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体育城市评选指标体系的评述与反思

王 成

体育城市,作为一种推动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模式,近年来备受实践者重视和关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等城市相继提出“国际体育中心城市”“世界体育名城”等建设目标和愿景规划,希冀通过承办大型体育赛事提高城市影响力,以此抢占区域竞争优势、助推城市转型发展。学术界积极跟进、回应,进行了不同维度和面向的讨论,研究议题涉及体育与城市关系[1]、体育城市评价体系[2]、体育城市个案梳理[3]以及多国比较与分析[4-5]等,深化了体育城市的研究认知。但是,体育城市并非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因认知标准不一,评选初衷不同,加之地区文化背景、体育发展水平以及城市特色表现存在差异,实践中难以建立统一、公认的评价模式和标准。因此,媒体、学者、机构往往从各自角度出发,根据不同的评价旨趣,构建了多种版本的体育城市评选方案,如“世界顶级体育城市”“欧洲体育之都”“全美最佳体育城市”“德国运动城市”等。有学者总结出当前体育城市评选存在“品牌论”“排名论”和“参照论”[5]三种倾向,可以看出体育城市评价问题存在多种方案,评价要素、指标权重和测算方法也不尽相同。

既然已有多个评价版本、多种测算方式,那么这些评选方案的异同点和榜单背后的测算逻辑是什么? 有没有适用范围? 为什么每隔一段时间,但凡诞生新的体育城市称谓版本,如国际化体育城市、运动健康城市、世界赛事名城[3]等,学术界就会开展新一轮的评价体系建构? 指标建构热潮对体育城市研究的意义在哪里? 更进一步地,评价指标和测评体系是否是制约体育城市建构的首要障碍?或者,能否建构出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体育城市测评体系? “大一统”“概而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否是体育城市评价应有之维度? 等等。基于此,本文选取中外体育城市评价的若干方案,以“全球—大洲—国家”3 种维度为观察视角,在拆解评价标准的基础上梳理指标体系背后的测算逻辑,以此反思体育城市研究评价议题。希冀以此为契机,创新理论思维方式,深化体育城市研究和建设的理解与认知。

1 中外国际体育城市的评价类型与指标分析

1.1 全球视野:世界顶级体育城市和国际体育城市

英国体育专业资讯机构Ark Sports 和市场营销与体育传媒公司Sport Business 评选的“世界顶级体育城市”、体育情报机构SPORTCAL 发布的“全球城市体育指数”以及国际传播咨询公司Burson Cohn &Wolfe(BCW)发布的“体育城市排行榜单”,在全球范围体育城市评选中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和认可度。

以“世界顶级体育城市”评选为例,成立于1996年的Sport Business 是一家总部位于伦敦的全球体育情报服务公司,在美洲和亚洲皆设立业务机构,旗下推出杂志《体育商业评论》和众多体育咨询产品,通过数字平台和在线数据工具交付使用。每两年评选一次的“世界顶级体育城市”就是该公司发布的系列成果之一,旨在使从事体育赛事竞投标和举办者以及有志于此的人员能够及时了解行业最新动态。自2006 年起,截至2018 年,已经发布了7届榜单。该项评选涉及五大主题:活动策略、遗产、安全、旅游和公众利益以及品牌和营销,每个主题皆要与行业专家进行访谈,且有4 个主题需要结合案例分析。

据《2018 年世界终极体育城市报告》[6]显示,2014 年至2022 年(也就是评选当年的前4 年和后4年)期间举办的体育盛事的规模和频率是选择终极体育城市的主要衡量标准。此外还涉及城市中的联合会和行政机构的数量,以及它们的重要性、现有场地和设施,以及重大体育赛事的能力、交通和基础设施、住宿、政府支持和重大体育赛事战略、遗产规划和影响、公众对各类赛事的兴趣和出席率、市场营销和品牌推广。在分数分配方面,每个标准赋值25 分,每个类别中城市最高得分为25 分,第二名24 分,以此类推,排名第25 位的城市得分1 分,第26 到30 名之间的城市得零分。Sport Business 的评委分散在主办赛事的地区工作,对体育赛事和举办赛事的目的地有着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比单纯的数据驱动方法更清楚和更深入地了解某些不可衡量因素。

国内学术界近年来开展了一批围绕体育城市建设的决策咨询课题工作,基于本土视角相继发表多个国际(全球)体育城市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成果。其中,陈林华等[5]分析借鉴了体育强国评价指标体系,根据评价分类细分原则,在城市竞争力综合指标和城市体育竞争力指标分类的基础上,初步拟定基于4 个维度的72 个具体指标,再通过专家打分、筛选,最终确立了4 个二级指标和34 个具体指标组成的国际体育城市综合指标评价体系。

