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逻辑

王 刚, 张志忠

(内蒙古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不同于西方现代模式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其原创性的理论成果和开创性的历史成就为人类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现代化是一个动态过程,所以,应以文明为观照,在规范性探究中解构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逻辑,揭示中华文明从“文明蒙尘”到“人类文明新形态”转变的成功密码。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只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物质基础和具体表现。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逻辑,既不能泛泛而论,也不能以偏概全,而是应将其聚焦于“在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中的‘进步逻辑’”［1］,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此外,还应澄明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语义指向,厘清对二者逻辑关系的基本认识。究其本质,中国式现代化规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和特征,只有对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大论断进行历史和逻辑的考察,才能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次文明底蕴,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契合点,进而以总体的、历史的视角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义及方法论启示。

一、开创了以人的逻辑驾驭资本逻辑的现代化之路

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在西方现代化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决定着资本主义文明中全部社会关系的总体面貌与发展方向。因此,资本逻辑架构了西方现代化运行的底层逻辑,是理解资本主义文明的一把钥匙。西方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在资本逻辑裹挟下的资本文明的全球扩张,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资本增殖,这种现代化“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2］(P.822),所以只能生成单向度的自反性文明。不过,应当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扩大了普遍交往,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具有一定的文明意义。但西方现代文明奉行的是“资本至上”的价值取向,本质上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现代化,即资本逻辑对人的逻辑进行了统摄与遮蔽,因此,西方现代化产生的是与人的发展相悖的运动和变化。这种运动和变化一方面破坏了资本文明的稳定性和发展性,另一方面使人的主体性在“虚假的共同体”中逐步被消解,进而造成了人在现代社会的“失范”与“迷失”。

尽管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西方资本文明也在不断地自我修复和自我调整,但其始终无法克服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内在矛盾,难以解决现代化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概言之,资本文明所内含的悖论使西方现代化背离了人的本质,这一本质缺陷使其不可避免地陷入经济、政治、生态、文化等多维度的发展困境,这也注定了西方现代化在耗尽其文明限度后的逐渐式微。

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而这条道路在现代化的底层逻辑上完全区别于西方现代化,因此“不可避免地开展出新文明类型的历史前景”［3］。社会主义文明优于资本主义文明,这种优越性集中体现在对西方现代化底层逻辑的超越,也就是对资本逻辑的超越。超越并非排斥或否定,而是驾驭和扬弃。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在“破”与“立”中对资本逻辑进行引导和规范的。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竭力消除资本逻辑的腐朽落后因素,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激活了资本逻辑在促进社会生产中的积极作用,使之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需要。

那么,中国式现代化是如何具备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性、又如何将这种可能性在实践中转化为现实性的呢?从根本上来讲,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创并不断发展的,“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4］。因此,党的领导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党的领导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中国共产党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终奋斗目标,必然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带上社会主义轨道。而在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内,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被作为最高原则,资本不再是主导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力量,而只是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手段和方式。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的是“人民至上”而非“资本至上”的发展逻辑。另一方面,党的领导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磅礴伟力。中国共产党在不断的自我革命中永葆先进性和战斗力,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始终代表着时代发展的前进方向。因此,党的领导既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始终着眼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又能最大限度地凝聚起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奋进、广泛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使党的凝聚力、创造力、战斗力、领导力、号召力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从而把社会主义文明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优势。

