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鱼共生”系统变迁逻辑：工具—价值理性框架下的解析

郭宸岐

摘要：在现代化进程中，几乎所有社会行为都是理性决策的结果。面对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乡村战略总目标，农业生产方式不断经历着多重理性的博弈与选择。文章以浙南龙现村为例，通过梳理“稻鱼共生”系统的发展历程，并基于马克斯·韦伯的二重理性框架分析其所蕴含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变化趋势，从而透视我国“稻鱼共生”农业生产系统的变迁逻辑。研究发现，“稻鱼共生”系统经历了从工具理性开端，到双重理性结合，再到工具理性加剧，最后再到价值理性复归的变化过程，两种理性在不同阶段占据支配地位。总体而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稻鱼共生”系统变迁过程中相互裹挟，呈现出既相互制约又互为发展的动态关系。这对梳理我国“稻鱼共生”系统的发展脉络，促进其后续发展具有一定研究价值和参考意义。

关键词：理性主义 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 稻鱼共生系统 变迁逻辑

一、引言

脱贫攻坚在取得全面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业农村向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乡村振兴不只是体现在农业产量增加、农民经济收入提高等方面，还要实现生态环境的永续发展，要让子孙后代能看得见青山绿水，要让更多人能记得住乡愁。“稻鱼共生”系统是一种实现生态循环的农业生产系统和方式，该系统是指人类利用浅水环境将水稻和鱼类种养在同一生产空间中，不断完善自然生态协调机制，促进整个系统功能的不断丰富。“稻鱼共生”的农业生产方式广泛分布于我国浙江、四川、贵州等地区。其中，浙南地区青田县的“稻鱼共生”系统始创于1300年之前。清光绪《青田县志》中曾有相关记载，描述当时人们在稻田与圩池中养鱼的场景。千百年来，该地先民秉持种植水稻与养殖田鱼共同经营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衍生出了一系列独特的民俗、传说和饮食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生态农业模式，浙江省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得到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的认可，在2005年将其认定为世界农业文化遗产。

现阶段我国对“稻鱼共生”系统有关的研究大多聚焦于生态环境以及现代技术的应用，而相对缺乏对该系统发展历程的纵向梳理和变迁逻辑分析。国内较早关于“稻鱼共生”系统的研究成果可追溯至孙新华等人关于稻田养鱼模式的研究，将农田耕作制度改革和稻田养鱼事业发展结合起来，并提出模式化稻田养鱼新技术，以此提高经济效益。近年来，国内学者从保护手段、传承路径和扩大效益等路径开展“稻鱼共生”系统研究。其中，保护手段主要围绕通过“稻鱼共生”系统管理机制、财政支持和科技支撑等方面展开讨论。传承路径主要从四个方面入手：活态保存乡村文化空间、重构新型乡村文化网络、再建乡村文化认同感、培育乡村文化人才，以此把优秀价值观念有机融合于乡村社区生产生活之中。扩大效益方面，田鱼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华侨文化、石雕文化、瓯越文化等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融合到一起，促进了文化形态的丰富。国内学者通过对“稻鱼共生”系统的研究，为其进一步发展提出合理建议，但很少有学者在研究中分析该系统的发展过程和未来发展方向。任何一种农业生产方式都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既是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反映，也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同时也是对优良农业生产技术、观念和思想的传承。因此，本文将基于“稻鱼共生”系统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迁历程，尝试以“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二重理性视角对浙南地区“稻鱼共生”系统变迁背后的逻辑进行阐释。

二、分析框架：二重理性及其关系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作为“理性人”，农业生产方式的选择对农民来说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过程，是关于经济收益、生态环境、传统文化等多重理性因素的博弈。马克斯·韦伯指出，社会行为取决于多个要素，包括理性目的、理性价值、传统、情绪等。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让目的与价值合乎理性，而传统和情绪的行动类型则是非理性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二重理性理论源于韦伯的“理性主义”思想，主张“理性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人的行为理性是其行为手段与目的之间合乎逻辑的联系，具体可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理性取向”。其中，工具理性就是结合外部事物的真实情况，对他人行为产生的期待，将这种期待当成重要的手段或条件，以拥有合乎理性的成果为目的进行深入分析、全面考虑，是以有效途径、策略方式、技术手段来达到最高效率或效用的一种理念。价值理性是有意识地对某种特定举止的固有价值的信仰，包含所有美的、符合伦理的内容。

