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设立交叉学科门类的责任诉求

陈 亮, 徐 林

(1.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陕西 西安 710062;2.新疆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促进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优化交叉学科布局,已成为世界各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时代旋音和政策诉求,也是引领当今世界科学研究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范式。1926年,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伍德沃斯(R.S.Woodworth)首次提出“交叉学科”这一概念;2005年,由美国国家科学院协会出版的《促进跨学科研究》明确指出了学科交叉的推动力量;2016年召开的全球研究理事会将交叉学科研究作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

近年来,我国十分重视交叉学科的融合研究,鼓励高校间开展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研究,强化原始创新能力。2010年,教育部出台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实施细则》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可经论证备案程序,依托相关一级学科自主设置交叉学科。［1］为健全新时代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进一步提升对科技创新重大突破和重大理论创新的支撑能力,202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设立第四个学科门类——交叉学科。2022年1月,教育部等三部委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以问题为中心,建立交叉学科发展引导机制,创新交叉融合机制,搭建交叉学科的国家级平台。［2］

交叉学科属于新兴的学科门类,当前高校在具体实践中仍处于摸索尝试阶段。目前,交叉学科门类下仅有“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国家安全学”两个一级学科。学界对交叉学科的研究也停留在交叉学科的模式上,对于交叉学科的基本原理涉猎甚少。本文从交叉学科与大学发展、服务社会以及人才培养关系论出发,探究设立交叉学科门类的时代责任,真正释放交叉学科的跨界聚合能量。

一、转变大学与学科发展模式,实现学科跨界交往的集群样态

从工业社会转向知识社会、从知识生产模式I转向知识生产模式II与知识生产模式III是社会发展变革与知识转型的必然趋势,遵循着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整个社会变迁过程中,大学将走出科层制的铁笼与“象牙塔”模式,不再是研究者对于高深学问的好奇,而是与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多重学科镶嵌在大学与社会的多重螺旋结构之中,受到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学科共同体成员的多方影响,承载着知识创新与社会发展的责任使命。大学始终处于科技发展与时代加速变革的最前沿,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存储了无限多的创新能量。因此,在社会加速发展与深度变革的时代背景下,设立交叉学科门类是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部署,需要大学跳出教育看教育,转变纯知识生产的单一模式,将主动创新、面向需求、瞄准“卡脖子”问题作为学科高质量发展的内驱动力,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国家竞争力储能、赋能、提能,强化学科的集群共生意识,形成卓尔不群的学科交叉群落,重点关注交叉学科解决社会新问题的能力。［3］正如埃德·伯恩(Ed Byrne)和查尔斯·克拉克(Charles Clarke)所言,“大学应将研究重点放在解决问题和知识探索上,以阐明我们如何应对变化,特别是在那些最薄弱的学科中”［4］(P.114)。

(一)形塑大学交叉学科研究的会聚观

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代,大学应明确设立交叉学科最终要落实到解决问题的层面,任何一个单一学科都无法解决社会面临的复杂问题,学科跨界交往需要以集群样态共生于大学场域之中。同时,会聚方法为大学交叉学科的跨界研究提供了指南。知识社会中的大学应借助会聚方法,形成跨界融合的交叉学科会聚观,融合生命科学与健康科学、物质科学、数学以及计算机科学、工程科学等众多专业领域的相关知识、工具和思维方式,通过整合不同专业领域的知识,释放多学科合作的潜能,努力构建一个全面综合的研究框架,形成合作伙伴网络。［5］(P.1)会聚观体现了大学交叉学科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学科的知识构成研究的“宏观”板块,各个“宏观”板块又在协同互惠的合作中组成了一个更大的研究整体。一旦促成学科聚合,这些会聚在一起的各个“宏观”板块将为交叉学科的研究提供新想法与新思路,推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在会聚过程中真正创造出价值,进而促进交叉学科形成知识整合的社会效应。

在某种意义上,知识社会中的学科交叉会聚观强调在知识螺旋的创新生态中高质量解决知识应用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这就需要研究者在知识创新中形成会聚意识。在学科交叉的过程中,研究者需要针对具体问题临时组建学术团队,以解决问题为目标导向,将暗默知识与形式知识作为中间纽带,形成临时聚合的“研究场”。这两类知识构成交叉学科研究的螺旋知识结构观:暗默知识是一种高度个人化、被内化的知识,交叉学科若想创造价值、解决实际问题,就必须将暗默知识转化成形式知识;形式知识与暗默知识相反,它是一种可见的、系统化的知识,形式知识在转化为暗默知识的同时,也是交叉学科产生新的重大突破与发现的源泉。在会聚观的影响下,无论是知识从缄默到具象化,还是实践研究过程中的自我内化,都体现出交叉学科的临时聚合效应与创新创业的工匠精神,是一种相互转化、相辅相成的动态螺旋上升过程。