从现实路径看,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资本逻辑的驾驭,“展现了一种在重构资本与人的关系的基础上推动资本服务于人的发展方式”［3］。资本逻辑之所以能够支配和统摄西方现代化,其根本原因归于资本在生产关系中占据的统治地位。因此,只有在生产方式的场域内重新梳理人与资本之间的颠倒关系,明确了只有以“人的解放”而非“资本增值”为根本取向,才能破除资本逻辑对人的逻辑的支配和钳制,进而使资本逻辑从属于、服务于人的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生产领域将资本逻辑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进行创造性的结合,使两者在合理的边界内积极发挥各自的效能,同时又保持着一种动态关联,从而“合理平衡‘防止资本的野蛮生长’与‘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之间的关系”［3］。如此一来,资本逻辑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的张力便转换成现代化发展的强劲动力,社会生产的物质财富也就不会只导向资产阶级,而是服务于整个社会。同时,在上层建筑维度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嵌入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在制度层面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与实践的统一得到保障,摒弃了西方民主的虚假性、低效性、撕裂性的弊病,真正确立了人在现代化中的主体地位。中国式现代化真正实现了以人的逻辑规范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和根本追求,始终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视为奋斗目标,积极回应人民在对美好生活向往中的诉求和需要,彻底破除了资本逻辑对人的逻辑的统摄与遮蔽,最终实现现代化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目标。

由上可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根本分野在于二者底层逻辑的不同。前者是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后者则是以资为本的现代化。事实上,二者的区别并不在于资本逻辑本身,而在于将资本逻辑置于现代化的什么位置。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一条以人的逻辑驾驭资本逻辑的现代化道路,从而有效地规避了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现代性之殇,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开启新的文明范式的核心所在。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将资本逻辑加以规范并有效嵌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之中,“找到了弥合人的逻辑与资本逻辑分裂的道路”［5］,彰显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强大优势,拓展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路径。

二、弥合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鸿沟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但并不是与中华文明相断裂的产物,而是中华文明迭代赓续的结果。从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关系看,人类文明新形态虽然以社会主义为定向、以现代文明为底色,但这两个维度均是基于中华文明的历史根基而展开的,如此才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发展优势。此外,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还包含着另一层逻辑,即中华文明绝不是自然而然地从“文明蒙尘”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转化,而是由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使其摆脱了传统文明范式的羁绊,进而实现了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概言之,中华文明因中国式现代化赋予的现代力量而换羽新生,中国式现代化因中华文明的滋养而更具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发展优势,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相融相通,在同频共振中走向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之所以能够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文明为其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赋予了独特的发展优势、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绝非是一个偶然性事件,而是隐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既来自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志向与信念,也离不开熔铸于中华民族精神中的进取精神与历史自觉。“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6］(P.4)事实上,中华文明所内含的世界观、历史观、文明观等思想理念都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特质中,为其打上了深厚的文化烙印,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之根、文化之源、精神之魂,同时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也内在地规制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7］,即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文明的“延续性”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中华文明的现代化,不能割裂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而孤立地探究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内涵;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与时代变化同频共振、与时代发展同向而行,始终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前沿;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规定了中华民族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要推动各族人民在共建共治共享中共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邃的人文精神与宽广的世界视野,积极推动各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实现互利共赢;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掠夺、强国必霸的歪路,而是走一条与世界各国和平发展、共同进步的现代化之路。

中华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了从“文明蒙尘”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彻底转化。回溯历史,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正式碰撞,这种碰撞的实质是先进的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对中华传统农业文明的“降维打击”。至此,近代中国陷入了“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8］(P.2)的历史境遇。“文明蒙尘”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的中华文明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步伐,所以中华文明“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9］(P.340)。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是“文化复古”或“文明回归”,而是破除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二元对立的思维偏见,充分激活中华文明的积极因素,使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变化、新要求相匹配,并朝着符合现代文明的方向不断延伸,进而成为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高级文明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开启了中华文明复兴的新征程。从本质上看,文明形态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决定,文明演进的方向与生产方式的变迁相一致,所以赋予中华文明的现代力量“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10］(P.284)。先进文明始终与先进生产方式相关联, 中国式现代化使我国生产方式发生了现代性转向,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正在被“现代工业社会”的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中国的传播,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11］,在“两个结合”的实践进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深度融合,使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之路。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的过程,既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历史逻辑的重要进路,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践逻辑的具体展开。作为最古老的文明体,中华文明没有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而是实现了源于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的现代化转向。如何弥合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巨大鸿沟、实现传统文明的现代化转向,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要回答的“时代之问”,也是现代化进程中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难题。在世界历史视阈下,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中华文明的赓续与发展,也是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其深刻意义不仅限于中华民族自身,更是向世界证明了用西方文明去格式化另一个民族的文明是荒诞的、不可取的。

