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体育“一报一刊”的媒介话语流变与价值建构

贺 婧

创刊于1950 年的《新体育》与1958 年的《体育报》(以下称“新中国体育‘一报一刊'”)是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体育报刊,是国家体育总局(原国家体委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机关报刊。但对于两份刊物的相关研究迄今多限于具体报道内容中的人物形象[1]、大型赛事[2]、群众体育[3]、学校体育[4]、体育产业[5]等,缺乏对两份刊物整体发展的历史分析和对比研究。本研究以新中国体育“一报一刊”为研究对象,梳理其自创刊起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下的话语特征及媒介功能,从中管窥我国体育发展的变迁历程及体育传播的发展趋势。

1 《新体育》的诞生及媒介话语流变

1949 年10 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体总筹备会议。时任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做了《新民主主义的国民体育》的报告,其中提到:“为了‘提倡国民体育',……还应当……创办杂志或利用广播、报纸,扩大体育教育和宣传,以指导各地的体育活动;”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6]。以此为指导,1950 年1 月,第二次常务委员会决定要编辑出版一本体育杂志;2 月,第三次常务委员会确定出版《新体育》月刊;4 月,军管会批准了《新体育》的出版发行并颁发了临时登记证[7]。据《新体育》首任常务编委郝克强回忆:当创刊《新体育》的想法提交到毛主席那里后,他非常欣喜地提起毛笔写了三个“新体育”,并在自己最满意的一组字下面画上圈圈,这三个字由此成为《新体育》的封面题字[8],沿用至今。

为了办好《新体育》,曾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当时在中央团委工作的郝克强被任命为《新体育》第一任常务编委[9],又陆续请来周祖羲、刘丹夫、郑荣庭、黄作晖、阎海等人共同组成了《新体育》编委班子[8]。一穷二白的新中国,不仅体育事业基础薄弱、而且办刊经验匮乏、人手不足、办公条件简陋,《新体育》创刊号中的十几篇文章花费了大半年时间才与读者见面。但1950 年底,《新体育》的发行量便已接近两万册,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廖承志知道后表示:“过去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号称10 万,实际不到。你们体育刊物刚办就两万,有干头,好好干!”[10]1952 年6 月,全国体总成立后将《新体育》作为机关刊物继续出版。新中国由此拥有了自己的综合性体育专业期刊,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新中国体育新闻传播开始步入“专业化”征程。在伴随着新中国体育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新体育》也在不同发展阶段逐步形成了不同的话语特点,分述如下:

1.1 以“体质”与“破纪录”话语建构“新体育”(1950—1978)

1952 年,毛主席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2 个大字,由此奠定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基本任务。这一任务一定程度上直指旧中国被辱为“东亚病夫”的孱弱国民体质,特别是面对新中国成立后急需大批体质健壮、充满活力的生产者与保卫者的局面,《新体育》凸显体育具有“强身强种”功效的体质话语应运而生。一方面,《新体育》对相继出台的第一套广播体操、劳动前后操和工间操、劳卫制预备级等群众性体育运动的相关政策进行权威且有深度的解读,特别阐释了体育运动能够通过增强体质来提高厂矿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劳动生产率与出勤率。另一方面,《新体育》重点聚焦厂矿、基层、农村、军队等地体育活动的实际开展情况。其中对郑锡坤[11]、王崇伦[12]等运动健将兼生产模范,刘子林[13]、郭忠田[14]、张积慧[15]等解放军与志愿军战斗英雄,高唐、龙潭、徐水等地农村体育发展经验等进行的重点报道,都是体育运动能够有效提高生产力与战斗力的有力佐证。通过梳理,《新体育》在此阶段中涉及“体质话语”的报道超300 篇。这一时期的体质话语致力于为国民的健康、生产与国防服务。

