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学论纲

师 喆

(东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开启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1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逻辑的延伸,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成果,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围绕这一重要命题,学者们的研究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从历史的高度,较为系统地梳理了“由一系列接续推进的新征程书写的中国共产党奋斗史”[2],明确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脉络[3]。二是基于价值判断的视角,阐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4]。三是从经典解读的维度,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蕴含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理论资源,尤其是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进行了系统解读,详细探讨了“共享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人的现代化”“实现美好生活”[5]等重要理论议题。四是有关路径的研究,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需要强大的国家,而且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核心[6]。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大都集中于分析阐释中外现代化国家的探索实践、现代化国家理论演变历史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意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际上蕴含着这样几个内容:“国家”应当是包括政治国家在内的复合体和现实存在;“现代”是时代发展的新趋向,应当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或是从程度而言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现代化国家的本质特征,以此区别于其他一些别的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作为一种有目的的行为,不仅应当具有明确的目标,而且是一个过程;“全面”意味着现代化国家建设是系统性、整体性推进,绝对不是支离破碎、顾此失彼的,不可有空白点和漏洞;“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起点和特点;“人类文明”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观背景和发展大势。根据上述逻辑,本文旨在深入阐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理论与实践的独特之处和优越性所在,通过中外对比更加明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方向、主要内容以及实现路径。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赓续与超越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首先要厘清何谓“国家”。自古以来,“国家”一直是中外政治哲学讨论的核心问题。我国古代的先贤们基于家族血缘和宗法制度建立起“家国同构”和“忠孝一体”的世俗国家理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结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柏拉图根据先验的正义理念和绝对的至善标准构建出抽象的“理想国”,并深刻影响了西方对于抽象政治共同体的追求历程。总体上讲,国家作为一种历史实体,是人类在面临自然环境挑战和社会群体压力下构建的一种高级的政治实体或者政治共同体,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旨在维护社会秩序、承载文明和保障特定人群的共同利益。相对而言,建立国家的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竞争中会取得明显优势,因此无论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演化出具有类似特征的国家实体。首先,国家的建立形成了人类社会与特定领土之间的固定关系,使生存在特定土地上的人类可以充分利用时间来积累生产和生活的知识,进而实现对于空间的充分开发和利用,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创造更加稳定的环境。其次,国家的建立形成了大规模分散个体之间的有序权力关系,发展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清晰的命令与服从、权力与责任、分工与分配关系,使人类在生存和发展的竞争中以更高的效率集中社会资源、改善生存环境、供给公共产品等。再次,国家的建立形成了具有特殊性和一定排他性的文化和心理空间,共同的语言、律令和其他社会构筑物的长期积累会使得特定国家与其他国家或者政治共同体具有明显的区别。作为历史实体,国家具备的上述共同特征都具有很强的时空性。虽然不同文明都演化出“国家”这一历史必然现象,但这不意味着存在一种先验的、永恒的“国家”形态。所有的国家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背景下历史演化的产物,因此也必然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实体形态。