三、破解了西方“单向度”现代化模式的弊病

人类社会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现代化的进程。所以,由现代化缔造的现代文明必然是一种多维的复合型文明。“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非常美好的平衡关系。”［12］(P.136)而恰恰相反的是,在资本逻辑的主宰下,西方现代化遵循着单一的主体性逻辑,即社会发展完全受制于资本、听命于资本、服从于资本,为满足资本需求而不计一切后果。西方现代化把资本增殖视为社会发展唯一的标准、目的和最高原则,因此其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精神文明便失去了独立性和自主性,沦为物质文明的附庸。这既有悖于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也忽视了人的发展是现代化的本质,最终会走向一种“单向度”现代化模式。西方现代化所追求的政治民主、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公民自由等价值理念,只不过是为了维护资本发展的工具和幌子。总而言之,“单向度”的现代化模式囿于资本逻辑的二律背反,使其文明形态的内部结构严重失衡。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悬殊、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政治失能主要表现为政党博弈日趋激烈、民粹主义日益高涨、种族冲突和社会分裂等问题愈演愈烈;社会失序主要表现为人的精神世界迷失方向、政府治理体系失效、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文明形态内部结构的严重失衡,最终会使这一文明走向看似“增长”而实无发展的虚假文明。

在实践过程中,西方“单向度”的现代化模式不仅造成“有效地反对社会整体的局面出现”［13］(PP.4～5),而且在面对经济发展与消除贫富差距相背而行、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存等后现代性问题挑战时,因其缺乏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从而造成了“单向度的政治”“单向度的文化”“单向度的生产范式”以及“单向度的人”等种种病态。首先,政府权力的合法性虽然来源于公民选举,但公民以选票的方式进行“权力转让”后便丧失了政治权力。在此之后,公民的授权被看作是既定的事实,这就导致了“政治的单向度”,即政治权力的行使缺乏透明度和民主性。其次,文化被视为一种消费现象,被限制在工具理性的范畴中,即只注重实用性和功利性而忽略了价值理性的重要性,致使将文化发展导向仅为满足人们的娱乐和消遣需求,这就造成了“文化的单向度”,即文化失去了深度和意义,成为一种肤浅的、单向的消费现象。再次,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基,而西方现代化奉行的是“人类中心主义论”。“人类中心主义论”将自然与人对立起来,忽视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加剧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和破坏,这不仅给全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而且还限制了自然本身所蕴含着的生产力潜质,因而是一种占有、索取的单向度生产方式。最后,在“抽象物”的统治下人们将幸福感与拥有财富和消费能力相联系,这使人们的一切行为和目的都被简化为对物质财富的追捧,导致了人的情感需求和精神需求严重缺失,进而陷入了“自我丧失”的生存困境,且不断地沦为“单向度的人”。

总体来看,西方现代化对内毫无忌惮地以牺牲其他维度的文明为代价来换取物质文明的发展,由此陷入到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阶层撕裂、生态环境恶化等内生性危机中;对外则肆意妄为地侵略甚至摧毁他国以达到资本扩张的目的,人为地制造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立冲突,以致造成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外部风险。“单向度”的现代化模式使西方资本文明的制度性弊端“正在削弱西方的伦理自信和自以为是”［14］(P.24),继而加剧了西方国家的文明焦虑和认同危机。中国式现代化则以整体性文明观来看待现代化进程中的各要素,让不同维度的文明回归到既定逻辑之中,既使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按照自身的逻辑运行,又以整体性的视角将各文明要素耦合在一起,促进各文明要素的协同发展,从而超越了“单向度”的现代化模式,避免了西方资本文明片面化、畸形化发展的弊病。

