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枣果研究述评

摘要：枣果是中国传统五果之一，因其具有重要的食用价值、药用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以及园林价值，在五果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枣果不仅是古代重要的农业经济作物，也是商贸往来中的大宗商品，在灾荒时节甚至还可以发挥代粮功能。中国古代枣果研究对于丰富古代农业经济史的学术成果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近年来，古代枣果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但仍存在着些许不足。文章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古代枣果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梳理，并指出其不足之处，提出了完善建议。

关键词：枣果；内在价值；中国古代枣果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37（2023）04-0082-06

枣果在中国境内种植栽培、加工储存、食药运用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几千年前，《诗经·豳风·七月》中就已有“八月剥枣，十月获稻”^[1]的相关记载。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人员也曾相继在中国境内的多个考古遗址中發现数枚形态各异的碳化枣核，如浙江杭州水田阪遗址^[2]、河南沙窝李遗址^[3]、裴李岗文化遗址^[4]等均有枣核出土，这些遗址位置遍及了中国北方、中原及江南地区，充分说明中国古代枣树的栽培种植技术经历了由自觉选育到广泛培育的过程转变，其在中国传统五果（桃、杏、李、枣、栗）之中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中国古代的农书、医书、地方志等文献史料对枣果多有记载。

一、中国古代枣果的内在价值

自古以来，枣果因产量高、易种植、价低廉的优点，被广泛种植于中国各地，加之吃枣有助于健康，形成了中国吃枣的悠久历史，《战国策》就存在“北有枣栗之利……足食于民”^[5]的相关描述，而民间甚至也有“日食三颗枣，百岁不显老”之说。枣果果实皮薄肉甜，不仅能直接食用，在灾荒时节甚至还具有充饥功能，这在《韩非子》《战国策》《救荒本草》等古代典籍中多有记述。因此枣果在民间也一直被视为“木本粮食”之一，深受百姓喜爱与推崇。

除了上述常见的食用价值外，枣果也拥有丰富的药用价值。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宫廷贵族和民间百姓制作养生汤、养生方、养生粥的重要原料或辅料来源，就连相关的枣核、枣叶、枣花、枣根、枣茎也是中医妇科、儿科、内科、外科治疗各类疾病的重要药材来源，其药用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如此，唐代孟诜所著的《必效方》更是说道：“红枣熬汤，止咳润肺”^[6]并详细记载了红枣、冰糖与银耳熬汤服用，具有止咳化痰润肺效果。这不仅表明了枣果具有养胃、止咳、润肺、补血、静心之多重功效，还凸显了枣果重要的药用价值与养生功能。

《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农史典籍均有古代枣果的选园栽培、肥水管理、枝干修剪、病虫防治、保花育果等技术的描述。随着枣果的广泛种植与产量的逐渐倍增，形成了一批以产地、口味、形态、文化为特色的品牌名枣，如青州枣、甜枣、大枣、玉文枣等。与此同时，古代人们为了应对枣果生产过剩而不便存储的困境，也在积极地创新生产技术，对枣果进行干化、液化及熟化等多种形式的深加工处理，并生产出了枣泥、枣糕、枣脯、枣油、枣酒、枣醋等品类繁多的枣系列产品。这些枣产品的广泛运销不仅可以满足广大百姓的日常生活需求，也能够促进中国各地枣果贸易的发展，甚至国家还可以通过征收枣税来增加财政收入。可见，枣果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价值。

枣果在婚嫁、祭祀、朝觐、诗文等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首先枣果在古代各类婚嫁场合之中用途最广，枣果常与花生、桂圆、莲子相配组合出现，取“早生贵子”之寓意，借以表达对新婚男女的祝福之情，所以《礼记》就有大量有关男女双方婚礼见面时将枣果作为礼品的描述。如“妇人之挚，椇、榛、脯、修、枣、栗。”^[7]其次，枣果在历代皇家祭祀大典之中也被广泛使用，如《汉武帝内传》就有汉武帝在七夕节用玉门枣来祭祀西王母的记载：“至七月七日，廼脩除宫掖之内，设坐殿上……张云锦之帐，然九光之灯，设玉门之枣，葡萄之酒，躬监肴物，为天宫之馔。”^[8]《新唐书》也曾描述了枣果在地方州县祭祀活动中的使用情况：“州县祭社、稷、先圣，释奠于先师……以石盐、槁鱼、枣、栗。”^[9]331不仅如此，在古代宫廷朝觐等重要场合，也可以发现枣果的使用事例。《通典》记载古代皇室成员及群臣在朝拜皇帝及太后之时，须行执枣拜见之礼以示尊崇的相关事例：“皇帝御太极殿，王公以下拜，皇帝兴……以榛栗枣脩，见皇太后于昭阳殿。”^[10]此外，枣果也被历代诗人大量写入诗词歌赋之中，咏颂枣树的诗文更是比比皆是。唐代诗人李颀吟道：“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叶长”；清代诗人崔旭云：“河上秋林八月天，红珠颗颗压枝园。长腰健妇提筐去，打枣竿长二十拳。”这些诗文的广泛传颂不仅体现了古人对枣树的喜爱情怀，更能充分表达枣乡人对枣树的无限寄思之情。

