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躺平”现象的主体性反思

耿 锐

(东北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院, 吉林 长春 130021)

一、“躺平”何以在当代青年群体中“出圈”的前提性追问

近年来,“躺平”“佛系”“丧文化”等带有消极意味的网络用语不断涌现,并迅速在青年群体中传播,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从性质上看,这些时代热词不仅仅是简单地变换了话语形式,而是越来越广泛且深入地影响着青年的思想和行为。随着“躺平”迅速“出圈”,其对青年群体的影响已不再局限于思想认识领域,开始转化为一种独特的行为选择。“如果说‘佛系’是一种身份认同的符号,那么‘躺平’就是一种行为认同的符号。”［1］随着关于“躺平”的研究逐渐深入,学界就“躺平”的成因、历史、类型划分、价值判断等问题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其中,对“躺平”成因的讨论较多地集中在阶层固化阻滞了上升空间、社会“内卷”形成的发展压力和意义感缺失等方面。问题是,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是否就会造成“躺平”?或者说,是否只要我们有针对性地缓解上述问题就能有效地遏止“躺平”在青年群体中的传播?“事实上,一个选择就是整个生活全部选择的缩影,选择一种行为意味着选择一种生活,而生活的理由必定是复合的理由,很少是单纯的伦理理由。”［2］(P.78)对“躺平”的前提性追问是使这一研究更切近青年群体生存状况的重要途径,因此,笔者提出了三个追问。

其一,何以“躺平”在当代成为部分青年应对“固化”的一种行为方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阶层的流动性降低,“固化”成为诱发当代青年选择“躺平”的重要原因。“在一些青年看来,由于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下层通往上层的空间愈益狭窄,甚至堵塞,传统意义上的努力已难以实现生活的质变和阶层的上升。”［3］这使部分青年开始质疑奋斗的意义。“当看到他人获取更高层次的需求时,往往会感到羡慕、嫉妒,对自己感到失望、不满……这些青年会故意以超然脱俗、放下一切、不争不抢的生活态度来麻痹自己。”［4］诚然,“固化”是诱发“躺平”的现实性因素。沿着这一逻辑进一步追问,如果社会阶层的固化是导致“躺平”“出圈”的主要原因,那么,美国、英国、法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有上百年的阶级分化历史,阶层流动长期保持在极低的比率,为什么在进入21世纪以前这些国家没有类似的思潮在青年群体中流行?当然,固化问题在我国近期才开始显现,因而可以说这是我国青年对时代的适应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与“躺平”有相似意味的观念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如美国有“啃老”的归巢族、英国有拒绝升学的尼特族、日本有远离竞争的“低欲望社会”和御宅族等。当然,放弃竞争始终是应对阶级固化的一种选择,在此之前其都是以个体选择的方式出现的,而在当代这些新兴概念无不在青年群体中产生了一定范围内的认同和效仿。为什么百年来的阶级固化历史没有催生出类似“躺平”的观念,在当今时代却不约而同地以相似的姿态出现在各个主要经济体中?诚然,“固化”是“躺平”在当代“出圈”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存在因素,但“躺平”作为一种主体选择却是在当代才出现的特有现象。因此,在“固化”这一直接现实性因素之外,必然有一个作用于人们主体性的社会存在因素使青年形成了带有一定共性的主观感受,而使主体形成这样判断的深层次因素仍然潜藏在“固化”现象下的内在机制之中。

