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精神育人”的历史梳理、理论渊源及经验启示

谢瑜 刘鸿宇

摘 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百多年中着力实施“精神育人”，历经了四个从自发到逐渐自觉的历史阶段：以思想改造为中心开展精神灌输、以树立榜样为抓手进行精神激励、以伟大事件为主题凝练精神实质、以中国精神为核心建构精神体系。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力量能动作用的科学观点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高尚精神元素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精神育人”的理论渊源。梳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精神育人史可以得出三点经验启示：一是要处理好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二是要处理好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三是要处理好特殊与一般的关系。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精神育人；中国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基金项目：四川省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重大项目“精神引领、名家领衔、铸魂促行，打造‘中国精神思政育人新高地”；西南交通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研究生思政课‘三事三场教学模式研究”（YJG5-2022-Z020 ）；西南交通大学本科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基于行动导向的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研究”

作者简介：谢瑜，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与科技伦理研究，E-mail：xieyu@home.swjtu.edu.cn；刘鸿宇，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谢瑜，刘鸿宇.中国共产党“精神育人”的历史梳理、理论渊源及经验启示〔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1-11.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1〕。先进的精神力量和精神品质往往具有极强的育人功能，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奋斗史就是一部精神育人史。“精神育人”指中国共产党依托富含中国元素的精神载体，丰富人民群众精神世界，坚定人民群众理想信念的实践过程。它的过程包括“精神生产—精神发掘—精神提炼—精神传播—精神传承—精神再生产”六个递进环节，即立足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发掘蕴藏在这些伟大历史事件或人物群体背后的精神品格，用精练的语句对其精神实质加以概括提炼，通过各种途径向人民群众传播以入脑入心，促进人民群众传承伟大精神并开创新的伟大实践。

一、中国共产党“精神育人”的历史梳理

“精神生产—精神发掘—精神提炼—精神传播—精神传承—精神再生产”这种精神育人过程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的。按照认识和实践程度的不同，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所实施的“精神育人”大致可分为从自发到逐渐自觉的四个历史阶段。

（一）以思想改造为中心开展精神灌输

近代以来，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统治之下，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完全处于麻木不仁的状况。无数仁人志士掀起了一场场精神改造运动，意图唤醒民智，但囿于没有找到社会的物质病根，未能取得精神解放之实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給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应运而生，并从那时起以“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摆脱积贫积弱的状态，着力思想改造和精神解放。

针对中国人民现实的精神贫乏状况，中国共产党最初实施的“精神育人”是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民众为中心的精神灌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即针对军民群众内部存在的不同思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开展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面向革命队伍启发其阶级觉悟，打造一支人民军队并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同志关系。另一方面，面向根据地群众建立起系统的学习制度，开办党校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进行无产阶级精神灌输。例如，中央苏区扫盲识字与普及教育使用的教材《工农兵三字经》，配合土地革命战争的需要阐述了基本的革命道理，并将革命精神和革命理想教育贯穿其中^〔2〕。

在“精神育人”的第一阶段，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改造人民群众的精神状况，自发探索开展了一定程度的无产阶级精神教育。这一举措成为中国共产党实施“精神育人”的初步探索，极大地改善了革命队伍的精神面貌。“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为主动。”^〔3〕

（二）以树立榜样为抓手进行精神激励

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干部群众中涌现出一大批具有饱满精神热情和突出先锋模范作用的人物典型。逐渐地，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蕴藏在这些人物典型中的教育资源，开始以树立榜样为抓手，采取典型激励的做法开展“精神育人”活动。

例如，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出重要贡献的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医生逝世以后，毛泽东在延安专门发表《纪念白求恩》一文，要求每一位共产党员以白求恩同志为榜样，“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4〕。毛泽东还参加了在革命中牺牲的战士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并作以《为人民服务》为主题的演讲，号召大家学习张思德同志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5〕。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以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为典型代表的精神力量饱满的干部群众，他们的精神品质同样为中国共产党所珍视。无论是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毛泽东接见焦裕禄家属，还是《人民日报》刊发《大庆精神大庆人》长篇通讯等形式，都对树立人物榜样以实施“精神育人”起到了极为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精神育人”的第二阶段，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自发地开展无产阶级精神教育、革命精神教育，转而开始有意识地以触手可及的人物典型为抓手，面向群众进行精神激励，将中国共产党“精神育人”推进到了新的阶段。