1958 年,中国奥委会为了捍卫领土与主权完整正式宣布与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此后一段时期内,新中国基本上“游离”在国际体坛之外,只有中国乒乓球队单枪匹马地活跃在世乒赛的舞台上。打破世界纪录由此成为新中国体育“对标”国际体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方式。举重运动员陈镜开、游泳运动员戚烈云、跳高运动员郑凤荣、中国登山队队员以及其他一些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都成为报道重点。其中,刊发于《新体育》1956 年第12 期中的《打破世界纪录》是对陈镜开首破世界纪录的首篇报道;1957 年第10 期和第23 期中刊发了对戚烈云和郑凤荣的报道,并将郑凤荣的个人照片作为《新体育》第24 期封面报道。“破纪录”话语在表面上打破的是各种国际体坛的纪录,但本质上传达的是要打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偏见。以陈镜开首破世界纪录为标志,在1956—1966 年间,《新体育》对于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和世界冠军的报道共有45 篇。

这一时期的《新体育》在报道话语上较为突出地表现为体质话语和“破纪录”话语,以服务当时新中国体育事业和国家发展的阶段性目标。报道话语具有较鲜明的泛政治化特点:如《新体育》有关劳卫制是否应继续推行的论争,“扬苏抑美”报道中对资本主义国家体育的猛烈批判,对运动员、教练员等“又红又专”单一形象的刻画等。1966 年10 月,受“文革”影响,发行量达到每期10 万册以上的《新体育》被迫停刊。虽于1972 年成为“文革”中首批复刊的刊物,但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新体育》呈现出明显的阶级斗争话语;有20 余篇社论、评论员文章和期刊首篇文章是对“文革”路线的鼓吹。

1.2 凸显“冠军”“体育明星”和“职业体育”话语建构精英体育(1978—2011)

1978 年,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媒体开始逐步摆脱束缚、驶入专业化发展轨道。从1978 年始,《新体育》的政治性开始明显减弱,栏目设置变得丰富多元。而随着我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权利,奥运会、世界杯、世锦赛等成为《新体育》关注的重点,在这些赛事中有着优异表现的中国体育人成为着重报道对象。1981 年12 月“中国女排荣获世界冠军”特辑叫好又叫座,经过加印创下了《新体育》120 万册销量的最高点[16]。与上一时期不同,这一时期运动员的个性特征与社交形象愈加清晰[17],成为有血有肉的人、而非仅仅是一个政治符号。一方面,《新体育》将这些在国际赛场上为国争光的世界冠军、奥运冠军直接作为每期的封面报道,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另一方面,《新体育》还开辟诸多专栏对其进行专门、深入介绍。其中,“明星生活”“名将的路”“明星七彩光”“明星之家”“明星相册”“宿将追踪”“录音室”“七彩光”“本期星座”“偶像出场”等颇具特色的栏目,既关注运动员和教练员们在赛场上和训练中的所思所想,更反映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兴趣爱好与真实状态,有一些还成为独家名篇。经笔者梳理发现,这一阶段《新体育》在30 余年间,对于体育冠军和明星的报道逾1 000 篇,涉及的人物既有运动员,也有教练员;既有国内的体育明星,也有国外的体育偶像;既有现役运动员、也有退役运动员。

1994 年,《新体育》正式改版,原综合体育部被撤销,社会体育报道规模被压缩,编辑部确立了以竞技体育报道为主的方针[18]。随着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大幕的拉开,国内足球、篮球职业联赛如火如荼,国外职业体育赛事精彩纷呈,面对激烈竞争的《新体育》也必须适应当时市场化细分的局面。因此,《新体育》开始将国内外的职业体育作为自身的报道重点,其中既有对国外职业体育发展经验的学习与借鉴,也有对我国职业体育健康成长和发展的讨论与思考。具有代表性的栏目包括“绿茵大沙龙”“足球村”“〇号侃台”“NBA 之窗”等。这种职业体育话语在《新体育》中主要集中在1995—2002年,总量达300 篇以上。

这种突出的“明星”话语和职业体育话语,服务于国家“竞技体育适度超前”的战略指导思想、“奥运战略”的发展方针和不断深化的体育改革。《新体育》进行了两次较大的改版,1994 年增扩版面并对一些栏目进行了调整,2003 年由小开本黑白印刷变成了大开本全彩印。《新体育》的政治化特点式微、截至目前的最后一篇署名“本刊评论员”的文章出现在2000 年第2 期,报道的专业化和娱乐化趋势逐渐增强。

1.3 “健康”话语和“中国梦”话语建构全民体育(2011 年至今)