从中外机构和学者对世界体育城市评选的指标选择以及发布的历届榜单结果来看,虽然指标描述有差异,但城市体育指向大体一致,均以重大赛事的承办能力及其衍生产品如体育产业、赛事遗产、场馆设施等为评价核心。入选城市基本都是世界级著名城市,具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区域辐射力,虹吸效应显著。对比发现,世界顶级体育城市排名与全球城市排名基本处于同一序列,呈现出高度的吻合特征,全球城市进程的推进与体育具有较强的耦合性[7]。

1.2 大洲范围:欧洲体育之都

由欧洲体育之都和体育城市协会(European Capitals and Cities of Sports Federation,简称ACES Europe)主导并推出的“欧洲体育之都”年度评选,是大洲范围体育城市评选的典型代表。

“欧洲体育之都”评选,基于乐在运动、意愿实现、社区意识、学习公平竞赛、改善健康5 项指标,考察体育基础设施及其使用情况、市民体育组织参与情况、市民健康促进、当选年度计划举办的活动规则等12 项要素,并且规定属于同一个国家的城市不能再获得该奖项的四年之内再次申请。欧洲体育之都与欧洲文化之都评选可谓一脉相承,通过体育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进而形塑欧洲共同体意识,通过体育城市评选强化欧洲人的身份归属感和城市认同感。《欧洲体育之都/共同体/城市/城镇评选过程管理简章》[8]明确表明,ACES Europe 评选的这些荣誉称号是基于责任和道德原则,认为体育是社会聚集的因素之一,能够改善人们生活质量、保持身心健康,完成社区内不同社会阶层的融合。由于体育在欧共体形成中的重要价值与作用,ACES Europe 白皮书(第50 条)甚至一度得到欧盟委员会的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欧洲体育之都”评选活动的成功,ACES Europe 根据城市人口数量对原先的候选城市资格进行了扩充与完善,从2007 年开始相继增设了“欧洲体育之城”(常住人口在25 000 至499 999 人之间)、“欧洲体育小镇”(常住人口低于24 999 人)、“欧洲体育共同体”(最少3 个城市组成,且常住人口在25 000 至499 999 人之间)的评选,并且在2018 年开始组织实施“世界体育之都”评选,希冀以此为契机,向全球推介。显然,ACES Europe 意识到在相同规模和体量的城市之间进行体育城市评选才具备可比较性。无独有偶,Sport Business 也意识中小城市在全球大城市竞争时面临的资源劣势,从2016 年开始,将第五大城市类别——超小城市——引入评选,根据城市人口发放奖项,以更好地反映小城市愿望。只是由于缺乏合格城市,2018 年该类别评选活动被取消。2020 年,最佳小城市(人口在130 万以下)、中等城市(人口在130 万至300 万之间)、大城市(人口在300 万至800 万之间)和特大城市(人口在800 万以上)均有城市入选。

正是由于ACES Europe 在各种类型体育城市评选中所体现出的程序组织规范、指标建构合理、奖惩机制健全以及理念取向为民[9]等特点,欧洲体育城市评选得到欧盟及其他更多机构组织的认可与支持。例如,《欧盟体育白皮书》强调体育对所有欧盟公民的重要性,承认ACES Europe 开展的活动以及在欧洲议会举行的年度盛典中进行颁奖。欧盟委员会明确表示:“委员会将致力于提高欧洲在体育赛事中的知名度,支持欧洲体育之都的进一步发展[10]。”当前,ACES Europe 正将评选模式推向世界,评选活动得到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支持,其国际影响力势必得到进一步提升。

1.3 国家层面:全美最佳体育城市、德国运动城市、中国最具活力体育城市

美国著名体育网站Sporting News 以及全美主流媒体Sporting News 曾于1993 年至2010 年间(共评选出17 届,1996 年缺评1 次)开展“全美最佳体育城市”评选[11]。“全美最佳体育城市”的评选由基本资格、主要标准和次要标准三大部分组成,重点考察城市体育俱乐部、场馆和球迷表现,尤其侧重四大联赛和大学生联赛,各年度评选结果中,拥有NBA 球队的城市排名均相当靠前。围绕职业体育俱乐部和联赛而展开的“全美最佳体育城市”评选,符合当代美国体育和城市文化整体发展特征。毕竟,商业体育和职业联盟,是当代美国社会最典型的体育表征,也是美国体育独特的文化标签,在当代美国尤其是大都会城市中,是否拥有知名球队以及球队的胜负表现往往成为城市经济与文化实力的重要衡量标准。