（三）以伟大事件为主题凝练精神实质

在解放思想的浪潮中，中国共产党开始着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考察“精神育人”的重要作用。邓小平指出，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发扬革命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体共产党员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不但如此，“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6〕。

在新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发现用精练的语言将特定历史事件的精神实质加以总结和提炼，可以更好地让人直观感受到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方便群众记忆，更有利于精神的传播和传承。因此，1999年9月18日，江泽民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用“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对“两弹一星”精神作了凝练概括。2002年3月，江泽民在陕西考察工作时，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对延安精神作了凝练概括。2006年7月1日，胡锦涛在青藏铁路通车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用“挑战极限、勇创一流”对青藏铁路精神作了凝练概括。2008年10月8日，胡锦涛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用“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对抗震救灾精神作了凝练概括。

在“精神育人”的第三阶段，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以伟大历史事件及其纪念节点为契机，对蕴藏其中的精神实质加以总结概括并传播，能够收到良好的“精神育人”实效。自此以后，几乎每领导人民完成一项伟大创造，中国共产党都会有意识地对这一伟大事件的精神实质加以提炼从而激励人民。这证明，中国共产党“精神育人”正在逐渐从自发走向自觉。

（四）以中国精神为核心建构精神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守正创新，对精神育人史上积淀下来的宝贵经验加以传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持续重视和发扬典型人物群体的榜样激励作用，例如公开表彰“共和国勋章”、国家荣誉称号、“七一勋章”、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等先进模范，发挥精神引领作用；另一方面，持续重视对伟大历史事件的精神实质加以提炼，例如这一时期对伟大建党精神、伟大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探月精神、科学家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等多种精神的实质作出了凝练概括。

更重要的是，自此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程中，开始对以中国精神为核心的精神育人体系进行了体系化建构。从理论架构来看，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伊始即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实质上对中国精神育人体系进行了顶层设计。而后，中国共产党用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搭建起了中国精神育人体系的四根支柱，并借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载体支撑，架构起中国精神育人体系的整体脉络。从具体实施来看，党中央陆续出台《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等“精神育人”系列文件，布局建设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等“精神育人”基地，逐步推动中国精神育人体系落地走实。

在“精神育人”的第四阶段，中国共产党对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重要作用之规律性认识已经相对成熟，开始主动从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层面以及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后继有人的战略层面推进“精神育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以中国精神为核心，对育人体系进行了相对完备的建构。至此，中国共产党“精神育人”的体系化和成熟度达到历史新高。

二、中国共产党“精神育人”的理论渊源

梳理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的精神育人史发现，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力量能动作用的科学观点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高尚精神元素结合起来，促进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有效丰富了人民群众精神世界，取得了“精神育人”良好成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精神育人”的理论渊源。

（一）源自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力量能动作用的科学观点

作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的精神育人史上，马克思主义起到了根本性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尽管“‘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7〕，但马克思主义从不反对人类精神活动对物质世界的能动改造作用，相反主张先进的精神活动能够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特别强调革命精神的能动作用是支撑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即认识到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存在的密切关联，他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7〕。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摒弃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对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财富增长与人民精神生活萎缩之间的矛盾状况进行深入考察。他发现，“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7〕，单个人“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創造）的能力”^〔7〕。这意味着，精神生产并不单纯只是被动受到人类物质生产约束的特定形式，积极的精神生产内部也包含着人的解放向度。领导革命的过程使马克思此前在哲学上对精神生产进行的抽象思考有了现实映射，这一时期他直观感受到精神力量对工人阶级的支撑鼓舞作用，发现无产阶级“遭受了沉重的物质失败，不得不通过精神上的胜利重新振作起来”^〔8〕。而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鲜明号召“工人必须勇敢而坚定地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争取胜利”^〔8〕。这些论断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们关于革命精神能动作用的理性认识已经基本成熟。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力量能动作用的基本观点，他充分考察并发现马克思“起义的艺术”主要规则之一就在于“无论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9〕。因此，为取得革命胜利，列宁十分重视“用革命精神教育无产阶级并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10〕，并发现“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效果”^〔11〕。苏维埃俄国政权建立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列宁同样重视在精神上教育人民，他强调“对无产阶级重要的是巩固本阶级来反对资产阶级，用彻底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群众”^〔12〕。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力量对人民群众的教育和鼓舞作用的认识推进到了新阶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力量能动作用的科学观点，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育人”的重要理论来源。