(二)创新大学交叉学科研究的组织和制度文化

2022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高校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6］高校有组织科研是高校科技创新实现建制化、成体系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的重要形式。从一定意义而言,有组织科研为交叉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增长点。因为开展交叉学科研究必须要有组织的体系化布局,从高校学科组织与科研机构的自我净化和革新出发,对准国家需要重点解决的“卡脖子”问题,以任务驱动为导向,坚持战略引领、组织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展原则,要在继续充分发挥好自由探索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主阵地作用、持续开展高水平自由探索研究的基础上,加快变革高校的科研范式和组织模式。

交叉学科研究既源于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也来自于学科知识系统更新迭代与持续变革的需要。交叉学科研究并不仅仅是满足社会与政府的需要,大学组织与知识系统变革才是交叉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内生力量。唯有大学能够从自身的学科发展实际出发,将知识创新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打破保守型的学科发展路线,建立国内与国际联盟的交叉学科跨校研究中心,创新交叉学科组织运行机制与制度保障,鼓励跨校组建交叉学科研究中心等研究性机构,在大学内部组织和制度上进行创新与变革,在经费投入、组织建设、软性文化建设等方面给予充分支持。除此之外,高校可根据现有的国家级、省部级以及校级研究中心、实验室等组建多元学科交叉的基础研究创新中心,主动布局建设面向重大攻关项目的区域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联盟,如成渝高校创新驱动交叉研究联盟、西北高校创新驱动交叉研究联盟等。此外,各高校还需要充分保障交叉学科组织系统中的教学与科研设施能够互惠共享,弱化交叉学科的组织边界,将各类交叉学科组织有机衔接起来。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被动“接单式”的科研困局。

二、创新人才培养观,强化非共识性创新理念

设立交叉学科门类是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强国战略的深层写照,也是科技创新和交叉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创新之举。高校要在扎实领会国家设立交叉学科门类意义的基础上,明确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的“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国家战略,从学科实践出发,直指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打破千校一律的人才培养格局。创新人才培养观、强化非共识性创新理念已成为新时代交叉学科在微观层面的重要发力点,因为“现代学院和大学是人类文化曾经兴盛的最为典型的代表。作为培养心智的沃土,它们是前所未有的;作为知识的温室,它们没有千篇一律。它们是人类培养智力进步的最有效的机构之一。尽管如此,如果学院和大学不能创造性地应对它们所面临的挑战,它们会变得无足轻重”［7］(P.140)。教育作为人类追逐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释放出来的正义能量与创新因子即是目的,后工业时代的高校人才培养要立足当下社会发展实际,形塑受教育者的可持续创新创业精神,而不仅仅是为今后的工作做准备。杜威(John Dewey)指出:“把教育看作为将来作预备,错误不在强调为未来的需要作预备,而在把预备将来作为现在努力的主要动力。”［8］(P.65)

(一)激发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想象力

在新发展格局框架下,大学需要弘扬久久为功、持之以恒的工匠精神,以“以不变应万变”的心态重置学科发展逻辑,各类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需要在国内大循环体系中进行更新换代。在中美贸易摩擦以及“逆全球化”的激烈国际竞争中,我国的产业结构供给以及物质流通能否顺畅,能否满足国内、国际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培养的创新度。而提升人才培养的创新度又源于交叉学科创造价值的想象力。因为想象力是驱动知识生产的动力因素,也是学科交叉融合创新的心智品质,正是因为有了想象力,人们才能借此来表达他们最为坚定的学术信念,形成尊重共同学术利益与权力制衡的发展共同体,避免“把社会科学当作一套科层式的技术手段”［9］(P.18)。