其二,何以“躺平”在当代成为部分青年抵抗“内卷”的一种无奈选择?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下,当代青年十分真实地感受到日渐增大的社会竞争压力,并由此衍生出收入压力、经济压力、升学压力和就业压力等一系列问题,这是社会发展压力对青年生存境遇的个体化影响过程。在此背景下,作为学术名词的“内卷”因具有形象化的解释力而成为对竞争压力的生动表达方式并在青年群体中迅速传播。当前,“内卷”已成为导致青年“躺平”的重要因素,他们用“躺平”这种方式表达对“内卷”的抗拒。“‘躺平’在表面去抗争化和去批判化的同时,实际上在以另一种形式在进行着抗争和批判。”［1］这种抗拒不仅意味着青年放弃了自身的发展,而且意味着他们对社会责任的逃避。“‘躺平’的抵抗性更为凸显,其‘逃避式反抗’的特征尤为鲜明,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导向对社会责任的逃避,仅仅停留于自我感受层面。”［5］如果我们沿着这样的逻辑进一步追问,为什么部分青年会选择将“躺平”作为抵抗“内卷”的方式?作为个体的青年在压力面前选择逃避的现象并不鲜见,但如果逃避压力在青年部分群体中成为有共识性的参考标准就要引起重视了。当前百年变局、深化改革、经济下行和阶层固化等因素使青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不确定性,他们因失去了对自身的掌控感而选择用“躺平”来逃避。然而,回首过往,我们的民族并不是没有过类似的经历。革命战争时期,先辈们以最低的后勤保障、最艰苦的生存环境和最悬殊的武器差距在民族危亡的巨大不确定性中取得了革命胜利;改革开放初期,先锋们摸着石头过河,在巨大的竞争压力和发展的不确定性中创造了中国发展奇迹。尽管在这些时期也有个别人选择了背叛和退缩,但类似“躺平”的思想却并未在青年群体中传播。在这个意义上,部分青年之所以会选择以“躺平”的方式抵抗“内卷”,是因为“内卷”本身是导致躺平的直接现实性因素。这种选择方式值得我们深思,这些青年不约而同地从主体视角出发选择了这种抵抗方式,必然是社会存在给他们带来了这样的主体性暗示。因此,对“躺平”现象的主体性分析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

其三,何以“躺平”在当代成为部分青年追寻“意义”的合理途径?在对“躺平”的归因分析中,“意义感”的缺失是关键性因素。“除了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原因,‘躺平’现象的形成还有‘躺平者’自身思想上的深层原因——‘空心病’,即精神饥荒与生命意义缺失,此乃最根本之原因。”［3］有青年认为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才能真正实现有意义的生活。虽然这种为“躺平”附着意义的方式为这一观点的支持者提供了价值合理性,但这种方式却在反向上证明了这些青年意义缺失的现实境遇。“‘躺平即正义’之所以哄传一时,恰恰是以一种赋予意义的方式承认了一种意义缺失的状态,并暗示了对于意义的渴望和意义产生的可能。”［6］因此,可以说,意义缺失与“固化”和“内卷”的共同作用导致了“躺平”在当代的兴起。那么,为什么当代会有部分青年将意义附着在“躺平”之上?从根本上讲,人对意义的追求是本质性的,“人是寻求意义的存在,‘意义’大于‘存在’。人是为寻求意义而活,为失落意义而焦虑”［7］(P.193)。人对意义的确证是通过对象化的改造世界实现的。“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8］(P.96)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自己的劳动对象性地改变周边环境,就能在多大程度上主体性地获得人生意义的确证。然而,“躺平”这种意义附着的方式却是倒置的,在多大程度上远离劳动、寻求低欲望生存成为这些青年的意义附着方式。这种方式通过改变自身与社会之间已有的关联自主地减少其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从而可以在一瞬间获得对象化改变自身生活状态的“意义感”。从意义生成的过程看,“躺平”从根本上削弱了生命活动与周围环境的对象性改造功能,不仅不会使人的存在意义得到持久的确证,相反会使人进一步陷入失去意义而产生的焦虑中。在“固化”与“内卷”的综合作用下,意义缺失的主体感受确实会驱使青年通过“躺平”来寻找人生的意义,但青年的这种追寻却是沿着进一步丧失意义的路径前进的。那么,怎样的社会存在使当代青年产生了这种意义缺失的主体感受?何以使他们在主体视角上重新确证意义感?这些追问呼唤着对“躺平”进行主体性分析。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具有前提性作用。主体做出“躺平”的选择是在社会存在的内在规定下形成的。问题在于,社会存在是整体性的,不仅是社会现象的集合,而且是现象间关系性的存在。通过前提性分析可知,对于“躺平”现象不能只在直接的客观因素上寻找原因,而是需要一种立足于当代青年生存境遇的主体性分析,进而将对“躺平”这一行为选择的分析上升至机制层面。

二、对“躺平”现象内在机制的主体性分析

当代,移动互联网是“躺平”现象存在不容忽视的现实性因素。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体验,而且从根本上改变着人们特别是青年的思维方式。然而,这一变化不是诱发“躺平”的直接因素,而是通过间接的、综合性的方式作用于青年的主体感受。下文从主体视角对当代青年的生活状况进行分析,揭示这种特殊的作用机制,为探索青年的教育引导路径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一)即时性体验与延时性发展之间激烈的认识冲突

