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空间与国家认同：民族地区高铁建设的时空政治

孙静宇 罗卓

摘 要：流动空间的形成是多民族国家社会整合和边疆治理的重要基础。在现代社会中，与交通运输发展密切相关的流动空间促使时空格局持续发生变化，为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强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一种流动空间的生产与再造，少数民族地区高铁的发展既是“流动的治理”，也是“治理的流动”，兰新高铁、南广高铁等少数民族地区高铁列车的开行通过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双重构建，不仅从社会关系、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等层面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民族团结，为各民族成员构建国家认同提供了可视化框架，而且具有特别的符号象征意义，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关键作用，有助于提升边疆社会治理效能，也为边疆民族地区交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借鉴。

关键词：流动空间；国家认同；民族地区高铁；兰新高铁；南广高铁；时空政治；社会治理效能；民族认同

作者简介：孙静宇，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交通公共政策研究，E-mail：595352586@qq.com；罗卓，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孙静宇，罗卓.流动空间与国家认同：民族地区高铁建设的时空政治〔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55-70.

就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整合与发展而言，以铁路、公路、航空为代表的交通运输业既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的重要工具。特别对于边疆民族地区来说，交通在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也为各民族成员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客观基础与更为多元化的方式，是构建与强化国家认同的物理依托。

一、文献梳理

高铁凭借速度快，能耗低以及安全便利等优点，现在已占据交通运输系统的核心地位^〔1〕。当前，我国正由“交通大国”迈向“交通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交通强国”，交通运输体系要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要为国家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并进一步促进多民族国家内部的联系与整合，从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贡献力量^〔2〕。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尤其如此。高铁列车的开行意味着这些地区的铁路运输迈进了新时代，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互动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流动空间，也在交通运输领域为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强化构建了新的路径。目前，国内学界对民族地区高铁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民族地区高铁建设对时空格局的重构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民族地区高铁的开通运营首先缩短了区域间的时空距离，驱动民族地区多维空间的结构重构。赵丽江等探讨了高铁的时空压缩效应与民族地区地域封闭的适配性，认为“高铁植入能够驱动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模式、社会生计模式、文化传承模式及政治治理模式等诸多方面发生裂变效应”，民族地区的高铁建设将释放出“民族空间的隐藏潜能”^〔3〕。韦功鼎等以北部湾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为研究区域，分析了高铁网络对西南民族地区城市群空间格局的影响，发现高铁的开通提升了民族地区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能力，有利于带动民族地区城市群的经济社会发展^〔4〕。然而，高铁的开通运营也存在负面效应，可能造成民族地区区域交通分化严重。朱德稳认为高铁建设并未改变民族地区相对闭塞的地理区位条件，甚至在高铁建设的冲击下，原有普通铁路客运减少，反而使民族地区原有交通运输条件不断变差^〔5〕。张自强等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对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指出交通便利性的提高反而缩短了游客在民族地区旅游的停留时长，导致每人次旅游收入下降的现象产生^〔6〕。此外，国内的一些实证研究认为高铁的开通运行给沿线地区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并不均衡，加剧了沿线地区的两极化发展^〔7〕，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如沿途核心区域与外环地带的经济增速会产生“盛者越盛，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这可能会进一步拉大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8〕。

二是民族地区高铁建设对社会关系的重塑作用。高铁的开通运营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边疆形态，打破了原先的封闭状态，推动人们之间密切往来。漆先望指出，交通问题是制约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阻碍，民族地区有其“特殊的土壤”，即“落后的交通、闭塞的环境、落后的生产方式”，大幅改善藏区的交通条件，在国防军事与社会进步方面具有重大战略意义^〔9〕。宗刚认为构建交通网络能推动民族地区人民的观念更新，打破长期以来民族地区的封闭状态，促进人们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助推新思想的产生和流动，为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基础^〔10〕。孙红林等探讨了高铁时代的“慢治理”，认为成昆铁路“慢火车”成为了少数民族与外界连接的通道，其运营不仅促进了沿线社会空间的变迁，更促使铁路部门“入乡随俗”地改造了铁路空间，增进了民族团结^〔11〕。王浩宇用“工程国家”的概念来阐释“基础设施与政治活动双向塑造的一种现代国家形态”，指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为集体情感和集体意志的构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12〕。此外，“一带一路”的实施也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带来新的机遇。平维彬指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进一步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更加突出，使其社会结构处于人员快速流动的动态平衡状态^〔13〕。扈红英等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速度不断加快，助推族際格局发生变化，形成了“民族交融的新型族群生活样态”^〔14〕。