（二）二重理性的关系

由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独有的特征，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两者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以及矛盾。工具理性强调对行为手段和目的的考量，价值理性则重视行为本身的价值，二者尽管形成矛盾，却互为支撑，通过彼此协调达到統一的目的。工具理性通过价值理性明确了发展目标，获得了价值引导，能让人们在价值与情感两方面的需求得到满足，价值理性通过工具理性则拥有了良好的现实条件，实现了不断深化与发展。工具理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常常造成与追求理想的价值理性对立。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既对立又统一，二者的和谐发展不仅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也是人类理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在运行的过程中，两者需要协调统一、功能互补才能实现社会良性运转。

在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下，农业生产效率与观念承受着理性思维的洗礼，各类农业生产方式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就“稻鱼共生”系统而言，这既是当地农户获取经济收益的工具和手段，也是优秀传统农业文化和乡愁思绪的载体，其变迁过程蕴含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此消彼长。

三、两种理性框架下“稻鱼共生”系统的变迁历程

（一）传统社会时期：人口迁徙背景下工具理性的开端

浙南地区居民稻田养鱼的习惯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的吴国、越国。吴越先民以种植水稻及渔猎为生，而龙现村目前的居民便是其后代。在《史记》中，司马迁对吴越之地的发展情况进行描述，指出这一带地广人稀，稻作技术与饮食文化并不发达。该时期，吴越先民的稻作技术较为粗放，以米饭为主食，以烹饪捕捞的鱼类佐食。几百年后，为躲避战乱，部分吴越人逃到浙、皖的深山之中，故被称为山越。龙现村所在的青田县，便是山越的活动区域。山越人由于远离江河湖泊，无法维持原先种稻、渔猎的生产模式，但当地降雨充沛、自然环境优异，为后续创立“稻鱼共生”系统提供了良好条件。当地居民先是在山地种植水稻，并利用山间溪水及独特地形，逐渐演变出适合南方山区地形的水稻生产系统。同时，为获得蛋白质并继承其祖先以米饭为主食、以鱼类佐食的习惯，他们又将捕捞到的少量鱼类放到稻田里繁殖，经过反复驯化与培育，终于培养出适合稻田养殖的鱼种，“稻鱼共生”系统就此诞生。

正如布迪厄所言，习性是一种有结构的结构能力，能激发某种行为，是易于转换的、持久的行为倾向，具有特定的结构，要让结构化的结构充分体现出价值。正是通过习性-场域之间的相互耦合关系，当地先民才能创造“合情合理”的农业生产方式。从“稻鱼共生”系统的起源可以明显辨析出推动该系统创立动机中的工具理性导向。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工具理性的最大特征，当地先民的目的不仅要在耕地贫瘠的山地种植可以维持基本生存的水稻，还要获得蛋白质来源，对于食物的需求使得该时期农业生产的工具理性被置于比价值理性更为优先的位置。

（二）计划经济时期：“以粮为纲”背景下两种理性的短暂并存

为集中全国农业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为工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8年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明确指出，要促进小型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对其进行合并，使之成为大社。这种经济管理体制使得社会与国家高度融合。经济体制的改变，使国家介入龙现村“稻鱼共生”系统的生产，重构龙现村的农业生产秩序。龙现村居民都被纳入到当地公社的组织网络中，将家庭劳动所得转变为国家所有，用于支持工业发展。在计划经济时期，上述做法是合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从工具理性方面看，彼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处于核心地位，全国各地的农业生产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本和各类资源。由于较低的农业税难以满足工业生产的需求，通过公社化将农民家庭生产集中到集体中生产，使国家可以掌握大量粮食以供发展工业所用。当时，公有制生产使龙现村大多数农村家庭的主要粮食来源成为番薯，大部分稻米则上交国家。工具理性是农业生产支持工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但是国家的平均主义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带来的结果就是制约了粮食生产的规范化发展，陷入恶性循环之中。从价值理性来看，农民希望通过个人利益的奉献，消除国家贫困，实现工业化，建设共同劳动、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这种体制既体现以农业大生产为取向的工具理性，又体现了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和国家利益为取向的价值理性。