但随着西方商人和早期资产阶级力量的崛起,一种急切地想摆脱教会、封建领主等“传统”统治秩序的“现代”思想开始崛起。为了表达与传统的决裂,“现代”的理论必须与作为历史实体的国家实践进行切割。此时大多数政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都强调,国家(State)一词只应用于表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在欧洲发展起来的那种政治实体,认为国家理论是这种特定实体的理论[7]569。自此,在这些政治理论家的理论中,“国家”概念被默认为“现代化国家”,而“现代化国家”的唯一模板则是西方国家。人类文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演化出的多元政治实体都被现代化的“国家”概念所排除,基于欧洲中世纪之后的地域性经验成为“现代化国家”理论的基础。作为历史实体的国家概念开始被淡化,承袭自古希腊哲学以及基督教义的抽象思辨开始主导“现代化国家”的建构。西方政治哲学家将西方的社会组织经验抽象成自然状态、天赋人权、社会契约,并由此推演出唯一、绝对的国家模板。例如,博丹和霍布斯的主权理论强调,国家必须是绝对自决的政治实体,国家必须赋予公共权力执掌者在极端情况下作出无可争议决定的权力;主权国家内部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力必须进行严格区分,确保两者在各自独立范围内的绝对权力;不同的主权国家之间亦必须进行严格的领土和领域划定,并在各自的统治范围内行使绝对排他的权力。从本质上讲,这种充满“二元对立”和“绝对主义”的主权界定反映了西方新兴资产阶级对于能保障其利益的强大国家的渴望和对于可能伤害其利益的人民主权的恐惧。沿着保障资产阶级利益的逻辑,加之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带来的“民族国家”理论与经验,西方抽象思辨的“现代化国家”模板日益成熟,大致可以被描述为:由“理性”设计出来的、与传统截然不同的、由单一民族构成的、站在历史终点的“想象共同体”,并由此衍生出自由市场、个人选择、三权分立、权力下放、去中心化、地方自治、多中心治理等一系列相关理念。这些理念虽然“现代”“时髦”,但究其本质,无非是将作为资本“守夜人”的国家抽象为现代化国家的唯一和必然模式。

客观而言,西方垄断的现代化国家理论只是对西方地域性经验、资本狭隘利益的抽象思辨,如果将“西方现代化国家”吹捧为“现代化国家”的唯一模式,则是狂傲地无视历史发展阶段、无视各国基本国情、无视理论实践效果、无视人民基本需求。这会导致现代化国家与传统割裂、与国情割裂、与人民割裂,从而使现代化国家建设背离现代化的初衷,背离国家作为最重要政治共同体的历史使命,也背离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文明必然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探索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演化出更加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新型国家形态和新型文明形态,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优势在于:与人类文明自发探索而产生的“传统”国家不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通过对历史上国家演进过程的理论总结,尤其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理论的批判,将“资本”逻辑和“西方”逻辑提升为“人民”逻辑和“人类”逻辑,形成了对于“现代化国家”更高程度的抽象和思辨,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更加自觉,有更加清晰明确的目标、方向以及路径等;与西方现代化国家的“狭隘”抽象思辨不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理论不仅重视历史上的国家实体及其经验,也重视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实体及其有益经验,更加重视新型社会主义和广大后发现代化国家实体和经验。总而言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和基本理论,通过实现抽象思辨与历史实体的统一,必然能够推动现代化国家理论的新发展,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和现代化规律的新型现代化国家理论和实践体系。最终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会回归“国家”作为文明发展空间和人民共同利益实现空间的本质,实现国家本质要求与具体进程的统一,真正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与超越。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引领与保障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明确“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实现“现代化”与“国家”的有机融合。“现代化”是一个时间概念,是相对于历史传统而言的时代新趋向,或是从程度而言的对于传统的新发展。“现代化”作为时间上非连续的激烈变革,其给人类造成的最大影响是消解了传统社会存在的“永恒”观念和对于“确定性”的信仰。“对许多人而言,现代化就像一个人以惊人的速度冲向一条隧道,却不知道隧道的另一端等待着他(她)的是什么。恐惧制造了严重的政治问题。”[8]序言时间上的激烈变化投射在社会空间之中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扭曲和社会冲突的加剧。为了容纳这种激烈变化,需要强有力的“现代化国家”在管控“变革社会”导致暴力、动荡与骚乱的同时,尽可能地有效汲取和公平分配各种资源,包容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参与需求,进而引领和保障现代化进程的平滑与可控。因此,现代化国家最本质的特征并非某种固定的结构,而是应对不确定性和激烈变化的政治引领能力和社会保障能力。亨廷顿对此作了精确的分析:“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9]1