枣果在古代用途广泛，它不仅是重要的农业经济作物，也是商贸往来中的重要大宗商品，甚至栽种枣树逐渐成为社会富有阶层的象征，其社会价值显著，深受百姓喜爱及贵族推崇。《史记》将拥有千树枣与封为千户侯二者相提并论：“安邑千树枣……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11]，充分说明了枣果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枣果种植与生产势必会引起古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自北魏起，历代官府通过颁布授田种枣、护枣禁令以及枣税征免、优枣上贡等措施支持枣业发展。《魏书》明确记载了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授田种枣的谕令，令男夫一人在农闲时节二十亩田中须种枣五株：“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枣五株。”^[12]宋代统治者则是大力推行护枣禁令，禁止地方百姓随意砍伐枣树，并加大对其处罚力度，积极保护枣业发展。这在《宋朝大诏令集》中记载尤为详细：“桑枣之利，衣食所资，用济公私，岂宜剪伐？如闻百姓斫伐桑枣为樵薪者，其令州县禁止之。”^[13]随着宋明之际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枣果为农产品和交易商品，种枣人均要向国家缴纳枣税。特别是明代以降，枣税征收方式逐渐清晰，形成了以枣子易米和枣株课米为主的枣税方式，这样既可以有效减轻古代百姓粮米实物征税的负担，也可以间接地激发百姓种枣的热情。对于积极种枣的百姓，地方政府还以免收枣税作为奖励支持，《明政统宗》就有相关记载：“方今天下太平……桑枣，除已入额征科，自二十六年以后栽种桑枣果树与二十七年以后新开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若有增科，扰害者罪之。”^[14]贡枣的兴盛发展同样也离不开古代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比如一些名枣产地就陆续被指定为贡枣源地，所产之枣专供皇室成员享用。《新唐书》大量记载了唐代各府、州、郡的贡枣情况，如唐代郢州富水郡就将枣果与“纻布、葛、蕉、节米”^[9]1033等物品一起列入了土贡名目中。唐代青州北海郡是久负盛名的青州枣原产地，因青州枣果硕大味甜，所以历代皆将其列为宫廷贡枣，对此相关典籍也有明确记载：“青州北海郡，土贡：仙纹绫、丝、枣、红蓝、紫草。”^[9]993

枣树枝干劲拔，翠叶垂荫，它既可以零散栽种也可以成片种植，其零散栽种常见于古代豪门大户庭院之内。值得注意的是，有的豪门大户为了美化庭院之景，甚至还对枣树根部枝干进行修剪加工，将其作为树桩盆景，供其把玩观赏。成片种植的枣树就是枣林，枣林具有防风固沙、调节气温、保护农作物等多重功能。其作为防风林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神异经》：“北方荒中有枣林，其高五十丈，敷张枝条，数里余，疾风不能偃、雷电不能催”^[15]，生动形象地描写了枣林的种植规模和园林作用。

二、中国古代枣果的相关学术史回顾

鉴于枣果具有重要的食用价值、药用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以及园林价值，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界对枣果的研究逐渐兴起，特别是以自然科学为视角深入分析现代枣果的生长环境、栽培技术、理化物质、嫁接新品、营养价值、果虫防治、枣林种植等方面的成果不胜枚举。但以历史社会科学为视角研究古代枣果的相关成果明显不足，主要集中在枣果考古研究、枣果历史研究、枣果农林史研究、古代枣树栽种技术分析以及枣文化探讨五大方面。