（二）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高尚精神元素

从先秦诸子百家到汉魏六朝歌赋，从儒释道家到宋明理学，纵观浩如烟海的中华先贤思想宝库，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中十分强调精神涵养的重要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的高尚精神元素，形成了中華文明独特的精神标识，不仅顺应了各时期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了中华民族血脉赓续，更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育人”注入了丰富源泉。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品格，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育人”的文化特质。中华民族历来追求浩然正气，这个“气”其实就是精神。《周易》有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3〕其意思是，为人处世应该像天的运动一样刚强劲健，不断追求进步发奋图强；像大地的气势一样厚实和顺，增厚美德容载世间万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气节很好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品格，贯穿中国共产党“精神育人”全过程。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有追求德行高尚的道德规范，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育人”的文化底蕴。张岱年、方克立等学者认为：“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14〕《大学》有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15〕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和民俗乡约中以德治国、以德修身的倡导饱含对高尚精神的追求，使得中国传统德育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育人”的文化基因。

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有天人合一、世界大同的价值取向，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育人”的文化主张。“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概念之一，主张天地人的合一性，以此达到求得物我合一、修身养性的目的。这一观念催生了中华民族对大同社会的共同理想追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倡导的主流价值取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无不反映着中华民族崇和平、求大同的精神标识，也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精神育人”的价值追求。

三、中国共产党“精神育人”的经验启示

梳理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精神育人史发现，这一实践历程是一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过程。在单个的“精神育人”周期中，“精神生产—精神发掘—精神提炼—精神传播—精神传承—精神再生产”环节逐层递进；同时随着“精神育人”实践的深入，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育人”逻辑较前一历史时期层层递进。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考察中国共产党精神育人史，得出的基本经验启示在于要处理好三对范畴之间的关系。

（一）处理好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

“精神育人”的第一条基本经验在于要处理好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这是由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决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是辩证统一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同时，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虽然它从根本上由社会存在决定，但具有自身特有的形式和发展规律。这一规律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精神育人”的可能性。

一方面，社会意识相较于社会存在的发展具有不完全同步性和不平衡性。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践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领导人民在各时期依据当时的时代课题进行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不断推进我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从中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奠定了“精神育人”的基础。同时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存在不完全同步和不平衡的发展样态，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使得先进的精神力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和引领物质文明的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通过“精神育人”以先进的精神力量对物质文明建设形成牵引，在理论上就成为了可能。

另一方面，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7〕任何社会意识都是在适应一定社会物质生活发展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合适的条件下就会向物质力量转化，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影响历史发展。精神是主体的实践创造在思维活动中的具体凝练，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社会意识产物，先进的精神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能够通过改造主观世界以“掌握群众”，从而积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因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得以通过“精神育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以先进的精神力量“掌握群众”，积极反作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建设并形成牵引，充分发挥先进精神力量的反作用。

（二）处理好实践与认识的关系

“精神育人”的第二条基本经验在于要处理好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这是由实践与认识的辩证运动规律决定的。实践与认识的运动就是在实践基础上认识活动由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回归到实践这样“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辩证发展过程。“精神生产—精神发掘—精神提煉—精神传播—精神传承—精神再生产”的“精神育人”过程本质上也是这样一种实践与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