在双循环经济发展格局的驱动下,大学需要激发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想象力,增强交叉学科知识在生产质量、技术加工以及应用创新等层面的国际认可度,拓宽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深度与广度,使人才培养与知识生产嵌入到交叉学科发展的各个环节之中,疏通人才链、学科链、产业链之间的封闭堵塞状态。在此基础上,高校需要深入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和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计划,在“双一流”建设学科与博士点布局中,强化与国家科技战略部署的有效衔接,形成名校间的区域协同人才培养创新机制,推进知识生产、知识创造价值与知识迭代更新的一体化进程。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大学与学科高质量发展需要健全和优化人才培养的诸多要素,全面提升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能力,协调交叉学科知识结构与产业需求、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大学学科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进而为行业产业链提供多元服务和技术支持。［10］除此之外,大学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应注重交叉学科知识(内在性)与企业需求的应有情境性(外在性)的有机结合,即以知识生产与企业需求的同频共振来解决产业发展中的难题,将企业管理中的“创造性模仿”运用到知识创造价值的实践层面,从市场需求和社会发展着手,努力将原始的创新变得更加完善和系统化。

(二)强化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非共识性创新理念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完善大学创新体系,深化科教融合育人,重点支持基础性、前瞻性、非共识、高风险、颠覆性科研工作。［11］设立交叉学科旨在促进新时代人才培养能够更加适应复杂的社会环境与知识更新的速度,将非共识性创新作为行动律令,通过知识创新带动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更新。高校的交叉学科人才培养需要融入不同学科的通识性知识、学科专业知识等基础性知识,集中力量开展拔尖创新型人才的联合攻关项目研究,打破传统学科发展范式与既定思维方式,嵌入非共识性创新,激发每个学生走出一条“非同寻常”的创新之路,努力将集体的创新活动转化成每个学生自生自发的创新行为。交叉学科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攻关需要凝聚每个共同体成员的非共识性创新精神。在此,非共识性创新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学科组织内的共同体协同与竞争的利益表达,需要将不同学科的知识结构与生态链系统组合起来,产生出新的方法论,在学术研究与社会应用之间形成稳固的价值链。

当下,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在开展非共识性创新时已经逐步将商业因素、更加多元开放的社会因素融入到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等诸多环节中,着眼于现实问题来塑造高等教育创新驱动发展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选择。“大学在当地社区中扮演着一种独特的角色。他们能够提供一个平台,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齐聚一堂,共同解决寻找拨款和其他资金来源这样的地方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12］(P.51)从这方面来看,大学在发现人类发展中的问题时要更加敏捷和专业。这就要求大学打破旧有固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将集体创新生产转化成个体的非共识性创新,保持理念与行动上的统一。因为“新的知识总是源自个体。研究者的真知灼见很可能会引出一项新的专利,中层管理人员对市场趋势的直觉可以成为一个重要新产品概念的催化剂”［13］(P.30)。

三、凸显知识的应用逻辑,形塑颠覆性创新的生态观

如果存在于大学中的知识生产方式不再基于单一学科的知识逻辑,而是基于社会实践导向,那么交叉学科知识生产就需要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应用情境中被创生,凸显知识的应用逻辑与社会属性。这种知识的社会应用情境即是吉本斯(Michael Gibbons)所说的“社会性的弥散”,强调知识在大范围的潜在知识生产场所之间和不同的应用环境之中进行传播,注重人、知识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多维互动性,凸显知识的默会性。由此可以看出,交叉学科知识中的默会部分比明言部分更为重要,这些非线性的默会知识以多重知识关联为基础,是知识生产应用于企业产品研发、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颠覆性创新源泉。

(一)强化交叉学科默会知识的社会情境性与应用性

“一种跨学科模式存在于特定应用情境之中的临时聚合在一起的知识的集群和配置之中”［14］(P.25),交叉学科具有较强的解决问题导向,并非知识逻辑的简单叠加与组合,而是应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制度设计的产物。高校设立交叉学科需要充分发挥交叉学科服务社会发展的应用功能,凸显交叉学科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知识整合与创新能力,形成非线性的默会知识观。交叉学科的知识创新需要在具体的问题应用情境中促使研究者以研究任务和兴趣为导向形成默会知识。因为默会知识属于高度内化的实践性知识,扎根于个人的行动和切身体验,内嵌于特定的社会实践与应用情景之中,不容易被发现,这就需要个人在跨学科研究以及具体的职业训练、经验积累中不断反思、观察、模仿和总结,敢于将自己在社会实践中习得的真知灼见进行分享,将自己的暗默知识与社会情境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交叉学科默会知识的共同化、联结化转向,不断内化和吸收系统的形式知识,同时将形式知识融入到自身的实践情境之中,构设知识生产与知识创新持续上升的螺旋。

