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回应性治理*

王扩建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梳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作为“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1)《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的中国化和具体化,丰富了现代化发展的内涵和具体形态。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面对多因性、跨界性、流动性、弥散性等社会问题,需要更新治理理念、强化新技术嵌入及改革治理结构,通过完善回应性治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回应性”对民主的正当化证成和民主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达尔曾指出,政府对公民作出积极响应是民主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2)[美]罗伯特·A.达尔:《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谭君久、刘惠荣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页。针对传统政府管理体制回应性不足的问题,一批公共行政学者曾建议“顾客满意标准在政府运作中的运用应当与企业中的运用一样广泛开展”。(3)[美]戴维·H.罗森布鲁姆、罗伯特·S.克拉夫丘克:《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张成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新公共管理理论也强调“受顾客驱使的政府”的理念,(4)[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周敦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并主张构建“无缝隙政府”。(5)[美]拉塞尔·M.林登:《无缝隙政府:公共部门再造指南》,汪大海、吴群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新公共服务理论则强调,“回应性问题是任何现代公共组织理论的核心”,(6)[美]罗伯特·B.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扶松茂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公民不只是顾客,他们是“所有者或主人”,政府要及时回应社会需求,做好服务,而不是掌舵。(7)[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丁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治理理论提出,公共管理人员必须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的回应,必要时还应定期、主动地向公民征询意见、解释政策和回答问题,并强调回应性是善治的重要特征之一。(8)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5期。由此可见,治理理论强调政府要坚持服务导向,积极回应“顾客”或“主人”的需求,“诸如公正、公平、回应性、尊重、授权和承诺这样的理想,不是否定而常常是超过了那种把效率作为政府工作惟一标准的价值观”,(9)[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第159页。这为回应性治理奠定了广泛的理论基础。

国内学术界对回应性治理的研究主要聚焦三个方面:一是对回应性(型)政府的解读,关注政府回应问题。何祖坤较早引入“政府回应”一词,认为政府应积极回应公众利益,解决公共问题。(10)何祖坤:《关注政府回应》,《中国行政管理》2000年第7期。后有学者提出,在政府回应过程中须完善回应监督质询机制。(11)施从美、帅凯:《回应性监管: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有效监管的行动策略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7期。二是对政府回应过程的分析。将政府回应视为一种与民众互动的过程,强调“回应的过程往往不是一次性和直线性的,许多时候是多次互动和循环往复的过程”。(12)李严昌:《政府回应过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0页。三是以具体案例的方式探讨回应性问题,如对北京“接诉即办”机制改革的分析等。(13)马超、孟天广:《“接诉即办”:北京基层治理新模式》,《决策》2021年第5期。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回应性的概念、回应过程、回应模式等内容,已经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为本文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回应性治理奠定了基础,这也是当前学界尚未形成相关深度研究的主题,本文将为回应性论题研究做一些可能的填补。

所谓回应性治理是指政府为了提升治理绩效和公众满意度,在“人民至上”理念指引下,以公众需求为导向,以政府职责履行为基础,以公共服务为核心,以供需衔接为关键,以智慧平台为支撑,推动公共治理实现政民、政社、政企有效互动的过程。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回应性治理是指在新时代国家战略政策背景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及时回应社会中的热点问题,注重与公众开展双向的交流互动,以技术赋能实现高效治理,构建完善的回应性制度体系,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回应性治理与中国式现代化理念相契合,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过程,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治理模式。

基于此,本文将从价值导向、技术赋能和制度建构三个维度阐释回应性治理何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图1):回应性治理理念与中国式现代化价值相契合;技术赋能则突出回应性治理的技术嵌入以及高效能,将从运行机制上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实现;而制度建构作为价值与技术的中介,强调回应性治理的秩序化实施,并通过范式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保障。

图1

价值契合:回应性治理具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历史演进的新形态,系统解答了我国发展中的国家之问、时代之问,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情怀,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和行为原则,也彰显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4)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人民幸福,(15)宋林飞:《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视角与标识性概念》,《江海学刊》2023年第5期。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是以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满意、福祉为核心逻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一)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的元价值