为了能够有效地引领和保障现代化进程,现代化国家一般都演化出以下基本结构与功能。其一,以政党为枢纽的现代化组织和动员体系。在激烈变革的社会中,政党起到利益代表、联系选民、社会动员、人才筛选、政治历练、参与竞选、组织政府、权力监督、政治稳定等贯穿现代政治过程的核心作用。“尽管各国政党走向现代化采取的路线各异,但已经没人敢于忽视现代政党的影响。”[10]1其二,以权力集中为基础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激烈的国家间竞争,现代化国家都普遍通过集中行政权力来保障国家政令统一、通过集中财政权力来实现更有效率的资源汲取和分配、通过集中公共服务权力来保障相对均衡化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集中文化权力来构建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民族意识等。其三,法治与民主相结合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聚合体系。“区分现代化国家和传统国家,最重要的标志乃是人民通过大规模的政治组合参与政治并受到政治的影响。”[9]28而成功的现代化国家则是通过全方位的民主渠道尽可能多地容纳政治参与的同时,通过法治的体系引导政治参与有序进行,避免虚假的或者过度的政治参与对国家正常运转的干扰。

虽然上述特征在所有的现代化国家发展实践中已经明确,但在西方学者阐述的“主流”理论体系中被有意无意地掩盖,现代化国家的特征被用一种“相反”和“静态”的方式阐述:以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为特征的政党制度概括为刻板的“竞争性政党制度”,并在竞争性政党与政治稳定、增进透明、抑制腐败、减少暴力、提升效能之间建立了虚假的因果联系;以权力集中基础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被“时髦”的分权理念所代替,西方的理论中充斥着自由市场、权力下放、多中心、多主体、市场化、无领导、自组织、合作网络等一系列局限性极强的理念,这些理念有意无意地在限制国家和政府作用的发挥,引导国家权力向私营企业、国际组织、非营利机构、跨国公司等主体转移;真实的民主和有效的法治则被割裂和重新拼接,民主被窄化为选举,法治被替换为“宪政”。所谓的“现代化国家”只要符合西方理论所标定的三权分立、周期性选举、竞争性政党等“普世”符号,而不管其政治聚合和整合的实际效果。西方国家之所以极力推广与实践不符的理论,一方面可能是掩盖西方构建现代化国家的真相,误导后发国家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西方国家的统治集团希望通过僵化的国家制度来固化既得利益,避免现代化国家继续朝着符合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方向发展。“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11]810国家利益与现代化发展的方向不一致,为西方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设定了上限,也注定了其会遭到僵化的体制和虚假的理论的反噬,进而将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引向衰败。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任务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保障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的发展方向与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完全一致,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完全一致。因此,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能受到西方国家理论的误导,应透过现代化国家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本质特征,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相统一。唯有如此,才能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激烈变局中保持稳定、持续发展。

首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中国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的领导地位。集中统一领导是现代化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虽然西方政治理论极力强调“分权”,但并不能掩盖其以“资本”为核心进行集权的本质。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言,历史和实践都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1]6。面对充满矛盾冲突和不确定性的现代化国家建设进程,只有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保障人民利益得到最可靠的代表、人民力量得到最大程度的动员、人民需求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才能从战略全局和政治大局高度协调各主体的利益、解决各层面的矛盾、集中各方面的力量;才能不断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沿着正确的发展道路全面推进;才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各民族的力量。加强党的领导也同时要求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尤其要完善问责制度,净化政治生态,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和纯洁性,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此外,在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过程中,尤其要注重政权安全的问题。国家政权安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防止西方狭隘的意识形态和误导性的政治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干扰。

其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是符合某种“先进”的理念,而是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具体需求和根本利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也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12]123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要求建立起一套严密、完整、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包括但不限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分配制度体系、“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等。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尤其要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的行政管理与执法,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提高行政效率和公信力。通过不断推动治理体系的革新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再次,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与西方将法律作为限制国家、限制民主、限制人民的工具不同,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发挥人民主体作用保驾护航。因此,依法治国必须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结合,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尤其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全过程,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

