗争精神的杰出代表。“没有一个国家、民族的现代化是顺顺当当实现的。”[16]59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其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必然需要面临相当艰巨复杂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实践特性、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实干精神与斗争精神的主要思想来源。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批判性地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理性与奋斗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为了这一事业,无数先辈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10]612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曾剥削、压迫或者依赖、依附其他民族,而是将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放在自身奋斗的基点上,通过自身的辛勤积累、不屈不挠、艰苦奋斗,从战争废墟中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和苏联模式、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奋斗精神的时代体现。随着国际情况日益复杂、全球经济整体下滑、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长期积累以及新出现的矛盾愈发突出,中国式现代化将会遇到更多风险挑战与复杂问题。对此,党的二十大将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之一,号召中国人民继续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独立自主、奋发有为,以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与奋斗精神接受新挑战、谱写新篇章。

3 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

由于植根于小农经济以及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隐含着一些历史局限,因此必须对其加以现代性改造,使之能够真正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赓续与历史性发展。

3.1 对“民为邦本”价值意蕴的扬弃

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最富有特色的内容。在中国古代王朝统治合法性的建构中,“天”是人间秩序的主宰者,具有多重内涵并与“人民”相联系,在这套价值系统中,“民”是“天”的具象体现,是“天”与统治阶级的沟通中介。由此,“天”从遥远的抽象力量变为可被观察、感知和掌握的具体对象,统治阶级则可以“以小民受天永命”[23]206。无论是儒家与道家均把民意上升到天道的高度,强调民为邦本、以人为本、为政以德、任人唯贤等,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政治理念。老子认为“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24]119。孟子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25]324的民本主张。在此基础上,历朝历代的士大夫们往往提倡爱民、富民、利民、安民、教民的主张,这种民本思想中具有积极的思想成分。当然,由于其出发点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与社会等级秩序,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确立统治合法性、维护政权稳定的重要基础与方法,人民只是被动的客体与对象,其落实也只能依托统治者的个人品德与能力,缺乏制度保障与硬性约束。

中国式现代化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价值目标,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积极扬弃。习近平强调:“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10]407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为理论遵循,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为最终价值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将人民视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通过践行群众路线和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真正确立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充分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凝聚了全体人民的磅礴伟力。这从根本上突破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只是将人民作为统治工具与被动客体的历史局限。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对民本思想中的合理内核进行了创造性继承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将“人口规模巨大”作为首要特征加以强调,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将全体人民作为首要考虑因素的价值立场;强调高质量发展,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其出发点与逻辑归宿;要求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体现了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内容;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凸显了广大人民的民生要求;坚持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更彰显了对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关怀。

3.2 对“大同社会”理想诉求的超越

实现以“均贫富”为核心的大同社会是中国传统的最高理想。《礼记·礼运》具体生动地描绘出一幅没有等级差别和剥削压迫、生活富足、公平正义的社会图景,隐含着朴素的“共富”思想因子。一方面,中国传统治国思想推崇富民、安民以维护社会秩序的治理路径。“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26]256等治国理念受到广泛认同。另一方面,维护社会平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追求。在民族关系上,“反对种族歧视”[27]3,提倡种族平等;在物质基础上,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28]250,要求分配平等;在实现目标上,强调天下为公、社会大同。这种“均贫富”“大同理想”也成为历代农民起义者与统治阶级中的改革者的精神旗帜。然而,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小农经济的局限及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制约,加上其本身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这种“大同理想”只能是一种空想。

中国式现代化将共同富裕作为重要目标,是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共富”思想中的合理内核相结合的生动例证。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29]这一观点简明扼要地说明了共同富裕的两大思想来源。中国式现代化将共同富裕作为重要特征,一方面,突破了“大同社会”理想内含的平均主义与空想性质的局限。中国共产党“将共产主义理想与其结合,通过科学可行的公有制度,开辟了由大同社会理想走向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现实的具体革命路径”[30],强调共同富裕要建立在物质生产力极大丰富与公有制的基础上,从而实现了对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大同理想的历史性超越。另一方面,批判性地继承了“共富”思想中的积极因子,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反映了现实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经济结构面临深度转型之际,促进共同富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是进一步深化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带领中国人民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富裕,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10]444,旗帜鲜明地确定了共同富裕在中国式现代化未来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3.3 对“富民教民”治理思想的转化