2011 年底,新体育(北京)传媒有限公司成立,《新体育》这份新中国最年长的体育专业期刊踏上了市场化道路。在延续了上一阶段的专业化、娱乐化趋势,重点报道国内外重大赛事、职业比赛和体育明星的同时,普通人的体育故事也开始得到呈现。

随着2014 年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出台,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体育》加大了对全民健身赛事和科学健身、运动装备、运动处方等方面内容的关注力度。例如,“时尚体育”专栏中既有对于国内成都马拉松、厦门马拉松等颇具影响力的全民健身赛事的详细报道,也有对波士顿、纽约、柏林等地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世界著名马拉松赛事的介绍;“陈博士”是为著名运动体能康复专家陈方灿专门开辟的板块,其中对运动损伤的讲解、对运动处方的介绍等专业知识对于普通读者非常实用;“国外体育”专栏是对相关国家特色体育项目的引介。同时,《新体育》还聚焦普通人的健身故事,如对跑完马拉松六大满贯赛事的六旬跑者李战哲的介绍、对拿到黑龙江省中小学速滑比赛冠军的小学五年级学生王彧夫祖孙三代冰雪传承故事的讲述等,旨在大力普及与推崇体育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2011—2020 年间,《新体育》中以上述报道为代表的“健康”话语在450 篇以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每个人的梦想、体育强国梦都与中国梦紧密相连。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体育强国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实现体育强国梦的过程就是实现中国梦的过程[19]。《新体育》这一时期报道中的梦想话语并不鲜见,从讲述短跑运动员苏炳添、铅球运动员巩立姣、花滑组合隋文静与韩聪等为梦想努力、坚持并最终实现梦想,到介绍年过七旬的“足球奶奶”刘鸿闻在伦敦目睹自己喜爱的球队阿森纳终结无冠历史、CBA“擦地哥”孟飞梦想到NBA 从事场地清洁工作。无论何种状态,拥有梦想并为之坚持不懈的过程就是有意义的,这也正是“完全人格,首在体育”精髓与要义的体现。这些报道可能在数量上并不占较大优势,但其能够带来的振奋精神与鼓舞力量是不容忽视的。

2012 年,《新体育》内容文量在经历了多年的不断扩充之后,增加到了112 页。走上市场化道路的《新体育》,栏目设置更为灵活、报道内容更具深度与广度,既有对国际体坛动态的紧密追踪、也有对社会体育发展的理性思考、更传承了自身在体育人物方面的报道特点和优势。

2 《中国体育报》(原《体育报》)的创办及媒介话语流变

新中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使《新体育》这份单独的体育刊物难以满足体育爱好者与体育工作者不断增长的兴趣需求。1954 年人民体育出版社成立之后,国家体委将编审司改为宣传司并在1955年成立了由毕世明、陈润荣和郑荣庭3 人组成的《体育报》筹备小组,将苏联《体育报》作为学习样本。1956 年又调来五六十人共同组建了《体育报》的机构架子,包括总编室、竞赛报道组、群众体育组、科学技术组、国际报道组、摄影报道组等。1956年7 月26 日—12 月3 日,《体育报》以当时备战墨尔本奥运会全国选拔赛为报道重点,进行了16 期试刊,并得到许多意见与建议。因纸张供应短缺等原因,中宣部提出短时间内不宜出版《体育报》,相关的机构设置与人员也未保留;但历时一年的筹备和半年的试刊还是为《体育报》之后的正式出版积累了宝贵经验、培养了专业人才[20]。

1958 年在全面推进新中国体育事业尤其是加大发展高水平竞技运动的背景下,国家体委向中宣部递交正式创办《体育报》的请示,未得到回复。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为此当面请示周恩来总理,并在其建议下直接向中央呈送了创办《体育报》的请示,报告于6 月下旬得到了批准。1958 年9 月1 日,《体育报》正式创办,这是新中国第一份全国性的体育专业报纸,自此新中国体育“一报一刊”的格局开始形成。《体育报》的创刊号共8 版,形式生动活泼,套红使用了毛主席题写“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1964 年7 月1 日,《体育报》在创刊六周年之际由周双刊改为周三刊,1988 年7 月更名为《中国体育报》[21]。