与全美最佳体育城市评选注重职业俱乐部和联赛表现不同,“德国运动城市”评选则看重城市全民体育的开展。2008 年,德国汉堡世界经济研究所发布《德国运动城市研究报告:实证比较》[12],4 个评价指标依次为群众体育、职业体育运动、体育基础设施和重大体育赛事。2008 年该评选依据2006年人口数据产生德国前15 座城市。对每一项指标进行单独排名(赋予不同的权重系数),最后汇总成整体排名[12]。

从指标选择上看,德国体育城市遴选显然更为看重“群众体育运动”的指标权重,同时兼顾职业体育运动表现和城市体育基础设施,而“重大体育赛事”尤其是国际性赛事的权重赋值最小。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体育运动参与在德国社会以及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程度。报告中提及“一座城市对体育的亲和力的第一个重要指标是大众体育的重要性。通过将来自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大众体育具有不可或缺的社会综合功能”[12],就鲜明地呈现出这种评价倾向。重视体育参与度和广泛性,强调体育意识和习惯培养,反映出德国体育城市基于体育历史传统而成的内生路径。德国体育的均衡性特点以及德国人对待体育的态度,实质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德国体育城市的创建与发展理念,即并不过分追求在世界城市竞争中的“能见度”和“品牌力”,而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认知方式,将体育内化为市民的日常行为,由此形塑并强化基于城市的市民文化认同。

本土范围内的体育城市评选,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目前有“体育城市发展指数”和由人民体育与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联合发布,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提供支持的“中国最具体育活力城市”的评选(2015、2016、2017 连续3 年发布评选榜单,此后未见相关信息,原因不详)。该榜单依据体育赛事、城市场馆、全民健身、体育旅游(2016 年之后该指标改为体育活力)4 个关键指标,综合百余项指标量化而成。榜单涵盖全国334 个地级行政单位及4 个直辖市,分单项排名(城市体育赛事榜、城市体育场馆榜、全民健身榜、体育活力榜)和总体排名。各单项排名以大数据计算方式进行网络监测,如依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数据库,对338 个城市20 项相同关键词搜索,计算各城市体育旅游项目网络舆论热度总分得出的体育旅游单项排名。再如,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经过长期调查制定由报刊、网络新闻、论坛、博客、微博、微信六大类媒介形态组成的舆情热度指标体系,运用德尔菲法,邀请10 名舆情研究专家针对六大形态的权重赋分,通过统计处理,得出关键词在各渠道的权重比例,进而计算出某城市在大众体育项目上的网络热度总分。最后综合各分项的得分情况进行总体量化排名[13]。

国内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稳居榜单前列。虽然本文没有一一罗列上述城市的具体体育活动数量和质量,但是一线城市始终位列榜单前列的事实提示,中国最具体育活力城市往往都是经济社会发展位居前列的城市,这种规律和特点与前文提及的全球体育城市评价如出一辙。不难推断,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体育城市评价排名基本正相关。排名计算指标选择越多,测算方式越复杂,大城市综合效应就越明显,同时这也和国际赛事落户中国,承办城市网络检索热度高度相关。

2 对中外体育城市评价方式和指标选择异同点的讨论

2.1 评价主体和适用对象

上述三大类评价方案,其发布主体大都为第三方测评机构,学术研究建构的评价方式适用性有限。英国体育专业资讯机构Ark Sports 和市场营销与体育传媒公司Sport Business、体育情报机构Sportcal、ACES Europe、全美主流媒体Sporting News、德国汉堡世界经济研究所和中国人民体育与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皆为具有智库性质的第三方机构。这些机构通过发布具有年度延续性的测评榜单,提高行业影响力。如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官方认可(如欧盟对ACES Europe 的认可),则有可能进一步提高评选知名度,形成良性循环。反观单纯从学术研究角度建构的测评体系,研究者通过专家访谈、层次分析等方法提出多版本全球体育城市评价标准,并没有进行城市评价验证尤其是大样本、多城市的评价检验,缺乏与媒体机构的合力推动,仅停留在学理层面。而没有验证和修正,就没有评选结果和榜单,因此就很难发挥政策建议的成果应用导向功能,运用性不足,适用性有限,推广性不强,重复性研究多次出现。国内多个版本的体育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就是例证,并且后一版本的构建并没有指出前一版本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这种热衷指标建构的现象应该引起重视和反思。

