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疆文化的时代价值

康建国, 翟 禹

(1.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草原文化研究所,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2.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3.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北疆文化研究中心,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引言

当下,学界对于“地域文化”概念的界定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的文化,也有人认为地域文化是中华大地特定区域的人们在特定历史阶段创造的具有鲜明特征的考古学文化。雍际春指出:“所谓地域文化,就是一定地域内历史形成并被人们所感知和认同的各种文化现象。研究地域文化,旨在探讨其在历史形成过程中的整合演变轨迹及其形态特征,并揭示其空间组合关系和地域特色,从而为区域文化发展和推进社会文明,继承传统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服务。”［1］地域文化“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在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因素等多重要素的综合作用下,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逐步孕育和形成的。因为其形成要素和机制均具有特殊性,就造成了地域文化发展中表现出较强的形态上的稳定性、历史发展上的传承性和文化外观上的独特性”［2］。

“边疆”作为一个在地理、文化、经济等历史和现实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概念,一般来说,指靠近一国边境的领土。因此,当代中国的北疆就是我国作为主权国家靠近国界的北部地区,在广义上包括东北、西北地区,在狭义上指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主的我国正北方地区。

历史上,“古人的‘中国’概念更多情况下是历代王朝‘正统性’的标志,并不具有近代以来主权国家领土的属性,且没有一个明确的范围,无法作为判定归属的标准”［3］。因此,我们在追述北疆历史时,不能完全按照今天的边界、边疆范围展开讨论。但无论其范围如何变迁,今天的内蒙古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北部边疆的核心地区,在发挥北部边境功能、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上的作用始终存在。历史表明,北部边疆是多民族共同开拓、共同开发建设的重要区域。北疆文化是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在共同开拓北部边疆的历史中,在共同守护、开发、建设祖国北疆的过程中凝聚而成的文化形态,是以“蒙古马精神”“三北精神”为精神特质的地域文化,是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果,更是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题中之义。

一、北疆文化是在开拓和建设边疆的历史中凝结而成的

(一)北疆地区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诞生地

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北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有人类繁衍生息的印记,不仅孕育了丰富的史前文明,而且与中原文化密切相关。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萨拉乌苏遗址中“河套人”的生活年代距今约14～3.5万年,“萨拉乌苏河遗址里不但发现了丰富的兽类化石,并发现有一枚人的牙齿”［4］。萨拉乌苏遗址出土的石器与近年挖掘的乌兰木伦遗址属于同一个系列,“乌兰木伦遗址作为中国华北小石器传统演化序列中的一员,与东谷坨、小长梁、周口店第一地点、周口店第十五地点、许家窑、萨拉乌苏、峙峪等构成了一个连续演化的系列”［5］。由此可见,旧石器时代,我国华北地区的人群之间已经存在紧密的联系。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保合少镇大窑村的大窑遗址距今约50～1万年。考古挖掘研究表明,大窑遗址内可能存在过一个规模很大的石器加工场,说明这一时期石器制作不仅具备专业的技术,而且还有专门的生产场所,“从早期到晚期的地层里都出土有石球,且以晚期更多,这表明这一石器制造场同我国北方的其它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存在着内在联系”［6］。由此可见,北疆地区不仅是早期人类的诞生地,而且拥有相对发达的史前文明。

新石器时代,距今约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已经出现了带有防御性环壕的聚落遗址,陶器已经是普遍的生活用具,在遗址中还出土了玉器,“兴隆洼文化玉器是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7］。距今50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更是被考古学界称为“中华文明的新曙光”［8］,红山文化中的彩陶、玉器均是中华彩陶、玉文化的重要分支和起源地,其中典型的C型玉雕龙更是中华龙文化的重要实物见证。红山文化遗址中“庙、坛、冢”［9］的组合凸显了这一地区早期文明的发达程度。吴小红指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也就是说距今5800年或者距今6000年前后,以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以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为代表的崧泽文化、以辽宁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出现了文明起源的迹象,发生了社会分层现象,从平均社会迈向了复杂社会。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10］

北疆地区独特的自然资源、地理气候以及生产生活方式深远地影响着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东北部与渔猎经济生活区交叉并存,南部与农耕经济生活区叠床架屋,西部与戈壁绿洲农畜生活区密切关联,“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11］。而且,历史上的北疆还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重要节点和纽带,在欧洲、中西亚和中国的北方草原地区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条相互联通的通道——草原丝绸之路,北疆地区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黄金通道。除此之外,北疆还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汇交融的重要地带,保存了许多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文化遗产。