三是民族地区高铁建设对其文化发展的影响。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促进了各民族互融互通，增强了少数民族文化自信，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造了有利条件。赵丽江等指出，“‘交通融合最显著的政治功效在于‘民族融合”，民族地区的高铁建设具有促进民族团结的政治战略价值，通过各民族间交往互动，高铁将破解“民族地区的身份密码”，最终构建大团结的民族意识^〔3〕。然而，高铁的建设也会对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传承带来挑战。白光等认为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增强民族地区与外界往来沟通的同时，也会对当地的民族文化产生影响，不当开发将对传统民族文化造成破坏，对民族文化传承产生负面影响^〔15〕。

交通发展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目前关于民族地区高铁建设发展的交叉研究较为不足，特别是缺少政治学和民族学角度的深入分析。尽管部分学者意识到民族地区高铁建设政治效应的重要性，并对其在时空格局、社会关系、文化发展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论述，但并未以民族地区高铁实例支撑其观点。在“交通强国”建设背景下，应从更为系统的视角去认识民族地区的高铁发展，重视其所能发挥的系统性政治效应，如民族地区的高铁建设如何推动构建统一的政治认同，进而为维护边疆社会的长治久安和促进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

在民族地区高铁中，兰新高铁和南广高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涵盖了空间分布、民族特征、经济发展等多个方面。

首先，南广高铁和兰新高铁途径地区分别属于我国的汉族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具有明显的民族特征。南广高铁穿越了壮、苗、侗等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域，而兰新高铁则贯通了回、藏、维吾尔等多个少数民族地区。通过探讨民族地区高铁建设所构建的流动空间对国家认同和地方认同的影响，可以促进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融合。其次，南广高铁和兰新高铁的建设背景和时机各异，为研究提供了多维度的时空政治视角。南广高铁是连接中国南方经济腹地与西南、西北等地区的重要交通通道，其建设在推动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涉及到了与其他地区的联系。兰新高铁则是西北地区落实“一带一路”倡議的交通线路，其与中亚国家的联通对于实施我国在国际层面的地缘政治战略至关重要。最后，南广高铁连接了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两者在地域经济水平和发展阶段上存在显著差异。兰新高铁作为连接甘肃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重要通道，在推动国家认同方面具有特殊意义。

总之，在综合考虑地理特征、民族差异、经济发展等多个维度的因素后，本文选择了在边疆民族地区高铁建设中具有典型性的兰新高铁和南广高铁作为实际案例，尝试对民族地区高铁建设的时空政治关系进行分析，以更全面地揭示高铁建设对流动空间和国家认同的复杂影响。

二、流动空间的形成

（一）空间与流动空间的生产再造

现代法国思想大师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本身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空间的使用价值首先是政治性的。“如果空间的形态相对于内容来说是中立的、公平的，因而也就是‘纯粹形式的、通过一种理性的抽象行为而被抽象化了的，那么，这正是因为这个空间已经被占据了、被管理了，已经是过去的战略对象，而人们始终没有发现它的踪迹。”^〔16〕从这个意义上看，空间并不完全是一个自然属性的概念，也关涉“社会生产”，呈现出对社会关系的重组和社会秩序的构建。哈维指出：“不去参照特定文化的语言、艺术和科学方面所发展的空间概念，就想理解地理学的空间概念是不可能的。关于空间的地理学观念因此被深深地置于某些较广泛的文化体验之中。”^〔17〕于是空间本身不仅成了被“生产”的对象，同时也会作为一种“再生产者”参与人们的政治生活实践，对于个体、群体和组织身份认同的形成、维系与强化具有特殊作用。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交通运输、信息通讯等技术的快速发展，空间与时间的关系不断变化。“在现代的时空之战中，空间是战争中笨拙迟缓、僵化被动的一方，时间则是战争中积极主动、具有充分活力的一方。运动速度和更快的运动手段在稳步增加，掌握了最为重要的权力工具。”^〔18〕可以说，马克思的“时间消灭空间”并不是指自然空间的消失，而是说空间被赋予了更多的流动性特征。由于空间与政治、社会、文化因素密切关联，“流动空间”的构建、强化与再造也促使现代国家的治理手段不断发生变化。“流动性在根本上重塑了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匹配关系，地域社会不再是一个简单聚集的中心，而成为一个多向联系的存在。”^〔19〕进一步说，时间与空间的重构为社会关系的重塑提供了可能，“时空之间的切割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二者就变成人类社会组织中格格不入的元素。恰恰相反，时空切割为它们的再次重组提供了坚实基础，这种重组以协调不必考虑其具体位置的社会活动这一方式而展开”^〔20〕。因此，流动空间一方面使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的构建充满动态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流动性本身以及人们对于流动的体验和适应，也为现代国家的社会治理及其意识形态的传播催生了新的路径和方式。