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理念在新时代的重要展现,是中国式现代化价值体系中的元价值。根据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从现实的人的视角去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旨趣,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人及其具体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起点,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并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7页。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可见,马克思主义没有从抽象的角度去评判人,而是认为人民是具体的、历史的,并强调人民创造了历史,人民在人类漫长历史演进过程中始终发挥主导作用。“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也是对党的群众路线、根本宗旨、价值导向和现实归宿的生动诠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8)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4日。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自觉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并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发挥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引导作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一步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导价值。总之,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克服了西式现代化中的“物本”逻辑,体现了人民群众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价值主体地位,即既要依靠人民,又要激发人民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主体的积极性,同时通过维护人民利益提升人民的获得感。

(二)回应性治理: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模式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价值指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真正解决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难题,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望,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同时,也要求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敏锐把握群众需求,并积极回应群众期盼,真正构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1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0页。这是党中央对群众多样性偏好与需求的公共政策回应,是回应性治理的体现,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提高有效性和回应性,是每一个现代政府都会赞成的价值取向”,(20)陈雪莲主编:《效率政府》,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它反映了公众影响政府行为并获取公共服务的能力,是理解现代政治系统和公权力运行机理的核心概念。当前,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展现了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回应社会要求和挑战,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遵循。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2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3—24页。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必须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推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继而夯实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精神根基;要回应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政治的愿望,必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规避西方形式民主的弊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以绿色低碳发展为基础,实现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总之,新时代,人民群众的需求已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和精神层面,更涵盖民主、法治、安全等多个领域,须得到有效回应。这就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解决为了谁、依靠谁、成就谁的问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22)本书编写组:《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64页。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运用,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越性。因此,要积极回应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技术赋能:回应性治理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效度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西方几百年所经历的工业化进程,这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的艰难性与复杂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2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60页。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迅猛发展,日益嵌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而技术则是赋能政府创新与公共治理的重要方面,新技术的勃兴也必将提升中国式现代化中回应性治理的效能。

(一)高效能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高效能治理”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5月22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提出的新概念。效能,在词源学上的界定是指人们在有目的、有组织的活动中呈现出的效率与效果,彰显了行为目的的正确性及其实现情况。高效能治理与效率有关,但不等于只追求高效率,它强调的是治理的有效性,即产出与需求的匹配。高效能治理重视治理绩效,即强调治理主体在社会经济治理活动中的效率、效果和效益。但是,高效能治理所强调的不仅仅是经济绩效,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绩效。高效能治理追求的是积极目标的实现程度,即表现为治理体系内部诸要素协同运行的合理性以及治理体系与外部环境的适应性。高效能治理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一脉相承的。高效能治理形成了社会主义事业自我审视和系统完善的新基准,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的制度、机制、工具和技术指引。(24)陈振明、李德国:《以高效能治理引领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人民论坛》2020年第29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党的二十大对此进行了强调。由此可见,以高效能治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从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迈向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要义。

(二)回应性迟钝:回应性治理中的制约因素

高效能治理不仅追求社会单位资源高效产出,更重视对民众需求的积极回应。正如帕特南曾指出的,一个高效的政治体系应该既是回应性的又是有效率的。(25)[美]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赖海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回应作为政治体系的一种行为,是民众与政治体系通过接触交流形成的一种互动。作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提升政治体系的回应性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责任和使命。但是,当前我国治理体系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回应性不足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面对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在网络舆情治理上还部分存在反应迟钝、应对不足、处理失当的情况,甚至少数还引发了局部舆情事件,不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二是政府信息管理有待完善。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具有信息资源的绝对优势,在部分公共事务的信息公开上还存在不及时不全面的情况,不利于公众全面掌握真实信息而做出客观评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谣言信息的传播风险,不利于社会秩序稳定。三是公众参与渠道有待拓展。现有的公众参与存在渠道相对狭窄、参与方式单一且保障性不足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主客体之间的沟通意愿。