(二)北疆地区的历史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早在8000～5000年前,赤峰地区的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中就已出现了采用中原制式、技术构筑和制造的遗址和器物,这一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显著。由于内蒙古西部地区沿黄河河谷的交流往来更为顺畅,因此,这一地区文化交融汇聚的特征也就更加突出。考古发现,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文化的主体“是中原地区仰韶时期北上的移民,其发生年代约在距今7000年或是稍晚一些时候”［12］,说明这一时期的人口流动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移民,族群间的交往交流更加密切,对河套地区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有学者称海生不浪文化(1)20世纪60年代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为“仰韶文化海生不浪类型”,“它(海生不浪)是吸收了西南面马家窑文化系统,东面大司空文化,南面半坡四期文化,甚至北方草原文化的因素,在本地产生的一种地方文化”［13］。继仰韶文化后的龙山文化几乎横贯整个黄河流域。仰韶、龙山文化时期,这一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城堡、环壕,而且这些城堡、环壕往往位于交通要道、军事重地,且呈一定的规律性分布,从侧面反映了族群接触的频繁,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族群间的交融。

夏商周时期,北方诸族与中原交往的史事开始出现在文字记载中。在中原地区形成王朝国家的过程中,荤粥、土方、鬼方、猃狁、犬戎、林胡、楼烦、东胡等生活在北疆地区的部族不仅与中原王朝产生了深入的接触和联系,而且北疆地区也逐渐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体系。《逸周书·王会篇》记载的“成周之会”［14］(卷7P.851)就有来自北疆地区的部族参与。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势力与游牧部族在北疆地区战和,留下了“胡服骑射”“秦开质胡”等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事件。秦汉时期,匈奴、鲜卑、乌桓等部族在内蒙古部分地区活动,由于汉朝在对匈奴的作战中呈现出明显的战略优势,因此很多匈奴部落投附汉朝,汉朝多将其安置在今天的内蒙古地区。《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朗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15］(卷89P.2945)此时的北疆地区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多民族特征,民族融合呈持续发展的势头,内蒙古地区已经成为多民族共同开发、共同守卫的边疆,是各民族共同建设的家园。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社会矛盾突出,北方诸族纷纷南下,建立了许多分立政权。4世纪,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统一了中国北方,内蒙古大部分地区由其管辖。此时中原地区政权纷争激烈,内蒙古作为边疆的属性并不突出,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却不断加深,内蒙古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得到了进一步开发,对中原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加强。特别是南匈奴、乌桓、鲜卑的大规模南迁和西迁活动在更大范围上加速了内蒙古地区多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

契丹、党项和女真分别建立了辽、西夏、金三个政权,内蒙古地区的不同地段分别被这几个政权或同时、或先后所管辖。此时,北方民族在内蒙古地区占据主导,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与迁至内蒙古地区的中原人往来密切。元朝是兴起于北方草原的蒙古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内蒙古地区成为元朝中央政权直辖的核心范围,汉、蒙古、色目等多元民族汇聚其中,实现了民族关系的繁荣发展。

明清时期的走西口移民浪潮持续时间长,波及地域广泛,是北疆地区影响深远的民族融合过程。今天内蒙古西部地区的一些藏传佛教寺院和伊斯兰教清真寺深受晋陕文化的影响,房屋建筑仍然保留着晋陕文化的传统风格,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流行的“二人台”“漫瀚调”等民间戏剧也是文化交融的典型例证。在饮食文化上,典型的山西饮食(如莜面、炸糕、腌菜等)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广为流传,多民族饮食习俗与地方物产相结合的典型饮食还有烧麦、羊杂等。总地来说,在共同开发中国北疆的进程中,各民族的习俗、观念、生产生活方式相互影响、相互借鉴,最终实现了文化上的交融,甚至在许多方面已经很难区分彼此了。

