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毅整饬山西吏治问题探究

【摘要】光绪初年，山西吏治衰败，官场贪污腐化、推诿拖沓之风盛行，吏治积弊日深。光绪十一年（1885）刚毅任山西巡抚，在上任之初，他就将吏治作为整顿重点。在山西任职期间，他针对地方吏治腐败、官员行政能力低下的现象，提出效法“观政”，主张开馆课吏，并提出了开馆课吏的基本内容。此外，鉴于地方官员素质较低以及山西地区贪腐现象严重的情况，他手辑官箴书，提出注重培养官吏操守的主张，并且主动上奏选贤去庸，惩治贪官污吏，褒奖清官廉吏。其整饬吏治的主张不仅对于改善山西腐败、混乱的吏治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于晚清政治建设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关键词】刚毅；山西；吏治；治理；官箴书；课吏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08-0068-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8.020

基金项目：2022年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忻州古城的历史变迁与价值谱系研究（项目编号：SYYJSYC-2282）。

清代作为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国力在晚清时期一度衰弱，对内表现为吏治腐败、外战屡败、割地赔款，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反清斗争频发；对外则表现为列强侵略、瓜分中国之心日甚，民族矛盾加重。而刚毅就生活在这样的历史年代之中。从阶级立场分析，刚毅应属于地主阶级守旧派，他于光绪十一年（1885）调往山西，任山西巡抚之职，在职期间主张澄清吏治。对刚毅在职山西时的吏治问题进行考察，我们可以了解到刚毅主政山西期间整饬吏治的具体方针和举措，从而结合刚毅的施政结果来分析其吏治举措对山西乃至晚清政治建设的影响。此外，关于吏治问题的考察，不仅对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官僚体系内部的运行机制极为重要，而且也为当代进行廉政建设提供了借鉴。

一、亟须整顿：光绪初期的山西吏治

光绪初年，山西社会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因地处干旱少雨地带，气候干燥，以致灾害频发，民生凋敝。此外，地势封闭导致山西社会风气难以开化，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加之地方官员的不作为，以致吏治积弊日甚，这都对山西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阻碍作用。但就中国古代来说，相较于法治，社会发展的状况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治，而人治首要在于治吏，故论阻碍地方发展之根本还在于地方之吏治。

究光绪初年山西吏治积弊之表现，可归纳为以下几点：大小官吏沆瀣一气，贪污舞弊愈演愈烈。从光绪初年以来，山西自然灾害不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为光绪二年（1876）爆发的“丁戊奇荒”。鉴于灾荒带来的民生凋敝的社会现象，清政府调曾国荃任山西巡抚，进行赈灾救济。在赈灾期间各级官吏贪污舞弊、中饱私囊之举层出不穷，这足以证明山西吏治的糜烂程度。如御史胡聘之奏称，山西州县官吏“至散给粮米时，书役借端勒索，约令加倍偿还，致灾民惧不敢领，甚有输钱文求免赈者。”山西省阳曲县仓书李林儒等人，承办粥厂发放赈粮，却暗自侵盗米粮五十石之多。此外，匿灾不报，征苛捐重税来满足一己之欲者也不可胜数。更有甚者，主政官员私自压搁减税谕旨，征公款入私囊。如御史张观准就指出，山西省内灾荒异常严重，但实际征收的赋税并未少于平时，其原因就在于“及至大吏奏请恩施催科己将竣事，甚有压搁誊黄，丁额征扫数后，始行张贴，以至朝廷豁免钱粮之旷典，徒饱官吏之私囊。”另外以其他名目来搜刮民脂民膏，鱼肉百姓的还有荣河县知县王性存、吉州知州段鼎耀等人。

官场陋习严重，不法之吏横行。曾国荃在初任山西巡抚之时就曾写信感叹山西吏治的败坏，非一日之害，实乃日积月累而成，“胥吏之追乎，迫之已久，小民日受流离转徙之苦。而为牧令者，方且肆无忌惮，不顾斯民之肥瘠，但求私囊之丰盈；不恤下民之怨咨，但伺长官之喜怒。”在他看来地方官员不胜其任，无所作为，不顾民间疾苦，逢迎上级，欺压百姓之风盛行，加重了山西吏治的败坏。光绪七年（1881），张之洞被调任为山西巡抚。在初到山西之时，他就对山西黑暗的社会状况进行了概括：贪污腐化之风盛行，贿赂之法大行其道。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山西官场乱极，见闻陋极，文案武营两等人乏极。吏事、民事、兵事应办之事多极。”由此可见山西官场的混乱。

捐纳官员过滥，有碍吏治。张之洞曾上奏称“近年因疏通选法，各优贡截取孝廉方正教习教职各班，班次愈多，轮补愈滞。”“晋省缺少人稠，数十年尚未一转。”此外，捐纳范围太广，通过捐纳进入官场的官员能力不一，很难成为很好的管理者。“凡实任候补各员，或为守兼优；或瑕瑜不掩多，或质美而未学；或有才而不羁，或有名而无实；或一长可取，或贪私巧诈，物议沸腾；或陋劣昏庸，不堪造就。”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地方官员在处理政务时的不可靠性。为此，他奏请停止捐纳官员，以清明吏治。