流动空间的再造是一个独特而复杂的过程，强调的是对现有流动性格局的重构和再设计。这一过程不仅仅是单一的技术升级，更包括对社会、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深刻影响，人们对地理空间的概念与位移时间的感知不断发生变化，与此相对应，流动空间的形态也在发生新的变化。流动空间的再造首先体现在技术水平的提升方面。具体到民族地区高铁建设，不仅意味着交通工具的更新，更代表了先进技术在流动性空间中的应用。高铁建设缩短了地区与城市间的时空距离，重新定义了地理空间的概念以及人们对地理空间的感知距离，体现了流动空间在物理层面和想象层面的再塑造。这种技术水平的提升具体展现了对流动空间的重新构建，使得地理距离不再是限制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主要因素。此外，流动空间的再造还影响着社会关系和文化认同的重塑。高铁的运行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更是促进社会交往和文化传播的媒介。通过高铁，不同地域人们的相互交流更加容易，形成跨地域的社会网络。这种社会关系的重新构建挑战了传统的地缘认同，使得个体更容易接受多元文化元素。流动空间的再造还涉及到政治层面的介入。政府在高铁建设中的规划和管理对流动空间的形成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例如，在兰新高铁和南广高铁的建设过程中，政府通过调整城市规划、制定相关政策等手段，实际上在塑造新的流动空间形态。这种政治介入使得流动空间的再造不仅仅是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更是国家战略的体现。

（二）流动空间与区域通达性的提升

通达性是指一种在合适时间依靠交通工具到达目的地的能力，也指利用一定交通工具从某一给定地点到达活动区位的便捷程度^〔21〕。在民族地区高铁建设中，通达性增强是指通过高铁网络的建设，使得原本相对偏远、交通不便的地区得以更加迅速、高效地与其他地区相连接，形成更为紧密的空间联系。随着“流动中国”的发展，人们的交通出行方式不断更新，大大降低了原先所需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可以说流动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截至2022年底，我国铁路运营里程累计达到15.5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到4.2万公里，西部地区铁路营业里程达到6.3万公里^〔22〕。中国高铁不仅在发展中用速度重新定义了时间，也将中国西部地区与中部和东部地区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兰新高铁东起甘肃兰州，与徐兰高铁相连，沿线经過海东、青海西宁、甘肃张掖、酒泉、嘉峪关、新疆哈密、吐鲁番，西至新疆乌鲁木齐，全长1786公里，2014年12月26日正式开通运营。作为中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之一，它是世界上一次性建成通车里程最长和中国第一条在西北地区建成通车的高速铁路，彻底打破了我国在西北地区没有高铁的局面^〔23〕。

兰新高铁的开通运营提升了区域间的通达性，为民族地区流动空间的创造奠定了基础，从时空秩序的多个维度重塑了沿线区域的空间结构。兰新高铁缩短了地区之间的时空距离，实现了在12小时之内即可从兰州直达乌鲁木齐，比现有最快的特快列车还要节省6个小时以上，且计划未来运营时间将进一步压缩到8小时以内，有利于兰州和乌鲁木齐两市发挥省会和首府城市的地理位置优势和国家政策优势，带动整个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24〕。随着交通运输网络的不断发展，空间距离不再用传统意义的物理距离进行衡量，而是逐渐被时间距离所替代。接近性作为地理空间的一个核心原理，其内涵随之从“空间接近”拓宽到“时空接近”^〔25〕。因此，兰新高铁的建设与发展改变了原有的时空格局，一是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增强，进而加速了中心城市的空间扩张和重构；二是强化了高铁沿线地区城市的可达性，“核心—边缘”的时空格局逐渐形成；三是促进了沿线地区城市之间的经济往来，“廊道效应”不断体现在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中^〔26〕。这有利于不断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聚合与发展，进而推动社会关系和国家认同的强化。

2013年12月28日，随着广西桂林至北京的首趟高铁列车开通运营，广西正式进入了高铁时代。目前，广西高铁总里程达到1771公里，动车通达全国一半以上的省份，位居全国前列，广西“北通、南达、东进、西联”的现代化路网格局也在7条高铁与7条普铁的互补联动中基本形成^〔27〕。广西的时空格局因贵广、南广高铁的发展发生了深刻变化，西部地区与内陆的交往越发密切。目前，广西的大部分城市形成了以南宁为中心的“123”交通圈，“1小时交通圈”是指南宁到北部湾城市的时空距离，“2小时交通圈”是指南宁到区内各主要城市的时空距离，“3小时交通圈”是指南宁到长沙、昆明、广州、海口等相邻省份城市的时空距离。“123”交通圈的形成与发展改善了人民群众的出行质量，区域同城化的生活方式不断发展和完善。南广高铁还将南方地区和广西连接起来，原本需要通过传统交通工具进行长途运输的路程得以缩减，不仅提高了运输效率，降低了运输成本，还加强了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商品的快速流通和市场的拓展都具有促进作用。