棗果是中国传统五果之一，其原产于中国，栽种历史悠久，近年来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和西汉贵族大墓中就有大量碳化枣核。陈文华曾在《漫谈出土文物中的古代农作物》一文中认为：“各类古代农作物的出土可以为农作物起源问题提供了直接证据，他还结合了不同时期墓葬出土的枣类农作物遗迹，证明了枣果在古代就已大规模栽种的事实。”^[16]靳桂云、王传明在《山东高青陈庄遗址炭化种子果实研究》中指出：“西周时期聚落人类、村寨以及植物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证实枣果已成为西周时期重要的食物补充来源。”^[17]同样，王树芝、岳洪彬在《商代中晚期树木利用——洹北商城和殷墟出土树木遗存分析》中提及考古人员运用科技考古和分子遗传学等多种考察方式，对洹北商城、殷墟孝民屯以及刘家庄北地等处遗址中出土的枣属木炭进行了挖掘与鉴定，结果表明商代先民已经开始懂得种植和食用枣果^[18]。而王树芝、王倩倩共同发表的另一篇考古文章《金禅口遗址齐家文化中晚期木炭遗存指示的木材利用和生态环境》则详细介绍了考古人员采集大量齐家文化时期出土的植物木炭样品，并通过运用植物分子学等理化物质鉴定方法，识别了木松属、杨属、梨属、桃属、枣属等多种植物归类属性，特别是沙棘属与沙枣属等不同枣类植物标本的出土，更充分表明古代先民已经能够熟练采摘和食用不同枣果^[19]。赵志军与汪景辉在《双墩一号汉墓出土植物遗存的鉴定和分析》中重点介绍安徽六安双墩一号西汉六安国刘庆墓葬挖掘成果，特别指出现场出土了多种珍贵的汉代植物遗存，这些植物样品分属谷类作物、豆类作物及粮食作物等不同品种，其中就包括了多种枣类植物。这一发现，表明了枣果在汉代已经广泛种植，并为贵族统治者所喜爱，同时也为研究汉代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实物价值^[20]。

枣果是由古代酸枣演化而来，汉代就已遍及中国南北。枣果的栽培历史之久、种植地域之广、果实产量之多，使其逐渐成为深受中国百姓喜爱的果品之一。有关枣果历史的研究也逐渐受到重视。巩其耀的《枣史漫谈》，通过分析中国古代典籍《诗经》相关篇章对枣果的文字记载，得出枣果栽培历史约有8000年之久，并在汉代就已广泛种植的重要结论^[21]。辛德勇《说青州枣》以山东名枣青州枣为考察对象，重点分析了青州枣的起源、栽种历史、地区分布、生长环境以及加工技术等方面，并总结了青州枣成为举世名枣的重要原因^[22]。杭宏秋《枣史小考》重点梳理了不同古籍对古代枣果的产地分类、品种介绍、嫁接技术以及制枣工艺的相关记载，并深入探讨了枣果栽培历史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深刻影响^[23]。袁树森的《陕北大红枣》，以陕北榆林地区的大红枣为研究对象，不仅介绍了陕北红枣悠久的栽种历史和丰富的品种资源，也深入探讨了陕北红枣不同品种之间的特征及其内在价值，认为陕北红枣举世闻名的主要原因在于当地气候适宜、红枣品质优良以及销路畅通等^[24]。苏菊生在论文《浅议汉镜铭文中“饥食枣”》中以出土文物汉镜为历史资料，对镜面附有的大量铭文进行了深入解读，其中发现了“渴饮玉泉饥食枣”的相关记载，由此考证出了中国古代枣果在汉代就已具有食用裹腹的重要价值^[25]。齐云则在《齐地培育枣树考》一文中，通过对《说文解字》《周礼》等不同典籍史料记载进行全方位考证，认为红土有利于栽种枣果，并得出乐陵金丝小枣培育发源地是“春秋以来齐国鲁北地区之鬲津河与马颊河之间红壤土地带”的重要结论^[26]。呼啸的论文《浅谈<太平广记>中的仙枣》，指出北宋时期编修的《太平广记》一书记载了大量有关仙枣的神奇故事，究其原因在于古人常认为仙枣为神仙所食，具有辟邪驱魔之特殊功效。此类书籍的广泛记载，也奠定了枣果在中国古代民俗文化中的重要地位^[27]。

