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性与经济文明的建构

陈 飞

(重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044)

相对于传统文明,现代性文明是一个断裂,它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历史性特征。世界各国走向现代性文明的道路是多样的,各有其特征,即使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性文明也各有不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建设由于在社会制度上与西方国家存在本质区别,因而更具有自身的鲜明特色,即“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方案”。然而,现代性文明又总是具有一些普遍适用的客观尺度,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关系、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显示出一定的普遍性特征,并成为客观精神渗透到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之中。发展中国家在建设现代性文明过程中必然包含着对现代性文明的普遍性特征的追求。如何避免发达国家出现的弊病、开启新文明类型,是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的挑战与考验。尽管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理解现代性文明,但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可以推断,现代性文明的本质与核心是经济文明。在推动现代经济文明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资本是“主动轮”,是处于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形式。资本促进了中国社会诸多方面的进步,社会关系、思维方式、交往活动等都发生了重要变革,但同时也给中国道路带来了亟须解决的社会问题。克服资本的弊病,建设新型经济文明,对于解决现代性文明的弊端无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对此,本文以共同性为视角对资本文明进行反思,旨在发现建设新型经济文明可能性的思路,以期深化和拓展对中国道路所开启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解。

一、资本文明与伦理共同性的瓦解

资本是现代社会运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它是自我运动的主体,同时又是持存性的实体。它在不断地塑造生产过程和社会关系,显示出巨大的文明意义,而“资本不过是文明的另一名称”［1］(P.587)。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资本被理解为结构性的生产关系或实践形式,它是现代性文明本质的、普遍的规定。作为自我增殖的价值,资本没有伦理性或价值性的内在目标,只是为了持续而持续,为了生产而生产,显现为纯粹的自我运动过程,这显然不同于传统文明形态。在传统文明形态中,商品没有成为劳动产品的普遍性形式,商品生产与交换也并未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要素,而且还受到伦理、宗教、血缘、风俗、权力等因素的影响。在自我运动过程中,资本获得了结构化的、系统化的性质,它逐渐瓦解、吸收、同化、取代其他文明形态,并扩展至全球,使一切民族卷入到资本文明中去。近代以来,中国通过各种形式卷入到资本文明体系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孕育和发展的中国道路呈现出文明类型的两种向度。一是中国道路必须吸收资本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促进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二是警惕和批判资本文明的消极因素,在资本逻辑之外逐渐缔造新文明类型。

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资本文明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资本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促进了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有效运用,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生产过程发生了彻底的革命,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整个世界因而成为技术化的世界。二是资本生产力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生产方式、社会组织、社会交往、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普遍理性化,或者说资本只有通过理性原则和理性精神才能够高效有序地组织起来。正如韦伯所言:“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一般而言的现代文明的诸构成部分中的一个成分是在天职观念的基础上对生活进行理性组织。”［2］(P.116)理性精神的实质是超越个人主观精神和自由意志的偶然性、随意性,它会在一个普遍而客观的真理体系中确定人的行为的合理性。三是资本文明的普遍理性逐渐消除了社会关系的非理性因素,促进了社会关系的空前发展,拓展了人的活动空间。资本文明瓦解了传统文明中人与人之间的依附性,扫除了社会关系发展的一切伦理的、宗教的、宗法的限制,使其能够在一个共同的理性平面上向社会的各个方面延伸。西美尔曾指出,客观普遍理性的形成与发展能够使社会关系同具体的个人色彩发生更明确的分离,这不仅会导致个人与他人的隔离,而且还会使个人与他人因此而能够发生广泛的联系。四是由于理性化和逻辑化的世界消除了社会关系的非理性因素,为个人的主体性发挥留有最大可能的余地,因而使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成为可能。个人的理性能力和认识能力通过为自然或道德立法的形式、通过世界的技术化获得了巨大发展。资本的文明作用是理解其根本性质的一个先在前提,否则,如果只是抓住资本文明无法克服的弊端,那么我们就有可能犯某种消极浪漫主义的错误。