人是一种目的性存在,总是为了追求实现目的而去投入行动,目的的实现程度成为人们衡量自身行动价值的尺度。从时间逻辑看,人们的目的并不总是在投入即时行动之后就能直接实现的,而是有着不同的实现路径。在休闲娱乐中,人总是能够体验即时性的行动反馈。人的发展不具有渐变的连续性,而是具有中断的连续性,体现为在一段时间的投入之后形成质变性飞跃。“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式的、革命的;‘渐进过程的中断’;量转为质。”［9］(P.423)在发展过程中,目的的实现往往是延时性的。由于人们投入行动的目的不同,目的的实现方式也不同。即时性目的的实现会给人以瞬时的获得感,而延时性目的的实现则需要主体以穿透性的眼光赋予延时阶段以投入的意义。因此,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主体具有与之匹配的自觉。

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的传播方式已经普及并深刻地变革了当代人特别是青年群体的生活方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休闲娱乐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有限性得以全面地融入日常生活。随着手机功能的不断扩展和移动互联网的不断提速,青年接入互联网的方式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进入网络空间。其二,海量数据的订制化推送构筑起凸显主体感觉的信息壁垒。大数据算法进一步变革了信息使用的效率,实现了以个体为单位精准推送订制化数据,使人被包裹在自己感兴趣的海量信息中,个人的主观喜好得到了进一步凸显。其三,资本竞争赋予信息以直观化、娱乐化和碎片化的内在属性。信息技术发展至今,数据空前过量,被更多人“关注”成为信息的竞争方式。为了实现有效的竞争,所有的信息都力求让人们在无需思考、逻辑简单、产生愉悦的条件下浏览信息。“‘我们不觉得好笑。’但是在这里……的意思是‘不好笑的东西不值得他们关注’。”［10］(P.130)以上三种变化使当代青年被直观逻辑所包围:一方面,使青年的主体性得到了极大的凸显,使他们更喜欢遵从自己的主观选择;另一方面,极大地增加了即时性体验在青年生活中的比重,使即时性体验成为青年喜欢并习惯的目的实现方式。

与之相对,在经济下行压力的作用下,社会竞争不断增大。我国是一个能通过个体努力改变命运的社会主义国家,但这种来源于社会竞争压力的阶段性“固化”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发展的延时性,付出与回报的关系在当代呈现出更为内在的形式,愈来愈难以被青年直观地感知。这一升一降造成了当代青年激烈的认识冲突:一方面,即时性体验在青年的生活中占愈来愈大的比重;另一方面,发展的延时性愈来愈强。二者的冲突给当代青年造成了一种“努力无望”的幻象。要想破除这种幻象,仅靠改善发展环境是不够的,还需要为当代青年树立起对时代深刻而清醒的理论自觉。如果无视青年的理论自觉问题,就会使青年在即时性体验中愈陷愈深,逐渐走向娱乐至死的生活状态。

(二)工作与休闲相互交织下形成的对立理解

马克思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11］(P.928)“必要性和外在目的的规定”中的劳动是人在工作岗位上的必要劳动;“自由王国”则是人自主地创造生活色彩的过程。从直观上看,二者是对立的,只有完成了必要劳动,才能创造“自由王国”,但二者本质上具有内在的逻辑整体性,“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11］(P.929)。因此,工作和休闲是彼此内在统一的,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竞争压力日趋激烈,当代青年往往背负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与生活压力,工作与休闲之间内在的统一性变得不再牢固。如果工作与休闲之间有较为清晰的界限,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就能通过阶段性地释放工作压力来缓解。何以当代青年出现了“躺平”这种彻底拒斥压力的行为方式?这当然有社会“内卷”不断加深的缘故。同时,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也间接地发生着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网络的加速作用进一步加剧了时间带来的约束感。在现代社会,时间不仅是自然概念,而且是经济概念,“时间就是金钱”就是对其最典型的表达形式。如何通过提升单位时间内的产出效率来创造更大的价值是现代社会运行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科技在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便捷的同时,也加剧了时间给人带来的约束感和紧张感,有学者称之为“时间的暴政”［12］。其二,移动互联网对工作与休闲双向渗透带来的矛盾感。在移动网络普及之前,工作与休闲之间有较为明确的生活边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工作和休闲彻底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了对人们生活的全面渗透。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拿起手机娱乐,也可以随时随地进入工作状态。当代青年始终在两种生活状态中不断切换。全天候工作的被掌控感和全天候休闲的释放感彼此交织、相互震荡,实时地拷问着当代青年。在这些变化的作用下,工作的压迫感与休闲的刺激感之间巨大的体验落差和模糊的生活边界使当代青年不断地在两极之间切换,使当代青年对二者形成对立性的理解。