2.2 测评指标和建构方式

评价面向的地域辐射范围越广,考量因素越多,指标体系愈复杂,进而呈现多级递增、层层推演之局面。虽然评选实施和榜单发布经过细致论证与多轮完善,并包括业界专家的意见咨询,尽可能做到客观公正,但是不可否认评价标准仍然呈现出大城市倾向性。从国家层面,到大洲范围,再到全球视野,大城市本身的强能级和高位阶,对赛事、人才及其他体育资源产生强大的虹吸效应,上榜概率高。而对于指标“偏科”的中小城市而言,进榜概率小之又小。虽然我们不能断言这些评价是为世界级大都市和具有重要体育影响力的城市量身定制的,但至少在指标权重和测算方式上可以看出,除去考虑不同人口范畴所导致的城市规模差异之外,全球视野下的体育城市评价基本将中小城市排除在外。与此关联的是,部分成果采用“反向推导”的方式进行要素筛选,即首先以全球若干公认的知名体育城市为参照标准,根据这些城市已有的体育资源情况归纳出其特征要素,再据此建立相关指标体系,以供本土城市对标学习。显然,通过“指标定义反推”——即从体育城市评价指标的反向推导来评价一个城市如何进行体育发展——不仅评价结果不能涵盖所有体育城市类型,而且抹杀城市发展的多元化与差异性。这种反向归纳得出的评价标准其实质依然由公认国际知名体育城市演绎而来,被定义和被评价的全球体育城市只能为大城市所独有。

2.3 评选导向和理念取向

尽管不同范围视角下的各类评选指标具有相似性,但仍呈现出一定的目标取向差异,国家层面评选尤其映射出城市体育发展的理念和态度。例如,全球体育城市评选,侧重赛事尤其是全球知名大型赛事对举办城市的综合影响和遗产效应。欧洲体育之都评选则脱胎于欧洲文化之都,更为看中文化在城市和区域发展中的整合力量,而体育作为城市现代性和文化的重要表征,在提升市民城市认同、彰显城市文化底蕴、弘扬城市体育文化价值观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正如欧盟和欧元所具有文化共同体的符号表征,欧洲体育之都和欧洲文化之都,较为看重“欧洲身份”的文化隐喻。质言之,欧洲体育之都评选意在让人们重新审视体育在城市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再如国家体育城市评选,则彰显出该国体育发展特色和城市体育发展理念。美国职业体育重视商业化运作,城市营销成为美国体育城市的重要推进力,因此全美最佳体育城市评选尤为看重职业俱乐部的数量和表现。德国体育全民性特点突出,德国运动城市评选则重视大众体育比重。

2.4 评选过程和实施程序

上文涉及的不同层面体育城市评选,从实施程序和评选过程看,可分为以全美最佳体育城市、德国运动城市和中国最具体育活力城市为代表的“单纯发布榜单型”,和以欧洲体育之都评选为代表的“复杂规范程序型”。

“单纯发布榜单型”,是指在体育城市评选过程中,具有智库性质的第三方咨询机构或者研究机构通过研制标准、收集数据、综合测算,最终以榜单形式将评选结果对外公开,供各方参考、对照。全美知名媒体Sporting News、德国汉堡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体育与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皆遵循这样的评价路径。“复杂规范程序型”,是指从评选规则的制定和发布、评审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到候选城市的确定、奖项颁发以及后续奖惩措施,构成一整套详尽、完整的闭环式运作流程。以欧洲体育之都评选为例,《欧洲体育之都评选过程管理简章》不仅明确了评选所采用的要素和指标,架构了评选总则、适用法律、评选委员会组成办法和要求、委员会成员责任与义务、候选城市、颁奖仪式等6 个专章,而且完善了候选城市考察、评估、表决、颁奖等环节。入选城市的主政者必须做出规范性承诺,撰写年度活动报告,与ACES Europe 签署正式协议,以获得相关奖励计划。该评选不仅对落选城市有解释性说明、激励性规定,还有惩戒性规定。评选活动从评估到提名,从获选到奖惩,皆有详细完整的实施流程,经过多年实施,已经常态化、机制化、规范化和系统化。而引起我们思考的是,国内体育城市评选,有没有可能实现这种全流程操作?