3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体与目的

理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把握“社会主义”这一本质属性。从本质上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人民”为主体,而西方现代化国家是以“资本”为主体的。自从笛卡尔“主体性”观念使“我思”和“理性”成为人类存在基础之后,绝对的、先验的、普遍的、确定无疑的“理性”便成为建构现代化国家的主体。然而,这一“理性”的实质不过是将资本基于利益的算计进行抽象化和美名化。由资本理性延伸出的对于欲望和自利的推崇成为一切逻辑思维的起点,深入基于社会契约的政治建构、基于“看不见之手”的市场建构、基于自由选择的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之中,并作为“唯一正确”的模式试图终结现代化国家建构的历史。正如弗朗西斯·福山看似傲慢,但十分符合西方主流现代化国家理论的主张:“如果我们现在还无法想象出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自己这个现实世界的世界,或者未来世界没有以一种明显的方式体现对当今秩序的彻底改善,我们就应该承认历史本身已经走到了尽头。”[13]57-58虽然基于资本理性的西方现代化国家矛盾丛生,但其主流理论也不愿承认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存在多元的可能性,因为承认现代化国家的多样性实际上就是否认了资本利益的正当性和唯一性。

马克思主义在对人类历史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揭示了人类社会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普遍规律。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普遍规律不同于西方主流思想中的“终结”规律。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原则并不是先验的理性原则,也不是完全脱离于世界历史和感性存在的自在自满的资本原则,而是人民群众的实践原则。主体的客观性和现实性只有在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得到确证。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体是人民。人民不是资本的工具,而是发展的目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14]185。人民是社会生产的主体,历史就是从事生产活动的人民的历史,只有发挥每一个人的主体作用,展现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国家。概而言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人民的历史实践中生成,在不断地学习和变革中发展,同时也在人民自我价值的追求中进化。

回溯人类历史的演进轨迹,从本质上讲,现代化国家的建设过程就是人民通过实践,在遍布荆棘的征途上“理性”地探索普遍性规律的过程。但规律的发现不是接受某种先天启示而找到的特定方向,而是人民在客观环境约束下根据特定时空背景中动态变化的人民利益,不断地适应、调整、变革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并在新问题和新挑战中再追问、再反思和再变革,通过不断超越和否定之否定动态地迈向未来现代化国家。因此,从目标上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是要及时回应人民关切,围绕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建章立制;协调人民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缓解矛盾,减少冲突,维护社会稳定;统筹兼顾人民生产生活诸多领域的全面发展,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发展;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保障公民民主参与国家治理全过程的基本政治权利,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权利。

从制度上看,以“人民”为主体,就是要相信人民的智慧,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绝不接受西方主流政治理论所宣扬的自由代议制民主。西方的理论家一方面声称“天赋人权”“社会契约”,另一方面又时常将“多数人的暴政”挂在嘴边,时刻提防人民真正行使主权。人民被各种“诋毁”,如古斯塔夫·勒庞将民众形容为“乌合之众”,熊彼特等人批评民众在公共政治生活领域中缺乏真正的理性,等等。从本质上讲,这种贬低人民的论调不过是为了论证少数资本拥有者的统治正当性而已。从长期看,不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使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必然有其“上限”和“终点”。“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15]299与资本主义相反,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的主体地位,以全链条的人民民主实现权威的合理化、以全方位的人民民主实现政治结构的科学化和以全覆盖的人民民主来容纳政治参与的扩大化。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可以实现“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16],巩固和赋能国家治理能力[17],汇聚人民力量[18],更好地维护发展共识,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与社会活力相统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保驾护航。