当这种生活体验与“内卷”相遇时,巨大的社会压力与过长的工作时间进一步压迫着当代青年,从而使工作与休闲之间的对立更为“真切”地呈现在他们面前。当青年从主观上形成释放压力的想法时,就会不自觉地向着另一个极端趋近。在这个意义上,缓解社会的“内卷”程度是直接消解“躺平”的重要手段,但如果不从制度上为青年厘定合理的休闲区间,不在认识上使青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工作与休闲之间简单的对立理解,则“躺平”这类概念就会对当代青年的奋斗精神产生巨大冲击。

(三)“主体性过剩”作用下对“感觉”的片面追逐

之所以“躺平”在当代成为部分青年追逐“意义”的路径,除了那些直接的现实性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主体性因素,即他们“感觉”在奋斗中不会获得意义感。问题在于,还有什么因素会使青年产生这种“感觉”?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为了使过量数据在有限的浏览量中被人们自主地选择,“流量”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海量的逻辑简单、凸显主体、娱乐导向、商品内核的信息充斥当代青年生活的方方面面。“流量”竞争的本质是资本竞争,具有晚期资本主义的逻辑特性。这种竞争扬弃了早期资本主义通过压榨劳动者的主体性来实现资本扩张的方式,以建构和凸显劳动者的主体性来最大化地刺激消费的方式实现扩张。在此过程中,人们沉陷在通过消费实现瞬时平等,以获得对主体的肯定。“而需要和消费作为新的意识形态幻象就在于,人们把这种片面的过度消费当作对自己在异化劳动中损失的时间与自由的一种补偿,仿佛在单调压抑的劳动中失去自主性和创造性的脆弱的个人,通过疯狂购买商品就能变得自由和强大,从而重获幸福。”［13］在数据竞争中,资本扩张的基础在于通过最大程度地制造愉悦来实现对时间的占有,所有的消费刺激和消费活动都是在占有时间的基础上展开的。为了实现这一点,数据通过“娱乐”的内在性质不断地取悦人们,将人的主体性推向了新高峰,直至达到“主体性过剩”的程度。“之所以将主体性的最新处境和特点概括为过剩,固然是因为主体生产的内容和形式变得丰富多样,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主体生产越发受到各种异己力量的支配,偏离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14］

鉴于晚期资本主义对主体性的推崇,夏莹将主体性划分为“能够承担劳动者的解放与发展的主体性”和“服务于资本关系的主体性”［15］。这为我们从“主体性”角度反思“躺平”问题提供了新的空间。“能够承担劳动者的解放与发展的主体性”是人能自主意识到通过对象化劳动赋予人生意义的主体性。在当代,这种主体性的实现需要理论自觉,只有对当前数据资本的异化逻辑有一定的理论洞察,才能冲破“感觉”的迷雾为劳动赋予意义。“服务于资本关系的主体性”是被资本加工并被刻意突显出来的主体性。由于基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尺度被资本左右了,人的自主选择深刻地体现为主体性被资本所掌握,进而沉陷在“感觉”的迷雾中找寻意义。问题在于,处于“主体性过剩”状态中的青年所追寻的意义在逻辑上是与人本来的意义生成过程相矛盾的,不是指向在不懈奋斗中对象化地改变环境,而是要在最大程度上追求“感觉”上的愉悦。在这个意义上,具有解放与发展功能的人生意义对这类青年而言就是“存在着的无”,是不被他们主观认识的隐性存在;而在资本的笼罩下被推向主体选择的愉悦“感觉”则是他们认识中应当追寻的人生意义。“看不见的东西就是黑暗,就是理论问题体系自身反思的失明,因为理论问题体系对自己的非对象,对自己的非问题视而不见,不屑一顾。”［16］(P.18)