三、流动空间的经济效应

（一）资源要素快速流动

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区域间的人员流、物质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在全球范围的快速流动，导致地区间联系不断加强，传统的“地方空间”格局逐渐被“流动空间”所替代^〔28〕。民族地区高铁建设也是如此，它通过拉近地区间的时空距离，促进资源要素流动、推动产业融合，给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在实际运营中，南广高铁、兰新高铁两条高铁线路的开通为地区内的人、物、资本提供了更为便捷、高效的流动通道。通过高铁网络的迅速连接，不同地区的资源、技术、市场得以更为迅速地对接，商品、服务、资本等要素得以更为便捷地自由流动。这种流动性的提升有助于推动地区内外的经济合作，使得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更为优化，实现优势互补，进而促进产业协同发展。

在人员流方面，由于高铁运营速度快、运力大的特点，高铁的开通运营推动了铁路客运量的显著提高。兰新高铁在开通运营的一年时间内累计发送旅客427万人次，疆内动车运送旅客超过196万人次，相当于每12个新疆人就有一人乘坐过兰新高铁^〔29〕。南广高铁于2014年正式开通运营，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的公开数据显示，广西全社会铁路客运量由2013年的3275万人增至2015年的7046万人。民族地区高铁建设促进铁路客运提质增效，推动人员流向沿线城市汇集，为整个区域提供了更强大的发展动力。

在物流方面，流动空间的生产与再造不仅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同时也推动了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兰新高铁的开通，实现了客货分流。原有的兰新铁路主要负责货运和普通客车运输，而兰新高铁则专门负责客流运输，这就使兰新铁路输送能力提高两倍以上，货物运输量从之前的每年约7500万吨提升到每年1.5亿吨，大大降低了西北地区企业的运输成本^〔30〕，推动了沿线地区资源共享，促进了经济交流与贸易往来。

在商旅方面，高铁的开通从根本上改变了民族地区各区域间的时空距离，形成了铁路旅游通道，有效促进了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兰新高铁于2014年开通运营，途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对铁路沿线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兰新高铁开通后，沿线城市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呈井喷式发展。兰州的旅游收入从2013年的212亿元提升至2018年的594亿元，旅游人次从2013年的2606万人提升至2018年的671856万人^〔31〕。高铁开通运营使旅游业成为新疆的支柱产业，乌鲁木齐的旅游收入从2013年的276.73亿元增至2018年的694亿元，2015年旅游业带动的相关产业的总产值占到了新疆GDP的10%以上^〔29〕，为新疆公共服务的提升奠定了经济基础，也增强了当地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高铁网络的建设尤其是高铁“公交化”運营打破了原有的地理壁垒，拉近了地区间的时空距离，缩短了位移时间，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更加便利频繁，各民族地区之间的交通更为便捷、高效，人员、货物以及信息能够更快速地在各地区之间流通，促进了地区间互联互通、资源要素合理配置，使得各地区能够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从而促进沿线各城市经济协调发展与区域经济的共同繁荣。

兰新高铁开通前后部分沿线城市的人均GDP数据显示，兰州市人均GDP由2013年的47605元增至2015年的53326元，西宁市人均GDP由2013年的32280元增至2015年的38625元，乌鲁木齐市人均GDP由2013年的59493元增至2015年的67248元【数据来自《兰州统计年鉴》《西宁统计年鉴》《乌鲁木齐统计年鉴》。】。经济的提升也为各民族之间在贸易、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深度交流提供了场景，为民族融合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与此同时，高铁开通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促进人口流动轨迹发生变化，重新塑造了城市与区域间的人口结构分布格局，推动高铁沿线城市规模发生改变，非中心城市受到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经济区位优势迅速跃升。如兰新高铁沿线的兰州、张掖、嘉峪关等城市，因高铁开通，其在区域发展中的相对优势得以提升，并对周边城市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虹吸效应，呈现出城市规模扩张的现象^〔32〕。兰新线沿线的嘉峪关市经济社会指数发展较高，超过了沿线部分中心城市^〔33〕。

在“流动中国”背景下，民族地区高铁运营的“公交化”在压缩城市间时空距离、为民族地区带来物质上的便利、提高整个区域综合竞争力的同时，为沿线地区各民族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在贸易、医疗、教育等方面进行深度交流提供了场景，各城市之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共享化显著增强，城际间的时空效率不断提高，时空格局与社会关系也在流动空间的发展中重塑^〔34〕，进一步支撑了少数民族地区同城化的生活。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高铁建设所带来的休闲、旅游、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便利使沿线居民的幸福感不断提升，也为民族融合发展、形塑国家认同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四、时空政治的运作：民族地区高铁建设对国家认同的形塑

