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宗

芦芙荭，陕西镇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北京文学》《青年文学》《长江文艺》等，出版小说集《一条叫毛毛的狗》《袅袅升起的炊烟》《扳着指头数到十》等。

1

邹安平这次回老家是想给自已找个归宿。

这么多年，邹安平一直没和老家那边断了联系。不论亲戚还是村里人谁家有事了，哥哥都会给他打个电话通报一声，这是他提前给哥哥嘱咐好了的。

哥哥在电话里说，谁谁家给儿子结婚，谁谁家盖新房，我给你说一下，这礼可以不送的。邹安庆总是这种口气，他明白哥哥是因了他的嘱咐不得不给他说，但还是心痛他花钱。不管邹安庆怎样说，他都会说，哥，你代我送个礼吧，我把钱给你汇过去。现在有了微信就方便多了，挂了电话，钱就转过去了，分分钟的事。这是这么多年他与老家保持联系的唯一渠道。

老家那边过红白事都设有礼簿，这些礼薄上记录着过事时送礼者的姓名和金额，也记录着乡里乡亲的一份人情，是一本人情账。事后，别家有了事情是要还这个人情的。

邹安平离开老家这么多年，结婚生子，孩子上学，再到儿子结婚生子，除了几个常来往的亲戚，他都没有告诉过村里人，主要是怕麻烦，来来去去地坐车住酒店也是个不小的开支，村里人送的那几个钱，住个酒店都不够。老婆诸芳芳曾说过，你都离开村子几十年了，村子里还有多少人能记起你？你这礼送也是白送了，没有人领你的情的。可邹安平不这么想，自己的名字躺在村里家家户户的礼薄上，也算是躺着一份人情，这也是给自已留了一条退路。人总是要给自己留一条退路的。

邹安平回来的那天，邹安庆老早就在村口等着。

村口有块房子大小的大青石，旁边长着一棵桂花树，三股枝桠伸向天空，像一把巨大的伞。桂花开时，那金黄的桂花像无数的星星挂在树上。那香气几乎弥漫了整个村子。记忆中，那棵桂花树在他上小学时似乎就那么大，每次放学回家要是晚了，母亲就会站在那里等着他。后来，他去了镇里上初中，再去麻城上高中，每次周末无论啥时间回来，母亲都是雷打不动地站在那里等他，好像他们约定好了时间似的。母亲生得瘦小，站在那里总是踮着脚伸着脖子，那种急切的样子深深地刻在邹安平的脑海里。记得有一次，放学后他去同学家玩了一会儿，回家时天已黑了，走到路口，他远远就看见黑夜里有一星光亮，等他离那光亮越走越近时，他才发现是母亲提着一盏马灯站在桂花树下。

后来，邹安平一次次给别人讲起这事时，都会说，等将来有机会了，他就在那块大青石上刻上“望儿亭”几个字。

现在，那块大青石还在，那棵桂花树也还在，只是那里再也没有了母亲瘦小的身影。但那个画面却永远地刻在了邹安平的心里。大青石上不知啥时刻上了几个字：邹家台。这是他们村子的名字。

哥哥曾给他说过，前几年，有人动过那块大石头的念头，想把它运进城里卖给一家房地产开发商作为新楼盘的景观石。据说那家房地产公司出价不菲，最终不知什么原因不了了之了。那时候邹安平就想，如果这块大青石真的被运进城里做了新楼盘的景观石，他一定要找到这个楼盘，把现在的房子卖了，再去那个楼盘买套房，哪怕房型小些，也是值得的。想一想，每天出来进去都能看到这块大青石，累了时，在大青石边坐着歇息一会儿，该多好呀。

哥哥就坐在那块青石前等他，他的头上已开满了白花，但身板还挺直着。哥哥的样子越来越像年迈时的父亲。如果时间回流，那简直就是父亲的翻版。父亲有时也到大青石前接他，只是父亲没有母亲那样显得急切，他会和村里其他人一起坐在那里，一边抽着旱烟，一边拉着话，那样子好像他们坐在那里就是闲得没事，就是为了唠嗑。只是眼睛时不时地瞟一眼那条通向村外的路，等他走近了，才漫不经心地说一句，回来了？先回去吧，我还要和你叔叔说点事。父亲总是把对他的爱藏得很深，好像怕他发现了似的。

哥哥见到他，左手撑着左膝盖从地上站了起来，朝他身后看了看，神情有点失望。

芳芳妹子呢，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

他伸手扶了哥哥一把，说，她去上海照看孙子去了。没办法，儿子儿媳都要忙着上班，孙子没人照看。

其实，诸芳芳真的跟他一起回来，哥哥未必会有什么印象。但在哥哥眼里，他的妻子儿子就是他的亲人，他们回来就得一起。诸芳芳和他结婚几十年，回这个村子也总共就那么几次，要不是与他结婚，这个村子本和她没什么联系。有时他想，假如老婆一个人回到这个村子，哥哥他们还能认出她吗？

有些事，他一直没有告诉哥哥，一来是怕他操心，二来是告诉了哥哥又能怎样呢？他和諸芳芳几年前就离婚了，他们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儿子大学毕业去了上海，两个人虽然生活在一个房檐下，却形同路人，以前两人为些事还争吵，现在连吵也懒得吵了，他们就像是从冰箱里取出来的两块冰，谁也融化不了谁，谁也不想融化谁，就离了。离婚后诸芳芳买了一张车票径直去了上海，投奔到儿子那里，说是给儿子带孩子，其实是把他的后路彻底给斩断了。儿子还是儿子，但他是不能去了。他只好一个人留下来过日子。

往家里走的时候，两个人都没说话。哥哥左膝盖的半月板损伤严重，走路不太灵便。侄儿和侄女坚持要给他换个半月板，哥哥曾在电话里向他打听过，换个半月板得多少钱，一听说得三四万块钱，死活不愿换了。哥哥以前当过村小组组长，也是见过世面的，说话冷不丁会冒出一两句带点冷幽默的话。他说，半月板病了就换掉，要是老婆病了也能换掉么？这话说得邹安平心里一个激灵，难道哥哥知道他离婚的事了？

面前的这条路是以前进村的路，路基很窄。现在路基拓宽了，变成了水泥路。可能当时为了省钱，水泥和砂子的比例有些失调，路面许多地方就变得坑坑洼洼。一连有几个骑着摩托的年轻人轰轰隆隆地从他们身边经过，车开到他们身边都降下速度和哥哥打声招呼。邹安平并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他。等摩托车开远了，哥哥才告诉他，那个骑着本田摩托的是谁谁的儿子，那个骑雅马哈摩托车的是谁谁的女婿。不知怎么，邹安平的心里突然就有了一种疏离感，记忆中的村庄和眼前的村庄完全错位，这里的房子，这里的树木，还有行走在这里的人，都变得如此的陌生。有一瞬间，看着走在前面的哥哥也似乎不太像是他的哥哥了，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回到家里，而且越来越强烈。

晚饭很丰盛，鸡呀鱼呀腊肉呀一个都不缺席，这种铺张的吃法除了过年，就是招待贵客。为了这顿饭，哥哥嫂嫂没少费心思，他一走进院子，就闻到了一股腊肉的香味。那种带着烟熏的香味，张扬而缠绵，深深地刻在他的记忆中。嫂嫂在水池边剖鱼剥虾。鸡是他回到家后，现场在院子里抓的，侄儿和侄媳把一群鸡撵得满院子飞，嘎嘎的叫声也满院子飞。

这一幕好像是多年前那个场景的一次重演。画面又是那么的一致，像是电影回放。

2

邹安平从部队上转业，被分到了省城的国棉厂劳资科，很快就和纺织女工诸芳芳结了婚。婚礼是厂子给操办的，集体婚礼，看起来简单却很隆重，十二对青年男女在国棉厂的大礼堂里一起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身份转变，这也算是国棉厂给他们人生的一份厚礼。他们由集体宿舍搬到了由厂子分的一套七十多平米的单元房里，算是在省城有了家。当然，他们的青春也从此就给了国棉厂。那时候国棉厂的效益好呀，能成为国棉厂的人也算是一种荣耀。

第一次带诸芳芳回来，是在他们办完婚礼之后。厂子给了他们集体婚假。

那场景和眼前的场景是多么的相像呀。

儿子在省城有了工作，安了家，这个城里的儿媳又长得这么漂亮，这简直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那天，母亲把他们从大青石那里接到后，就拉着诸芳芳的手稀奇得不肯丢，她把她拉到灶房，从锅里煮着的腊肉上撕下一块瘦肉就往诸芳芳的嘴里塞。诸芳芳当时吓了一跳。她不知道，这是腊肉最好的吃法，在邹安平老家，能吃上起锅肉的就是家里最被宠爱的人了。而邹安平的哥哥嫂嫂正撅着屁股猫着腰在院子里把几只鸡撵得满院子飞。有一只鸡被他们撵得飞上了房顶，落在了房后的那棵泡桐树上，算是逃过了一劫。在老家，鸡就是土凤凰，凤凰落梧桐，算是一种好兆头。