枣类植物不仅是古代重要的农业经济作物，也是古代较具代表性的果树。因此，在农业史与林业史学术领域，也会涉及到枣果及枣树的相关研究。例如孙春芳的硕士论文《北宋河北路农业研究》，详细介绍了北宋时期因河北路地区成为宋辽军事对峙前沿的缘故，北宋政府大力通过免税和酬爵等奖励政策，积极鼓励广大百姓种植枣树，此举既可以有效缓解河北路地区的粮食困境，也可以改善当地的农业经济结构，甚至还可以形成枣林防护带防范阻击辽兵南下，充分证实了古代枣果的社会价值作用显著^[28]。包琰、冯广平合作发表的论文《秦汉上林苑栽培树木初考》，通过对上林苑挖掘出土的一系列植物遗存样品进行生物技术分析，以及对不同古史典籍记载上林苑的史料进行考证和大致方位推测，证实了秦汉时期上林苑曾栽种的树木，包括玉门枣、青华枣、西门枣等不同品种的枣树，由此也能认定秦汉之际枣树深受皇家贵族的喜爱与追捧^[29]。李丹与柴福珍在论文《<齐民要术·园篱>篇详述酸枣为园篱主要树种的研究》中，以《齐民要术》卷四《园篱》篇相关记载为考证对象，整理并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酸枣成为园篱主要树种的种植概况及其原因，最终认为酸枣成为园篱主要树种与自然因素、社会因素、食用价值、生产技术等息息相关^[30]。

枣树种植既可以满足百姓生活需求，也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学术界关于古代枣树栽种技术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林更生的《古代“稼树”技术探略》重点分析了《齐民要术》《四时纂要》《种树书》等不同时期农史典籍有关嫁接枣树技术的文字记载，发现“稼树”技术已被广泛运用于古代枣树栽培，并成为一种常见嫁接举措^[31]。周肇基在《几种重要辞书“嫁枣”、“嫁接”条目诠释之商榷》一文中，整理了古代几种重要辞书关于“嫁枣”与“嫁接”方面的史料记载，并进行了细致分析与考证，从中发现一些辞书对古代“嫁枣”技术的诠释存在偏差问题，于是重新修订了“嫁枣”技术的科学含义^[32]。赵延旭在论文《北朝“五果”栽培技术考略——以<齐民要术>为中心》中，指出北朝时期因粮食匮乏的缘故，以枣果为典型代表的中国传统五果迅速成为当时社会重要的代粮产品，作者对《齐民要术》相关记载进行充分考证，分析了北朝枣树繁殖、移栽以及抚育管理等方面的技术过程，认为北朝时期枣树栽培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革新^[33]。王宝卿、胡安琪的文章《<齐民要术>中的蔬菜果树栽培技术研究》，以古代著名农史典籍《齐民要术》为考察对象，梳理并总结了古代各类瓜果蔬菜的耕作技术和培育方法，并着重分析了古代枣树栽种繁育、管理技术的发展过程，还特别指出了枣果防寒防冻技术革新的重要性^[34]。

有关枣文化探讨的论文和专著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枣果的重要窗口，学术界相关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专著方面：辛树帜的《中国果树史研究》运用园艺学的分类方法，梳理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各类果树种植定级和分类，其中涉及古代枣树栽种历史文化的探讨^[35]。孙云蔚在专著《中国果树史与果树资源》中，论述并考证了中国古代主要果树的悠久历史文化，系统介绍了古代枣树的选育良种技巧和栽种方法，并对现代枣果种植给予建议和指导^[36]。陈贻金的《中国枣树学概论》论述了古代枣树的分布及种植意义，系统地描述了枣果品种的演变过程，并全面揭示了枣果的分类要点及名枣文化形成的原因，同时该书也首次融入了对古代枣果贮藏加工技术的探讨^[37]。刘嘉琰在《乐陵小枣甲天下》中，以家乡特产乐陵小枣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了乐陵小枣的起源、发展以及内在价值，同时也展开了对乐陵枣文化与乐陵地方社会关系之间的综合考察^[38]。王永蕙在《中国果树志·枣卷》中，重点梳理了古代枣树的栽培历史文化传承以及历代名枣的选育流程，而且考证出“枣由酸枣演化而来”的重要结论^[39]。周沛云与姜玉华合编的著作《中华枣文化大观》，堪称是研究中国古今枣文化的百科全书，它重点分析了中国枣果及枣树的古代发展历程，尤其是整理出了一批枣类古文献，可以对枣果起源、历史名枣及枣的传统运用加以佐证^[40]。白占全的《中国枣文化》一书，首次以民俗学为研究视角，从枣果与民间信仰、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习性等多方面的内在联系，深入解读中国枣文化的博大精深^[41]。李志林等人合编的《枣论》，则选择以医书《本草纲目》的传世典籍记载为方向，分析古代枣果的起源与发展^[42]。期刊论文方面：主要有张华松的《枣与方仙文化》和刘锡诚的《枣的象征意蕴及其嬗变》，前文重点描述了古代环渤海地带枣树栽种地域日益扩大以及枣果品种多样的特殊现象，并深入讨论了枣果与方仙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枣果是方士内心信仰及炼取仙药的重要组成部分^[43]。后者则重点阐述了古代枣果丰富多样的文化内涵，并对最初“妇人之挚与早起战栗”的意蕴观念到如今“早生贵子与灵智仙气”美好寓意的转变原因进行深入解读与探讨^[44]。学位论文方面：朱清的硕士论文《枣文化及其旅游开发研究》以枣文化为研究对象，总结了中国古代枣果的发展史以及枣果的内在价值，并以乐陵国强百枣园为个案进行构建设想，倡议深入挖掘当地优秀的枣果文化，加快推动枣果园区建设，尽快形成品牌效应，促进地区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45]。王微在其硕士论文《中国古枣园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中，以古枣园农业文化遗产为切入点，重点梳理与分析了一些比较典型的中国古代枣园文化遗产现状，并提出一系列重要的保护措施，来加强对枣园文化的继承与弘扬^[46]。郑媛媛的硕士论文《古代中国枣业研究》，运用丰富的史料记载，论证并分析了中国古代枣文化的多种表现形式及其内涵价值，认为古代枣文化的综合利用体现在婚礼、祭祀、朝觐、方仙等几方面^[47]。