（一）时空政治与国家认同的形成

多民族国家的交通建设经常伴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发展与整合。在现代社会中，交通运输不仅通过推动时间与空间进一步压缩改变时空格局，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是政治文化传播的载体。交通基础设施在修建和使用的过程中体现了政治权力的运作，并通过传播进步、民主等政治意识推动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而“一个国家的边疆是否安全，不仅在于边界安全、边疆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相邻国家之间和平友好相处，更在于国家边疆各族人民对国家‘认同度的提高。从认同安全来考量边疆安全，在人类很长的时间跨度里，边疆安全的价值核心必然是也只能是国家认同”^〔35〕。从这个意义上看，民族地区高铁建设塑造的流动空间不仅可以服务社会经济的发展，更能促进政治文化的构建和繁荣，推动各族人民国家认同的形成和强化，进而提升边疆社会治理效能。

1.以高铁为核心的流动空间为国家认同的形塑提供了社会基础，体现了时空政治运作的统一性

民族地区高铁建设所催生的流动空间推动了国家空间连续性的强化，为社会关系的再嵌入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促使不同民族和文化群体之间的接触得以建立在更为多样化的场景之中，而非基于封闭的、单一的传统地域空间。“就空间形式和过程而言，‘流动空间逐渐取代地方空间成为主导性的空间形态，表征以具体地域为载体的社会文化，与那些继续支配着社会但却不受其自身控制的流动性权力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脱落。”^〔36〕在这一过程中，流动不再是简单的物理位移，传统社会中的身份认同构建机制也逐渐脱离具体的地域地点而进行现代性的适应与改造。“对‘流动性的理解，不应仅止于物理空间上人口的位移或城镇规模的扩大，还应加入社会关系网中‘结构距离的变化，甚至还应包括人们在多元文化中身份认同的情境性调整，形成一种‘跨界的研究视角”^〔37〕。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流动空间的生产离不开参与修建、维护、使用交通基础设施的各族成员，个体的获得感在实践中体现，身份认同在流动空间的发展中不断构建，进而促使个体将自身纳入到更宏大的国家结构之中，推动了国家认同的形成。因此，民族地区的高铁建设不仅关乎物理性的空间位移运动，更关乎民族与国家的融合发展，是社会共同体关系形成的技术表征，它所塑造的流动空间为各民族成员的社会互动提供了现实基础，同时为构建统一的国家认同创造了一种弹力空间。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以铁路为代表的陆路交通成为生产流动空间、推动领土整合和促进各民族成员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

2.以高铁为核心的流动空间为国家认同的形塑提供了历史基础，体现了时空政治运作的延续性

就多民族国家而言，交通基础设施这一流动空间不断改变着传统社会的“中心—边陲”结构，其作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民国时期，国人就开始意识到在边疆地区进行铁路的开发建设有助于维护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与晚清时期‘重防卫轻开发的治边理念不同，进入民国后，人们逐渐重视起开发建设边疆地区，制定了边疆铁路的发展规划。这一系列实践缓解了边疆危机，进而推动了国家统一。”^〔38〕在国家行政权威延伸、商品经济“互联互通”以及文化交流融合的共同作用下，不同区域之间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原本较为封闭的边疆空间也变得更为开放。

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以“互利共赢”为特点的流动空间已经从国内向国际社会延展。在这一背景之下，“‘东南中国不能完全支撑中国国家建设现代化的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北中国成为实现中国国家建设现代化的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价值评判”^〔39〕。因此，民族地区高铁的建设既是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内生动力，又是提升边疆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径，它通过不断推动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促使他们形成相似或统一的身份认同。

3.以高铁为核心的流动空间为国家认同的形塑提供了心理基础，体现了时空政治运作的象征性

流动空间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象征，在其生产和再造的过程中能够推动人们生成统一的时空想象。在流动性日益增强的社会环境下，与交通发展密切相关的流动空间为国家认同的形成提供了可视化的框架。民族地区高铁通过改变人们对时空距离变化的感知，为多民族国家社会秩序的统一创造了全新的条件，其在强化人们符号认同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认同的形成。

一方面，铁路可视为国家利用流动空间传播国家意志和进行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铁路的公共属性决定了铁路技术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工具的重要性，治理是政治的核心任务，铁路通过提供公共运输产品服务于社会大众，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某些社会治理的内容。”^〔40〕另一方面，流动意味着发展，流动空间的生产是国家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关键举措。流动空间的产生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行动上的便利和物质上的丰富，有利于国家认同的形成与构建；或者说，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流动性及其空间形态感受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并依据相似的时空感知，产生了对多民族国家整体的认知和认同。民族地区高铁建设不仅为边疆民族地区带来各种物质上的便利，也促使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渐产生心理认同，并自觉产生爱国主义思想，从而增进了民族团结，进而形成国家认同。

（二）“流动中国”背景下国家认同的形塑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力。”^〔41〕流动从基础设施建设、經济制度创新等多个维度增强了社会发展的活力，是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流动的中国”在强调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也更加贴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时代需求。少数民族地区高铁的发展不仅促进了这些地区与内地之间经济、社会、文化的往来交流，还强化了少数民族同胞对国家的认同，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民族文化融合