从文明的总体性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基于对多维度、全方位的统筹与规划,才使一种置身于世界历史又超越于现实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得以可能,它正在创造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15］。中国式现代化以“五位一体”(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来实现各个文明的协调发展。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正是推进“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基础架构,它们相互联结、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维度都无法形成动态平衡与良性互动相统一的高质量发展格局,都无法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整体性提升。但是,统筹推进并不意味着各文明要素始终处于同时、同步发展之中,而是有重点、有步骤地发展,即“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的发展。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注重现代文明内部结构的整体性、协调性和稳定性,构建了动态平衡与协调发展相统一的文明结构。

中国式现代化遵循各种文明本身的发展逻辑,规避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各种文明单向度发展的弊病。其一,人类政治文明的前进方向是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的变迁。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过程中建构了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赋予人民民主以实质意义和强大生命力,戳破了西方式民主的虚假外衣,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其二,文化生产的最高原则应当是追求人性之美,即注重文化产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人文关怀。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不仅注重满足人们娱乐消遣的需要,同时还积极关注社会现实、贴近人民实际生活,使文化产品传递出真善美的价值观,使人们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行动力。其三,中国式现代化打造了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并行的生产模式,力图走出一条资源节约、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发展道路。生态环境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如若违背这一规律而单纯地向自然索取,必然会威胁和损害现代文明的和谐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同步推进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既释放了生态环境的生产力又保护了生态发展的潜力,创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其四,中国式现代化将精神文明建设置于与物质文明建设相对等的地位,注重“两个文明”在现代化总体布局中的协调发展。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注重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还注重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从而全面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不断推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只有把任何一种文明形式放置到整体文明的框架内,才能获得真正准确的认识或有效的建设。”［16］中国式现代化以总体文明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开辟了科学的、公平的、更有成效的现代化之路,使现代文明实现了从“单向度”发展到“全面协调”发展的路向转换,纠正了现代化进程中片面追求物质文明发展的偏差,彻底击碎了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偏见,塑造了协调发展、一体推进的文明典范,为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探索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四、深化了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认识

“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现代化格局,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境遇。［17］在这一特定的历史境遇中衍生出了具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价值迷思,即“现代化=西方化”。这种错误文明观将文明演进视为单向的、线性的历史过程,意图将西方现代化的单一模式嵌套在不同文明上。如果中国式现代化也被这一迷思所束缚,那将是对西方现代化的“重演”。有什么样的文明观就会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所以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要解决的前提性任务,也是所有“后发国家”必然会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影响人类文明发展格局和走向的关键所在。

作为一种错误的文明观,“现代化=西方化”为什么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发酵,在世界范围内一度受到追捧甚至奉为圭臬呢?从“现代化=西方化”生成的现实基础看,西方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带来的现代化进程中的领先地位,以及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占据的主导优势,把控了世界舞台上的国际话语权。所以,东西方之间的发展差距导致了不平等的交往关系,即马克思所指出的“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8］(P.36)。西方国家为了维持其霸主地位和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于是对西方的主导地位和领先优势进行绝对化、永恒化的意识形态包装,在世界观、文明观、发展观、价值观等维度上加以主观演绎,意图使其合理化,同时在叙事体系、思维方式、话语表达上进行系统化,以形成对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可超越只能进行模仿、追随和依附的思维定式。与此同时,因现代化发轫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出场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载体的,因而极易滋生出将现代化与西方化捆绑在一起的机械性论断,以及将资本文明与现代文明视为同一性的片面性思维。此外,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占据着绝对优势,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受挫后,以“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思潮甚嚣尘上,这在客观上促使“现代化=西方化”论调不断泛滥。事实上,“现代化=西方化”既否定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差异性、多样性,也忽视了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性、复杂性;既束缚了对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也严重遏制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现代化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那么,中国式现代化是如何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又是如何在文明观上深化了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认识呢?一方面,对认识上的偏差,尤其是对历史观上的重大偏差,必须由完整的理论体系加以系统纠正。中国式现代化构建起了一套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包含着对现代化内涵、现代化本质要求、现代化推进步骤、现代化前进道路等内容的阐述,其中就包含有对“现代化=西方化”迷思的理论回应。具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打破了对现代化的单一定义,跳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窠臼,指出“现代化=西方化”是西方国家在强行设置现代化壁垒,意在掩饰东西方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是对其在世界历史中的领先地位的扭曲反映和历史辩护,掩盖了人类文明发展多样性的客观事实。此外,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深化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认识,指出了西方国家“现代性”发展的具体途径只是“现代性”发展的特殊,而不是“现代性”发展的一般。不能以西方文明发展道路的一元性遮蔽人类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多元性,不能将西方文明发展的特殊性视为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性［19］(P.49),因为各国通往现代文明的路径应该是多种多样的。