村里人听说邹安平带着城里的媳妇回来了，也都跑来看稀奇，父亲的得意全写在了脸上，他把邹安平带回来的糖果和烟卷拿在手上，见了男人发烟，见了女人小孩发糖果。村里人平时很少有人能吃上糖果，邹安平看见那些女人们把父亲发给她们的糖果舍不得吃揣进怀里时，一种优越感一点点从心里长出来。

那时候，邹安平从父母哥哥嫂嫂以及村里人那感到的那种热情，真诚朴实清亮，好像是一场绵绵细雨淋在身上，让人从骨子里感觉到了一种透彻。他能感觉得到他们眼神里的那种羡慕和崇拜，甚至还有几分嫉妒。现在呢，侄儿侄女，还有侄媳侄女婿，他们对他的热情好像就是豆萁燃起来的火焰，热烈而短暂，更像是冲天而起的烟花，绚丽却转瞬即逝。吃饭时，他们都高举着酒杯给他敬酒，敬完酒，他们就撇下他划拳喝酒，谈论准备再换个什么车，那个工程能挣多少钱，完全忘了他是晚饭的主角。倒是哥哥嫂嫂不停地给他夹菜。饭还没吃完，侄儿侄女婿就吵吵嚷嚷地去打麻将了，他们只是礼节性地问了他一句，叔叔你打麻将不？之后就一哄而散，跑到二楼打麻将去了。

侄儿表面上看起来很热情，但邹安平能感受到侄儿热情背后的那种应付冷淡，这种应付是由于他是他的叔叔，他和他父亲是亲兄弟，是他们还有血缘关系。侄儿给他敬酒时，眼神里流露出的那种不屑，他能感觉得出来。这几年，他一直惶惶不安，一直提心吊胆，他担心侄儿会把那件事说出去或者已说出去。如果真是那样，把谎言戳穿，那他真是无地自容了。

晚饭后，嫂嫂在灶房收拾洗刷碗筷，邹安平和哥哥坐在客厅里，喧闹归于平静之后，倒显得有些冷清了。楼上不时传来麻将的哗哗声。哥哥起身去了房子，再出来时，把手里捏着的一张银行卡放在了邹安平面前的茶幾上。

哥哥说，这新盖的房子是两层半，顶层的两间房当了库房，二层你侄儿他们两口子住着，一层最大的房子是你的，里面所有的东西都配备好了，床是新的，被褥床单也是新的，里面还带个卫生间。平时，我们都是把房门锁着，我们是想，你和弟妹要是回来了，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

两年前，侄儿要把家里的老房子推倒，在原地基上盖楼房，当时哥哥就给邹安平打电话说了这事。老房子是爷爷手里盖的，只有三间正房。等到邹安平的哥哥要结婚时，父亲就在老房子边上续接了两间厦房。分家时，邹安平还在部队当兵，家里也没有其它值钱的东西，房子兄弟两人一人一半。父亲找了村里的干部和亲戚一起写了协议书，上面都按了手印。侄儿要将老房子推倒重新盖楼房，当然得经过邹安平的同意。哥哥的意思很明确，邹安平已在省城安了家，不可能再回来住了，给他打招呼只是出于礼节。哥哥在这一点上考虑得还是比较细致，虽然邹安平不会回来住，但分家时房子是分给了他一半的，哥哥会拿出一些钱来给邹安平做补偿，以免之后下一辈人为这房子再扯皮。当然考虑到邹安平他们有时回来住起方便，新房自然得给他们留一间。当时，哥哥给邹安平打电话，邹安平并没有多想，反正那房子虽然是父母分给他的，但他也不会住的，就同意了。为这事，诸芳芳还和他大吵了一场，说那房子再不值钱，也是老先人留给他的祖业，不能白白地就这么拱手相让了。

事后，邹安平也有些后悔，父母在时，父母就是家，父母不在时，那房子就是家的象征。如果房子拆了，这个生他养他让他梦里挂念的地方真的就与他没有什么关系了。之前，他每隔上一年半年的回来一次，除了哥哥嫂嫂在的原因外，最重要的是，这个地方还有他的房子。尽管那房子已很破旧，尽管那房子现在哥哥他们住着，可他每次回去了还是要房前屋后地看看，房顶的哪些瓦损坏了，土墙出现裂缝了，他走时都会给哥哥留下些钱，让哥哥请人帮忙收拾收拾。收拾完了后，哥哥会打电话告诉他收拾房顶花了多钱，收拾墙又花了多少钱。那种感觉真有一种说不出的奇妙。房子虽然是哥哥他们住着，但房主还是他。

邹安平看着茶几上的那张银行卡，说，哥，你这是干什么呢？你是要我卖这房子么？我这儿不是还有间房子么？如果我要是真的收了这钱，我不就是真的没有家了么？

邹安平说着往门外看了一眼，天真的黑了。乡村的夜黑得真是彻底呀，房屋树木都被黑淹没了。

3

第二天早上起床，邹安平问哥哥说，哥，咱村子里有小卖部没，我想去买点烧纸去父母的坟上看看。哥哥说，吃完早饭我们就去吧，烧纸已给你准备好了，是你侄儿一早开车去镇上买的。还买了鞭炮。

邹安平每次回家都要去给父母烧点纸钱，逢年过节要是回不来，他都会给哥哥打电话，让哥哥帮他给父母上香烧纸。

父亲和母亲去世后并没有葬在一起。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虽然争争吵吵磕磕绊绊，却从没有分开过，没想到死了之后两人却分居了。父亲比母亲早走几年，葬的地方原先是哥哥的承包地。后来，村里承包地调整，葬父亲的那块地调整给了别人，母亲去世后，只好葬在哥哥新的承包地边。

邹安平家是外迁户，在村子里是没有祖坟的。没有祖坟，人死了没办法认祖归宗，只能哪里能埋就埋在哪里。他曾和哥哥商量过，想在村子里弄块地，把太爷太奶爷爷奶奶的坟都迁到一起，让先人们聚到一起，后辈们将来也有个认祖归宗的地方。这事说过也就说过，再没了下文。

父亲去世的那年，邹安平已是国棉厂生产科的科长。那时候，国棉厂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工人一批一批地下岗，没有下岗的，工资也是朝不保夕。那时候已有传闻说，国棉厂要卖给一家外资企业了。厂子里人心惶惶。诸芳芳就是在这个时候下岗的。那段日子，邹安平的日子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在家里，诸芳芳把她下岗的所有怨气全撒在了他身上。说邹安平是个没用的男人，身为生产科科长，连自己老婆的工作都保不住。两人一见面就吵架。而每天去单位上班，一进单位的大门，他的心就提着，生怕在厂里公告栏的下岗名单里出现自己的名字。他就像是条鱼，被放进锅里两边煎。

人生简直就是个笑话。当初，有几家私人棉纺企业曾私下里找过他，想请他去当他们的技术厂长，待遇给得相当好，可他拒绝了，他知道一个人在一个城市里，身份是多么重要。他宁肯少挣点钱，也不愿丢掉国棉厂这个让村里人和亲戚朋友们可以高看一眼、可以在他们面前扬起头的标签。再说，他进厂时，厂领导怕他们不安心，给他们举行集体婚礼，给他们分房子，想让他们安心为厂子工作，为了这个，他也不能离开厂子。谁能想到呢，多年之后，他的心安下来了，想好好报效厂子，人家却不要你了。好在那时候，他已掏钱把单位分的那套两居室的房子买了下来，房子虽然不大，只有七十多平米，但一家人总算有个安身之处。

那天，哥哥给他打电话，说父亲病了，他明白哥哥的意思，他现在是城里人，又在大厂上班，他是有能力把父亲接进城里给父亲看病的。他也想这样做。父亲辛劳了一生，现在病了，正是他尽孝的时候，可诸芳芳死活不同意。买房的钱有一部分还是向朋友借的，拿什么钱去给父亲看病？儿子正上初三，马上就要中考，家里只有两居室，父亲来了又住哪里。这一系列的问题摆在那里，他没有办法解决。

恰恰在这个时候，他天天担心的事发生了，那块扔到天上的石头终于落地了，并且落在了他的头上，砸得他都有些懵了。

这块石头落得真不是时候呀。

那天早上，邹安平去上班，一进工厂的大门，就看见很多人围在公告栏前，他有种不祥的预感，他站在那里双腿都有些哆嗦，不敢再往前迈一步。他让与他一同进厂的同事去看看那上面有没有他的名字。同事跑过去挤在人群里扬起脖子的样子让他有些心酸。在这个厂干了十几年，以厂为家，以厂为荣，到头来人家一张纸就把你与他们的关系撇清得一干二净，就把你给抛弃了。就像是一块好看的餐巾纸，再好看，用过了也得扔。从此，你在这个城市没了身份，没有了标签。你又是你了。

那天，他从厂里出来，就给哥哥打电话说，最近厂子里忙，他让哥哥先把父亲送到县城的医院里看病，等把手头上的事一处理完他就回去。邹安平不想这样灰头灰脸地回去见亲人，他想让自己先平复一下。