无论是空间意义上，还是社会意义上，旅程或出行都能够有效地缩短不同民族之间的心理距离，从而进一步强化民族团结。“火车上的共同旅行，激发了平等与自由的感受与习惯。让所有社会阶级一起旅行，并且把他们并置在某种鲜活的马赛克里，那就是各个国家能提供的所有的财富、地位、性格、习惯、风俗、衣着方式的拼贴。”^〔42〕以兰新高铁列车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地区高铁虽然仍是一个封闭的流动空间，但为个体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在这一特定的流动空间中，各民族在共同旅行的过程中感受生活习惯、民风民俗等差异，民族之间的交互性不断增强，文化传播与融合也在潜移默化中进行。

大规模高铁建设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有利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对于提升民族自豪感具有重要作用。2021年4月，广西推出百趟文化旅游高铁专列，通过红色旅游、诗歌高铁等内容促使“高铁经济”与“文旅经济”相结合，以增进“外地人游广西”的文化体验与“广西人游广西”的文化传承^〔43〕。游客乘高铁列车前来体验当地非遗文化，对民族文化易产生亲切感，进而推动各民族间文化融合与和谐共生。广西文旅厅更是推出城市主题月活动，“一月来宾、贺州沐泉，二月河池知味，三月梧州踏春，四月柳州赏花，五月南宁宿野，六月北海趣夏，七月贵港观荷、百色品芒，八月防城港赶海，九月玉林养心，十月崇左探边，十一月钦州啖蚝，十二月桂林寻色”^〔44〕，以提升“广西人游广西”的文旅品牌影响力。2023年11月25日，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迎来瑶族盘王节祈福活动。盘王节是瑶族纪念其祖先盘王的传统节日，汇集了丰富的瑶族传统文化事象^〔45〕。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盘王节不仅是一种少数民族的传统祭祀活动，更是一种民族文化遗产资源，吸引大量游客前来参观体验。游客不仅可以感受瑶族传统织绣技艺，还能体验瑶族药膳、美食、瑶族民俗风情展演^〔46〕。而在民族传统节日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展现了少数民族文化及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也推动了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旅游文化的共生，促进了各民族团结交融。

2.意识形态传播

交通运输工具不仅是物质形态的存在，也是政治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相互交织的场域。流动空间的生产促进了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往来，打破了因距离限制所产生的隔阂，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民族地区高铁列车作为一种特殊的载体，同时伴有传播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能够推动不同文化在情感和认知的传递过程中逐渐融合，为文化认同的形成奠定坚实基础。

2021年3月，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共同打造红色教育主题列车，使动车车厢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流动课堂”。乘客可以在这一特殊的“流动空间”中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百年党史，接受红色熏陶^〔47〕。列车中学党史、唱红歌等活动让党史学习真正“活”起来，让乘客从“流动党史课”的聆听者转变为学习参与者。“流动的课堂”创造出一个立体化、多元化、全方位的运输服务系统，扩大了各民族活动空间的范围、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提升了各民族间资源共享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家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交通运输需求，使各民族成员在一个由社会公共服务和民族平等团结所“环绕”的空间内部进行互动，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体验为国家认同的强化提供了新的路径。在这一过程中，随着不同群体交往的不断加深，心理障碍以及某些旧观念被逐渐打破，热爱祖国、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成为人们构建国家认同、社会认同的基本立足点。

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来说，少数民族地区高铁列车作为一种具有特殊表征的文化符号和实体运载工具，通过与流动性密切相关的自由、平等、繁荣、富强等推动沿线人民进行着关于未来社会的想象构建，从而加强了民族团结融合，进而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聚合。202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听取汇报时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抓实”^〔48〕。通过增强人们日常生活赖以依靠的流动性，少数民族地区高铁列车构建了一个鲜活的命运共同体符号，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集体意志的重塑。2017年，“民族团结一家亲号”特快列车首次开行，实现了乌鲁木齐至和田、喀什等地一日到达，开行六年来累计运送旅客621.7万人次，架起了民族团结的“连心桥”^〔49〕。列车员还特地在大年三十举办特殊的“列车春晚”，通过开展写春联、送祝福、跳民族舞蹈等活动，拉近了各民族旅客之间的距离，让大家感受到了民族团结的温暖^〔50〕，从而增强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融入感。

五、结语

少数民族地区高铁是一种“流动的治理”，无论是从时空想象或时空体验的角度，还是社会关系或价值观念的维度，它都有利于边疆地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边疆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少数民族地区高铁又是一种“治理的流动”，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多元性、动态化的交流与互动逐渐取代了单一性、静态化的社会交往，流动空间对国土空间连续性的强化、身份认同的构建与变化也具有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流动的治理”在促进民族融合和维护民族团结方面就显得尤为重要。