吊诡的是,现代资本文明呈现为自反性的现代化运动趋势,在塑造主体性的同时又终结了主体性的凯旋,原本作为主体的个人却又被客体化,而理性化和科层化的组织形式、无所不在的技术体系、数字化和信息化的网络空间等却由客体反转成为新的实体化的主体。吉登斯指出:“现代生活的理性化,尤其是体现在官僚制组织形式中的理性化,越来越将人们带入了某种‘牢笼’。”［3］(P.233)“集置”“装置”“座架”“牢笼”等这些理性化和技术化的力量具有绝对实体地位,催逼着具有自由幻觉的人不断地投身于其中,从而控制着人们的全部生活。韩炳哲结合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新变化指出:“功绩至上的主体自认为是自由的,实际上却是一个奴仆,是没有主人强迫却自愿被剥削的绝对的奴仆。”［4］(PP.2～3)资本虽然使社会关系得到极大程度的发展,但却使这种社会关系变得同质化和单一化,如马克思所言,“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5］(P.34)。现代社会因而进入高度私人化的社会状态,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其核心特征。资本不断地形塑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人性观念,使其满足交换价值无限增殖的要求,因而瓦解了社会生活的伦理共同性,生活世界的统一性因此而陷入危机。

传统社会生活的伦理共同性是指,在共同生活中,人们通过某种普遍承认的伦理规范所形成的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其根本特质表现为社会生活的“单一性”“静态性”“未分化性”。人们通过一致认可的方式形成一个休戚与共的伦理共同体,维持其有序运行的是同质性的价值规范和精神信仰。整个社会是以共同体为本位的社会,个人是共同体的一员,并没有获得自足性意义,共同体是个人生活的完整空间。在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中,伦理共同性和以此形成的生活世界的统一性具有“自然而然”的性质,个人无条件地服从共同体所要求的客观价值规范,整个城邦以所有成员一致认同的伦理共识为纽带,维系着自身的共同生活。伦理共同性在价值排序上具有绝对的优先性,个人无条件地服从其需要是精神或行为的最终旨向。“最高之善乃在于参与雅典城邦本身的生活和活动,而家庭以及朋友和财产,只有构成这种最高之善的要素,才能充分为人们所享所用。”［6］(P.40)在传统社会的伦理共同体中,个人生活或个人价值被囊括进共同生活结构之中,个人与共同体是牢牢地结合在一起的。在马克思看来,个人“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1］(P.25),这里的整体即是共同体。只是随着资本文明的兴起和发展,个人才从共同体中脱离出来,伦理共同性才被逐渐瓦解,经济关系才成为纯粹的市场关系。伦理共同性的解体又为资本文明消除障碍,促进资本文明在广度上和深度上更大程度地发展。

在资本文明的视域中,维系社会存在和运行的基础不再是伦理共同性,而是私人需要、私人利益以及普遍的商品关系和商品结构。资本文明既塑造了个人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又确立了普遍性秩序以使个人活动保持在合理的界限内。“资本悖论性地既是社会的、又是反社会的——社会的说的是:它把我们推向一种统一的、由商品统治的社会秩序;反社会的说的是:它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让个人反对个人、让阶级反对阶级,这是一个不断加深的原子化进程。”［7］(P.20)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具有社会性,并能利用其他社会关系使自身增殖。然而,这种社会性只是实现个人利益的手段,个人利益才是最终目的。如果资本要想实现这个目的,就只能按照社会性的普遍方式来规定自身的意志和行为,并使自己成为社会关系中的一个环节。资本又是反社会的,它把个人欲望和人性自私推向了极端,其必然表现的是社会分裂与对抗。自斯密以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人性有两个基本理解,一是人是理性的个人,二是人的欲望是合理的,每个人都可以运用理性能力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欲望成为资本文明的普遍精神状态,每个人都可以遵循利润最大化逻辑以满足自己无止境和无限度的欲望。资本文明使现代社会进入到个人欲望被无限放大的私人社会状态。

面对由私人社会的兴起和伦理共同性的瓦解所带来的社会分裂,近代西方政治哲学通过国家和人权进行了共同性重建,以期解决这一现代性危机。近代的契约论传统认为,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在于全体契约人的认同,国家是作为人民的代表在行使权力。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有明确的共同性指向,其表现是国家不仅是全体成员签订社会契约的结果,而且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行、保护个人权利的制度保障。然而与古典政治哲学中的伦理共同性不同,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缔造的政治共同性只是形式上的共同性,其功能只是颁布普遍性制度或法律以调节冲突和维持私人利益,并不具有把社会生活中的私人团结在一起的价值共识和共同精神。马克思认为:“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8］(PP.172～173)在资本文明时代,国家与市民社会发生了分离,国家是异化的政治共同性,表现为每个人都被平等地赋予了普遍性的权利。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这与宗教中和谐优美的理想化世界同等虚幻。国家共同体并不能拯救共同性的危机,资本文明使每一个人埋头于个人利益,对共同性的存在和发展根本没有兴趣。