(三)北疆的历史是多民族共同开拓和建设北部边疆的历史

国家疆域是历史上随着国家的稳固、发展逐步形成的,现在的北疆由历代王朝的北疆发展而来。虽然历代王朝存在分裂和统一,不同政权的控制范围也各不相同,但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看,内蒙古地区的疆域特点在大一统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历代王朝在北疆地区都设置了有别于中原地区的军政管理制度。西周时期,北方戎人开始强大,与中原政权之间不仅存在广泛的交流,而且经常爆发尖锐的冲突。“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为诸侯。”［16］(卷110P.2881)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以抵抗戎人进攻、维护周王室稳定为首要职责,秦襄公因伐戎有功,被封为诸侯。战国时期,赵国为了扩大疆域,实施“胡服骑射”改革,北击林胡、楼烦等部落,“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16］(卷110P.2885)。塞,就是长城。赵国在阴山南麓修建长城,并设置了云中、雁门、代三郡,对这一地区进行军政管辖和治理。三郡的辖区范围均包括今天的内蒙古地区,特别是云中郡,郡治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辖境包括今天的土默特川、阴山、河套等地。与此同时,燕国还在东部地区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其大部分管辖范围包括今天的内蒙古地区,右北平郡治平刚县(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黑城古城遗址)也在今天的内蒙古辖区内。“新莽钱范作坊遗址的发现,说明古城址是郡国一级的行政建置,这是我们考定黑城古城址为右北平郡治平刚县的极为有力证明。”［17］除此之外,燕国还在其北部边境修筑了长城,稳定了这里的军政局势。

秦汉时期,内蒙古部分地区被纳入大一统的中央王朝管辖下,对其进行有效管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几个诸侯国的长城连接起来,成为后来的“万里长城”,内蒙古地区成为秦汉时期中央王朝稳固的北部边疆。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领数万人归顺汉朝,汉朝因此设置五郡属国,并置属国都尉进行治理。“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张守节《史记正义》:以来降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国之俗而属于汉,故言‘属国’也。”［16］(卷111P.2934)匈奴人与汉人杂居共处,成为汉朝守边护边的重要力量。同时,西汉还在乌桓人活动的地区设置了护乌桓校尉对其进行管辖。东汉时期,中央王朝继续在北方推行郡县制和属国制,并把度辽将军、使匈奴中郎将作为常设机构。隋唐时期,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成为大一统王朝的藩属,突厥、回鹘等北方诸族生活在大漠南北,与中原王朝发生着频繁的交流往来,唐朝在北部边疆地区设置了都护府和节度使,对其进行羁縻管辖。

辽金元时期,内蒙古作为边疆的性质虽不明显,但却是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为今天中国北部边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明朝时期,内蒙古成为明朝与北元—蒙古诸部相对峙的前沿地带,因此明朝在北方修筑长城,并形成了以长城为核心的九边防御体系。长城在巩固政权、稳定北方地区、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到了明朝中后期,长城在维系明蒙关系、促进互市贸易往来、增进双方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明朝修好的蒙古诸部(如土默特、朵颜三卫等)接受封贡、开放马市贸易,对边疆稳定和地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大一统,内蒙古及其以北地区成为清朝的北疆地区。“清代北部边疆,大言之可包括今天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以及内蒙、新疆两个自治区,还有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一部分。”［18］清廷在内蒙古地区设立盟旗制度,对北疆地区进行有效管辖,漠南蒙古诸部成为清朝治下的臣民,逐渐形成了内属扎萨克蒙古,即今天内蒙古的前身。

二、打造“北疆文化”品牌的现实意义

(一)继续深入推进北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19］促进各民族开展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党的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的智慧结晶,是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的重要举措。文化认同是各族人民凝心聚力的重要纽带,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20］。北疆文化在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传承着丰厚的历史基因,推动北疆地区各族群众在文化上互学互长,在习俗上互相尊重、平等参与社会活动,在情感上互相亲近、互相欣赏、手足情深,实现心理上的无障碍、零距离认同,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的全方位互嵌。

(二)践行守望相助理念,构筑北疆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201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内蒙古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在参加锡林浩特市宝力根苏木冬季那达慕活动时,他深入阐述了守望相助理念:“守,就是守好家门,守好祖国边疆,守好内蒙古少数民族美好的精神家园;望,就是登高望远,规划事业、谋求发展要跳出当地、跳出自然条件限制、跳出内蒙古,有宽广的世界眼光,有大局意识;相助,就是各族干部群众要牢固树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思想,各族人民拧成一股绳,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21］。守好家门、守好边疆、守好精神家园是打造和挖掘北疆文化、开展北疆文化研究的目标所在。

守望相助理念是打造“北疆文化”品牌的理论基础。内蒙古既是边疆地区,也是民族地区,因此我们要立足现实,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的重要指示精神,推进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各项工作要往实里抓、往细里做,要有形、有感、有效地开展各项工作,更加深入、更高质量地打造“北疆文化”品牌。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向,在保护和传承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中,挖掘弘扬蕴含其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把那些可能消失的文化形态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加以保存,但绝不是不分良莠地全盘保护,更不是借保护文化多样性之名宣扬保守封闭的观念、固守愚昧落后的生活方式和陈规陋习。打造“北疆文化”品牌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增强各族人民文化认同、构筑北疆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有效方式。