其一，精神提炼是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认识的第一阶段表现为在实践基础上由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即运用抽象思维，将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思维的具体，从而“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16〕。伟大精神的提炼也是这样，是在伟大实践的基础上运用抽象思维从感性认识形成理性认识的过程。以科学家精神育人过程为例，从老一辈科学家放弃海外的优渥条件归国建设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到新一代科技工作者矢志投身科技强国建设的伟大实践，能够直观感受到科学家群体内部所迸发出的强大精神力量，这种不成熟的感知即是感性的具体，通过对这种直观感知背后关于“对祖国的热爱、敢为人先的勇气、对真理的追求、对名利的淡泊、对团队和后辈的提携”诸多本质要素的抽取，形成“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这样系统的理性认识，从而完成对科学家精神的提炼，发挥其育人功能。

其二，精神传承和发扬是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认识世界的目的“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16〕。提炼精神只是前提，将这一规律性认识的精神传承下去以指导今后的社会实践才是目的。以脱贫攻坚精神育人过程为例，对脱贫攻坚伟大斗争锻造形成的脱贫攻坚精神加以提炼，得出“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规律性认识之后，尚没有完成“精神育人”的任务。只有以脱贫攻坚精神引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才能引导人民群众真正做到对脱贫攻坚精神的传承和发扬，达到“精神育人”的目的，因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16〕。

（三）处理好特殊与一般的关系

“精神育人”的第三条基本经验在于要处理好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这是由辩证思维运动规律决定的。人的认识就是由认识特殊上升到认识一般，再由认识一般推广到认识特殊的辩证发展过程。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不断基于“精神育人”实践中众多特殊存在着的个别现象总结归纳出一般规律，再用一般规律指导具体的“精神育人”实践。处理好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对于“精神育人”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精神的提炼是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的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16〕精神提炼就是要将单个历史事件中的普遍精神要素或众多人物组成的群体所表现出的共同精神特质加以归纳。仍以脱贫攻坚精神育人过程为例，在脱贫攻坚伟大斗争中，从中央到地方各地干部群众依靠自身智慧，因地制宜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减贫之路。虽然从现象上看，各地区各单位的扶贫模式和具体做法有所差别，但从本质上看，各式各样的脱贫模式往往都包含着共同的精神特质。因而用这些精神特质中的“最大公约数”作为基础即可提炼出脱贫攻坚的精神实质，形成规律性认识，此即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

另一方面，精神的传承和发扬是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上文提到，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提炼脱贫攻坚精神的目的在于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的伟大实践中传承和发扬脱贫攻坚精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同样会面临很多未知的具体状况，例如依然需要对口支援、社会帮扶，依然需要精准施策、稳扎稳打，依然需要爬坡过坎、攻坚拔寨，依然需要回应人民期待。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丝毫不亚于脱贫攻坚，完成对脱贫攻坚精神的提炼之后，就能以“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一般性认识在解决乡村振兴具体问题的举措上形成相应指导，于实践中生动体现从一般到特殊的精神传承和发扬过程。

四、余论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中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现实指导下，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逐层深入开展了扎实的“精神育人”实践，逐渐形成了相对完备的中国精神育人体系。本文对中国共产党开展“精神育人”的历史作了简要梳理，并探讨了这一历史实践的三点经验启示。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精神育人”的历史还有诸多可供发掘的学术价值，例如“精神育人”之于教育强国建设的价值意蕴、“精神育人”之于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等等。

马克思认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7〕。梳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精神育人史的真正意义在于更好总结以先进精神掌握群众的实践经验，更好发挥先进精神力量的育人价值，引导全体人民更好传承发扬中国精神，以促进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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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Combing， Theoretical Origin， Experiences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Spiritual Educ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XIE Yu， LIU Hongyu

Abstract： Since its found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devoted more than 100 year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piritual education， which has gone through four historical stages from spontaneous to gradually conscious： carrying out spiritual indoctrination with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s the center， spirit encouraging with setting an example as the starting point， summing up spiritual concentration with great events as the theme， and constructing a spiritual system with the Spirit of China as the core. The Marxist scientific viewpoints on the active role of spiritual forces and the noble spiritual elements i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o-constitute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the spiritual educ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combing through the history of the spiritual educ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 more than 100 years， three enlightenments can be summed up： Firstly， we must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al Existence and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Secondly， we must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actice and the Cognition. Thirdly， we must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e Special and the General.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Spiritual Education; the Spirit of China;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Marxist theories

（责任编辑：陈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