因此,当社会压力增大时,处在“主体性过剩”状态中的青年就会本能地选择以“躺平”的方式来诠释意义。一方面,降低社会压力或缓解工作与休闲之间的冲突感确实可以缓解青年“躺平”的现象,因为社会压力是导致“躺平”的直接因素;另一方面,“躺平”是对当代青年负担社会责任的一种反映,“主体性过剩”降低了工作与休闲之间出现本质冲突的阈值,使当代青年难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当前,我国走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青年肩负的历史责任更重了。因此,时代责任使这一问题产生了新的呼唤,即呼唤具有现实穿透性的理论自觉,使“躺平青年”在一定程度上透视“感觉”的幻象,直面挑战,在不懈的奋斗中确证自身的意义。

三、构建三维联动的“躺平”矫治路径

“躺平”不仅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反映,而且是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结果。在此过程中,既有社会运行维度的直接现实性因素,也有网络体验维度的间接现实性因素,还有“主体性过剩”维度的主体意识因素。一方面,网络以加速作用凸显了社会压力;另一方面,网络以数据过载加剧了当代青年“主体性过剩”的程度。这些变化与直接的社会压力相互交织,使部分青年选择了“躺平”。因此,对“躺平”的矫治不能只从直接现实性因素着手,而且要实现意识、体验、运行三个维度的联动,共同引导青年形成正确的人生观。

(一)意识之根:为青年构筑应对“主体性过剩”的理论自觉

“主体性过剩”是数据资本在自我增殖和扩张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而之所以数据资本能在当代大行其道,是与隐性的异化方式分不开的,数据资本通过对主体性的极致推崇为人们营造了一种感觉至上的幻象,使人们在自主选择中尊崇资本的逻辑。作为一个理论概念,“主体性过剩”具有高度理论性和抽象性,对它的理解和透视需要建立在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因而要使所有的青年都对这一概念形成深刻的理论认识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然而,作为一种生存状态,“主体性过剩”却是每一个青年都身处其中的真实生存境遇,对“意义”的追问几乎已成为一代青年共同的时代之问。尽管“主体性过剩”问题在“躺平青年”眼中是“存在着的无”的隐性状态,但人对意义的本能需要却始终在鞭策着他们寻找“意义”合理的确证方式。“看不见的东西不是简单地处在看得见的东西之外的东西,不是排斥物的外在的黑暗,而恰恰是看得见的东西本身固有的排斥物的内在黑暗,因为排斥物是由看得见的东西的结构决定的。”［16］(P.18)青年需要的不是对“主体性过剩”概念的理论分析,而是对这种生存境遇的认识自觉。这种境遇如此真切地“潜藏”在青年们的感知中,只要在超越性的视角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解读,就可以在意识的根脉上唤醒他们对“主体性过剩”的自觉。因此,应进一步加大人生观教育在思想理论教育中的比重。由于当代青年“躺平”的实质是人生观问题,因而如何确立正确的人生目的和人生态度是破解“躺平”问题的关键。要引导青年穿透“主体性过剩”的感觉迷雾,仅靠道德律令式的宣传和说教是无效的,不仅不会激发青年对“躺平”的觉解,反而会使他们感受到自身的主体性遭到了否定和压制,从而更容易激起他们的反抗意识。因此,需要对青年进行超越性的思想理论教育,将理论转化为青年人生觉醒的现实力量。在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过程中,要避免简单知识论的理论灌输,注重从主体视角为他们解读这种生存境遇背后的生成逻辑、影响机理以及数据资本在其中所起到的机制性作用。这种超越性的教育能使理论精准地解决青年的人生困惑,在一定程度上激起青年对“主体性过剩”问题的理论自觉,进而从意识根源矫治青年“躺平”现象。

(二)体验之源:为青年营造积极正向的网络空间

当代,网络空间已成为资本扩张的主要载体之一。网络空间在汇聚海量资本的同时,进一步加速了社会运行并深化了“主体性过剩”的程度。尽管网络与资本的合谋不是“躺平”的直接诱发因素,却间接地推动了“躺平”现象的出现。时代发展的脚步不断向前,我们无法从根本上变革数据竞争带来的信息内在属性,但也不能任由资本逻辑在网络空间驰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在哪儿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就在哪儿,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那就也应该成为我们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17］(P.355)因此,应根据网络数据对“躺平”发挥作用的方式,有针对性地优化当代青年的网络体验,从信息源头上改进网络空间。