邹安平内心挣扎了几天，不得不去了原先找到他的那家私人棉纺厂上班。可他还是在老家的亲戚朋友中保留了他国棉厂的身份。这么多年，在老家的亲戚朋友眼里，他还是省城国棉厂的人，在他们的眼里他还是那个令他们羡慕令他们骄傲的邹安平。尽管以前的那个国棉厂早不存在了，早已被人收购了，他的名字也早与国棉厂没有任何关系了，可老家的人并不知道。有人还传说他已升任国棉厂的副厂长了。

邹安平不得不穿上了这件皇帝的新衣。

几天后，哥哥再次打来电话，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一件与他不相关的事：父亲走了。

他听见电话的那头已是哭声一片，好长时间他和哥哥都没有再说话，那千里之外撕心裂肺的哭声从话筒里传来，一下一下地撕扯着他的心，他的心就像狂风中的一面旗子猎猎作响。直到哥哥挂了电话，那哭声还在耳边缠绕着。

诸芳芳那时正在和邹安平闹矛盾，本就不想回去。儿子再有几天就要中考，正好有了借口。邹安平一个人赶回去时，父亲已被装进了棺材，几块薄薄的木板把他们父子隔开了，父亲把自己藏起来了，藏在了那个黑丢丢的棺材里，他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他跪在棺材前哭得死去活来，他觉得他是个不孝的儿子，他后悔几天前哥哥给他打电话时没能及时把父亲接到省城去看病。省城医疗条件好，也许当时把父亲送到大医院，父亲就不会死，还会像以前那样，坐在大青石边等他回家。他觉得他对不起父亲。

他的哭声也许父亲再也听不到了，但活着的人能听得到。村子里的人都说，你看邹安平多孝顺呀，一个大厂长，对父亲还如此孝顺。

父亲的坟上长满了杂草，一丛一丛的。哥哥说，本来清明时要把父亲的坟上面的杂草除一除，再给培上新土，当时忙得没顾上，只有等大寒过了再收拾。哥哥点了三柱香插在坟头上，香是引路的，没有香，烧再多的纸钱，父亲也收不到。烧纸钱时，突然就从草丛中窜出了条青色小蛇，它呆在坟头上，昂着头吐着芯子，定定地看着邹安平。哥哥赶紧跪下来，一边叩头，一边对邹安平说，这是父亲显形了，说得邹安平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也赶紧跪下来叩头。等他们抬起头时，那条蛇却早没了踪影。

在去母亲坟的路上，哥哥对邹安平说，父亲埋的那块地也算得上风水宝地，自从父亲埋在那里后，那條小蛇每年就会显身一次，而且都是在给父亲上坟时出现。这让邹安平有些将信将疑。

母亲的坟在河的另一边。河的下段新修了水泥桥，上面能并排开过两辆车。但这座老石拱桥还在，弓着背一直趴在那里。石拱桥过去是生产队的代销点。石拱桥还是原来的那座桥，只是那个代销点早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座小别墅。和村里那些小洋楼相比，这座小别墅就太特别了，这让邹安平有些意外。

邹安平问哥哥，这房子是谁家盖的？他有些好奇，村子里有人还能盖得起这样的房子，一定是个了不得的人物。

哥哥一只手撑着左膝盖，他上石拱桥都有些吃力。

哥哥说，是潘六指的。

邹安平脑子里搜寻了半天，也没能记起潘六指的模样，他的记忆一直停留在他离开村子之前，即使是这样，也像是焦距没有调好就拍出来的照片，有些虚，有些模糊。

潘六指做啥生意，能盖得起这么好的房？

哥哥说，指望潘六指怕是八辈子也盖不起来这房，是他的女儿，在外面混了几年，回来张张罗罗地把这块地方买了，盖了这座小洋楼。楼盖起了，人又走了，真是钱多了烧的。

哥哥说完，奇怪地看了他一眼，突然倾过身子把嘴对着他的耳朵说，村里人都说，潘女子在外面当鸡。鸡，你明白吗，就是做小姐。

4

母亲的坟在半坡上。山坡到这里突然谦恭地往回一收，就收出了一块平地，四周的地势高，中间地势低，像一把躺椅，母亲就躺在那把椅子里。地里种着玉米，有一尺多高了，绿油油的。母亲的坟就在那一片绿当中。

母亲的坟前栽着两棵岩柏，沿着坟的四周还栽着一圈黄杨，像是农家小院里扎的齐齐整整的篱笆。

邹安平想，黄昏时，母亲会不会站在那片篱笆后望着村庄呢？或是像站在那块大青石下等着他回家一样等着他呢？

母亲坟的旁边，左右同样用黄杨圈起了两块地，前面分别都栽上了两棵岩柏的树苗。只是里面并没有坟堆。邹安平想，父亲的坟虽然有条小蛇，却少了这里的烟火味。

邹安平和哥哥给母亲上了香烧完纸钱，两人就在母亲的坟边上坐了下来。

邹安平说，哥，那两块地方是给你和嫂嫂留的吧？

邹安庆说，是呀，村里的地越来越少了，我们得先占块地方，等将来死了也好守在妈的身边。

邹安平想到自己的处境，心里有点酸。他说，哥，要是将来我死在你前边了，你的那块墓地就让给我先睡吧。

邹安庆抬头看了邹安平一眼，说，简直是胡说，我是哥哥，你是弟弟，你怎么能死在我前面呢，城里的日子好呀，你将来是要埋在城里的花果山的。

邹安平说，人生无常呀！哥，还是老家好呀，不管怎么变化，这里的空气还是那样清新，天依旧那样湛蓝。哥，之前我们不是说过吗，想办法弄块墓地把先人的坟都迁到一起，等我将来死了，也能天天守在父母的身边。

邹安庆看了母亲的坟一眼，心里似有些愧疚，好像先人们不能埋在一起，是他的责任似的。他说，我也一直在想办法呀，我也想，百年之后，我们兄弟能与父母，能与先人们埋在一起，该是多好呀，可这村子的地是越来越少了。

此时，天空上正飘过几朵云，有一架飞机正从他们头顶上轰轰飞过，飞机的屁股后边拖着一缕长长的白烟。

邹安平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坐在村头看飞机从天空飞过。那个像鸟一样长着一对铁翅膀的家伙，冒然飞进了他们村子的天空，划一道白烟又悄然地飞走了。他问村里的小伙伴，这家伙是从哪里飞来的，又飞到哪里去了？几乎没有人知道。可邹安平的心却一次一次地跟着飞走了。

记得村里第一次通公路，那是一条什么公路呀，仅仅能通过一辆手扶拖拉机。当那辆开进村里的手扶拖拉机开走时，他硬拉着哥哥还有村里的几个小伙伴爬上了拖拉机。当拖拉机离村子越来越远时，他的心就像天上的飞机一样已长上了翅膀。可哥哥越来越紧张，他拍着拖拉机的铁箱，叫停了拖拉机。拉着他和村里的小伙伴们跳了下来。他们沿着公路走回家时，已是深夜。父亲手里拿着根树枝守在门边，奇怪的是，父亲竟然放了哥哥，让哥哥赶紧睡觉，第二天好和他一起下地干活。而父亲手里的树枝却照着他的屁股一顿猛揍。

那一次，邹安平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父亲是不喜欢他的。

母亲是在四十多岁时生下邹安平的。他出生时母亲难产，父亲把母亲送到镇上医院，三天三夜，他龟缩在母亲的肚子里，好像惧怕这个世界，母亲拼命地把通向这个世界的门一次次打开，可他就是不愿出来。父亲急得在医院里团团转，亲戚就跑到镇上一个算命摊子上请算命先生卜了一卦。他们心里都没底，谁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出现什么样的意外，如果真是有意外，是保大人还是保小孩。算命先生说，两个坛子一起滚，一个破来一个损。镇子上当时医疗条件差，不能做剖腹产手术，医生问父亲怎么办？父亲只说了一句话：保大人吧。疼痛中的母亲，听了这话急得直摇头。

最终，母亲硬是咬着牙，把他生了下来。

他出生的时候，外面正下着大雪。

小时候，村里人都爱和他开玩笑，说他不是他父母亲生的，是他母亲把他从雪地里捡回来的。后来，邹安平慢慢长大了，别人再说他是被母亲从雪地里捡回来的时候，他就想，是呀，要不是母亲的坚持，他这条小命恐怕早就沒了。

从小母亲就格外地疼他惯他，在他们两兄弟中，母亲总是偏向他。哥哥比邹安平要大十多岁，等他懂事时，哥哥已不上学了，在家帮父亲下地干活。哥哥不喜欢上学，一上课就瞌睡，一下课就活蹦乱跳的。母亲说哥哥的脑子是让浆糊给糊住了。可哥哥喜欢下地干活，他天天跟屁虫似的跟在父亲的屁股后面扛着锄头，那样子不像是下地干活，而是跟着父亲去串门走亲戚。

母亲虽然偏心，但哥哥下地干活时，在吃的上从来不亏待哥哥，家里做好吃的了，她总是分成三等份。有一次，母亲打了三个荷包蛋，母亲给父亲，还有他和哥哥的碗里一人舀了一只，可背过他，父亲却偷偷地将自己碗里的荷包蛋夹进了哥哥的碗里。