另一方面,真正的理论创新都是以实践创新为基础的,而实践证明往往比理论澄清更有说服力。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彻底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不仅是理论上的澄清和纠正,更是实践上的回应和佐证,这两个维度相互融通、辩证统一。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并非一开始就是对现代化与西方化关系的正确认识,也并没有将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理论认识预设为既定目标,而是在“走自己的路”的实践探索中深化了对现代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并逐步将其形成和总结为相关的理论认识。所以,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理论认识具有深刻的实践基础,同时也是从“过程”与“结果”的关系维度阐述了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从“走西方人的路”到“走俄国人的路”再到“走自己的路”的历史过程,最终走出了一条复合型的“叠加式”“并联式”的现代化道路,并以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谱写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篇章,取得了“后发国家”赶超式发展的巨大成功。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证明了西方“串联式”的发展模式并不是唯一的现代化道路。另外,中国式现代化践行“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0］(P.63)的文明交往观,积极推动“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为其他国家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对西方现代化的“依附”或“脱钩”的两难困境提供了道路借鉴与理论参照,同时也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的自利排他性,深化了对人类文明发展路径的多样性认识。

历史证明,西方现代化有着鲜明的特殊性,但并非具有普遍适用性。简单地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会丧失现代化发展的自主性和民族性［21］,从而陷入“他者”理论的陷阱而遭受失败。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有力地证明了人类通往现代文明的道路是多样的,只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现代化,才是通往现代文明的普遍真理。

结论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所表述的语义主体都是“中国道路”,只不过中国式现代化的语义指向是“中国道路”的过程与方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语义指向是“中国道路”的结果与意义。由是观之,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逻辑中蕴含着重要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强调在“过程”中衍生“结果”,由“方向”决定“意义”。因此,是中国式现代化规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和特征,所以切不可将二者的关系颠倒,但也不能忽视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导向作用。中国式现代化深刻回答和真正解决了西方资本文明因受限于其阶级立场及历史局限而无法破解的时代之问。如何破除资本逻辑对人的逻辑的统摄和遮蔽、彰显人在现代化中的主体地位,“后发国家”如何摆脱对西方的依附与追随、独立自主地迈向现代文明,如何摆正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的关系、推进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如何破解“单向度”现代化模式的弊病、实现“五个文明”的协同发展,如何认识人类文明发展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明观,中国式现代化在探索和回答这些关乎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沿性、普遍性等重大问题的过程中,突破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桎梏,实现了文明范式的重大创新与文明形态的跨越式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时,现代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终点。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也绝不是“完成时”,而是永远的“进行时”。有鉴于此,不能将中国式现代化简单地视为已经固化的“定式”,而应在规范性探究中解构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逻辑,揭示中华文明从“文明蒙尘”到“人类文明新形态”转变的成功密码,这对于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只有沿着既有的正确轨道,在不断地创新和超越中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最前沿,才能使人类文明新形态永葆生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