资本文明瓦解了传统社会的伦理共同性,生活世界的统一性必然随之消退。个人的理性精神得到空前觉醒,人获得重大思想解放,但这也成为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即主体形而上学。每个自我都成为实体化的主体,都把他人或自然看作实现自己目的的客体。个人利益、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竞争成为资本文明理性精神的核心原则。以科学技术为典范的理性精神曾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然而却与资本联结在一起成为支配一切的逻辑化体系。资本文明及其蕴含的理性精神在给人类带来福利的同时,又给人类文明带来危机。后现代主义对差异性和非同一性的强调是为了消解资本文明的同一性,揭露其理性中心主义和技术体系的控制权力。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完成了对存在者的宰制,遮蔽了存在的意义,成为奴役人的力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已经启蒙的文明在现实当中又倒退到了野蛮状态。合理性不仅包含着观念中的自我毁灭趋势,也包含着实际上的自我毁灭趋势,而且从一开始就这样,而不是在自我毁灭趋势出现之后才是如此。”［9］(P.5)结果,以理性唤醒世界的启蒙倒退成为“神话”,人类将毁灭于自身的成功。传统文明也有风险,但这种风险通常是由于人的理性能力和科学技术不发达所导致的,而资本文明时代的风险却是由人的理性自身的无限发展和利润最大化逻辑带来的。要克服资本文明的私人社会困境,在伦理共同性已经解体的今天,我们需要借鉴思想史中的理论资源,在非物质劳动等新的生产方式日益崛起的时代中重建新的共同性形式,以建构超越资本文明的新型经济文明。

二、共同性的重建与新型经济文明的建构

超越资本文明、建构新型经济文明需要重建共同性。这种新型共同性具有什么样的内涵、特征和存在方式呢?总体来看,它超越了理性经济人的思维方式和原子化的社会关系,在互依性的社会关系和共享共在的价值观念中理解人的存在。新型共同性具有双重旨趣。一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共在共享关系中理解每一个生命存在,寻求“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10］(PP.73～74)。它要求一种既实现共同利益又充分尊重个人差异的社会合作模式,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再仅仅是手段,而是通过提高另一个人的自由而实现自己的自由。霍耐特说:“自我实现必须具备完善的主体间条件……平等和个人主义这样的普遍主义成就都体现在互动模式中,以至于所有主体都将作为独立的、个性化的、平等的和特殊的个人而得到承认。”［11］(P.182)个人只有在与他人的互依性关系中才能确立自我身份认同和实现自身发展,否则只能成为孤立封闭的存在者。二是每一个人的幸福和自我实现都是以他人的幸福和自我实现为条件的,唯此才能够确立个人对他人的道德义务和责任。资本文明的延展一再证明,排斥他人、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使占有欲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等,根本无法使人获得幸福和自我实现,反而使人永远生活在焦虑、紧张的巨大压力之下,这恰恰是对生活意义的否定。因此,新型共同性反对资本文明的工具理性思维和利己主义精神。那么,在伦理共同性已经解体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重建共同性以建构超越资本文明的新型经济文明呢?

首先,应重新挖掘和确立生产方式中的共同性的因素和价值导向,超越以私人利益无限增长为主导的资本文明的发展逻辑。新型经济文明与资本文明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有没有市场和资本,而在于社会发展的最高原则和目的究竟是什么。新型经济文明不再把无限占有和消费作为最高原则,经济不再具有绝对的实体性和自足性,而是与所有人生命的自我实现关联起来。真正的财富不再是对货币的无限占有,而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12］(P.466)。新型经济文明以人与人之间的共在共享的共同性为价值导向,把社会性或共同性的内容整合到自身的全部建制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的家庭经济思想将给我们建设新型经济文明以深刻启发。他在《政治学》中指出:“致富技术要是纳入家务管理范围以内,就应该有限度;家务管理的功能［主要在必要数量的生活所需］不追求无限度的非必要财富。一切财富倘使从生活方面着想就显见得各有限度。然而世上竟反其道而行,从事发财的人们正在无止境地努力聚敛他们的钱币。”［13］(PP.28～29)在城邦文明时代,家庭经济根本不具有自足性,它的目的是服务于城邦的共同生活和成员德性的共同实现。马克思继承了这一点,也认为经济的目的是“达到这一过程以外的最终目的,即消费或满足一定的需要为限”［14］(P.177)。经济的目的是类存在的普遍自由发展,是真正共同体的实现。新型经济文明克服了资本文明“恶无限”的增长逻辑,以共同性为基本原则正确处理了个人与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