民族地区高铁建设强化时空压缩效应，能够推动沿线区域发展，最终促进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1）民族地区高铁从经济方面改变了民族地区的通达性、提高了沿线城市的要素资源流动、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交通政治效应的发挥提供了物质基础；（2）少数民族地区高铁列车以现代社会日益增强的流动性为抓手，从流动过程本身生产出有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价值观念，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沟通与融合；（3）民族地区高铁列车既是一种物质形态，也是一种符号象征，其通过人们日常生活的流动性构建出各民族成员关于美好未来的想象，从集体意志方面进一步助推国家认同的形塑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聚合。

以少数民族地区高铁作为研究对象，在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两方面都不乏现实意义。从学术研究方面来看，南广高铁、兰新高铁所创造出的流动空间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路径，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边疆民族地区的交通运输再次迎来重要的发展契机。伴随着交通网络的“互联互通”建设，有关民族交融、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等问题的研究内容也会随之得到拓展和延伸。从实践应用方面来看，少数民族地区高铁通过支持现代社会运转必不可少的流动性因素，将政治认同与社会关系的构建结合起来，推动了边疆地区社会治理路径的优化，为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的交通建设树立了示范样本，也为边疆民族地区交通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借鉴，这对于进一步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1〕初楠臣，张平宇，姜博.基于日高铁流量视角的中国高速铁路网络空间特征〔J〕.地理研究，2018，（11）：2193-2205.

〔2〕王浩宇，汤庆园.交通强国视域下铁路建设与多民族国家的时空政治——以川藏铁路为例〔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114-123.

〔3〕趙丽江，于业芹.植入与统一：高铁驱动民族地区空间重构及统一的作用机制〔J〕.广西民族研究，2020，（4）：43-49.

〔4〕韦功鼎，李雪梅.高铁网络对西南民族地区城市群空间格局的影响〔J〕.广西民族研究，2019，（3）：88-95.

〔5〕朱德稳.铁路交通助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思考〔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2，（10）：36-38.

〔6〕张自强，陈姚姚.高铁开通与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旺丁不旺财？〔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9（5）：108-118.

〔7〕年猛.交通基础设施、经济增长与空间均等化——基于中国高速铁路的自然实验〔J〕.财贸经济，2019，（8）：146-161.

〔8〕卞元超，吴利华，白俊红.高铁开通、要素流动与区域经济差距〔J〕.财贸经济，2018，（6）：147-161.

〔9〕漆先望.建设川藏铁路的战略意义〔J〕.决策咨询，2019，（6）：6-8.

〔10〕宗刚.青藏铁路的建设与对西藏发展的影响〔J〕.中国藏学，2006，（2）：62-70.

〔11〕孙红林，刘双双.高铁时代的“慢治理”：成昆铁路“慢火车”的空间经验〔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87-93.

〔12〕王浩宇.工程国家：一个理解现代国家权力运作的理论框架〔J〕.探索与争鸣，2023，（2）：89-101，179，182.

〔13〕平维彬.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合实践与价值刍议——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J〕.贵州民族研究，2022，（5）：1-7.

〔14〕扈红英，张俊侨.西部边疆地区社会结构变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一带一路”视角〔J〕.宁夏社会科学，2018，（1）：171-176.

〔15〕白光，李文兴.铁路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带动作用——以广西、青藏等铁路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14，（1）：139-145.

〔16〕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M〕.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37.

〔17〕大卫·哈维.地理学中的解释〔M〕.高泳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74.

〔18〕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35.

〔19〕吴越菲.迈向流动性治理：新地域空间的理论重构及其行动策略〔J〕.学术月刊，2019，（2）：86-95.

〔20〕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M〕.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6.

〔21〕姜博，初楠臣，黎赟，等.高铁可达性与土地价值：文献述评与展望〔J〕.经济地理，2019，（7）：9-13，21.

〔22〕国家铁路局.2022年铁道统计公报〔EB/OL〕.（2023-05-29）〔2024-01-16〕. https：//www.mot.gov.cn/fenxigongbao/hangyegongbao/202305/P020230530535262349964.pdf.

〔23〕孔令章，白洋，李晓东.高铁对欠发达地区可达性及经济联系的空间影响——以兰新高铁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20，（5）：19-22，35.

〔24〕高俊.兰新高铁：中国“智”造——带你走进不一样的兰新高铁〔J〕.中国工程咨询，2018，（2）：6-9.

〔25〕陈博文，白永平，吴常艳.基于“时空接近”的区域经济差异、格局和潜力研究——以呼包鄂榆经济区为例〔J〕.经济地理，2013，（1）：27-34.

〔26〕岳洋，曹卫东，姚兆钊，等.兰新高铁对西北地区可达性及经济联系的影响〔J〕.人文地理，2019，（1）：131-139.

〔27〕覃妮.高铁里程居全国前列——第一个开通高铁、地铁的自治区〔J〕.当代广西，2019，（Z1）：64-65.