4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定力与动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以“建设”为发展动力。“建设”作为一种有目的的行为,不仅应当具有明确的目标,而且是一个接续奋斗的过程。以“建设”作为发展动力,意味着现代化国家不是一蹴而就或者凭空而来的,而是在明确目标基础上的久久为功。与“建设”相反,西方理论以“破坏”传统为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动力,强调与某个旧时代“决裂”,进而创造某个新的时代。从欧洲的历史来看,以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为节点的现代化国家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基于人间契约而非神圣旨意的国家、保障现世“人民主权”而非献身“上帝之城”的国家、贯穿理性计算而非陷于道德感化的国家。通过与历史决裂,西方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9]404。从本质上讲,与历史决裂不过是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将人民的劳动成果由旧统治阶级手中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因而这种决裂也制造出了西方现代化国家永远无法摆脱的一系列矛盾与冲突。一方面,西方国家在对旧制度“除魔化”的同时,也在制造新国家的“神话”。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20]11为了维持窃取人民创造的历史的事实,就需要不断编造新的“谎言”,这才有了韦伯的“世界宗教”计划,也就有了后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将“自由主义”政治制度和价值包装成“普世”的面貌,不遗余力地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教”。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与历史决裂,其实也代表着与未来的决裂。西方以“现代化”国家的口号与历史和人民“决裂”,其实也导致现代化的发展失去了未来的方位。当现代化发展到顶峰时,也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21]14-15。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宏大叙事的“解构”与现代主义对传统的否定从本质上讲别无二致,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总是从一种“终结”走向另一种“终结”。现代化国家在历史断裂的时间轴中必然因为失去方向而周期性地陷入迷茫与彷徨。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民对历史的建设是连续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国家的发展是在既定的条件下进行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9]669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摒弃西方“断裂”式的历史观念,守正笃实,保障国家建设的定力和连续性。因此,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也就是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理论,也要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有益经验,同时也要坚持对于中华民族历史的正确认知和充分发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当然,保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定力和延续性并不意味着因循守旧,而是要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坚持改革创新。现代化国家作为新事物不是由传统事物在“自在运动”过程中简单的量变积累而成,而是在面临生存和竞争的压力时,通过主体有意识有目的地创造和“突变”而成,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动力就是改革创新。任何试图通过结构性的垄断、制度性的寻租或者暴力性的设障等“吃老本”的方式维持现代化的优势地位,其结果必然是被不断创新的现代化浪潮所颠覆。“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12]21

首先,要坚持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历史证明是关于现代化国家最深刻的理论,与其他理论相比,其不仅透视了现代化国家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而且是一个不断创新和发展的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和实践的新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核心内容和发展路径进行了战略谋划。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行动指南。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是要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切实做到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不断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始终具有明确的目标与方向。

其次,要坚持敢于斗争。现代化国家是在传统与现代、工业与农业、殖民与被殖民、西方与东方等普遍的、绝对的矛盾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丛林法则”与“霸权至上”是先发现代国家掌控国际秩序的基本准则。中国选择以和平发展作为新型现代化国家建设道路的根本遵循,注定了要与不公正的旧秩序、旧力量、旧利益产生冲突和矛盾。只有冲破旧的秩序和旧的理论,才能为新的道路创造稳定的环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22]533

再次,要坚持自我革命。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解放生产力的必然要求。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不仅仅是对外斗争的过程,而且是对内革命的过程。利益、制度、观念、技术的固化是现代化国家最大的危险,且至今并没有成熟的解决方案。而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奇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时刻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的问题。”[23]590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变难题为动力、变挫折为经验、变障碍为阶梯,并走向最终的胜利。

5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路径与方法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重视建设过程的“全面”性、系统性和整体性推进,不能支离破碎、顾此失彼,不可有空白点和漏洞。从状态看,现代化国家是时间、空间以及能量高度压缩的复合体,容易导致大量冲突的聚集和爆发。“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9]403现代化过程中会遇到多种冲突,包括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现代与未来的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殖民国家与被殖民国家的冲突、社会精英与社会大众的冲突、城市与乡村的冲突、肉体与意识的冲突、个性与共性的冲突、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冲突,以及文明冲突、民族冲突、信仰冲突、文化冲突、阶级冲突、阶层冲突、性别冲突、地域冲突等。一些学者认为,现代化国家是枪炮、病菌与钢铁铸成的,百年的进程充满了高频度的侵略、战争、革命、恐怖主义、传染病、气候剧变等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风险。面对复杂的冲突局面,西方现代化国家理论忽略了现代化国家的“全面性”,仅仅将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国家制度作为建设的终点。例如,通过建立代议制政府,使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可以通过制度化的平台实现利益的交易与妥协,避免统治集团内部的冲突破坏其统治的稳固性。至于统治阶级之外的社会冲突,西方现代化国家理论将其视为理所应当,往往采取自由放任,甚至是鼓励和利用的态度。通过鼓吹所谓的自由选择和竞争性选举,社会群体被地域、国家、民族、肤色、族群、血缘、性别、性取向、文化、宗教、职业、受教育程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年龄等无数变量分解,并进行无休止的冲突与对抗,“阶级整体性反抗被群体内部的斗争所化解,资产阶级的国内统治得以稳固”[24]。