(三)文化现代化是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篇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22］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文化自信是激发中华民族创造力、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基本保证,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动力源,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的永续发展。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各民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葆有文化自信的根源。内蒙古异彩纷呈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打造“北疆文化”这一具有内蒙古特质的地域性文化品牌,凝练重要文化标识,其目的就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让北疆地区各民族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彩。2019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赤峰市考察时,着重了解了红山文化等史前文化发掘保护的情况以及契丹、蒙古等民族文化的历史沿革,观看了古典民族史诗《格萨(斯)尔》的说唱展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多民族不断交流交往交融而形成的。中华文明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支持和扶持《格萨(斯)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好传承人,一代一代接下来、传下去。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不断巩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23］

(四)为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内蒙古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源地,具有民族团结的光荣传统。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践行守望相助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在新时代继续保持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23］在北疆文化中孕育形成的“蒙古马精神”“三北精神”是内蒙古人民的精神标识,是办好内蒙古两件大事的强大精神力量,更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篇的内生动力。打造“北疆文化”品牌的目的是树形象、聚民心,传承和发扬北疆文化中的优秀精神品质,为办好内蒙古两件大事汇聚强大的精神力量。优秀的精神和品质既具有传承性又具有时代性,需要不断地弘扬和培育。弘扬是继承基础之上的发展,培育是继承基础之上的创新。唯有如此,优秀的精神和品质才能在弘扬中得到培育和发展,在培育中不断弘扬和升华,才能永葆青春与活力,发挥民族之魂和文化之核的作用。对于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中国而言,地域文化是揭示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内在继承性和时代性的重要手段。要继承和弘扬优秀的精神和品质,进而培育、再造、展现引领时代潮流的精神和品质,地域文化既是绝佳的切入点,也是正确的出发点。

三、打造“北疆文化”品牌是边疆地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

(一)北疆文化是内蒙古对“第二个结合”的积极探索

中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就在于其所具有的求同存异、互鉴融通、不断创新的特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2］,这是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24］只有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打开创新思路的窗口,我们才能创造性地建设前所未有的中国式现代化。而且,“第二个结合”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部分,是我们把握党中央对内蒙古自治区的战略定位,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因此,打造内蒙古地域文化品牌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现实需要的必然,也是时代发展的需求。打造“北疆文化”这一具有内蒙古特质的地域性文化品牌,就是要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根植北疆大地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活起来、火起来,为提升内蒙古的正面形象提供有力支撑,为推进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

(二)北疆文化是对历史的继承和发展

内蒙古地处祖国北疆,各民族交融汇聚的史实是对伟大祖国历史的最佳诠释。历史上的内蒙古地区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高度融合交错的地带,在各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面貌,内蒙古的历史与北方草原、中原地区密切相关。北部边疆的历史印证了“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11］(PP.4～7)这一重要论断。因此,北疆地区不只是一条漫长的边境线、一片广阔的边境区域,还是一片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息息相关的文化沃土。

近代以来,内蒙古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心连心、手拉手,共赴救亡图存之道,与全国人民一同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内蒙古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也是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最早付诸实施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实现了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边疆安宁的新局面,内蒙古也赢得了具有民族团结传统的“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用“北疆”指代内蒙古,在建设“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等方面对内蒙古寄予厚望。

四、余论

地域文化鲜明地标识出各地人类群体的特征,体现着民众的情感需要、文化认同和乡土归属。不同的地域文化各具特色又紧密联系,共同演绎着最深沉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华文化的最基本单元。在新时代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工作目标下,边疆和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彰显着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也承担着更加重要的时代使命。

北疆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时代性和更加明晰的涵盖性、更大的包容性,是内蒙古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提出的特色鲜明的文化品牌。从国家层面看,北疆文化是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北疆文化的时代价值是历史的传承和延续,是当代价值的思想、方向、动力和智慧源泉,更是开启未来的智慧导向。立足北疆是根本,守卫北疆是责任,建设北疆是目标。打响“北疆文化”品牌、弘扬北疆文化是新时代内蒙古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是做好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现实需要,是新时代在边疆地区探索和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北疆文化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更是边疆地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