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课堂下思政课教师的主体价值隐忧与重构

张潇匀 魏则胜

摘要：智慧课堂的更迭换代加深了其工具理性扩散下的技术异化属性，致使思政课教师的主体价值被削弱。教师长期使用智慧课堂系统一方面能够提高授课效率，但另一方面其课堂话语权开始逐渐让位于数据权力，教师主体性危机加深，教师群体开始呈现出人文关怀的缺失、意识形态领域引导权的旁落以及数据鸿沟所带来的群体分化风险。因此在教师主体与技术工具彼此和谐共生的前提下，思政课教师明确自身主体价值不仅有利于反思技术垄断对蒙蔽智慧的障碍，更能够促进大数据时代思政课的蓬勃发展，切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关怀法则。

关键词：智慧课堂；思政课教师；主体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37（2023）04-0018-05

大数据催发教育的信息化，智慧课堂系统由此诞生。智慧课堂凭借技术赋能的有效区域链接缓解了思政课教师的教学压力，但其衍生出的数据样态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发生量化融合，进而诞生出一种强势的课堂技术权力，消弭了思政课教师的主体价值，致使智慧课堂技术异化。因此，在智慧课堂的技术场域中反思大学思政课教师的主体价值，既有助于克服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的人机交互弊端，亦有利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新发展。

一、智慧课堂的概念与形成过程

近年来， 5G与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逐渐形成技术映射，构建出智慧教育的进化路径。从200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OCW计划到加拿大首次使用慕课（MOOC），再到国内超星学习通、钉钉等企业组织协同办公和应用开发平台广泛流行，大学校园逐渐形成“智慧课堂”风潮。所谓智慧课堂即利用信息技术创设教学、管理环境并关联教师、学生、家长的智能化教学与管理平台，在我国最初是指“启发学生智慧的课堂教学”，直至2018年4月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首次提出“智慧教育”这一名词，智慧课堂研究才被真正赋予信息技术的内核并迎来研究热潮。

智慧课堂是教育技术发展的最新产物，而教育技术即是电化教育，其发展历程在我国大体可分为20世纪初电化教育的形成、20世纪中期电化教育的初步发展以及20世纪末电化教育走向成熟（此时教育界决定对外使用“教育技术”一词）几个阶段。进入21世纪后，教育技术的发展更加迅速，它同样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计算机辅助教学阶段 ^[1]。这一阶段的技术革新主要围绕课堂教学展开，从早期的台式机教学投屏发展到多媒体教学软件再到集成化群组功能的应用，教学的硬件和设施在不断革新，教学课堂逐步走向虚拟化。第二阶段是计算机辅助学习阶段。这一阶段的网络计算机逐步围绕学生辅导进行技术升级，将计算机应用于课堂之中，帮助学生进行情景导入、自我学习、辅导答疑和差错纠错，给予学生个性化学习体验。第三阶段是智慧教育阶段，即人工智能融入教育的阶段。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是当下也是未来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必然方向，而智慧课堂系統正是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技术的产物，“将教育信息化作为教育系统性变革的内生变量”^[2]，为教育现代化发展提速。智慧课堂与以电脑为主要操作载体的传统教育技术不同，它依赖于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兴起，是数据通信、人工智能与多媒体业务的广泛需求在现实中的显白，在融合计算机辅助教学与计算机辅助学习技术的基础上将人机互动领域由课堂教学延伸至学生生活、校园管理等领域，形成课前、课中、课后的系统综合管理。同时，智慧课堂还融入大数据技术和模拟算法功能，以“云—台—端”为框架，实现云端数据资料存取、教室智能平台的多功能管理以及学生、教师、家长的三端互动，为教师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和智能的教学工具，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数字化课堂体验，让课堂管理灵活高效、教育评价有据可依、教学成果反馈及时，形成技术应用教学的新形态。

智慧课堂尽管在技术层面的运用更加优越，以新媒体、新模式、新环境协助教师实现精准教学和高效管理，但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的智慧课堂并未改变教育技术发展以来固有的技术伦理问题，反而随着技术进一步加深异化。智慧课堂背后的现状是算法数据下的信息急速置换，是不良网络思潮的暗处汹涌，是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潜移默化，当教师主体地位不断被技术理性压迫时，学生思想教育的引导权也会随之分散，有悖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初衷。