与西方现代化国家只注重部分主体的利益、部分地区的发展、部分群体的进步不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承认矛盾冲突普遍性的同时,将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化解作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努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与协调性,努力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在承认事物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同时,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始终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实现不同矛盾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最终实现和谐协调发展。梳理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进程的主要文献可以清晰地发现,处理好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东部与西部、经济和国防、国家和个人、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先富与后富、执政党和参政党、发展与稳定、继承和创新、政府和市场、开放和自主、发展与安全、战术与战略、物质与精神、效率与公平、开放与自主、人类与自然、国内和国际、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等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家建设的核心任务,这保障了中国现代化国家的快速、稳步、可持续推进。需要强调的是,实现“和谐协调”不是自发的过程,而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奋斗过程。历史和实践证明,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和坚强的领导下才能建成和谐协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处理好以下几项基础性工作。首先,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纵观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巨大的贫富差距是大量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突出,一些国家贫富分化,中产阶层塌陷,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教训十分深刻!”[25]因此,建设和谐协调的现代化国家首先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其次,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缩小城乡收入与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等重大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再次,推动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毋庸讳言,西方国家利用先发优势不仅构建了根深蒂固的现代化国家理论体系,而且利用其强势地位将西方文化包装成所谓的“普世价值”,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和灌输到后发现代化国家人民的头脑之中,不仅加剧了后发国家内部的文化冲突,而且为限制甚至颠覆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挖下了意识形态陷阱。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仅要建立强大的物质文明,还要建设与之匹配的精神文明,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融入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之中,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维护国家总体安全,防止西方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侵蚀。最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抗性逻辑不仅影响西方政治制度的构建,而且深入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在对抗和掠夺自然的过程中,西方现代化国家制造和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灾难。虽然20世纪后期环保主义开始在西方兴起,但从本质上而言西方国家并不是真正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不过是迫于国内不断激化的矛盾将环境问题从先发现代化国家转移至后发国家,并通过垄断环保标准、环保技术和环保话语“锁死”和阻断后发国家的发展进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是与自然对抗,而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融入国家制度、法律、体制、组织、文化上,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把建设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转化为全体公民自觉行动,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6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个性与特色

“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起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以“中国”为特色。在学术界,围绕现代化国家的一元性和多元性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从启蒙运动时期的孟德斯鸠,及至当代的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大多数西方学者们都试图推演出完美的“一元”现代化国家制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产阶级将国家作为实现资本理性、维护资本利益的完美工具。在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机器中,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组成部分都是零件,不需要有主观意志,也不需要有独立思考,只需要按照资本理性设计好的功能自行运转。因此,在西方学者看来,作为维护资本利益工具的现代化国家必然是确定的、去个性化的和“一元”的。毋庸讳言,西方“一元化”现代化国家的本体论具有深刻的哲学基础。无论是传统的本质论立场,还是现代的机械论或者还原论立场,都为这种论调提供了支撑。长久以来人们很难对其进行颠覆性批判。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于世界认知也不断拓展:牛顿经典力学的机械论逐渐衰落,场论、统计力学、量子力学开始兴起。人们意识到并不存在日常尺度下的全域确定性,事物的底层是基于概率的不确定性。