邹安平一直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对哥哥要比对他好。

那时候，邹安平从心里恨父亲。

邹安平上小学时，隐隐约约听到了一些传闻，说他的哥哥才是他妈从别人家抱回来的，父母亲结婚多年一直不生产，他们就从一个远房亲戚家抱回一个小孩来压怀。可每次看到父亲对哥哥那个样子，邹安平说什么也不相信。

父亲送他去当兵，就是要把他往苦海里推，为的就是能给家里人省点粮食，让一家人多吃一囗饭。参军的那天，村里人来送他，他心里暗暗发誓，再也不回这里了。尽管到部队后，邹安平顿顿都能吃上饱饭，还能吃上村里人只有过年时才能吃的肉，他对父亲的那股怨气还藏在心里的某个角落里。就像蛰伏在地底下冬眠的虫子，随时都能醒过来，咬他一口。

当了五年的兵，邹安平经过部队的历练，才慢慢意识到，父亲当初送他出来当兵是多么的正确。如果父亲不送他出来当兵，以他的成绩再怎样努力都考不上大学。他可能就得永远待在那个小山村里和哥哥一样种一辈子地，永远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从部队转业后，他被分到省城的国棉厂，更使他的人生迈出了一大步。

在父亲的心里，邹安平转业能分到省城大厂工作，能在大厂当生产科科长再当上副厂长，能娶上城里媳妇，在城里有房，就是掉进福窝里了。也就是从那时起，父亲把他当成了家里的一棵摇钱树。家里一有事，他就让哥哥打电话给他，要么出钱，要么就是解决不了的事让他想办法解决。连侄儿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父亲都自作主张地让侄儿去找他。在父亲的心里，一个大厂长给人安排个工作是简单得很的事，可他哪里知道邹安平的苦衷。

邹安平下岗后，被聘到一家私营棉纺厂当经营厂长，开始几年还行，可随着私营棉纺厂的增多，他所在的那家厂子的生意每况愈下，接的订单越来越少。邹安平觉得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哪能帮侄儿找工作。

侄儿考到省城的一所三本学院上学，邹安平私下里偷偷给过侄儿几次零花钱。还在学校附近的小餐馆里请侄儿吃过两次饭。可他一次也没有请侄儿到他的家里来过。邹安平知道，诸芳芳从骨子里看不起他，更看不起他家里人。结婚这么多年，她的家人一次也没有来过他的家。父母亲戚都为他在城里有了一个家而骄傲，可他家在这个城市的什么地方，门开在哪个方向，没有人知道。邹安平也曾想过，请侄儿来家吃顿饭，认个门吧。侄儿在自己的家门口上四年学，连他的家门都不知道，传到村里人的耳朵里也不好听。可几次想在诸芳芳面前开口，都咽了回去。他怕诸芳芳给侄儿白眼看，那倒不如不来呢。

侄儿最终还是找到他的家来了。那是在侄儿大学毕业之后。

侄儿大学毕业之前，父亲就给他打了电话，让他帮忙给侄儿在省城找份工作。他答应父亲说给想办法。可他有什么办法呢。他一个下岗工人，在这个城市没有多少朋友，没有同学，他就是飘零在这里的一片树叶，有时候觉得自己都没法再在这个城市生存下去了。可他还是答应了父亲。父亲在电话里说，你是国营厂的厂长呢，这点事你是能办到的。

邹安平真有些后悔，后悔不该死要面子活受罪，当初从国棉厂下岗就应该把实情告诉父母，可他怕他们担心，更怕村里人笑话，就一直把这事隐瞒着。有几次，他差点就把实情说了，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再说，省城离村子那么远，他不说，又有谁能知道呢。

那天，侄儿找到家时，邹安平都有些吃惊。他不知道侄儿是怎么找到他家的。或许之前和侄儿一起吃饭时给他说过，他有些记不清了。

侄儿进门时提些大包小包的东西，都是老家的土特产。邹安平突然就想起父亲的那个电话，侄儿是来找工作了。当时，诸芳芳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她站起身和侄儿打了声招呼，倒了杯茶，就又坐在那里看电视了。

这么多年了，侄儿是亲人中第一个踏进他家门槛的人，邹安平想，他和诸芳芳的关系哪怕多么剑拔弩张，在这个时候她也应该装装样子，表现出她一个做婶婶的热情，挤出个笑脸来应付一下吧。至少应该去灶房忙活一阵弄上几个菜，让侄儿开开心心地吃一顿饭吧。可诸芳芳坐在沙发上，就那么冷着脸，眼睛盯着电视。电视里一家人个个脸上洋溢着笑，他们围坐在一起，共同举起酒杯。邹安平觉得心里有股火喷涌而上，一直在往上拱。但他还是把它压了下去。

邹安平对侄儿说，你婶婶这两天身体不太舒服，我们一会出去吃饭吧。你看你都在这里上了四年学了，还没到叔的家来过。

侄儿说，叔叔，我晚上还得赶回学校去呢。我这不是毕业了吗，说真的，我也不想回我们那个小山村了，想在城里留下来。我来就是想请叔叔帮我找个工作，你是国营厂的厂长，爷爷说你有办法的。

其实，邹安平老早就在想办法了，他就这么一个侄儿，他不能不管。说真话，当初他来到这个城市时，看着那宽阔的马路，看着那高耸林立的楼房，还有那么多的人，他对他的未来充满了憧憬，他告诫自己，一定要好好在这里生活下去。这么多年过去了，邹安平才发现，许多事，不是你努力就能成功的。如果城市是一缸水的话，他就是永远浮在水面的那滴油，再努力也溶不进水里去。这些话邹安平当然不能对他侄儿说，说了也是白说。

邹安平说，别着急，叔一定给你想办法，找一个满意的工作。

侄儿说，谢谢叔。

原本这事就这样过去了，找工作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搞定的事，邹安平想，总是能想到办法的。

这时，坐在沙发上的诸芳芳突然就拧过头看了一眼侄儿。邹安平心里有点紧张，他和諸芳芳生活了这么多年，他太了解这个女人了，

诸芳芳说，你们家怎么那么多事呀，没钱了找他，没工作了找他，他早都下岗了，还打肿脸充胖子在你们面前充什么厂长，他连自己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还指望他给你找工作。他就是个地地道道的骗子！

5

晚饭是邹安平爱吃的红薯糊汤。嫂嫂炒了六个菜，有邹安平爱吃的豆酱腊肉，这是老家吃糊汤的绝配菜。以前，邹安平回家，母亲就爱做这菜。

这次回来，邹安平明显地感觉到，嫂嫂似乎和以前有些不一样。嫂嫂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拿老家的话说是直肠子人。心里有啥就说出来，几乎不过脑子。她的脸就像是一个电视屏幕，喜怒哀乐全都能看出来。

以前回家，一家人坐在一起说话时，嫂嫂也喜欢坐在边上听他讲城里的事，听到高兴时，忍不住还要插一两句嘴：城里人真是古怪，怎么能把裤衩穿在裤子外面？羞死人了。说完还咧着大嘴笑。那笑声就像一只手，伸进了每个人的腋窝，挠得大家都忍俊不禁。

有一次，邹安平讲起了城里的树，他说，在咱们村，山上到处都是树，树要是生了病或是天旱时干死了，村里人就会把它砍回来当柴烧。可城里栽的树可金贵了，那树栽在街道边，洒水车天天拉着水去给浇水，树要是生了病，就跟医院一样，还给树挂吊针呢。嫂嫂就说，城里的树都比我们村的人值钱，村里人要是生了病，不说打吊针了，药都舍不得吃。

当然好多事邹安平也都是听别人讲的，他只是做了个搬运工，把这些稀奇古怪的事搬到亲人们面前卖弄一下，以显示城里人的优越感。

可这一次，邹安平发现嫂嫂变了，他和哥哥坐在那里说话，她总是在有意地回避，甚至是在躲着他。看他时目光躲躲闪闪，透出几分胆怯，甚至有些心虚。她的热情里透出了几分冷淡，好像是在冰面上烧着的火，看起来热乎，里面却透着凉意。只是每顿饭都精心地炒几个他最爱吃的菜，都会做他最喜欢吃的饭。

邹安平心想，嫂嫂一定是因为侄儿工作的事怪罪他了。

那一次，当诸芳芳当着侄儿的面说他早已下岗，还在家里人面前充什么厂长时，邹安平觉得那块遮羞布终于被扯了下来，他最后的一点尊严被諸芳芳高高举起，摔得稀碎。这个女人真是疯了，打人不打脸，她却对着他的脸左右开弓。

邹安平手里握着茶杯，他本来是想举起来在地上摔出点响动来以示他的愤怒，但看到侄儿那张惶恐而惊愕的脸，他忍了。这个谎言总有一天是会被戳穿的。这样也好。就像一个蹩脚的魔术师玩的魔术，穿帮是迟早的事。现在他反倒释然了，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这么多年，他时时小心处处谨慎，只是想在老家的亲戚朋友中保留一点自己的尊严，保留一点面子，也想给家里人保留一点在村子里抬头做人的资本。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活得有多么累。现在好了，脸都跌到地上了，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只是他担心父母亲知道这事会承受不了。