2.1 以鲜明的政治话语建构政治认同(1958—1978)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毛泽东于1957 年提出“政治家办报”理念,报刊在政治宣传、思想教育和舆论引导等方面的价值进一步凸显[22]。《体育报》作为机关报,在创刊后即努力平衡政治任务与业务。这种政治话语首先体现在通过体育成就来赞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对我国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特别是打破世界纪录的相关报道中,最主要的原因基本被归因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以此鲜明地来增强受众对于国家社会制度的认同。其次体现在对于资产阶级制度及其缺陷的批判上。特别是在进入20 世纪60 年代之后,将体育运动和日常的训练比赛与“兴无灭资”“反对骄娇二气”等紧密相连,在学习解放军郭兴福教学法的过程中大力倡导“不怕苦不怕累不怕伤”,将“苦”“累”“伤”与骄娇二气视作资产阶级作风的表现。最后将增强个人魅力合法性作为重要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民众的政治认同与领袖的个人魅力密不可分[23]。1965 年,《体育报》在对徐寅生《关于如何打乒乓球》讲话以及毛主席畅游十三陵水库和长江的报道中着重强调了毛泽东思想和辩证唯物论对体育领域和各行各业的指导意义。

“机关报”的身份与时代背景使《体育报》在对体育事件和人物的报道中注重深挖政治意义与思想内涵,以体育的力量服务正确意识形态的建立。1966 年10 月,受“文革”影响,平均每期发行量达到105 000 份的《体育报》被迫停刊[24]。虽于1974 年正式复刊,但在特殊背景下复刊后的《体育报》亦是阶级斗争话语与片面“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话语占据主体,头版的社论或评论员文章中有数10 篇与此相关。

2.2 以“体育精神”话语激励振兴中华(1978—2001)

1979 年,跳水新星陈肖霞在第十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中战胜了当时的世界冠军、前苏联名将卡列尼娜,为新中国夺得了此赛事中的首金。《体育报》在1979 年9 月10 日头版刊发了时任竞赛部副主任朱中良撰写的短评《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为中国体育吹响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号角。1979—1987 年,《体育报》结合对第四届全运会、新德里亚运会和洛杉矶奥运会等重大赛事以及《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等重要文件的报道,共刊发相关社论或评论员文章35 篇,见证并推动了新中国体育“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全过程。

在“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过程中,1981 年男排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排在两局落后的情况下奋起直追、连扳三局战胜对方。北大学生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成为时代强音,《体育报》以报道《一个口号的诞生》成为全国首家披露口号呼喊者情况的媒体[25]。1981—1996 年间,在对中国女排、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洛杉矶奥运会、亚特兰大奥运会等进行报道的过程中,《体育报》(《中国体育报》)先后通过36 篇社论与评论员文章使“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日益深入人心。中国体育健儿在“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过程中表现出的宝贵体育精神由此形成“体育精神”话语。1981 年鲁光的报告文学《中国姑娘》成为经典,被《体育报》刊发4 篇社论进行阐释的“女排精神”就此响彻神州大地。1981—1984 年,《体育报》对每年举行的全国“十佳”运动员评选活动共刊发4 篇社论,阐释中国运动员的“最佳”精神。1994 年,我国速滑运动员叶乔波在利勒哈默尔冬奥会上带伤为祖国拼得了1 枚宝贵铜牌,《中国体育报》三赞“叶乔波精神”,使这位“挂着冰刀出征,坐着轮椅回国”的体坛尖兵家喻户晓。1996 年,面对中国奥运军团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中的优异成绩和良好精神面貌,《中国体育报》以6 篇评论员文章首次、明确、完整提出并阐述了“中华体育精神”[18]。1999 年,中国女足在世界杯决赛中点球惜败东道主美国,《中国体育报》四赞“女足精神”,使“铿锵玫瑰”永不凋零。

受时代和大环境影响,《中国体育报》进行了一些娱乐化和专业化的尝试。包括1981 年推出“娱乐”专刊,1983 年于每周六出刊“周末版”,1988 年更名后于周日推出套红星期刊;1993—1999 年间,《中国体育报》进行了5 次较大改版,将足球和篮球作为报道重点;《中国体育报》还是国内首家开辟“体育市场”专版的报纸。