3 从评价到创建:反思体育城市建设的“非标准”答案

3.1 走出指标建构解读误区——创新土壤比创新本身更重要

由上文分析可见,体育城市评价是一个建立在一定国情和市情基础上的研究议题,不同的国家区域、评价机构和评选理念所采用的指标体系与测算方式不尽相同。体育城市有其自身的动力机制和发展路径,欧洲国家城市体育氛围浓郁,传统悠久,市民社会发达,体育融入城市生活,其体育城市遵循“演化内生型”路径;以四大联盟为代表的美国职业体育和商业体育,成为美国城市营销的媒介,其体育城市生成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前提,属于“政策推动型”;新兴地区和发展中国家体育产业相对落后,城市热衷举办国际赛事,希冀以此为媒介宣誓国家崛起并融入国际社会[14],属于赛事主导“主动创设型”。中国体育城市的创建与发展无疑更接近于后者,市政当局主导、行政强势推动、政策红利支撑的优点固然突出,但是城市市民底层动力不足、相关长效机制难以建立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既然如此,对体育城市研究和建构的重点理应放在体育城市生长的文化土壤和成因方面,放在体育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构成机制上,以及由此所孕育出的社会文化生态上。在体育城市培育和成长的过程中,探讨研究什么样的城市社会与经济结构、城市文化背景与历史底蕴、体育发展样态与普及程度最适宜转化生成为体育城市,或许更重要。

质言之,中国体育城市研究急需跳出指标体系建构的惯性思维和过度解读,转向城市体育背后,探究体育城市生成的环境土壤、内在成因、发展背景和动力机制。体育城市是“果”,“城市体育化”的发展手段才是“因”和“力”。城市体育的开展和城市本身的文明程度、文化经济生成环境、市民社会发育程度戚戚相关。民众对体育的理解和城市对体育的推动相辅相成。我们的确应该关注全球体育城市产生的外在性环境,但是更需要关注全球体育城市生成与发展的内在性因素。

因此,本文提出所谓的“体育城市发问”:中国城市体育场馆设施硬件条件已经不逊色于发达国家城市,甚至在某些方面强于西方城市,为什么中国没有全球意义上的“体育城市”? 中国的赛事资源如此丰富,为什么还认为自己并不是全球性的知名体育城市? 我们应思考体育城市生成的内因是什么? 什么样的体育发展样态和城市文明底色才能催生、孕育出体育城市?

3.2 回归城市建设终极价值——文化认同是体育城市的本质

刘易斯·芒福德曾强调城市乃“文化的容器”,是一种有教化作用的有机体,也应是体育城市应有之功能。有些城市虽然不是世界级大都市,但是凭借独具魅力的体育文化特色,在全球体育城市版图依然占据重要位置,并由此产生基于城市的文化认同和群体荣耀感。纵览上述体育城市评价和排名,各种可测可观的指标因子固然重要,但是缺少了文化的感召与吸引,体育城市则难以成为伟大的城市。换言之,虽然体育城市必备的要素和功能很多,但是能够形成并产生体育城市的“内生机制”——“城市体育文化自觉”作为首要因素,往往在研究和评价中被忽视。

体育城市建设究其实质,是通过体育创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城市,其终极价值理应回到城市发展的本体中予以考量。体育城市的文化要素和市民价值取向,体育城市的优秀传统和文化场域,体育城市的公平、公正以及由此对体育人才产生的创新性和吸引力……,这些恰恰是体育城市的真正价值和内在动力所在。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曾指出,“最终为经济提供方向的并不是价格体系,而是经济生存于其中的文化价值体系[15]。”文化认同是城市的底色,亦是体育城市建设的基底,更是体育产业人才和资源能够汇聚和汇集的根本动因。

因此,中国体育城市建设在优化体育产业布局、加强资金支持引领等措施基础上,能否在社会普及度高、群众参与度广的本土体育赛事以及城市联赛培育上做文章? 在谋求城市体育共同体概念形成中,体育俱乐部能否“反哺”城市和市民? 能否谋划并创新城市联赛的运营和管理机制? 能否通过项目、球队、企业等特殊文化符号,引导民众将对体育项目的热爱转嫁至城市的认同? 因为,市民对于俱乐部与体育赛事的认同并非仅仅源于观赛感知与体验参与,而是与其坚持不懈地参与城市公益事业密不可分。体育联赛与体育赛事可通过深植社区开展公益等措施,有意识地回馈市民并使其获得除观赛体验与参与感知之外的情感体验,从而使赛事、俱乐部同市民之间双向互动,进而形塑市民对城市的文化认同。“纽约洋基队或许不是城市生态的晴雨表,没有什么比欢呼和庆祝成功球队的胜利更能打破阶级、种族、性别、语言、社区等等壁垒,把关注的焦点从自我转向整个城市了[16]。”为身处不同阶层的居民提供平等参与体育的条件并进行社会互动,使城市社会中形成一种基于多层级体育赛事的人际网络链接,进而将其转化为体育团体认同、社区认同乃至于城市认同。