哈特和奈格里在生命政治生产的语境中对共同性的阐释也为我们克服资本文明提供了深刻启发。他们认为,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劳动范式发生了转型,即从物质劳动转型为生命政治劳动。语言、关系、交往、协作、符号等共同性形式既是生命政治劳动的产品,又是生命政治劳动得以可能的前提,因而“对共同性的维护、生产和分配越来越具有关键意义”［15］(P.2)。哈特和奈格里充分挖掘了共同性的生命政治解放意蕴,并从中窥见了超越资本文明的共产主义曙光。生命政治主体在生产、共享和利用共同性中得以锻炼,从而倾向于自主的社会协作模式,以摆脱资本对生命的管控。撇开他们基于共同性的生命政治解放所陷入的主体政治的乌托邦不谈,他们对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共同性的阐释为建构新型经济文明提供了深刻洞见。人与人的协作生产了共同性,对共同性的共同占有和使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向度,并在这种使用中越来越丰富。语言、关系、交往、协作等共同性形式在超越私有财产的逻辑平面上实现了对生命形式和社会关系的塑造。在私有财产和利润无限增长之外,共同性成为个人生命获得自我实现的另一种形式,积极塑造新的共同性形式成为建设新型经济文明的一个基本向度。

其次,建设新型经济文明需要重新挖掘和建构社会关系中的共同性因素,在人与人之间的共在社会关系中实现经济发展与人的自我实现的良性互动关系。每个人都是社会关系中的个人,不能被蒸馏为单一的“普遍本质”,也不能简化为与他人对立的占有式个人。个人价值的实现不可能仅仅通过孤立的私人性活动就能完成,而是依赖于由所有个人构成的共同性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16］(P.295),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规定了个人的生存品性和生活状态。根据这种观点,要使人获得自我实现,就必须改变与人的全面发展不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建构合乎人性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共在共享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对立的原子式关系。新型社会关系不再以实体性的个人为中心,也不再仅仅把他人当作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性存在,而是个人之间的自由联合。海德格尔在生存论的意义上揭示了人的“此在”的共在结构。他指出:“他人作为在世界之内的存在者就是向这种存在开放的。他人的这种共同此在在世界之内为一个此在从而也为诸共同在此的存在者开展出来,只因为本质上此在自己本来就是共同存在。此在本质上是共在。”［17］(PP.139～140)海德格尔通过对共同世界和共同此在的揭示,表达出社会关系的共同性品质。建设新型经济文明需要充分挖掘社会关系中的共同性因素和人的共同性品格,以超越资本文明的工具理性思维和利己主义。新型经济文明内蕴着共同意识和共同精神,在这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要承担起社会共同性建设的责任。

再次,建设新型经济文明需要思维方式的转变,即从工具理性思维向类思维或共同性思维的转变。工具理性思维是指从工具的视角去理解人的存在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进行人的自我理解,必然导致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人生态度,进而瓦解生活世界的统一性,使人与人陷入分裂和冲突。资本文明在不断延展过程中逐渐塑造了工具理性思维,而工具理性思维作为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不断地使资本文明走向自反性。克服资本文明的危机、走出自反性的生存困境需要新的思维方式。类思维就是要超越人在自我理解上的工具理性思维,强调人与他人、与社会的相通性的思维方式。类思维把人的特殊性与社会共同性内在地统一起来,克服了对人的实体化理解,把人理解为与他人处于内在一体关系中的存在。类思维中的类不是经验性的人类总和,更不是人的抽象普遍性,而是实现个人的类属性与全人类相统一的具体普遍性。类思维是在寻求差异的同时又超越差异并寻求共同性的思维,它向自然、他人和整个世界开放,并与之结成内在一体的共同性关系。“按照我们对思维方式的理解,它是人们内在的基本的认知结构和价值态度,它决定了人们的致思取向、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18］(P.173)我们虽然不能直接用类思维解决现代资本文明中的具体问题,但是它一旦成为人们内在的价值态度和认知结构,便会作为一种人格教养显示出超越工具理性思维的巨大作用。建设新型经济文明,需要自觉地激活和提升人的类思维,并以之作为基本原导向,寻求个人、民族国家、全人类和自然的四位一体。深入反思资本文明的工具理性思维方式,充分吸收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类哲学的相关思想资源,推进对类思维的研究,让更多的人掌握类思维的辩证本性和实践智慧,是哲学工作者的重大使命。