那天，侄儿走时，邹安平追到楼下，他拉着侄儿的手，甚至带着讨好的口气说，放心，叔不是厂长也会帮你找到工作的。叔只求你一件事，刚才发生的事你千万别和你爷爷奶奶说，他们年事已高，受不了这个打击，我想让他们高高兴兴地活着。叔没事的，这么大个城市哪混不到一口饭吃？叔现在在一家私人棉纺厂干着，也挺好的。

侄儿看着他眼圈都发红了，说，叔，我现在才知道，你也不容易。你放心，这事我不会说的，我永远都不会说的。

邹安平心里忽然有一股热浪流过，他揽着侄儿的肩膀说了一句谢谢。

开饭前，邹安平的儿子小狄打来了微信视频电话。虽然和诸芳芳离婚了，但儿子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给他打个视频电话，问一问最近的情况。诸芳芳的妹妹在上海开了个公司，儿子一毕业就投奔到那里去了。

电话接通，一张胖乎乎的小脸几乎把屏幕都塞满了。那是邹安平的孙子走走。孙子走走已三岁了，邹安平只见过两次，都是儿子带着孙子回来时见的。真是奇怪，儿子第一次带走走回来时走走才一岁，一见面邹安平把手伸过去要抱他，小家伙竟然一点犹豫都没有，一下子就扑进了邹安平的怀里。那时候走走还不会说话，但能听懂话了。邹安平抱着走走说，亲爷爷一下，走走就把那肥嘟嘟的小嘴伸过来，在邹安平的脸上亲个不停。一转眼，走走就三岁了。

儿子说，走走，你看那是谁？

爷爷。臭爷爷！走走在那边大喊。

邹安平对着屏幕喊了一声：走走。不知怎么喉咙里有点哽咽。按说，他儿子也有孙子也有，正是儿孙绕膝团团圆圆的时候，谁能想到现在却是妻离子散，一家人也就只能在电话里相互问候。他有些羡慕哥哥，哥哥的儿子就在身边，女儿也嫁得不远，有个什么事了，一家人坐在一起能互相商量。

镜头拉远了些，孙子走走大概是拿着手机在走动，镜头晃晃悠悠的。

走走，别乱跑，赶紧和爷爷说你想爷爷了。

这是儿媳妇的声音。邹安平看见儿媳妇正坐在沙发上玩手机。

手机晃了一下，邹安平就看见了诸芳芳，她穿着睡衣，手里拿着拖把弯着腰在拖地。诸芳芳似乎比以前胖了一点，邹安平没能看清她的面部。诸芳芳以前在家是从来不扫地的，包括洗衣服做饭这些活也都是邹安平的。没想到去了儿子那里却干起了家务。

邹安平想和诸芳芳打声招呼，大概信号不太好，有一瞬间，画面卡住就不动了。邹安平把手机晃了晃，等手机画面能动了，却没了诸芳芳的影子。

邹安平只好把手机戳到哥哥的面前。他对着手机喊到，走走，叫大爷爷。哥哥有些猝不及防，慌忙说，走走乖。

屏幕里的孙子睁大了眼，一脸的惶惑，他大概是在想，这个人是谁呢，凭什么要把这个人叫爷爷？看了一会儿，他把头拧过去，把手机塞在了儿子小狄的手里。

儿子接过手机，说，爸，你回老家了吗？啥时回去的？

邹安平说，也是刚回来。

邹安平握着手机让儿子和哥哥打了声招呼，说了几句话，这才站起身在屋里转了一圈，他让儿子和侄儿侄媳都打了个招呼。邹安平知道儿子和诸芳芳一样很少回这个家，但儿子和诸芳芳不一样，他体内流着邹家血，血缘关系就是这样，见面亲。到侄儿跟前，侄儿还把手机从邹安平手中接过去，两个人聊了半天，就跟亲兄弟似的。

最后，邹安平拿着手机走进了灶房，嫂嫂正在锅旁炒菜，灶房里乌烟瘴气的，人看起来都有些模糊。邹安平拿手机对着嫂嫂，让儿子喊大妈，又让儿子把屏幕竖在孙子面前，让他对着屏幕叫大奶奶。之后，他又把镜头对着嫂嫂炒的菜照了一圈。

这样一番折腾，菜已端上了桌。邹安平这才挂了电话。

6

吃饭时，侄儿拎了一瓶酒出来，用黑袋子套着，侄儿鬼鬼祟祟的样子有点可笑。等打开袋子，才发现是瓶茅台酒。邹安平活到这个年纪，还真没喝过茅台，觉得侄儿有些过于隆重了。侄儿现在承揽一些小工程，经常请人喝酒，他车的后备箱里放着好多酒，各色各样的酒。可这茅台侄儿是藏在屋子里的。

侄儿拧开瓶盖说，叔，这是我给您特意留的一瓶酒，一直等您回来咱叔侄喝呢。

侄儿的话他信。

酒杯斟满，侄儿高高举起酒杯说，叔，我敬你一杯，咱叔侄啥都不说了，一切尽在不言中，一切都在这杯酒里了。

邹安平一时没弄明白侄儿话里的意思。那杯酒下肚，邹安平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其实，后来他是给侄儿找了一份工作的，一个家装设计公司，是他战友的儿子开的，他请他战友吃了一顿饭，这事就搞定了。侄儿学的专业是建筑设计，可侄儿没有去。

邹安平和诸芳芳的婚姻早已危机四伏，就像是一座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已是千疮百孔，经不得一点风吹草动，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侄儿的事只是一个催化剂，只是个导火索。以前两个人不管怎么闹，邹安平都忍受了。在父母的眼里，他是个有出息有能耐的儿子，在村里所有人眼中，他更是了不得的人，他是他们的梦。如果他离婚了，父母的脸往哪儿搁？村子里的人会怎样看他？诸芳芳当着侄儿的面把他的老底戳穿了，这是邹安平的底线。不久，邹安平就和诸芳芳离婚了。两个人打打闹闹半辈子，离婚后反倒释然了，两人没有多少存款，只有一套房子，诸芳芳没有要房子，她请人对房子做了估价，只要了房子一半的钱，就去投奔儿子了。

这顿酒和邹安平回来那天的酒喝得有些不一样。

那天的酒喝得动静挺大的。哥哥把家里人全都聚齐了，还叫来了几个亲戚做陪。那酒喝得有些隆重而浮夸，更多的是形式。气氛活跃，说的也都是面上的一些话。相对而言，这顿酒就喝得脚踏实地，是真正的喝酒了。哥哥、侄儿和他，也不划拳也不猜宝，就那么一杯一杯地喝，谁也别想偷懒。酒过三巡，邹安平拿起酒瓶，去给在灶房忙活的嫂嫂敬酒，推开灶房的门，发现嫂嫂正站在门后。那一瞬，嫂嫂有点慌张和尴尬。

邹安平说，嫂嫂，我来给你敬杯酒，这么多年，爸和妈都是你和哥哥照看，你们给他们养老送终，替我分担。我谢谢你了。

这是邹安平的心里话，没有一点夸张和虚情假意。

嫂嫂接过酒杯，却有点不好意思，说，安平，你看你这话说的，做儿女的，孝敬父母是应该的，你在外面干大事，也是为我们这个家争光呢。

邹安平心里明白，哥哥结婚后，母亲与嫂嫂相处得并不好，像所有家庭一样，儿媳和婆婆是天敌。可母亲知道，她和嫂嫂关系再不好，但嫂嫂毕竟在她身边，两个人拌嘴也好怄气也好，都是锅铲碰锅沿的关系。他就不一样了，长年不在家又找了个城里的媳妇，嫂嫂心里不平衡，言语里总是表示出对邹安平的不满。两个儿子，为什么养活老人的重担都压在哥哥他们两口子身上？

那时候，邹安平结婚、生子、买房，事一件接着一件，日子好像就没有轻松过。每次回家，只是给父母亲带点礼物。母亲就数落他说，你是我生的，给我和你爸带不带礼物都无所谓，你怎么就不懂事呢，不给你嫂嫂带点礼物？说着，就会打开箱子，把她攒下的钱取出来，悄悄塞到他的手里说，把这钱给你嫂嫂，让她买件衣服，就说是你给的。你嫂嫂这人就是一张嘴不饶人，心肠不坏。母亲的心思他明白，她是想用这种方式缓和他和嫂嫂的关系。