从一定意义而言,与知识生产模式I相比,知识生产模式II更加强调知识的社会情境性,在知识生产模式I的框架下,知识的有效性是由一个较为确定且权威的专家团队来认定的,但在学科交叉的知识生产模式II中,相关参与者的范围会逐步扩大且围绕具体问题可以是临时性的,他们可以为了解决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组建一个临时性的跨学科研究机构或研究团队,将临时性的会聚观应用到科学研究的复杂社会情境中,会聚交叉学科的研究力量与创新智囊在社会情境中发挥知识创造价值的联动效应。因为“科学并不是置身于社会之外来分配它们的礼物——知识的智慧;科学也不是一个自治的国中之国,它正日益被狭隘的商业和政治利益所打压。相反,科学始终都在以一种复杂多样的方式塑造着社会,也在被社会所塑造;科学不是静止的,是动态的。科学所要应对的问题范围是无限大的,因此研究的议程不可能以纯粹的学术术语来理解”［14］(P.19)。

总而言之,强化交叉学科默会知识的社会情境性与应用性的意义在于凸显后工业社会知识创造价值的创新创业精神,应对时代变革的发展,大学需要在“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两个方面做好权衡。一方面,大学开展科学研究需要强化基础研究,实现从“0到1”的重大突破,拓宽知识的广度与深度;另一方面,大学需要转变观念,构建新兴研究型大学,形塑大学与城市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己任,坚持需求导向和前瞻引领,在实际问题和社会情境中推动技术革新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

(二)营造颠覆性创新的交叉学科知识生态

知识社会的生产工具不再是机器,而是人富有创造力的头脑和知识。这一切又源于人在后工业社会中获得的自由探索和创新的自由。“后工业社会里知识被赋予的新的重要性为选择话语增加了权重……知识、思想和创造力不仅在工作上,也在生活里让我们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如果知识、思想、创新和创造力是我们私人生活中的重要特征,那么它们便无法长时间与公共生活隔离。随着公众对权威的尊崇的减退,知识顺势崛起,它扎根于富足生活,借着个性化和多样化的东风,为选择的文化带来了肥沃的滋生土壤。”［15］(P.241)在知识爆炸与创新发展的大背景下,大学若想在加速社会发展的“快车道”中取胜,不被社会发展所淘汰,就必须营造颠覆性创新的交叉学科知识生态,“在打破旧有格局中建立新格局”［16］,要敢于突破常规的持续性创新路线,善于发现真问题,将经济发展对于创新创业的需求作为交叉学科乃至大学发展的主要因素。与持续性创新不同,颠覆性创新倡导把新的生产要素与条件组合引入旧有体系之中,对旧有体系作出彻底改变与颠覆,变革旧有生产结构和生产理念等,最终建立起适应大变局下的全新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

基于此,大学需要更新教学和研究理念,打破原有“小修小补”的教学变革范式,激活大学教学与科研从现有“教”的范式转向面向社会需求应用“学”的范式,赋能大学与城市互动新的价值使命和新的增长点。大学需要根据自身发展与社会联动的关系制定课程计划,努力成为新时代社会创新的引擎和创业的孵化器,践行创新创业的企业家精神,抑制创新创业的制度“适应性”,脚踏实地地开展具有基础性、前瞻性的创新研究。在此基础上,大学需要将“创造性破坏”作为构建交叉学科知识生态链的行动指南,将“创造性模仿”作为交叉学科知识更新的方法论,在变化与发展中寻求突破常规的颠覆式创新路径,在变化中探究新技术应用产品研发与供给市场的新思路。正如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所言,“系统的创新存在于有目的、有组织地寻找变化,存在于对这些变化本身可能提供的经济或社会创新的机遇进行系统化分析中”［17］(P.42)。加利福尼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密歇根大学等大学在颠覆性创新的战略发展影响下已创建了有组织的区域技术转移中心,用以协调区域内大学研发的商业化的相关事宜,确保大学在源自合作的创新商业化的过程中能够相互帮助和互相支持。未来我国大学在坚持“四个面向”的实践逻辑指引下,可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开展具有前瞻性的创新研究,充分利用就近资源,联合当地建立研究园区(设立技术转移和战略办公室、孵化器和催化剂),通过协同创新中心、科技创新平台、成果转移转化中心建设,推进科技资源的共享。