最后,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中国传统文化关于自然、生命和德性的领会,对超越资本文明、建设使人们过上美好生活的新型经济文明将重新焕发出思想力量和实践智慧。在资本文明的历史潮流中,理性精神发生了技术化、工具化和功利化的偏转,从而出现了自反性的困境。如果我们用西方哲学的理性精神思考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即是逻辑化的、范畴化的世界。从这种观点出发,自然成为技术控制的对象,通过逻辑化范畴完成了对自然的分割和控制。中国传统文化对自然葆有敬畏和感恩,强调天、地、神、人的融通,自然成为“性”“命”的本体,因而在自然面前人类应该保持理性的谦逊。异质于西方文化个人本位的理性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仁者爱人”的伦理共同体本位的德性精神。“一个人的生命,不自一个人而止,是有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所贵乎人者,在不失此情与义。”［19］(P.121)以德性精神的实践自觉、以“不忍人之心”的社会伦理的共同性意识树立家国情怀,努力践行自己的天赋生命本性和人伦责任,其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却又绵延不断的精神密码。在超越资本文明建设新型经济文明的过程中,需要重新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性精神,树立超越占有式个人的共同性意识。

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内在地超越资本文明,不是照搬西方发达国家建设现代化的成功经验,而是在当代中国社会特有的存在境遇中开启新型经济文明。这一新型经济文明充分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充分尊重和彰显人的理性,实现社会生活和生产的理性化,推动生产力的增长,拓展人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然而,在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在人的具体生存境况中,我们看到了资本文明的诸多弊端,资本文明在本质上是自反性的文明形态。超越资本文明、建设新型经济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在此问题上,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共同彰显的共同性视域,现代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中的共同性因素,将为我们建构新型经济文明提供思想启示和现实关怀。

三、新型经济文明与中国道路

马克思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变动的历史性结构中展开对现代资本文明的本质性批判,使我们能够把握到这一文明兴起和发展的历史前提和历史限度。那种把现代资本文明看作自然永恒的学说只不过是特定意识形态的幻象,因其理论外观的“自洽性”“严密性”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资本的历史限度。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正是这一意识形态的典型表现,它通过抽象的方法混同各个时代的生产方式,从而凝练出“生产一般”这一范畴,却未看到不同时代生产方式之间的异质性。这就使资本文明成为自然化、永恒化的文明形式,其历史性的存在限度被遮蔽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视作“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1］(P.28)。马克思反对从人与自然变换的物质性原则理解资本,而是深入到现代资本文明的历史特殊性之中,从劳动二重性所建构的结构性生产关系出发理解资本的本质。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穿过了商品交换的外在表象,在资本矛盾运动的过程中揭示其内在的历史限度,指认了资本文明产生、发展与消亡的必然趋势。只有在对资本文明的本质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划清与资本文明的原则性界限,进而超越资本文明,并把致思的方向引到新型经济文明的建设上来。那么在共同性的维度上,新型经济文明呈现出哪些异质于资本文明的特征呢?

首先,新型经济文明超越了资本文明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致力于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以一种合乎人性的方式实现对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理性经济人假设把人看作是致力于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经济或理性动物,它与经济发展的唯GDP模式相对应。新型经济文明致力于实现人的共同全面发展,超越了仅仅把人看作是经济动物的片面式理解。新型经济文明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互隔绝的基础上,也不是为了实现某一个阶级或阶层的全面发展,而是在人与人相互结合的基础上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发展,这体现了超越资本文明的社会性或共同性向度。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新型经济文明有没有资本和市场,而在于社会发展的根本宗旨是利益的无限增长还是人本身。“富有的人和富有的人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8］(P.308)其次,新型经济文明超越了个人主义价值观,是以社会性或共同性为价值导向的经济文明形态。所谓社会性或共同性价值导向是指用社会的价值规范、价值标准、价值理想引领和规范个人的价值选择、价值行为,树立以共同利益为导向的价值观和团结精神。最后,新型经济文明既超越了资本文明的控制论思维方式、普世主义的价值观和霸权逻辑,也超越了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的狂热,致力于建设开放包容、共同繁荣、持久和平的世界共同体。中国道路及其蕴含的新型经济文明的宗旨即是要构建这样一个世界共同体,其根本路径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逻辑的驾驭与控制。“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20］(P.328)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须主动进入世界文明进程之中,利用世界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充实中国道路,并积极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