其一,加大主流网络传播平台对青年关于人生意义问题的诠释精度和力度,以净化青年的网络体验。“躺平”源自于这些青年对人生意义的消极态度,他们很难在奋斗中获得意义确证,原因在于他们将愉悦的感觉与奋斗的艰辛对立起来,更愿意感受即时性的快感体验。然而,这种快感无法解决意义缺失的饥渴,对意义的本能追问依然存在于他们的表层体验之下。为了更精准地引导青年自觉地放弃“躺平”,国家应加大对互联网主流平台的建设力度,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既要坚持对网络意识形态正确性的监管,又要提高网络信息的思想含量。具体而言,要组织专门力量集中攻关,精准打造大量对人生意义问题具有诠释功能的优质影视文艺作品,发挥文艺作品的感染功能,通过他者的诠释潜移默化地影响当代青年对意义确证方式的理解。

其二,最大限度地遏制消极文化在网络空间的传播,以切断负面的同一性力量对青年的影响。辩证地看,一方面“躺平”现象的出现是我国社会压力增大、阶层流动变缓在人们意识中反映的结果;另一方面,“躺平”概念的出现无疑形成了一种同一性力量,将青年对社会状况的感受以具象化的方式统一起来,使之汇聚成一种社会力量,推动青年做出“躺平”的行动选择。实际上,从“浮云”“佛系”到“躺平”,这种消极文化所汇聚起的同一性力量呈现出增大的趋势。因此,国家要加强对网络空间的宣传与监管力度,在官方媒体正面发声的同时,加大对网络信息发布的监管力度,在最大程度上遏制消极文化在网络空间的传播范围,既不能使个体消极的主观表达通过自媒体演变成集群式情绪宣泄的温床,更不能使网络空间变成消极文化的孕育场所。因此,应当从源头上切断这类文化同频共振的同一性力量,使之停留在个体情绪的偶然性层面,从而为青年营造出积极向上的网络空间。

(三)运行之本:为青年打造正义平和的发展环境

对“躺平”现象的归因是多维度的,而社会的运行环境始终是诱发“躺平”的直接的现实性因素。当前,我国仍是世界范围内发展态势最好的国家,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状况紧密相连,全球经济下行的压力深刻影响了我国的经济社会状况。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竞争压力增大、上升途径变窄、青年发展的阻力变强等现实状况仍不容忽视。从主要矛盾上讲,我国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不同省市、地区、领域和人群间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遏制“躺平”现象最直接的方式是在社会分配上下功夫,为青年打造正义平和的发展环境,使青年在奋斗中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18］

一是打通发展路径,激发青年奋斗的现实性动力。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9］(P.187)要在奋斗中确证意义并获得不竭的动力,就应当阶段性地实现自身的奋斗目标。如果只赋予青年奋斗以糊口的意义,就不能使其看到发展的可能,那么,他们为之付出的努力也就对应性地停留在报酬层面。相反,如果青年通过奋斗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和发展机会,他们就会得到意义的确证,从而爆发出更强大的奋斗激情。“躺平”问题的出现提醒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应关注社会运行中的公平正义。因此,应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发展特点和现实状况,制定符合不同年龄群体的发展轨道,给那些社会经验还不够丰富的青年群体更多的空间和机会。同时,要优化社会的评价机制,厘清社会运行的脉络,破除其中无意义的“内卷”,为青年打造科学有序的竞争环境。

二是优化制度建设,减轻青年工作的不合理压力。随着网络科技的不断发展,工作与休闲之间的边界日渐模糊,为了最大化地提升工作效率,许多单位利用休闲时间给青年布置额外的工作任务,甚至于有些互联网企业公开宣称“996”“007”式的工作模式。这使当代青年承受了巨大的工作压力,他们的休闲时间被超量的工作所占据,工作与休闲形成了尖锐对立。如果这种压力过载的状况演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躺平”必然会成为青年躲避压力的一种选择。当前,国家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制定了相关法律制度。因此,要进一步优化制度建设,特别是要强化制度的监督与落实,将社会运行的空间约束在制度框架下,切实减轻青年在工作中的不合理压力,创造一个科学平和的工作环境,从根本上改善社会运行的总体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