四、增强学科融合的协同性,回应交叉学科服务全球共同利益

当下,“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么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决定其未来发展方向,要么高等教育被无法抗拒的外力无情地重塑。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外力都不会被服务公共利益的精神所鼓舞”［18］(P.48)。大学作为社会中相对独立又富有建树的专业性组织,有责任利用交叉学科的专业性与融合性研究来促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于人类发展的能力以及创造经济增长所需的知识和创新”［18］(P.49),积极应对全球突发危机,将大学自身的发展与全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联系起来,发挥知识创造价值的社会服务效应［19］,不断提高国家和全人类的福祉。

(一)明确交叉学科服务全球共同利益的社会责任

倘若交叉学科的设立仅仅是为了迎合量化统计方法中设定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重视数字背后的改进成效与排名攀比,那么势必会背离学科发展的本真,是徒劳无意的。“排名陷阱实际上绕过了同行控制,并被机械决策代替。科学研究没有理由向逻辑和内部规范完全不同的要求屈服”［20］(P.60),而学科发展与学科评估有其自身的逻辑脉络与责任指向［21］,一流学科最终要服务于全球的共同利益,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那些看似精确实际上充满不确定性的‘一流’话语无法为我们时代的大学发展提供真正有价值的指导”［22］。

“我们面临着多重相互交织的危机。不断扩大的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对地球资源的过度利用、民主倒退,以及颠覆性的自动化技术,是这一历史关头的重要标志。”［23］(P.8)在这样的紧要关头,交叉学科承载的是一种社会契约责任关系,能够为不同领域学科共同体成员谋求共同利益,进而通过合作建立起默会协议。新时代,交叉学科的存在与运行势必要内嵌于共同的文化规范、承诺和学术规则中,将社会公共的共同愿景作为出发点。从一定意义而言,交叉学科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取决于学科服务社会共同利益的效率,交叉学科在多大意义上解决社会乃至全球面临的公共性难题决定了交叉学科在世界中的站位。大学在设定交叉学科时需要明确服务全球共同利益的社会责任,将共同利益作为学科群体发展的善意,在共同团结努力的状态下形成解决全球公共性难题的凝聚力、向心力,增强知识生产回应社会需求的能力。对此,交叉学科应积极整合各自的知识内容体系,避免将社会复杂问题简单成几个公式或数据方案,“不受事实或理性支持的论断及其衍生出的政策规划”已不是解决知识社会全球公共性难题的最佳方案。“在公共对话里,特别是当美国总统如此贬低对真理的承诺时,大学就有特殊的责任作为反作用力,向社会宣告这些奠定了大学根基的主张:所有的知识都是积累得来的……对学术的最终考验是时间,那些挑战当前思维范式的观点可能最终会被证明是真实的。”［24］(P.25)交叉学科不能只关注学科排名与运行效率,还要在继承、批判的对话互动中承认理论的多样性与包容性,关照实践问题,积极推动解决全球性难题。例如,如何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环境破坏、温室效应,如何保护持续紧张的全球资源,如何有效应对全球“新冠肺炎”等公共健康安全,等等。交叉学科唯有形成发展合力与向心力,才能将彼此排斥和恶性竞争的自私行为抛出公共空间,以备在社会、经济和环境正义的基础上开创面向所有人的可持续与和平的未来贡献智慧。

(二)增强学科融合的协同性

交叉学科作为一个整体性学科门类,需要融合不同类别学科的精髓,形成边缘科学、横断科学、综合科学和软科学之间的互动联通,打破学科领地的边界意识,突破现有一级学科的理论范畴,构建文理兼容的学科交叉融合知识理论体系与方法论脉络,产生重大原始创新的前沿研究成果。若想实现这一责任愿景,高校在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征程中就要发挥交叉学科主体的跨学科研究协同性,各主体需要共同分担责任、精诚团结,促进由“金字塔”转向“蜘蛛网”的分散性知识生产体系的形成。唯有在这种“蜘蛛网”的学科知识融合环境中,才能形成扁平化、平级化的学科融合与交叉的组织群落,增强学科间的互动与“异质内聚”效果,减少科层化的不平等状态,强化主流学科知识体系与支流学科知识体系间的融通,“必须探究主流知识模式之外的其他各种知识体系,必须承认和妥善安置其他知识体系”［23］(P.22),探究其他学科知识对社会而言具有“无用之用”的基础性和普适性价值。