2.3 “人文”话语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重要论述”话语彰显文化自信(2001 年至今)

2001 年北京申奥成功,“人文奥运”理念逐步得到重视与践行。2008 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使我国正式开启由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的新征程。《中国体育报》开始将人文话语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重要论述”话语作为重点。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阐释自己的金牌观:“成绩不仅仅在于能够拿到或拿到多少块奖牌,更在于体现奥林匹克精神,自强不息,战胜自我,超越自我。”[26]这一论断具有重要引领意义。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国人形成了一种较狭隘的金牌观。在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的进程中,狭隘的“金牌”观应得到纠正,体育运动中那些未能获得金牌的运动员及其顽强拼搏的奋斗历程同样值得肯定。这种体现“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以人的发展作为终极目标的体育人文价值理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与传播。《中国体育报》在成功申办北京奥运会之后的5 届奥运会(雅典奥运会、北京奥运会、伦敦奥运会、里约奥运会和东京奥运会)的报道中,其对非金运动员的关注、即人文奥运话语,呈稳定上升的态势,在一定程度彰显出了中国体育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重要论述”话语是指《中国体育报》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刊发的一系列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体育工作发表重要论述,《中国体育报》不仅在头版头条位置进行详细报道,还先后在党的十八大至党的二十大期间刊发了9 篇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对其进行阐释。9 篇报道主要从人民的体育为人民、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筹办国际重大体育赛事、推进体育改革等方面全面而具体地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体育思想,为新时代的体育事业发展提供了引领与导向。

2017 年9 月—2011 年以来的10 年间,《中国体育报》充分展示、强调体育作为一种社会互动方式和文化价值载体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彰显了对体育功能的全面认知和中国体育的文化自信。在体育强国梦与中国梦辩证统一的大背景下[20],《中国体育报》对于新时代体育事业的理性观察与多元呈现有助于以体育来汇聚国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奋斗力量。

3 “一报一刊”媒介话语的价值建构与文化反思

费尔克拉夫指出,话语变迁与社会变化、文化变化之间的关系虽然并非显而易见,却是紧密相连、交互缠斗的[27]。新中国体育“一报一刊”见证并推动了新中国从“东亚病夫”到体育大国继而迈向体育强国这一斑斓壮阔的奋斗历程。两份刊物生动、深入地展现了我国体育健儿奋勇争先的拼搏形象,鼓舞了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体育的高涨热情,介绍了我国各项体育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是讲述中国体育故事当仁不让的主力军。

3.1 新中国体育发展变迁的体现

新中国体育“一报一刊”与新中国的国家社会发展相生相伴。初生的新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两份刊物通过对体育发展重大成就的报道使处于低谷的国人重振信心与士气,克服自然灾害与国外封锁、自力更生地建设自己的国家。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两份刊物又将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为国争光、顽强拼搏、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英雄形象展现在国人面前,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与奋斗激情,建构起读者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进入新时代之后,国家日益强盛、繁荣,两份刊物成为体育领域中展示国家经济成就和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窗口,也是几代中国体育人共同奋斗与智慧的见证。这些都有助于激活国人共享的文化身份,在历史的延展中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3.2 体育传媒发展趋势的影响

新中国体育“一报一刊”与新中国体育新闻传播的发展共同成长、相互影响。新中国体育新闻的传播叙事模式经历了宣传模式、专业模式、娱乐模式和人文模式的嬗变与共存[28]。对《新体育》来说,从最初以政治化宣传模式为主,逐步发展、过渡到专业化、娱乐化占主导,直至现阶段专业化、娱乐化、人文化并驾齐驱。《中国体育报》囿于国家体育总局机关报的体制内身份,将政治化为主导的宣传模式贯穿至今,同时逐步使专业化和人文化成为自身不可忽视的重要特点。新中国体育“一报一刊”在新中国体育报道的发展历程中相互配合、相辅相成,成为展现新中国体育新闻传播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

4 结语

新中国体育“一报一刊”是新中国体育发展历程的记录者、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两份刊物通过自身的报道及其中的话语从体育的视角反映社会变迁和时代精神,为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新时代,两份刊物应继续在体育文化发展领域深耕细作、奉献优秀作品,创新报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