3.3 构建体育城市特色类型——城市体育文化资本的再生产

综合全面的评价指标虽然体系完备,但由于缺乏区分度,视角集中在大城市,被指标定义的“体育城市”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只关注大城市的共性,忽视了城市的多样性和多元化。而这种多样性和多元化恰恰是中小城市的最大魅力! 全球范围内众多特色鲜明的体育城市,大部分都无法直接框定在上述指标中,但是这些城市依然对全球城市体育版图构建和体育事务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也对全球体育组织和体育从业人员具有强大吸引力。规划界已经认识到,通过“指标”反推一个城市如何进行国际化发展,对于很多城市确有“削足适履”之嫌。同样,只有区分不同体育城市背后多姿多彩的成长道路,分析成就不同体育城市背后千变万化的推动力,才能让更多的城市找到适合自身的城市体育发展道路。

芒福德曾这样论述:“大约只有40 万居民的佛罗伦萨,但比之人口比它多10 倍的别的城市,起着更多的大都市的作用。[17]”为何芒氏如此断言? 原因就在于城市佛罗伦萨的建筑、文化、雕塑、产业甚至餐饮等都具有唯一性、独立性和不可复制性。其城市特色具有鲜明的资本意义和资本属性。体育城市的特色在哪里? 基尔的帆船运动,温布尔屯的网球,斯图加特、多特蒙德的足球,便是这些城市的体育特色。这种唯一性、独立性和不可复制性如果从“城市文化资本”角度看,就是体育城市发展中“城市体育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与再创造。网络社会给每座城市带来了空前机遇,城市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对本土体育城市建设而言,城市无论能级、大小和区位如何,都必须重新思考如何主动介入全球化背景下新文化产业分工以及提高介入全球城市经济文化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能力,所有这些都绝非简单的指标构建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强调城市的“文化资本”意义并非全然否定城市的经济功能与经济指向,在全球化城市竞争日益加剧的当下尤为如此,文化与经济犹如城市的“一体两翼”,在体育和城市融合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全球城市理论提出者萨斯基亚·萨森早就提醒过,“每个地方深厚的经济历史才是让城市在一个领域中与众不同、独领风骚甚至绝对领先的根基。正是那些独特的历史和高度专业化的知识领域,在今天赋予它们(城市)更多的力量。[18]”因此,注重城市体育特色类型的培育和发展,打造城市体育发展的不可替代性,在类型学的基础上进行体育城市的精准划分和规划目标定位,并在城市定位的基础上,进行国际体育城市特色类型的对标和研究,对本土体育城市建设而言,或许更具针对性和实践性。

正因如此,大多数中国城市,与其苛求大而全的标准答案,热衷“全球体育城市”“世界知名体育城市”建设,不如转向关注小而美、特而精的成功案例和更为细致、更为精准的类型定位,如“篮球城市”“足球城市”“冰雪城市”等。在梳理基于自身自然历史文化底蕴的基础上,绕开大都市体育发展的“指标霸权”,利用好潜在的逆袭机会,探求差异化定位,实现赶超式发展。如果每个城市都能在全球体育特色城市的版图上找准自身的类型和定位,做好项目全产业链的谋划,培育体育城市的内生机制和内在动力,那么体育才能真正成为城市发展的“文化动力因”和“文化软实力”。

4 结语

从智库和报告角度看,各种体育城市评选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但需要清醒认识到,任何排名和遴选都有评价局限性和范围适用性,关键在于明晰排名的测算方法和适用范围。本土城市由于特殊的资源与区位竞争,“位序情结”较重,将城市排名与重要位序直接挂钩,并将之直接运用在城市发展和体育规划中,实则并不可取。同时,新时期的体育城市养成,要跳出“言必谈评价”和“综合评价”的惯性思维,转向体育城市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动力因的解构与建构上,认识到不同等级和位次的城市在历史文化传统和文脉底蕴方面具有的特色竞争力与核心竞争力,重视城市体育发展中的特色文化类型,寻找体育城市的“非标准”答案,认识到大、中、小城市间的职能差异与协同关系,强化城市体育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与再建构,从而在区域、国家乃至全球体育城市网络体系中实现差异化定位和赶超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