具体到现代化国家建设,人们意识到国家是人民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通过组织的力量降低了过程的随机性,消除了部分不确定性,但并没有一元的、绝对确定的制度模式可以完全主导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因此,现代化国家的内涵与形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人民实践的拓展而发展的,广泛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理论和有益经验。为此,需要将复杂性、历时性、偶然性、多层、网络、演化、迭代等思维[26]11引入对现代化国家的理解之中。因为正是在运行过程中的试错、迭代、累积的组织化行动,才为现代化国家制度在宏观上奠定基础;宏观尺度的制度局部确定性也为在不确定中探索出路提供了有益的方向。概言之,现代化国家道路的探索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呈现出一些总体类似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存在一种先验的“一元制度”。特定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必然受到其历史积淀、文化传统、地理环境、国家规模、人口数量、国际环境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并在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演化过程中呈现出个性、独特性和多元性。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探索现代化国家的环境与西方国家有着巨大的差异。与西方现代化国家大多有着较短的历史不同,中国有着几千年延绵不断的历史积淀,其中既有现代化国家需要革除的陈年积弊,也有能够适应和推动中国现代化国家发展进程的优秀传统。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如西方一般与传统决裂,而必须改革和创新历史传统;与西方现代化国家在规模较小国家的“点状”突破不同,中国是一个拥有辽阔国土和众多人口的超大型国家,超大规模使中国的现代化国家建设面临更多的问题、承担更高的成本,同时也拥有小规模现代化国家无法企及的潜力;与西方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基于对全球的殖民和掠夺不同,中国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起点是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不仅要对内革除封建势力对国家建构的阻碍,而且要反抗外部敌对势力对国家的破坏;与西方现代化国家可以利用其全球优势肆意输出和转嫁现代化矛盾不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道路要求中国只能在对国家进行充分整合的基础上,挖掘和动员蕴含在国家内部的现代化资源和力量,通过自力更生的方式缓解现代化国家建设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特性决定中国不必然亦不可能照搬西方的制度。中国近代学习西方国家宣扬的先进制度模式也已证明不可行。“面对日益深重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无数仁人志士为改变中国前途命运,开始探寻新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而告终。”[27]

中国以历史和实践证明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并不存在先验的“一元制度”,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只能基于中国的国情,植根于中华民族深厚历史传统,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探索具有中国个性和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22中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艰难探索过程中获得的最确定成果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到了破坏,但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28]337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做到不与传统决裂,吸收和创新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积淀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制度;才能兼顾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利益,在超大型国家建设现代化;才能对外抗击帝国主义和敌对势力的侵略,对内铲除阻碍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封建保守力量;才能组织动员国内每一个人的力量,通过自主而非依附的方式建设现代化国家。需要强调的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不仅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上述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科学民主的执政方式、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执政能力、久久为功的执政方略、自我革命的执政品格、放眼全球的执政视野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最大的确定性。

7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视野与大势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仅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探索。毋庸讳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包括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在内的所有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也必然要以人类文明的视野、以开放的姿态在提升自身的同时,促进人类文明的整体提升。

从现代化国家的外部关系看,相对于传统国家而言,现代化国家无疑是一个全球性的开放系统。没有一个现代化国家可以独立发展,所有现代化国家都离不开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与协作。开放与协作是现代化国家发展的大趋势,但从本质上而言,迄今为止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性生产和协作体系是“封闭”的。西方国家全球性的殖民扩张给全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加快推进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9]194。但是西方塑造的国际体系处处充满“空间隔离、分离和排斥”[29]3。首先,成为现代化国家的机会是封闭的。西方国家利用暴力以及产业、科技、金融、品牌等先发优势,在世界上建立了明确的“核心—边缘”体系。处在中心的霸权国家牢牢占据着全球价值分配体系的优势,处于产业链和分配链底端的大多数后发现代化国家鲜有成功跻身现代化国家的案例。其次,现代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是“封闭”的。虽然西方构建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表面上强调主权和平等,但现实的国际体系由少数先发现代化国家构成的“精英俱乐部”所把控。霸权、霸道、霸凌的行径在国际关系中屡见不鲜,占据世界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却没有与之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再次,现代化国家认定标准是“封闭”的。如前文所述,西方理论将自由民主定义为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西方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一切不符合西方标准的国家都被排除在现代文明国家之外,通过在世界上制造封闭与分裂来维持长期的霸权地位。