富民与教民相统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社会治理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崇德重义的文化特性,重视培养高尚人格,同时也不否认现实利益和物质生活对人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孔子提出“庶”“富”“教”[28]191的治国纲领,将富民、教民作为执政者的重要任务,体现了富民与教民相统一的社会善治思想。一方面,强调富民是社会治理的基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26]2等箴言,强调了现实物质生活对完善人格、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重视道德并强调道德教化对社会治理的积极影响。殷周时期,中华民族便为“天”赋予“德”的属性,认为人需要也可以通过道德实践实现天道。春秋时期,孔子认为道德不只是出于先天的规定或现实需要,也是内心情感的外在表现。宋明理学则空前树立了人的道德主体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民与教民相统一的治理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对当代社会治理不无启迪意义。然而,由于其内含着阶级等差,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与社会等级秩序,因此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中国式现代化传承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民教民”相统一的社会思想,既要求以高质量发展推动物质生产力的提升,又十分重视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认为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根本条件与基础,要求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摆脱人对物的依赖,同时又要求从根本上实现“真正的人的道德”和精神世界的富足与自由,摆脱资产阶级虚假道德对人的束缚,使人成为社会历史的真正主人。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以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指导,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目标,克服了传统“富民”“教民”思想将人民作为统治工具的阶级局限及其背后的泛道德主义、重义轻利等消极倾向。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汲取了“富民教民”相统一的治理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尤其发展了其中“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31]52的人文主义精神。中国式现代化强调通过高质量发展,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与自由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努力提升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与科学文化素质,尤其致力于批判性地从中华优秀伦理道德中汲取丰富的思想资源,并使之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真正的人的道德”相结合,从而为广大人民提供丰厚的道德滋养。

3.4 对“天人合一”生态思想的发展

“天人合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秉持的自然哲学理念,蕴含着独特的生态伦理智慧。农耕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体经济形态,这种生产方式需要观察、发现并且顺应自然规律。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出了将“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视作核心内容的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中的“天”既是一种自然之天,也是一种道德之天。“天人合一”的第一层意义是“人是天地生成的,人的生活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32]15。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人既在与自然的互动中获得充分的情感体验,又在对客观自然的观察中获取宇宙准则与道德认知。这种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敬天保民的宇宙观,在北宋时期,更是演化出“民胞物与”“人与天地参”等卓越命题,进一步肯定了天、地、人的统一。然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然观毕竟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生态伦理思想,在具体的转化与发展中仍要破除时代和历史局限。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中华传统生态理念中的合理内核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将客观世界作为实践的首要前提,明确要求应在顺应自然规律、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发挥人的能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通过实践将人与自然统一起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合乎自然规律地改造和利用自然,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33]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通过实践相统一的思想为理论基础,对中华传统生态观进行了创新性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超越,在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能动地改造自然、积极地推动科技进步、促进物质生产力发展,实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这就成功解决了传统生态伦理思想所造成的主客混融、阻碍自然科学充分发展等问题,从根本上克服了其时代局限,使之能更好地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也创造性转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积极的生态理念,将其融入生态文明思想,强调在保障并继续大力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基础上,重视生态问题,提倡尊重与保护自然,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态的需求。

3.5 对“协和万邦”外交理念的彰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崇尚和平的价值理念与兼济天下的世界情怀。以农耕为主的经济形态、多部族的组成方式共同奠定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和谐、和睦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形成了中华文明“普遍和谐”[34]150的本质特征。从思想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尚和贵中的价值观念与仁爱精神,崇尚王道、反对不义战争与霸道行径,历来秉持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兼爱非攻、以德服人、义利合一等对外方针理念。从实践上看,中华民族曾以先进稳定的农耕生产方式以及文明有礼的治理体系吸引周边部族,在和平交往与交流中形成了“近悦远来”的大一统格局。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一种立己达人、胸怀天下的世界情怀。早在先秦时期,诸子便习惯站在天下立场上思考问题。这种被梁漱溟先生誉为“廓然大公”的天下情怀经过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天下为公”等兼济天下的理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平理念与世界情怀对于有效应对当今以邻为壑、文明冲突、霸权主义等全人类危机有着重要价值。然而,这一思想建立在中国对国际关系的传统认知基础之上,并且侧重于群体性的道德教化,不能完全适用于现代社会。中国式现代化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转化。中国式现代化以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基础,从根本上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而倡议世界和平,以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为崇高目标,超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平理念。中国式现代化主张各国家与各民族一律平等,消除了传统和平理念背后所潜藏着的“华夷之辨”与等级秩序;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追求,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相关国家带去实际利益,真正践行了“胸怀天下”的理想。中国式现代化还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和平理念。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35]121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崇尚和平的最高价值的挖掘与传承,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和平发展理念的精髓与真义也得以丰富。

4 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当今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基础与源泉,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种高度契合性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静态比较中天然具有的共通性,在“第二个结合”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于各自的文化基因当中[36]。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由契合到结合、再由结合到融合,从而实现了创生发展,极大地开拓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于破解当今世界存在的普遍性难题也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能够为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更好发展提供有价值的致思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