〔28〕王姣娥，焦敬娟，黄洁，等.交通发展区位测度的理论与方法〔J〕.地理学报，2018，（4）：666-676.

〔29〕朱琳.浅析兰新高铁催生的文化现象〔J〕.理论学习与探索，2016，（4）：71-73.

〔30〕杜瑞.“一带一路”背景下兰新高铁对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J〕.经营与管理，2016，（6）：95-97.

〔31〕王聪，李晓东，孔令章，等.兰新高铁沿线城市旅游竞争力及空间发展策略研究〔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5）：33-39.

〔32〕李模成.兰新高铁对沿线城市规模的影响研究〔J〕.城市建筑，2023，（4）：207-209.

〔33〕崔晶，李雪涛，初楠臣.欠发达地区高铁可达性与经济社会的协调性研究〔J〕.经济地理，2020，（3）：43-51.

〔34〕王旦，唐红祥.高铁开通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可达性变化及空间格局研究——以广西为例〔J〕.广西社会科学，2018，（8）：38-43.

〔35〕余潇枫，徐黎丽，李元正，等.边疆安全学引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89.

〔36〕王志刚.“流动空间”下的地方认同及其建构意义〔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6）：75-79.

〔37〕朱凌飞，李伟良.流动与再空间化：中老边境磨憨口岸城镇化过程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118-127.

〔38〕田永秀，刘雨丝.固边治边：近代边疆危机中的铁路功能〔J〕.民族學刊，2021，（11）：78-88，130.

〔39〕王鹏辉.再观“边疆中国”：近年国内边疆研究的前沿述评〔J〕.学术月刊，2017，（12）：172-179.

〔40〕张瑞瑞.中国铁路的政治功能与影响〔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111.

〔4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一九年新年贺词〔EB/OL〕.（2018-12-31）〔2022-11-03〕.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58672.htm.

〔42〕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M〕.金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118.

〔43〕光明日报.广西推出百趟文化旅游高铁专列〔EB/OL〕.（2021-04-09）〔2022-11-03〕.https：//difang.gmw.cn/gx/2021-04/09/content_34754475.htm.

〔44〕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2022年“中国旅游日”暨“广西人游广西”活动启动140余项旅游惠民活动助推文旅复苏〔EB/OL〕.（2022-05-20）〔2023-12-28〕.http：//wlt.gxzf.gov.cn/zwdt/gzdt/t11914872.shtml.

〔45〕平锋，梁婷婷.文旅融合、仪式展演与文化共生：金秀横村坳瑶盘王节的田野研究〔J〕.黑龙江民族丛刊，2020，（5）：36-41.

〔46〕中国新闻网.“世界瑶都”广西金秀欢庆盘王节 瑶族风情醉游人〔EB/OL〕.（2023-11-26）〔2023-12-19〕.https：//www.gx.chinanews.com.cn/ly/2023-11-26/detail-ihcvewkm2175571.shtml.

〔47〕人民网-广西频道.广西13条线路动车成为党史教育“流动课堂”〔EB/OL〕.（2021-03-22）〔2022-11-03〕.http：//gx.people.com.cn/n2/2021/0322/c179430-34633618.html.

〔48〕新华网.习近平：牢牢把握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战略定位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建设美丽新疆〔EB/OL〕.（2023-08-26）〔2023-12-22〕.http：//www.news.cn/politics/2023-08/26/c_1129826328.htm.

〔49〕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民族团结一家亲 石榴花开香千里〔EB/OL〕.（2023-03-27）〔2023-12-19〕.http：//www.urumqi.gov.cn/sy/jrsf/528419.htm.

〔50〕光明日报.“民族团结一家亲号”上的“列车春晚”〔EB/OL〕.（2019-02-06）〔2023-12-19〕.https：//news.gmw.cn/2019-02/06/content_32470150.htm.

Mobile Space and National Identity：The Spatial-temporal Politics of High-speed Railway Construc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SUN Jingyu， LUO Zhuo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mobile space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social integration and border governance in multi-ethnic countries. In modern society， the mobile spac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promotes continuous changes in the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and strengthen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As a form of prod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mobile spac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speed railway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is both “Governance of mobility” and “Mobility of governance”. The operation of High-speed railway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such as Lanzhou-Urumqi High-speed Railway and Nanning-Guangzhou High-speed Railway promotes ethnic integration and unity from the aspects of social relation， opinion of value and identity recognitio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space and social space. It provides a visual framework for members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to build national identity and has a special symbolic significance， playing a key role in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Chinese nation. This helps to improve the soci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in border areas， and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transportation policie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Key words： mobile space；national identity；high-speed railway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Lanzhou-Urumqi High-speed Railway；Nanning-Guangzhou High-speed Railway；time and space politics；social governance efficiency；ethnic identity

（責任编辑：武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