酒喝到一半，侄儿接到一个电话说村里死了一个人，让他去帮忙，侄儿就急匆匆走了。邹安平和哥哥没再喝酒，其实他们都有些喝高了。

吃了饭，邹安平回到房里，脑子里就想起刚才去给嫂嫂敬酒时，嫂嫂躲在门后，见了他惊慌失措的样子。嫂嫂是有什么事吗？

这时，哥哥推门进来了。

邹安平说，哥，有事么？

哥哥站在門口，表情突然变得有些羞涩，说，安平，今晚哥陪你睡吧。

邹安平一下子没弄明白哥哥的意思。

哥哥说，我们都几十年没在一张床上睡过了。

邹安平有些不好意思，心想，哥哥这是怎么了？都几十岁的人了还要他陪着睡，就笑着说，哥，你还是去陪嫂嫂睡吧，我一个人都睡习惯了。

哥哥没理他，脱鞋上了床。

被子和床单都是新换的，白天嫂嫂又抱到院子放在大阳里晒过，热烘烘的还散发着太阳的味道。

小时侯，邹安平一直和哥哥睡一张床，两个人只有一床被子，经常为了被子争争吵吵。但哥哥总是让着他。特别是冬天，屋子冷，邹安平一上床就把一双冻得冰块一样的脚放在哥哥的肚子上。哥哥开始不愿意，感觉放在肚子上的不是一双脚，而是一块冰。哥哥就拿手指去挠他的脚板心，挠得他嘿嘿地笑个不停，不得不把脚收回来。可不一会儿，他又把一双脚架在哥哥的肚子上。那时，哥哥总是在鞋里填上玉米壳来保暖，邹安平喜欢抱着哥哥那带着玉米壳香味的腿入睡。有时候，他也觉得奇怪，为什么哥哥的脚心总是热乎乎的，而他的脚总像只冰砣砣。

邹安平记得，有一次，哥哥和父亲要去另一个村走亲戚，他闹着要去，最终父亲答应了。邹安平怕自己早上睡不醒，父亲和哥哥偷偷走了不叫他，睡到半夜偷偷把哥哥的鞋藏起来。哥哥就这一双像样一点的鞋，没有鞋哥哥就走不了亲戚。

几十年过去了，两个人又重新睡到一张床上，邹安平感到了一种不适和陌生，那是一种熟悉的陌生。邹安平先是把腿试探性地往哥哥身边靠了靠，他想让自己的腿去嗅嗅那里还是不是以前的那个味道。发现哥哥的腿也在往他腿边贴，就像两个刚谈恋爱的人，都带着几分羞怯，几分好奇，还有点偷偷摸摸。

邹安平希望找到曾经那种熟悉的感觉，还有那种熟悉的带着玉米壳的味道，当两条腿触碰到一起的瞬间，邹安平却什么感觉也没有。时间冲淡了一切，记忆也有些苍白了。

都老了，邹安平想，现在两个人的腿架在一起就是两根枯朽的柴，是燃不起火焰了。

哥哥说，安平，你是不是一直在怪你嫂嫂？

邹安平觉得有点奇怪，他不知道哥哥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哥哥说，我是说在我们妈去世的那件事情上，你真的没有怪罪你嫂嫂？

邹安平没有说话，他在想，妈的去世与嫂嫂有什么关系。

哥哥说，安平，你是干大事的人，在城里又见过世面，有什么不痛快的事都喜欢藏在心里。我知道，你怕说破了会伤害我们兄弟的感情。其实，妈的死，你嫂嫂的心里压力挺大的，都几年了，她心里的这个疙瘩是越结越大，她这个坎就是过不去呀。

邹安平从哥的话语中隐隐感觉到了点什么。母亲去世时这种感觉在他的脑子里似乎闪过那么一下，但很快就过去了。

母亲的死很突然。她的身体一直很好，只是在父亲去世后，她有了一种落单的感觉。那时候，邹安平每次给母亲打电话，完了她总会说一句，老天咋就不收她去呢。就在母亲去世的前几天，邹安平还给她打电话说，再过一个月就是母亲的生日了，他要回去给母亲好好做个寿呢。可母亲没有等到那一天。

母亲去世的第二天，邹安平就赶回了家。无论如何他得见上母亲最后一面。可等他赶回家，母亲已被殓进了棺材。邹安平要打开棺材看看母亲，哥哥就把阴阳先生叫来。阴阳先生说，你母亲死的时辰与你的生辰犯冲，不能再打开棺盖了。哥哥说，安平，母亲走得突然，可没有遭什么罪。她死得很安详。

哥哥这样说，邹安平就不好再说什么，只是那几天，村里来帮忙的人看他的眼神怪怪的，邹安平并没有多想，在村里人的眼里，他是城里人了，又是大厂的厂长，看他的眼神自然是不一样的。

哥哥说，安平，你不知道妈的死给你嫂嫂带来了多大的压力。安葬完妈之后，你嫂嫂几乎也废了。

那段时间，一到黄昏，你嫂子就感到莫名的紧张和害怕，她怕天黑下来。她说天一黑，妈就回来找她了。她裹着被子缩在床上，身上就像打摆子一样抖个不停。我们都守在她身边，屋里的灯开得明晃晃的，她却说她听见门外母亲回来的脚步声了，然后，是开门的声音，母亲一步一步走到她的床边坐了下来。这弄得我们跟着一起都有些紧张，说得我们浑身发凉，头发都竖起来了。

你嫂子这人，除了一张嘴不饶人，心地其实很善良。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外面打拼，家中里里外外的事都是你嫂子在照应。洗衣服做饭，喂鸡喂猪。爸和妈病了也都是她细心伺候。人们常说，洗的碗多打的碗也就多。一家人天天在一起，总有磕磕绊绊的时候。妈爱絮叨，她有啥看不惯了，就当着你嫂子的面说，两个人常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闹矛盾。她们两人好起来时像母女，闹起来就像敌人。

咱兄弟俩心里都清楚，从小到大，爸最疼我，妈却总是向着你的。你嫂子和妈一闹矛盾，妈就爱拿你说事，说你多么多么有出息，在省城有了工作还当上了大厂的厂长，娶了城里漂亮的老婆安了家。你嫂嫂其实就是心里不平衡，她心里就是想让妈说一句感谢的话，或者表扬她的话她就满足了。人都是这样，都有虚荣心，可咱妈就是不说。她对你嫂嫂说，你弟就是为咱家争光的。你说这话伤人不？

咱爸死后，妈的脾性变得更古怪了。她生病了，我们带她去看病，你嫂嫂让她吃药，她说你嫂子是要谋害她，是盼着她早死，有时候简直是无理取闹。我和你侄儿去劝她，让她赶紧把药吃了，吃了身体就会好起来，她答应了，可后来你嫂子打扫卫生时，发现给妈买的药她竟然没吃，全都扔在沙发底下。你嫂子心痛她，也心痛钱，就说了她几句。她就哭着闹着说要去城里找你过好日子。更要命的是，她常常晚上在睡梦里梦见你，早上醒来，突然就翻开枕头，问，我平儿昨天给我的钱我放在枕头下面，怎么就不见了呢？她指着你嫂子的脸硬说那钱是你嫂子偷去了。你嫂子知道妈又是做梦了，梦见你了。那段时间，妈总是把梦当成现实。你嫂子便说，妈，弟弟给了你多少呀？妈说，500块呢。你嫂子说，妈，你是不是记错了，放在别处了？妈说，我记得清清楚楚放在了枕头下面，怎么会记错呢。

你嫂子说，别急呀妈，让我来帮你找找吧。你嫂子装做在那里找钱，就从身上掏出500块钱放在那里说，妈呀，你看这不是弟弟給你的钱吗。那段日子，你嫂嫂身上总是装着些钱，妈总是梦见你给她钱呢。

这倒没什么，那天早上起床，妈突然指着你嫂嫂说，同样是儿媳，你连诸芳芳一半都比不上，你看看人家！你嫂子知道妈又是做梦了，就顶了她几句。

你嫂子说，妈，你处处说我不好，逢人就说城里的儿媳多么好，可这么多年你那个儿媳回来看过你吗？给你倒过一杯茶做过一顿饭吗？我就是再不好，我也是你的儿媳妇，你病了还不是我来伺候你吗？妈，偏心呀，从我进这你们邹家门那天起，你就偏心。

妈和你嫂子争争吵吵也是惯常的事了，她们两人要是过几天不争几句反倒不正常。那天她们两个吵完，你嫂子该做饭做饭，该给妈吃药就吃药。吃饭时，你嫂子还做了妈爱吃的素炒洋芋粉饼。别看咱妈年龄大了，牙齿却挺好的。你嫂嫂给妈夹菜时还说，妈，你多吃点消消气，大人不记小人过嘛。妈伸过碗接过你嫂子夹的菜，说，死妮子，就知道一天气我。

吃完饭，妈还把你嫂子叫到身边，从手上取下那只银手镯，说，你不是一直惦记这手镯吗，现在你就收着，免得你担心我将来给你弟媳了。

一切看起来都是那样的正常，那样的和谐，我们都还想，风云转换得真快。谁能想到，那天晚上，等我们都睡着后，妈穿上了提前准备好的衣服走出了门，一直走到我们家屋后的那棵柿树前，她用你那年给她买回的那条长围巾，把自己挂在了树枝上。等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床看，妈就没了。

弟弟呀，妈的死你嫂子虽然有错，可错也不全在她呀。可她背上了心理包袱一直就走不出来。我希望你能原谅她，让她从这个阴影中走出来。咱的日子还得往下过呀。

邹安平突然就想起以前的那个传闻来。他说，哥，我们是亲兄弟吗？你是我的亲哥哥吗？

哥哥说，我们是兄弟，是永远的兄弟。

那天晚上，外面的风呼呼地吹，吹得窗户纸丝丝拉拉直响。

隐隐中，邹安平好像听见门外传来了嫂子的哭泣声。

7

邹安平突然意识到，他对不起生他养他的父母。他们生了他，而他却没能为他们养老送终。父亲去世时他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母亲去世，他同样没有见上最后一面。按照老家的说法，他是不孝子，没能为老人养老送终。