（三）改革开放时期：劳动力迁徙背景下工具理性的加剧

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序幕。改革开放后的劳动力转移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直接促进了当地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大和农民收入增加。一方面，伴随着社会转型，“稻鱼共生”系统也发生了全新的变化：家庭耕地面积扩大，土地开始流转，外出务工的农民不仅在外有更高的报酬，还享有村内的土地流转收益；“稻鱼共生”系统开始施用农药、尿素等来提高产量，粮食产量的提高使得农户有多余的稻米、玉米喂养田鱼，提高了田鱼的产量，农民养殖的积极性更为高涨。另一方面，社会环境的改变对传统农业生产习惯有着较大影响。这一时期，农民开始将农业生产的重心从稻米转移到田鱼上来。养殖田鱼不仅可以提高经济收入，而且田鱼干还是重要的交际工具。从华侨出国经历来看，田鱼干是华侨在国外经营餐饮业与日常交际的必备产品。在这一时期，农民出远门必定随身携带田鱼干，各种田鱼制品在当地民众以及老华侨心目中就是家乡的寄托。通过这一时期土地流转、精细喂养、水稻升级等各方面的发展，“稻鱼共生”系统的规模得到扩大，农户的收入有了极大提高，也为如今“稻鱼共生”自然保护区域的划分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后，农民创造性与积极性空前高涨使得追求经济效率的工具理性成為农业生产的第一要义，国家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鼓励发挥个人积极性。工具理性对“稻鱼共生”系统的优先影响使现代技术开始进入传统农业生产领域，田鱼以及稻米的产量得到极大提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相关农业政策的实施以及现代技术的应用，更倾向于将“稻鱼共生”系统愈加“工具化”，使农民能够以自身能力获得经济效益。对待“稻鱼共生”系统的工具理性倾向，使得当地的农民以及在外的青年劳动力生活品质得到提高，但缺乏对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的“稻鱼共生”系统的相应文化认知，只是单纯将其当作经济收益来源。

（四）农业文化遗产认定以来：价值理性回归与工具理性的遗留

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独特农业生产系统，是人类在长期与环境抗争并利用环境过程中形成的，其本质是千百年来当地农民赖以生存的有效手段。本文所提到的认同感就是指人们对长期以来实施的行为规范、养成的行为习惯、建立的价值观等表示认同，是乡村治理的内生力量。在认同感“消失”时期，龙现村体现出“空心村”的特征，数量较多的青壮年到城市或国外谋求发展，长期不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管理，村庄里留下的基本是年迈的老人；在外劳动力极少回村，村民对村庄依赖程度不强，村庄认同感及村庄自理能力大大降低。但是，自当地“稻鱼共生”系统认定为农业文化遗产以来，龙现村频频出现在国内外视野中，大量在外劳动力以及华侨因此选择回村养老或者创业。龙现村的村庄认同感源自于农户“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活理念，即由与其长期协同发展的“稻鱼共生”系统而产生的相关田鱼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化共识，进而催生出与当地相适应的村庄认同感。近年来，在全球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活动的推动下，当地农民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稻鱼共生”文化，并恢复对龙现村的认同感。

村庄认同感作为一种特殊的情感，是人们对村庄文化的认可与依赖，是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重要价值取向。传统农耕文化是当地居民的共同记忆，通过构建农村记忆载体，即“稻鱼共生”系统相关宣传、田鱼干制作、田鱼灯演出等，可以激起人们强烈的村庄认同感。由于20世纪工具理性的加剧以及耕地面积的稀少，当地农民不得不外出务工。面对“稻鱼共生”系统的保护与传承，人们认为自己作为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一员，应该在有生之年回到家乡，坚守当地乡土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稻鱼共生”系统的核心和奥义，这种古老的整体观与循环论能充分体现出绿色文化的精髓，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表现形式，也是循环与协调理念的集中体现，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为区域与整个国家实现绿色发展带来参考。为了更好地将这一人类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在外有所成就的华侨以及农户选择重新恢复日常劳作。这种“落叶归根”的乡土意识促使当地农民不再过分追求“稻鱼共生”系统的经济效益，使该农业生产体系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回归。

但是，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引入仍使得“稻鱼共生”系统中存留有较强的工具理性的作用。由于龙现村位于偏远山区，接触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机会较少，再加上本地老龄化严重，农民缺少相关现代农业知识，导致当地的“稻鱼共生”系统保留了较多的传统成分。近些年来，在市场经济转型中，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循环价值及相关习俗文化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现代农业技术的快速发展，致使许多传统的生产行为与习惯被摒弃。农民不再受限于传统农业生产，为了能达到增加收入的目的对传统劳作模式进行变革，这在时代发展大潮中无疑是理性选择。在传统社会发展过程中，农业是重要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是农村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当代农业则只是一种经济手段，以获得利润为目的。无限放大农业的经营功能，则导致农业与文化、生活相割裂。现代农业追求最大化经济效益，对传统“稻鱼共生”系统造成了猛烈冲击，传统稻田养鱼文化逐渐被瓦解与转化。