虽然在实践上极端“封闭”,西方现代化国家理论表面上却大力倡导全球化,极力强调开放对于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意义:全球自由开放的交往、贸易和分工协作有助于促进和平、有助于发挥国家的比较优势、有助于提升国家的治理水平、有助于推动国家的民主进程、有助于增进国内人民的福祉,等等。但一旦西方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孤立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封闭”的政策便会无缝切换,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随之而来,并最终将世界引向分裂、冲突甚至战争。可以肯定地讲,西方现代化国家理论倡导的“开放”只是有利于其从全球榨取利益的“开放”,本质上仍然是自利或者资本理性逻辑的延伸。人类的根本利益、全球的公共利益、后发国家的发展利益并没有被纳入其理论与实践的考量。因此,西方现代化国家可以因为全球性的“开放”而崛起,也会因为虚假“开放”而脱离更高水平的全球分工协作,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并最终走向衰落。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探索初期便看清西方所谓“开放”的本质。“各民族的联合和兄弟联盟,这是目前一切派别,尤其是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的一句口头禅。的确,现在存在着一种各民族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这就是压迫者对付被压迫者的兄弟联盟、剥削者对付被剥削者的兄弟联盟。”[19]313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人民逻辑摒弃资本逻辑,不仅要在国内建立稳固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来破除阻碍社会化大生产的各种障碍,而且要推动人类真正解放和国家真正开放,塑造更加开放、包容、公正、和平、自由、互利的国际分工与协作格局。在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向更高水平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的同时,需要不断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增进全世界公共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因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要具有全球视野,维护全球公正的分工与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以下几项重要的原则需要坚持。其一,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实践共同验证的基本原则。西方国家越是推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封闭主义,中国越应该以更加开阔的胸襟和视野,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不仅要提升在货物、资源、人才、技术、信息、服务等领域的开放水平,而且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将世界各国被实践证明的有益制度机制“引进来”,同时推动中国制度机制“走出去”。其二,坚持以独立自主为基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高水平开放的基础是国内的高质量发展。通过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内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性,为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协作体系提供坚实后盾。其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大障碍就是少数国家利用其霸权地位漠视国际公理、国际准则、国际民意,单方面破坏国际生产协作。面对严峻挑战,应该大力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世界的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由各国共同制定,全球事务应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由各国共同分享”[30]。尤其要推动协商民主在国际事务中的应用,通过平等协商而非冲突对抗的方式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其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但长期以来被西方主导的意识形态体系篡改含义,并用于维护西方的狭隘利益。未来应该以和平发展为主线,做世界和平的推动者、建设者和维护者;以弘扬真正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8 结语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国际视野,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进程,更为人类文明形态的探索作出了巨大贡献。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都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并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复制和模仿。未来的新征程,要全面总结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国家发展史,批判性吸收西方现代化国家理论,在比较不同的现代化国家模式基础上,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理论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具体实践来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然面临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为此需要坚持以下基本的原则。其一,保持战略信心与战略定力的统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必然涉及重大的利益调整、宏大的制度变迁、细微的行为调整、深刻的思想改变,必然承受强大的阻力,并且需要较长的时间。在短时间内所采取措施的效果可能不明显,甚至产生难以预料的结果。越是这样,越要坚定必胜的信心,保持“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战略定力,从根本上确保国家沿着正确道路向前发展。其二,注重宏观设计与微观机制的统一。经过长期的探索,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一套严密、完整、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这些起到支撑性作用的宏观制度保障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可以穿越历史的周期和动荡的变局,得以平稳、持续、快速发展。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也要深入回应人民群众的日常需求,激发亿万微观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尤其要对微观领域的创新和经验进行及时总结、提升、复制、推广、迭代,将其补充至宏观的制度体系之中,以此保证宏观制度的活力和持续发展。其三,做到遵循规律与积极推进的统一。规律的认识不是先验的,而是需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上升过程;规律的利用也不是自在的,而是需要认识主体的主动作为、积极推进。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奋斗,带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就是努力探索规律、深化认识规律、积极推进规律的过程,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历史上任何现代化国家类型的新路。面对西方现代化国家的因循守旧和停滞不前,中国需要承担起为人类文明探索现代化新形态的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