在学科交叉融合的新发展格局中,分散性知识生产正在成为推进世界一流大学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助推器。诸多大学越来越多地进行学科资源整合,参与合作与联盟,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解决问题团队”共享人力和其他资源,而不是仅仅集中于某一个研究机构中。分散性知识生产的学科融合更强调多学科组织的扁平化、去中心化与易流动性,网状的学科交融生态体系能够增强学科组织信息传递的便捷性、开放性与灵活性,革除学科决策缓慢和缺乏活力等弊病,不再以等级阶层的权力来划分学科组织的归属与类别,而是依据“问题识别—问题解决—回应需求”的基本诉求来搭建临时聚合的交叉学科研究团队,“通过跨学校、跨区域组建研究团队, 实现不同层次的人才合作、碰撞”［25］。在技术革新与多重制度供给的支配下聚合硬学科与软学科、趋同学科与趋异学科的创新能量,识别不同种类学科在集群过程中的交叉冲突样态与特质,以便能够正确认识这些多重交叉冲突给学科集群带来的正向功能,促进学科集群在稳定的结构中持续发力。［26］

值得强调的是,在增强学科融合协同性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软硬学科、趋同趋异学科间的冲突,但这些冲突只是软硬学科、趋同趋异学科中的部分知识参与部分对抗,并非完全对抗,虽然冲突界限分明,但并不是学科交叉与学科集群中的唯一冲突。科塞(L·Coser)在论及冲突的正向功能时指出:“一个沿多种对立方向发展的社会可能比仅沿一个方向发展的社会被暴力分裂或肢解的危险要少。因为每一新的分裂造成若干狭窄的交叉裂缝,使得人们可以说社会被内部冲突联络在一起。”［27］(P.64)进一步而言,这些冲突主要是依据彼此间的松散结构与紧密结构来划分的,有的冲突是交叉叠加的,有的冲突是此消彼长的,当他们共同致力于解决社会难题时,就会形成一个多样动态稳固的学科共同体。例如,“经济学与数学有一个共同的邻接领域,与政治学有另一个共同的邻接领域;与历史和社会学有某些贸易关系,与心理学、哲学和法学则有较小的共同领域”［28］(P.69)。

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学及其学科组织是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创新驱动的策源地、科技自强的生力军。大学学科组织形态受内在知识生产模式与外在科技创新范式双重驱动。当前,知识生产模式已从传统的基于牛顿模式的以单一学科研究为主的模式Ⅰ转向基于应用环境的利用交叉学科研究方法的更加强调研究结果的绩效与社会作用的模式Ⅱ,并加速迈向政府、大学、产业和社会实体之间多层次、多节点、多形态与多边互动的创新网络和知识集群的模式Ⅲ。相应的知识生产终极旨趣也从学科基础研究转向社会问题解决,再到促进全社会创意生成、创新涌现与价值创造。在此背景下,学科交叉、交叉学科、交叉科学成为大学学科发展的演进轨迹。正是大学学科交叉融合、跨界协同的持续深化,促动社会创新生态系统历经三重螺旋、四重螺旋直至五重螺旋,推动社会加速迈进高级知识经济社会。故此,为促进内在知识生产与外在社会需求的融通转化、互动互促、螺旋上升,各国纷纷设立交叉学科门类及其专业,并将其作为大学变革、社会创新与科技竞争的能动之策。

迈步建设教育强国、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为切实承担交叉学科门类及其专业在新时代的责任诉求,大学建设交叉学科门类需遵循人的发展、教育发展、社会进步的辩证协同规律,树立交叉学科研究的会聚观,融合诸多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思维方式和研究工具,促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在会聚中创造价值,高质量解决知识应用中的具体问题。变革交叉学科的组织及制度文化,弱化交叉学科组织边界,瞄准国家战略需求的“卡脖子”问题,建立国内与国际联盟的交叉学科跨校研究中心,主动布局建设面向重大攻关项目的区域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联盟,实现知识创新与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激发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想象力与非共识性创新理念。致力于受教育者源于想象力的创新素养,合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拓展产教融合的广度与深度,打通学科链、人才链、产业链的堵点、淤点,凝聚校内外共同体成员的非共识性创新精神以解决产业发展难题。营造交叉学科颠覆性创新的知识生态观,凸显其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知识创新再生产能力,形成非线性默会知识观,探究交叉学科默会知识的情境性与应用性,统合“认识世界”与“造就世界”,增强学科融合的协同性,发挥交叉学科主体的跨学科研究协同性,形成蜘蛛网式的知识生产体系,明确交叉学科服务全球共同利益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