中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历经磨难才取得了辉煌成就。鸦片战争以来,资本文明在世界体系中呈现出一种绝对权利,中国被通过殖民主义的方式抛入到资本文明的体系之中。马克思在关于东方社会的一系列评论中指出,尽管西方资本文明的殖民统治给东方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先进的资本文明取代落后的东方农业文明却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无产阶级开始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这一发展路向最终走向了实践。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把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完成了社会形态的跃迁。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在早期具有强烈的排斥资本文明的倾向,虽然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集体的优势,把工业化、现代化推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但其中所经历的曲折却使我们认识到不能抽象地、外在地否定资本文明,而应该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其合理成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对资本文明进行有限度地承认,以独立自主的姿态融入到全球化的资本文明体系之中。改革开放的中国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批判地吸收了资本文明的积极要素,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尽管资本成为组织社会再生产的重要力量,但中国道路却从资本文明主导的支配体系中脱离了出来。［21］

中国道路一方面要积极吸收资本文明的优秀成果,例如普遍的理性精神、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高效的社会组织,对个人的主观情感进行理性地调节和教化,从而建立和谐共生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团结;另一方面也要对资本的负面作用有充分的警醒,资本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个人主义价值观危机、精神生活的物化等现代性问题在中国道路发展过程中也日益凸显,这些都倒逼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辩证法,中国道路不可能与资本文明体系隔绝开来,既要继承资本文明的合理性,促进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发展,也要清醒地意识到资本文明的负面后果会阻碍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不以资本的无限增殖为原则,而是树立以人民为价值主体的生产原则,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财富的合理分配,让资本为民生服务,因而是以共同性为根本特征的新型经济文明。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认识论范式、价值论范式、实践范式和历史唯物主义范式,都在学理上证明了人民群众是认识的、价值的、实践的和历史的主体,理论上的范式证明和呼应了中国道路的实践要求。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道路的宗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要破除一系列限制人民群众生产、发展、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创造一个公平、开放、流动的活动舞台,使生产力能够得到全面释放和发展。

中国道路确立了人民主体共同富裕的价值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发展逻辑,用社会主义的共同性力量(如国家政权、公有制、核心价值观等)引导、驾驭和控制资本,使其为社会主义服务。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带来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偏失,如何在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内在地超越这一资本文明的弊病?如何在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等西方价值观迅速涌入的时代确立自我的同一性和本体的安全感?这需要中国道路树立和弘扬以社会性或共同性为本位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克服资本文明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构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一个空洞的意识形态口号,而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精神—文化”建制,因而其超越了个人主观精神的随意性。它不是以个人的原子式或占有式为原则来建立中国道路的精神基础,不是以个人的主观精神和自由意志来形成中国道路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基本建制,而是把社会主义的共同性或社会性等实体性内容整合到自身的存在基础之中。

中国道路开创了新型经济文明,它不只是经济总量的提升,也不只是以经济总量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提升,甚至也不只是把综合国力提升到世界首位,而是超越了当代世界居于主导地位的资本文明形态,创造出更适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级经济文明形态。这是中国道路最为深刻的精神和涵义,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价值。中国道路并不像西方资本文明那样凭借自身在世界历史特定阶段上的优势地位,确立一种具有支配与从属关系的“绝对权利”,也不主张输出自己的文明形态,而是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文明方案。一些西方学者仍然在资本文明的逻辑框架内思考中国道路,例如亨廷顿就指出,“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以及恢复其在东亚传统霸权的可能性,迫使其他国家要么‘搭车’和适应这一发展,要么‘用均势来平衡’和试图遏制中国的影响”［22］(P.195)。然而,中国道路决非是一国独霸的文明形态,而是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的共同体文明。中国道路作为新的文明形态对资本文明的基本逻辑和特质的把握,对资本文明历史正当性和消极性的睿智处理,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