(三)技术嵌入:回应性治理中的赋能因子

当前,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转型不断深化,以互联网、信息化、新一代人工智能、区块链为表征的信息科技全面融入社会经济各行业各环节,对我国当前的制度结构、监管模式、治理体系等提出了新的要求。现代科技的进步对完善网络治理,增强政府信息管理能力,拓展参与渠道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同时,技术嵌入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即“具体的治理技术与国家治理形态之间具有相互建构的性质,技术既是国家治理的有效手段,也是社会赋权的关键工具,是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调解器”。(26)徐雅倩:《技术、国家与社会:技术治理的现代面向及其反思》,《自然辩证法研究》2021年第6期。在科技的支撑下,广大人民群众得以借力拓宽公共事务参与的渠道,从而彰显其主体性;而政府则通过技术手段增强了对群众需求的有效回应。

以技术嵌入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回应性治理,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一是以技术嵌入提升政府对客观事实的掌握能力,提高回应准确性。大数据技术为数据采集、传输、归集与共享提供了基础支撑;现代人工智能技术助力搜集公众意愿并进行分类、统计进而掌握公共服务需求。二是以技术嵌入促进对社会诉求的识别,提升回应及时性。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助力政府及时发现、识别甚至提前预判向政治系统输入的民众诉求,进而及早介入,主动回应。三是以技术嵌入延展公众参与渠道,增强回应有效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政府的回应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应用,为政府回应民众诉求的能力提升提供了技术支持。因此,技术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完善了公共服务体系,拓展了公共治理空间,提高了政府回应服务民众的能力和效率。

制度建构:回应性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

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建构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内在要求与重要保障。在现代民主制度框架下,置公民于中心的治理结构早已成为现代政府改革的题中要义,(27)Podger, A., et al., “Putting the Citizens at the Centre: Making Government More Responsive”,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71, No.2, 2012, pp.101-110.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组织如何在自主性制度调节下有效回应公民的需求。(28)王家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回应性:一个组织现实主义的视角》,《管理世界》2015年第2期。因此,通过完善国家制度建构积极回应社会需求,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回应性治理的主要内容。

(一)回应性制度:现代政府治理的重要保障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府需要及时回应社会的需求,这种回应能力成为民众评价政府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29)[美]罗伯特·A.达尔、爱德华·R.塔夫特:《规模与民主》,唐皇凤、刘晔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0—60页。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危机,从而推动了公共管理领域理论与制度的发展。整体而言,这些理论与制度普遍强调政府不再唱独角戏,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应加强合作以回应社会需求,从而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现代政府治理客体的公共性要求完善回应性制度。现代政府治理的公共性,是指政府的人民属性和公共价值取向,要求政府须以公众需求作为其行政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并为此作出及时、迅速的回应。二是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需要回应性制度的保障。当前,世界各国政府治理主要聚焦于回应社会多样化的需求,并通过组织重构、技术嵌入等方式增强政府回应性,提升政府合法性。三是政府治理过程的互动性需要以回应性制度为载体。随着民主理念的深入人心,公众政治参与热情日益高涨。政府相关政策的出台与落实都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展现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使得政策切实为公众利益服务。而这种广泛而持续的互动就是回应性制度的内在要求与必要过程。

新时代,政府治理不在于是否提供了回应,而在于这些回应是否真正满足了公众的利益诉求,更在于回应以何种方式实施,从而确保政府回应的有效和有益,提升回应的质量和水平。这就要求政府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从最突出的问题着眼,从最具体的工作抓起,通堵点、疏痛点、消盲点,高质量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升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稳步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二)完善中的回应性制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