二、智慧课堂下的教师主体价值隐忧

传统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教师一向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既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又是领导者，在授课过程中拥有对教学话语权的绝对把控，但是在智慧课堂技术应用下，科学技术本身开始排斥教师主体地位，工具理性强行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成为教师主体价值对抗的异己性力量。这种由技术异化所带来的教师主体价值移位，其危害是极为严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同于一般课程，它所蕴含的知识内容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匹配，是对学生理想信念、爱国情怀甚至人格的提升，能够帮助学生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一旦数据权力反噬教师主权，将会造成诸多危机。

（一）师生教育关系单向化加剧

智慧课堂技术在某种程度上企图将师生课堂互动转化为数据理性，以技术遮蔽人的本质，以媒介加剧教育关系的单向化。智慧课堂能够完美运用大数据进行分析，如课堂签到、课后作业布置、成绩统计分析等，学生情况通过统计图表一目了然，大大减轻教师教学负担。这种便捷带来了智慧课堂技术的频繁使用，智慧课堂几乎覆盖了学校教学与管理的每个环节，相当于教师的左膀右臂。但技术带来的便捷背后都有潜藏的风险，“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3]。智慧课堂技术可能导致“师—生”双主体的双向教育格局变为“师—技术—生”为一体的单向教育格局，即由师生之间原本的主体间性结构转化为教师单向通过智慧课堂系统进行内容输出。这种教育的单向度突出地表现为教师课前、课中、课后全程利用智慧课堂软件与学生进行互动，看似其间存在交流环节以及小组讨论，实际上缺乏师生眼神互动、教师观察指导，教师无法对学生情况和自身教学情况进行准确体察，只能通过数据解读，因而原本师生的主体间性关系可能转变为主客体单向关系。这对教师来说极为不利，看似单向度有利于加强教师“主体地位”，实际上是另一层面的削弱，它会造成教师自身在教育过程中无法获得能力延伸，无法在授课过程中对自身查漏补缺，同时造成思想政治教育语境下学生兴趣度、获得感以及对教师信任度的降低。

除此以外，智慧课堂技术蕴含的算法痕迹亦会反制理性逻辑，使教师被算法逻辑左右。比如传统思政课教师的教学逻辑就是理论知识和书本脉络为基点，通过自身多年教学经验控制教学节奏，但是在智慧课堂环境中，由于师生间额外夹生一层虚拟应用壁垒，教学进度的推进就会变得机械化，教师对于重难点和学生反应状况的感知缺乏敏感，甚至算法推送的信息可能会误导教师自身的教学逻辑，使得技术导向替代教师的主体思考。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再是教师教学魅力的散发场，教师也不能深入与学生进行沟通，这些问题都会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失去原有思想引领、价值引导功能。

（二）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权旁落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最重要一线，是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阵地，教师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权一旦旁落，后果不堪设想。其引导权旁落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智慧课堂打破知识屏障；二是智慧课堂筑起价值偏纠壁垒。

首先是智慧课堂打破知识屏障。时代的发展使得在线教育成为当下主流教育形式之一，新时代的大学生特别是“00后”大学生更加习惯互联网学习的模式，他们能够灵活运用智慧课堂系统自主获取知识。传统教师依托“知识屏障”进行传道授业来确立课堂权威，但是在智慧课堂中这种权威却面临消解。智慧课堂拥有丰富的搜索引擎和数据资源库，学生不必依赖老师获取知识，教师便会陷入被动局面，甚至失去课堂控制权，引发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旁落。其次是智慧课堂筑起价值偏纠壁垒。智慧课堂作为资本产物是以数据效益为导向，通过算法推送与信息互联传递的，如一些智慧课堂平台会在学生注册时进行学科、年级、兴趣点等方面的划分，会记录学生在平台中搜索的关键词、偏向，从而反复自动推荐相关信息。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学生阅历尚未成熟，他们会偏向性地浏览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从而极易受到网络思潮影响，由于智慧课堂本身作为技术产物并不具有关怀能力和思维引导力，教师运用智慧课堂系统进行教学时无法及时、准确地监测到学生的思想动态，使得网络思潮影响的正负向在教师主体权力更迭至技术时已经无法人为控制，最终控制权落至智慧课堂平台手中。以新自由主义对学生的影响为例，其不良影响主要包括个人主义的抬头和功利主义的盛行，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不断对学生的日常思想方式、行为方式造成影响，使学生办事情总是以个人得失作为出发点，过于关注小我、拒绝奉献。这些负面影响本该由教师体察并进行引导，但是由于教师课堂权力的旁落对此无法控制甚至无法感知，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遭受严重威胁。总之，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条政治安全生命线，教师对于技术在教育中的运用应始终保持警惕，不断提高自身价值偏纠能力，保障意识形态安全。