他觉得他更对不起哥哥和嫂子，他太自私了。是呀，嫂子说的没错，这么多年了，自己给父母做过一顿饭，端过一杯茶吗？相反，每次回家父母哥嫂都把他当稀客对待，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恨不得都塞进他的肚子里。父母养了他这个儿子，除了觉得脸上有光，还有什么？

你弟弟就是为咱家争光的！这句话像针一样扎在邹安平的心上。狗屁呀！为了点虚荣，为了面子，这么多年了，自己早就从国棉厂下岗了，也不是什么厂长，那个让父亲哥嫂引以为荣的家也早已支离破碎、妻离子散了。而自己却在亲人面前伪装，掩饰，生怕别人把罩在身上的遮羞布给揭了。哥哥嫂子百般尽孝却受尽委屈。嫂嫂为此还背上了那么重的心理包袱，害怕他知道妈去世的真相会怪罪她。自己有什么权力怪罪嫂子呢？特别是侄儿，当初为了工作，头一次跑到他家，一顿饭都没吃，还在诸芳芳面前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受了那么大的伤害，却为他这个叔叔的面子，帮他保守住秘密。

那天吃饭时，邹安平见家人都在。他回来的这么多天，侄儿无论工地上多么忙也都赶回来陪他吃饭。邹安平端起酒杯，说，哥哥嫂子，还有侄儿，这杯酒我先喝了，喝完我有事想和你们说一下。

邹安平一仰脖子把酒喝了下去，放下酒杯说，这么多年了，有件事一直隐瞒着大家，谢谢侄儿帮我保守住了这个秘密，也为我在你们面前，在村人的面前保住了面子。

侄儿听邹安平这样说，赶紧拿起酒杯，说，叔，咱不说了，喝酒。

邹安平伸手挡住了侄儿，说，侄儿，你让我说吧，不说我心里憋得慌。不说，我觉得对不起你们，也对不起村里人。以前，我不对你们说，还让侄儿帮我保守这个秘密，除了面子，还有一点就是怕父母为我的事担心。现在他们已不在了，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就是你们了。我说给你们，也好让我的心里轻松些。

邹安平手里握着那只空酒杯，在手里转来转去，好像是要下多么大的决心似的。

哥嫂，其实我早就从国棉厂下岗了，也不是什么厂长。我和诸芳芳也早离婚了。

邹安平说着说着，那泪就情不自禁地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这无疑是把一个炸弹扔在了哥嫂的面前，两个人惊得都有些呆滞了。

家里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远处隐隐传来锣鼓的声音，还有鞭炮声，那是村里人请来的道师在为那个死去的人安魂。

死者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她跟村子里一个后生在外面打工时认识了，两个人相亲相爱，他们本想一起在城里奋斗，将来在城里买套房，成为城里人，不想那姑娘突然就患了绝症。她的人生只有短短几个月了。尽管遭到家人的反对，后生还是决定和姑娘结婚。他要好好陪着姑娘走完她人生的最后几个月。结婚后，后生在城里租了套房，陪着姑娘去她想去的地方，吃姑娘喜欢吃的东西，帮姑娘完成她人生最后的愿望。前两天，姑娘幸福地走完了她的人生路，后生把她拉回来准备安葬在這里。

邹安平给酒杯里倒上酒，他举起酒杯说，哥嫂，我把憋在我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心里也就没有压力了。现在，我在城里除了还有一套房，就什么都没有了。

侄儿端起酒杯，说，叔，别这样，你不是还有我弟小狄和走走吗，不是还有我和我爸妈吗，我们都是你的亲人。

邹安平端起洒杯，脸上划过一丝古怪的表情，他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这个秘密也在他的心里压了几十年了，可他不能说，这是他最后的颜面。这个秘密只有他和诸芳芳知道。他会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

邹安平说，哥嫂，我想回家了，我想回我们这个家。当然，不是现在。那天，哥哥要给我一张银行卡，说是拆这房子给我的钱。我想用这个钱看能不能在村子里买块墓地，把父母还有先人们的坟都迁到一块，将来，我回来，还有我们家族其他人回来，也好有个安身之处。哥，将来，我还想和你搭脚睡呢。这些钱肯定不够，到时我再想想办法。

那天，邹安平和哥哥一起去村长家的路上，手机响了。邹安平看了看那个号码一眼，知道又是拆迁办打来的。这几天，这个电话一直打，邹安平每次都挂断了。

两年前，他们那个小区就有各种传闻，说小区要搞拆迁，准备在原来的地方建高层。这样的传闻己有过几次了，就像一阵风，来得快去得也快，谁也没当回事。

邹安平住的这个小区确实是老旧了，他转业到国棉厂时，房子都盖好了。当时，能盖起这样的房子的单位还真没几个。国棉厂当时效益好，就盖了些职工楼作为福利让职工住。按当时的设计，七十多平米的房子，两室一厅一厨一卫就很了不得了。要住上这样的房子也是有条件的。邹安平能分上这样的房子纯属因为他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当时，对于转业军人有很多的优惠条件。

记得他和诸芳芳搬进这套房子的那天，两个人真是兴奋呀，他坐在卫生间的马桶上，就是不让地方。住集体宿舍时，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排队上厕所。那个急呀，有时候，大家嘴里一边刷着牙，一边排着队上厕所。他想好好享受一下坐在马桶上那种不被人催的感觉。人真是贱呀，真正坐在马桶上没人跟你争、没人跟你抢时，反倒拉不出来了。而诸芳芳占住洗手盆不让，她对着镜子一遍一遍地在脸上化妆。

后来，国棉厂在被收购之前，厂里就让自己掏钱把这房子买下来。当时，邹安平手里也没钱，东挪西借才把这房子买到手。

和诸芳芳离婚时，邹安平想把这房子留给诸芳芳，他出去租房住。可诸芳芳却坚持把房子留给了他。诸芳芳说，在这个城市你现在只有这个房了，只有这个家了。而我妈家在这，我还有家可回。当时，听诸芳芳说这话，邹安平还很感动。两个人在一起时争争吵吵，分开了反倒客气起来，他觉得他和诸芳芳就是两只刺猬，越想靠近对方，反倒会伤害到对方，离远一点反倒是好事。

谁也没想到，开年时，传闻变成了现实。先是开发商派人来和物业的人在小区里召开业主大会，宣传拆迁政策。接着又与业主代表谈条件。这么多年关于拆迁有许多传奇式的传闻，有人因拆迁而一夜暴富。因此，小区的人个个像打了鸡血似的，好像这一拆迁就会一夜暴富，后半生的日子就可坐享其成了。大家都在私下里打听拆迁赔偿政策，又互相串通看如何在拆迁中置换的面积弄大点，再多拿点钱。

邹安平其实不希望拆迁，他怕麻烦。拆迁盖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是今儿把房拆了明天就能盖起来。房子拆了，在新房盖好之前得搬家，得租房住。那种居无定所的日子他接受不了。再说，新房盖好了，还要装修，自己都这个年龄了，安定是最重要的。

过了段时间，邹安平看这拆迁己成定局，就希望事情能早点定下来，可小区业主委员会里几个主事人却要大家思想一致，在条件没谈好之前，谁也不许签字。

话是这么说，小区那么多人，每个人表面上答应，私下里却又与开发商见面。时间不长，小区业主委员会筑起的那道堤就给一点点冲垮了，溃不成军。邹安平这才明白，所谓的攻守同盟，在利益面前是多么的不堪一击！邹安平赶紧找人打听，不怪大家都在闹，原来赔偿条件都是不一样的，谁闹得凶，谁难缠，谁得到的补偿就可能多。

那天，开发商的人找到邹安平，要他在拆迁合同上签字，邹安平就提出了自己的赔偿条件。结果谈判的人不同意。一气之下，邹安平就回了老家。

哥哥见邹安平又把电话挂了，就说，安平，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我看你这几天电话总是不接？我们是兄弟，有什么事了我们一起想办法吧。

邹安平笑了笑说，没什么事，我能有什么事呢，都是些骚扰电话。

邹安平真的不想哥哥再为他的事操心了。

邹安平原本想，在村子里买块地应该不是多么难的事，他是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的，他的根在这里。人们不是常说，故乡就是我出生的地方么。再说墓地也不会占用多么好的地，只要能容身就可以了。可事情并不是他想的那样简单。

村长是年轻的后生，比侄儿大那么一点。哥哥说是蔡大银的小儿子，扯起来还有点亲戚关系。可邹安平脑子转了半天，也没能想起蔡大银的模样来。离开村子时间长了，记忆也越来越糢糊了。