四、双重理性视角下“稻鱼共生”系统变迁的社会逻辑

“稻鱼共生”系统的发展与变迁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变，是一定时代背景下的必然选择。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理性选择既满足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又促进了“稻鱼共生”系统的发展。要以实现合理发展为目的，理顺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使两者互相依托、和谐共生。从精神层面看，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的发展设定了目标、提供了动力；从技术层面看，价值理性通过工具理性获得了有效的检验方法，这是重要的发展支撑。“稻鱼共生”系统在演进过程中，工具理性强调了生产目的优先的重要性，有必要采用一系列技术以及政策确保其达到预定目标；价值理性作为社会价值层面的理性思维，需要工具理性的推动才能进行发展。

从“稻鱼共生”系统变迁的角度来看，该农业生产系统经历了从工具理性开端，到双重理性结合，再到工具理性加剧，最后到回归价值理性这四个阶段。不管在哪一个阶段，能对民众理性产生支配作用的理性都是有区别的。最初的“稻鱼共生”系统蕴含着丰富的工具理性因素。这种工具理性就体现在人们为在没有江河湖泊的深山中也能够获得鱼类，而由此形成的“稻鱼共生”系统。这种农业生产系统是基于获取生存所需重要蛋白质来源而产生的“工具理性行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各项事业百废待举，在这种情况下寻求工业发展需要大量资本，以求能够尽快获得巩固国家安全的重要能力。就此时的“稻鱼共生”而言，一方面，通过此种生产方式获得大量农业生产资料，实现农业全面支持工业发展的目标；另一方面，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实现社会与国家高度融合，形成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局面。改革开放后，以盈利为导向的现代理性思维处于优先地位，农民不仅使用现代技术生产水稻，并且以多余粮食喂养的方式人工干预田鱼的生长。这一时期，村内外的农户不仅增加了收入，还将田鱼等相关农产品带往世界各地。当龙现村“稻鱼共生”系统于2005年被认定为农业文化遗产之后，当地农民对村庄的认同感空前高涨。为了保护与传承“稻鱼共生”系统，当地农民投入到相关活动之中，也因乡土文化认同而自觉找寻传统的集体记忆，价值理性逐渐恢复。

从各个发展阶段来看，“稻鱼共生”系统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互相促进。虽然作为农业生产方式的“稻鱼共生”系统呈现出维持生存的核心目的，但是该系统衍生出与当地社会相适应的传统文化与饮食习惯，以及其独有的“生态循环”“人放天养”等绿色理念，足以表明价值理性一直紧紧地裹挟着工具理性，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的诞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目前存在将“稻鱼共生”发展成“塘鱼养殖”的趋势，但当地大部分居民对村庄的认同感，使他们拥有了保护与传承“稻鱼共生”系统的自觉。为了防止“稻鱼共生”系统的失传，当地设立核心保护区以及非遗传承人，用绿色发展为核心的价值理性来制衡工具理性的加剧。

五、结论

从浙南龙现村稻鱼共生系统的变迁历程中可以发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二者并非毫无关联，而是呈现出二者相互制约又相互发展的动态关系。工具理性是实现目的的动力源泉，价值理性是实现发展的精神支柱。“稻鱼共生”系统的变迁是我国农村社会转型的缩影，社会转型与变迁过程本质上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互相作用，其中包含着“新事物”与“老传统”的更迭与融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稻鱼共生”系统中，虽然会出现不平衡的情况，但是二者的协调统一却是未来该系统保护与传承中的重中之重。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对社会行为进行解析的重要分析框架，但是两种理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都有局限性，如何实现二者统一融合是目前尚未妥善解决的重要问题。工具理性源自于人类对功利的追求，而对情感与信仰产生冷漠。价值理性虽然不回避功利目的，但以对一事物的信仰与信念为主要目的，对事物的结果并不执着。但纵观“稻鱼共生”系统的变迁历程，该农业生产系统正是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交织与冲突中不断完善，每一阶段的理性都起到其独特的作用，并推动当地社会发展。未来，“稻鱼共生”系统的传承与保护应当遵循两种理性统一并互相融合的发展道路，基于对过去两种理性的审视以及定位，应尽力避免两种理性的冲突，将工具理性的“手段”与价值理性的“信仰”有机耦合，让农业文化遗产真正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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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