（三）数字鸿沟与技术依赖双重风险

智慧课堂的快速发展使思政课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出现数字鸿沟与技术依赖双重风险，这也能从侧面显示教师课堂主体移位。数字鸿沟是指部分社会成员、群体因无法适应信息技术的发展速度而与大众之间产生的技术掌握差异。部分思政课教师由于年纪较大、课程无硬性要求等情况，逐渐跟不上智慧课堂的发展脚步，在课堂上坚持传统授课方式或是对多媒体应用程序无从下手，導致授课进度较慢，出现了教师之间的数字鸿沟与群体分化。教师作为课堂主导者却被技术左右，竭尽全力追赶技术发展而不被时代浪潮冲走，这便是教师主体地位消解的一重风险。此外，智慧课堂还导致教师的另一重风险——技术依赖。与数字鸿沟现象恰恰相反，技术依赖表现为思政课教师对智慧课堂技术的熟练掌握。当教师使用智慧课堂变成一种习惯，课前签到、课中授课以及课后布置作业全程离不开智慧课堂系统，技术依赖就产生了。这种长期对技术模板的屈从使得教师无法自主对课程进行安排与规划，造成自身教学能力的削减，也是技术异化剥离教师主体地位的表现之一。最终，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师的技术依赖中会逐渐丧失其应有的思辨性、人文性，变得形式化、庸俗化。由此可见，无论是数字鸿沟还是过度技术依赖，都是不可取的，思政课教师要在与时俱进的同时合理使用智慧课堂。

三、智慧课堂下的教师主体价值重构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4]教师只有在思想政治论课教学中必须回归主体地位，才能真正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但是这种回归其实是对主体间性的回归，即由关注“主体一客体”关系转向关注“主体—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所有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是“我与我”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对话。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并不能简单以主体与客体概括，学生并不是被动接受者，学生对于教师的反馈同样可以引发教师思考，用主体与客体的二分结构并不准确，实际上教师与学生都是课堂主体。因此，思政课教师的主体价值重构实际上是对主体间性地位的重建。

（一）倡导回归育人本位的价值诉求

重建教师主体地位，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回归育人本位——关照学生的思想意识。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本位追求的是构筑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价值体系，而技术本位则倡导技术占主导地位，育人作为附属存在^[5]。如此，思政课教师若想恢复自身主体地位，必须首先恢复课程中遭到技术理性破坏的人文属性，使技术逻辑服从于育人逻辑。其一，教师要制定“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教学计划。教师绝不能仅仅通过智慧课堂系统安排教学，绝不能仅仅利用现成教学模板进行常规授课，表面做的是流程规范化教学，实际上全无用心用情，这样只会导致一个结果——“我们的教学计划根本不是一个‘研究计划，而是一团毫无意义的大杂烩……这样的教学计划只明确技术专家的理想——成为没有献身精神、没有观点，但却有大量技能到市场上去出售的人” ^[6]207-208。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要做到的并不是知识的简单堆砌，而是使教师发挥其能动性，将智慧课堂的备课系统作为工具而不是最终成果，以技术助力学生的品格塑造和精神培育。其二，教师应增加对学生的关怀，课堂中与学生互动、眼神交流，课后对学生思想、行为动态进行关注。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接地气”，需要依托教师个人魅力而不是教师的天然权威地位吸引学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教育的人文关怀属性。最后，教师应当处理好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避免对工具理性或价值理性的偏颇：既要充分利用智慧课堂技术给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带来的丰富资源，又要警惕过度追求效用最大化；既要对以人为本的教学价值追求有深刻理解和把握，又要以现实为基础做好内在自我考量。

（二）合理运用思政课堂灌输方式

灌输教育总是与思想政治教育相互交映，它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经常被人们冠以“填鸭式教育”的称号，被认为是对师生“主体一客体”单向关系的维护，但实际上“灌输”并非人们想象中过时且不道德的教育手段，这是对“灌输”的污名化。我们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来自于列宁的“灌输论”，强调的是“主体—主体”之间的双向作用，教师在回归自己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应保持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关注，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要尊重学生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坚持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