村长坐在村委会宽大的老板桌后。他的椅子也很宽大，身后的墙壁上挂着一张世界地图，还有一张中国地图。

村长见了邹安平显得很热情，又是递烟又是倒茶，一口一个厂长地叫，把邹安平叫得都有点不好意思。邹安平看了哥哥一眼，意思是说，我该不该把实情也告诉村长呢？

哥哥说，村长，我弟弟虽然离开我们村子这么多年，在城里安了家，当了国棉厂的大厂长，可他对我们村的感情依旧很深呢！邹安平明白了哥哥话里的意思，他接过哥哥的话说，村长呀，我这次回来，看到家乡变化真是大呀，山清水绿，天蓝云白，空气又这么好，要不是厂里有事等着我，真是有点舍不得走了。我想呀，等我老了，一定要回到这里来。不是有句话说，落叶归根吗。

村长说，好呀，叔，不，厂长叔，你能回来，是我们村的最大荣幸。我举双手欢迎。

邹安平说，这不，我今天特意来找你，就是来和你商量商量，看能不能请你给批点地方，我和哥哥想把我们的父母还有死去的先人们都迁到一起，这样，我将来老了回来了就有个安身的地方了。

村长说，厂长叔，你这想法好是好，不过这事有些难呀。不是我不给你办这事，你也看到了，这几年村子发展得快，土地是越来越少了，不说是把先人们都迁到一起，就是这样单独找块墓地都不容易。不过这个问题我已经把它列入我们村的整体规划中了。厂长叔，你放心，再过几年，不说你想回来，就是村里所有出去的人回来，我都会让他们有个安身之处。

村长说着从旁边的文件柜里找出一张图在桌上铺开。

厂长叔，你来看看，也帮我提点建议。这是规划图，出于环保要求和村里土地越来越少等因素的考虑，我们准备建一个地下墓园。地址选在龟山上。那里土质不错，我们准备在龟山的尾部打个洞进去，再在里面进行开发。我们要把这座地下墓园打造成一座现代花园式的墓园，里面建上亭台楼榭……

村长口若悬河地说着，不知怎么回事，邹安平满脑子都是一群老鼠在地底下打洞的画面。

看来，要想把先人们迁到一起是不可能了，就是自己将来老了，想弄块墓地怕也不行了。

从村委会出来，邹安平心情有些低落。院子里有只野狗站在那里东张西望，见了他们竟被吓得转身就跑。它跑到村委会前的那条公路上才停下来，回过头看着他们。那眼神，胆怯中还带着几分挑衅。

这时，邹安平的手机嘀嘀响了两声。他打开手机，是开发商发来的短信，说小区所有业主都在拆迁合同上签了字，让他尽快与他们面谈拆迁赔偿的相关事宜，过期不候。邹安平看完短信，看了哥哥一眼，说，哥，我得回去了。

邹安平和哥哥回到家里时，院子里坐着两个人，看年龄和邹安平差不了多少，嫂子正忙着给他们倒茶。两人见邹安平和哥哥走进院子，都赶紧站起了身。

其中一个年长的对哥哥说，安庆叔，这就是安平叔吧？前两天听人说回来了，就想过来看看您，一直忙得脱不开身。

邹安平看着面前和自己差不多大小又把自己叫叔的人，觉得面孔陌生得很。想不起来这是哪里的亲戚。

哥哥趕紧说，安平，这是我们邹家麻城的那一支系的。我们祖爷爷从湖北过到这里后，生了三个儿子，麻城那一支是大房，我们这一支是二房，板桥的那一支是三房。

邹安平一时还理不出个头绪，祖爷爷那辈有些太遥远了，从祖爷爷那算起到他们，中间隔了多少代，下面又分了多少支系，这简直就像是一条大河，大河由无数条小河组成，小河又有无数的支流组成。而这么多支系，真正和他有关系的现在也只有哥哥他们了。

显然，哥哥和那人很熟悉。邹安平有些奇怪，哥哥怎么就和那几个支系的人有了联系呢。

那人说，安平叔，我这次来，一来是认认你，要不是安庆哥，恐怕我们在路上见了，还不知我们都是同一个祖先，同是邹家的后人呢。二来是，我们已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把我们邹氏家族的族谱续了出来，现在除了极个别的人联系不上，其他人都弄好了。说着那人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了厚厚的一个本子。邹安平接过来打开，里面从邹氏的祖爷爷开始，全写着他们这个家族一代代人的名字，那些名字看起陌生却又熟悉。

邹安平看着那些名字，看着看着，心里一热。是呀，在这个地方，邹家还有这么多的后代呢。

那人说，安平叔，你们家的情况我们通过安庆叔已经知道了，也都写进族谱里了，你看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回去再把剩下几个人补进去，这邹氏的族谱就可以开印了。

邹安平坐在那里找了半天，总算找到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后面是诸芳芳，还有儿子小狄和儿媳以及孙子走走。每个人的生辰都写得清清楚楚。他们一家人的名字趴在这一大堆名字里显得有些可怜。但邹安平的心里还是暖融融的。这些名字单个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放在一起，就成了个大火炉。邹安平想，他已和诸芳芳离了婚，要不要从族谱里把诸芳芳的名字划掉。想想算了，诸芳芳毕竟和他生活了几十年，反正写在这上面的不过就是个名字，写不写诸芳芳都看不到。她终归还是给邹家当了这么多年儿媳的。

邹安平心里明白，建祖坟的事现在已没什么希望了，将来自己死了，要想回到祖坟，和亲人们埋在一起已是不可能了，而这个族谱，却让他，让他们一家终于和亲人们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若干年之后，后人们翻开这个族谱时，还能看到他的名字，知道邹家第十八代中有个叫邹安平的人，他也就知足了。

8

见过村长的第二天，邹安平就准备回城了。哥哥和嫂嫂要留他再住几天，邹安平心里一想到拆迁的事就头大。他得回去赶快租房子，得收拾着搬家。这一次，房子一拆，他是真的没有家了。

侄儿这两天不知在忙些啥，每天都是很晚了才回家。邹安平要走的那天，侄儿却早早起来，要开车送他回城。邹安平说什么也不同意，侄儿说，开车比坐火车快。邹安平说，我也没什么事，坐火车晃晃悠悠反倒自在些。侄儿没再说什么，开车把他送到火车站。

在火车上，拆迁办又打来了电话，这次邹安平接了。他心里有些恼火，对着电话说，你们要拆我的房子，还逼得这么紧。你们总得让我先找个住的家吧。这样说着，心里就有些酸，眼眶就有些红。

这是趟慢车，逢站就停。车上的人也并不多。坐在邹安平对面的是个女孩，大约二十多岁，长得很漂亮。那双眼睛特别明亮。从邹安平上车，那女孩一直看着窗外，好像那窗外的风景有多么美好似的。有一阵，邹安平也把头拧过向窗外看去，那些景致还没等他看清就一闪而过了。

女孩放在小餐桌上的手机过一会儿就会响起，女孩看一眼手机，没等铃声唱个完整的句子就掐断了。但过一会儿，那手机又会顽强地响起来。

邹安平推断，那打电话的一定是女孩的男朋友，也只有男朋友的电话她才敢这样决断地一次一次掐断。也只有男朋友在你掐断后还会一次次锲而不舍地打。

女孩是因为什么和男朋友闹矛盾呢？是因为房子吗，还是两个人不再相爱了？

邹安平这样胡思乱想着，竟然睡着了，等他醒来，对面的女孩早不见了。这时，车上的广播开始报站了：本次列车的终点站马上就要到了，请各位旅客带好自己的行李，做好下车的准备。

邹安平没有什么行李，也就没什么好准备的，等车停了，车上的人都下了，他才慢悠悠地下了车。

邹安平下了火车，没有急着回家，反正那房子馬上就要拆了。拆迁办的人还在那里守着等他签字呢。邹安平反倒不急了，让他们急去吧。这几天他抽空在房产中介的网站上看过两套房。他得先去看看，得先把新家找着了再说拆迁的事。

几乎用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邹安平才跟着房产中介的人看完两套房。两套房好是都好，就是租金太高，有一套房子的租金还得一年一交。反正是一个人住，没必要租那么好的房子，他想再找找别的房产中介看看。

经过这一番折腾，房子没租下来，可他累得已有些筋疲力尽了。当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小区时，眼前的情景一下子让他惊呆了。要不是小区前面的街道和小区对面的那座邮政大楼他太熟悉，他还真以为他是走错了地方。

小区的围墙上全都写上了大大的“拆”字，还被圆圈圈了起来，格外醒目，像是一只只布满血丝的眼睛，让人看了触目惊心。小区里更是乱成一团，院子里堆满了家具和垃圾，搬家公司的人忙着把那些家具往车上装。院子里还停着几辆收破烂的三轮车，他们倒是很悠闲，坐在树荫下一边打着扑克牌，一边等着那些人搬完家后，再把一些用不上的东西卖给他们。

这时，邹安平倒有些急了，他不知他住的那栋楼现在会乱成什么样子，便加快脚步往他住的8号楼走去。等他走到跟前时，发现楼下的院子里站着几个人。他开始以为是拆迁办的人，等再走近些时，才看清是儿子小狄和儿媳，还有诸芳芳。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早上还要开车送他回来的侄儿此时也站在他们中间。他们站在那里，看见邹安平时都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扬起了手。

这时，邹安平突然听见一声喊：爷爷，爷爷！就见孙子走走从院子里花坛的一丛花草后探出了小脑袋，向他飞奔而来。

责任编辑：魏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