实践表明,制度的优越性,不仅体现于制度体系的框架完整性以及设计的合理性,更在于制度体系的运行能够及时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为国家和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进而促进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维持公共秩序。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既有制度还有待完善,相关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备,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回应性制度的治理效能,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要求还存在较大距离,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职责同构制度不完善导致政府回应性不足。职责同构制度下的部分基层机构设置过于细化以及部门间职能交叉、多头管理、缺位越位等问题,导致地方政府的回应性不足,公共服务水平有限。同时,随着政府资源下沉,部分条块部门对基层政府的指导力度增强,监督加大,导致基层政府忙于应对上级行政任务及各项考核,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回应力。二是决策制度不完善影响回应性效能发挥。一方面,信息掌握的非完全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府决策行为的有限理性,进而影响对公共需求的回应度。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人的任期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相关回应民众政策的连贯性与稳定性。同时,公众参与政策决策的制度不健全,也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政策决策对民众的回应力。三是地方政府治理惯性制约了回应性治理的有效实施。新时代,党中央“推进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各项利益,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3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1页。坚持“以困难群体为着眼点,立足最突出的问题,疏通痛点和堵点,全面消除盲点,立体式解决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重点问题,坚持不懈做好兜底性、普惠性的民生建设工作”。(31)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2月26日。然而,部分地方政府在一些领域的治理上还存在行政主导的方式,民众参与以及民众合作的机制不完善,导致地方政府不能真正掌握群众的实际需求,也不能有效对接群众需求。此外,信息时代,部分地方政府存在对电子政务重视度不够、信息平台缺乏协同、信息公开广度和深度不够等问题,限制了公众的参与和监督,制约了回应性治理的有效推进。

(三)以回应性制度建构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政府回应制度优化的核心要义就是提升政府的公众回应性。这主要包括两种基本路径:一是体制性优化路径,即从改革政府体制的角度来增强政府的回应性;二是主体优化路径,即从政府回应过程中各参与主体素质的提升角度增进政府的回应性。(32)李严昌:《政府回应过程研究》,第203页。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一是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提升回应性治理制度韧性。要及时准确捕捉公众需求信息并做出有效回应,提高现代政府的治理水平,就需要优化政府的组织结构,以提升政府组织韧性。政府的回应能力及效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政府与公众互动的时空隔离。如果政府与公众的空间距离较远、层级较多,信息传递渠道又不够畅通,往往会出现信息传递延迟甚至失真、反应不及时等问题。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源于科层制度下的政府信息管理机制不够完善。特别是当前信息社会,机遇稍纵即逝,各级政府必须提高自身的信息管理能力以改善治理绩效。为此,应系统梳理政府职能,在横向上进一步深化政府大部制改革,增强集体行动能力,以统合公共服务回应能力;在纵向上,精简行政层级,让政府更贴近民众,提高回应的敏捷度,增强组织的韧性。

二是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增强回应性治理制度柔性。公众积极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具体表现,是现代政府管理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回应性治理的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坚持并保障适度、有序、有效的公众参与是构建回应性治理组织机制的重要基础。一方面,加大助推公众参与能力提升的制度供给,以公众参与能力提升为回应式治理奠定基础。彼得斯认为:“缺乏参与让他们产生距离感,也降低了他们对组织的承诺。”(33)[美]B.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吴爱明、夏宏图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页。要使公众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有效作用,需要公众具备获取信息的能力、开展公共治理的技术能力、表达诉求的能力与监督评估政策的能力,这需要政府加强制度层面的供给。另一方面,构建公众参与制度的保障体系。现代民主政府要为公众参与提供制度保障,提供具体参与途径,才能将公众参与落到实处,真正实现回应性治理。首先,为公众参与提供较好的制度条件和服务,如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源于公民知情权,这是公众能否参与政策制定的前提,也决定了公众参与的程度与效果。其次,要为公众参与提供可供选择的制度化参与渠道。特别是在信息时代,应通过技术手段的嵌入,利用信息网络的便捷性、平等性、匿名性拓展公众参与方式。再次,要保障整个参与制度的有序性、层次性与有效性。此外,应建立激励问责机制和评估指标体系,全面提升政府回应能力。

三是强化公共精神,培育增强回应性治理的制度黏性。培育政府主体的行政人格需要加强公共精神培育的制度性规范。任何一种社会精神都是一种制度性安排,规约着特定时期的公众行为。行政人员公共精神的养成也必须依靠制度性规范来重塑,促使其养成良好的公共性思维、态度和习惯。这就需要政府完善行政人员培训机制,强化公共精神的培训,促进政府主体在政策决策与实施过程中做到思维理性和行为公正。正如美国行政学者弗雷德里克森指出的,“如果政府组织中的主导精神或者集体观念是公众倾向的,那么组织强调的重点显然会集中在服务、公共利益和有效政府上”。(34)[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张成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政府治理更应该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精神,着力提升回应性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