灌输教育总是会被时代赋予新的任务和方式。随着时代发展，教师对课堂的控制权逐渐被智慧课堂系统所摄，其课堂主体地位被消减，因此，教师想要回归主体地位和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权就绝不能抛弃“灌输”。教师应将“灌输”与智慧课堂相结合，合理地使用灌输手法，以基于科技的新式灌输来教育学生，借此重建意识形态领域的向导地位。但出于对新时代、新技术的考量，教师进行灌输时要注意：其一，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关照现实，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生活相联系，帮助学生建立科学的世界观；其二，利用智慧课堂的多样功能实现隐形灌输、有机灌输，如利用智慧课堂播放相关影视、歌曲等；其三，对灌输结果进行评估与改进，如借助智慧课堂使学生进行在线答题和课堂评分，快速把握课程进度与效果；最后，决不可过度依赖智慧课堂、忽略关怀法则。灌输过程应该是生动细致的，生动在于手法，细致在于要根据学生的灌输反应予以调整，避免坠入单向度陷阱。

（三）推动教师队伍与时俱进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强调推动教师主动适应信息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积极有效开展教育教学 ^[7]。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正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智能化转型，思政课教师必须紧随时代浪潮，保持自身的先进性，更好地掌握信息技术，避免数据鸿沟，在智慧课堂中更好把握主动权。

尼尔·波斯曼认为当今是“一个难以把握的世界”，“我们的目的不是减少愚昧、迷信和苦难，而是让我们自己去适应新技术的需要”，“如果信息不足，文化受到的损害可能会令人扼腕”^[6]78。我们的社会早已与科学技术共生，甚至技术已经成为社会机器运行的柴油，我们很多时候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享受着技术所带来的便捷和快感，它早已变成人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以至于思想文化的交流碰撞同样发生在网络场域，若不能适应互联网技术发展，也就无法感知思想意识的变化趋势。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教师不能熟练运用科技，便无法保持自己的课堂主体价值，无法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权力，其课堂权力被科技颠覆，就会成为科技的傀儡。因此，教师必须顺应时代发展，与时俱进，避免数字鸿沟与过度技术依赖双重陷阱：其一，教师应灵活掌握智慧课堂技术的基本向路，避免被技术左右，真正实现技术赋能课程教学，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其二，教师应避免对智慧课堂技术的过度崇拜，避免完全依赖程序把控课堂节奏或者依赖课堂数据进行评价，而是应“打铁还需自身硬”，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和教学能力。

四、结语

智慧课堂以高度的信息流转和多元的程序运行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走向新高度，有助于思政课教师解决课堂管理难题、减轻教学授课压力。但智慧课堂技术属性所带来的优势背后，也存在工具理性对教师主体价值的缓慢蚕食，思政课教师的主体价值被数据权力、算法逻辑所消解，面临教学属性变化、教学权力移位等风险，唯有教师重新构建其主体地位，关注教育本身，回归教育的关怀本质，才能以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逻辑解决技术的现代性压制。

参考文献：

[1]何克抗.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层次整合的理论与方法[J].电化教育研究，2005（1）：8.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通知[EB/OL].（2018-04-18）[2023-06-25].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804/t20180425_334188.html.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78.

[4]张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03-19（01）.

[5]陈志勇，李霞.颠覆性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境遇及实践超越[J].思想教育研究，2022（9）：142-147.

[6]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何道宽，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8-02-01（01）.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Subjective Value Crisis and Reconstruction under the Intelligent Classroom Environment

ZHANG Xiaoyun， WEI Zesheng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rtact： The renewal of wisdom classroom strengthens its alienation attribute under the diffus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which leads to the weakening of the subjective value of teachers in the 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On the one hand， teachers' long-term use of intelligent classroom system can improve teaching efficiency， but on the other hand， teachers' power of discourse in the classroom is gradually transferred to data power， and the crisis of teachers' subjectivity deepens. As a result， teachers lack of concern for students， leading power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falls by the wayside， and the data gap brings about the risk of group division.Therefore， on the premise of harmony between teachers and technology， that teachers knowing their subject value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reflect on the“Technology monopoly” to cover up people's thoughts， but also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the big data age， and hit the law of concern in the disciplin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intelligent classroom; teacher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subject value

收稿日期：2023-08-10

作者簡介：张潇匀（1998―），女，河南安阳人，华南师范大学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

魏则胜（1969―），男，安徽合肥人，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伦理学、文化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