三、中国古代枣果研究中的不足

纵观上述学术成果可以看出，近年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与运用，关于中国古代枣果的研究不再只侧重于枣果的历史起源、品种培育、分布概况等方面，而是更多地将关注点延伸到名枣嫁接、栽培技术、枣果文化等方面，特別是在古代枣果栽培技术和枣文化方面更是先后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专著，加深了学界对古代枣果研究的认识。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枣果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绩，但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深度方面仍存在着诸多不足。

首先，就枣果专题研究而言，关于古代枣果栽培技术和枣文化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在古代枣果的考古研究、历史研究以及农林史研究等方面，仍存在着较大的研究空白。另外从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古代文学、地理学、医学、方志学、农学等重要典籍中的大量枣果史料记载也没有得到充分运用。

其次，若将古代枣果研究与中国古代桃子、梨子、李子等研究成果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古代枣果在学术界尚未引起重视，与其丰富多样的内在价值及研究资料相比，显得极不相称。纵向来看，与现代枣果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相比，古代枣果研究较为匮乏。近年来诸多学者从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林学、农学等自然科学视角研究现代枣果，并发表了一系列丰富多样的科研论文与专著，取得了骄人的学术成绩。但以考古学、历史学等人文社科视角研究古代枣果的论文及专著则相对较少。

再次，从取得的古代枣果研究成绩来看，当前的研究内容有待补充，研究方法有待创新，研究空间有待提升，论文和专著发表的数量质量均有所不足。论文方面，核心期刊论文数量较少，普通期刊论文虽然较多，但研究方法则以概括表述性、归纳梳理性方式为主，缺乏一定的数据统计分析。专著方面，以《中国枣树学概论》和《中国枣文化》为例，仅仅是以栽培技术或枣文化等某方面视角对古代枣果进行初步研究，缺少跨专业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相关知识的融合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学者将古代枣果的起源、分布、品种、栽种、技术、存储、加工、生产、运输、用途、文化等各个方面有机联系起来，对古代枣果课题作一个全面系统分析与深入探讨。

除此之外，古代枣果丰富的内在价值必然引起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较长的历史发展周期内也会客观存在着一些保护枣业发展的措施与政策，这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枣政”内容。相比古代“农政”“荒政”“盐政”研究取得的丰硕学术成果，“枣政”研究几乎没有开展。

最后，古代枣果史料方面，多散见于古代医书、农书、地方志、食谱、药书，整理与利用难度较大，学界没有整理出版专门的古代枣果史。鉴于以上情况，学界亟待一本中国古代枣果集成研究大作的问世。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枣果研究有着光明的学术前景。近年来，中国古代枣果研究逐渐形成一股热潮，尤其是枣文化方面的研究，已经有大量的期刊论文、硕博论文发表以及名家专著出版。在当前积极学术氛围的推动下，大量的新史料会被发现与运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古代枣果研究领域之中。而随着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与交流以及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中国古代枣果研究的不足必将会得到积极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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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3-09-30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SK2017A0359）。

作者简介：汪德华（1992―），男，安徽六安人，淮北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历史地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