从光绪二年（1876）到光绪十年（1884），曾国荃、张之洞轮番出任山西巡抚，在此期间，他们针对吏治腐败问题进行的整顿，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晋省官场的败亂之势，改善了山西贪腐成风、摊捐过重的社会状况。但因曾、张二人治晋时间皆较短，以致所行措施出现断点现象，而晋省积弊日久，实非短期所行能见效。

二、巡抚刚毅对山西吏治的整饬

（一）效法“观政”，主张开馆课吏

清代入仕的主要途径除通过国家举行的科举考试外，还有捐官一途。科举考试以八股为固定内容及形式，空泛死板，于从事治民理政的实践无太大意义。而捐官则更是如此，捐途广，并且对于捐纳得官者的能力及品行并未能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所以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所选拔出来的人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大多数人由于初入仕途，未经历练，以致在处理地方政务方面多半有所欠缺。更有甚者，主政官员未识刑名、钱粮、催科、听断诸如此类的理政之法，在治理地方时根本无从下手。

刚毅于光绪十一年（1885）出任山西巡抚，他到任之后注意到了山西官场混乱，官员理政才能低下、候补官员能力各异的问题，加上借鉴之前两任巡抚对山西吏治问题的整饬，刚毅提出了“欲整顿地方，必先培植人材。欲培植人材，必先讲习吏治”的思想。

因此，他上疏光绪帝：“新晋州县各官员，大多初入仕途，未有民社之任。选途既广，人类不齐。其中才识夙具有志上进者，固不乏人，而闒茸迂拘、疏于吏治者正复不少。人材既有短长，地方复有难易。以长材屈下邑，则难尽其能。以要地畀庸才，则必负厥职。夫当官莅政，庶务纷纭，容有学习而不免偶失者，断无不学不习而反瑧上理者，与其参劾于负乘之后，而补救无及。何如预教于未到任之前而保全实多。”在刚毅看来，人才混杂不可避免，但当官理政，杂务繁多，可能存在官员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但绝无不学不习瑧上理者。所以，与其在有碍于地方治理之后设法弥补，不如在做官之前就令其学习当官之道。“倘以未经历练之员遽膺冲要，即令才具稍优势，不得不假手幕友丁胥。以致长奸丛弊，迨至劣迹昭着。始予撤参，而公事之废坠，地方之贻害，已不可胜言。”他认为倘若让未经历练的人身居要职，处理要务，而其本身才能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委政于幕友丁胥。长此以往，劣政斑斑，在出现问题之后再行处分已然不及，会对地方治理造成极大的危害。为此，刚毅提出了开馆課吏。

关于开馆课吏，培训官员的具体内容，刚毅提出了相应的主张。首先，设立课吏馆，以“忠爱”“清勤”为课吏主旨；其次，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曹来培训官吏，考试不崇尚辞藻华丽，以明事理，能致用为优；同时还刊印《秋谳辑要》《牧令须知》等官箴书，以此为教材，教官员学习如何处理民政以及如何书写官府往来文书等。关于课吏馆教授以及官员应当学习的吏治之法的具体内容，刚毅做出过明确回答：“每日传集在省候补以及部选初到各员，分班到馆，教之以忠爱，勉之以清勤，举凡居官办事之法，到任交盘之方，命盗案如何审理，保甲社仓如何劝办，正杂钱粮如何征催，书役家丁如何约束，讼师土棍如何惩创，一切陋弊如何革除，无不反复讲明，使之渐臻领悟。”此外，教授者还通过举事例，提问题等具体方式，要求官员进行判断、裁答、陈述、分析，以此验证学习官员对所教授知识的掌握程度。

关于课吏馆中教授的具体内容，大多都是根据官员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因此也收到了“是以年来课吏馆中各员履历，一经补署，无不感发黾勉，駸駸向上”的实效。

（二）辑官箴书，以言教正官风

在任山西巡抚期间，刚毅整饬吏治的举措之一，便是以自己所辑的官箴书作为课吏教材。究其原因，既有山西官场吏治积弊的表现可以通过官箴书的学习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也有清政府本身就有官员在未上任前学习理政之法的历史传统，为此也需要编撰相关书籍，供官员观摩学习。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刚毅对于整饬吏治的方法有着自己的思考。这大概与刚毅长期的从政经历有关。

刚毅从同治五年（1866）任笔帖式议叙主事，累迁为刑部郎中，后多次在外出任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等职，最终于1894年升任为军机大臣。从1866年到1900年，从笔帖小吏一路累迁成为中枢大臣，刚毅居官从政的时间长达35年之久。在地方任职期间，他为官清廉、政绩斐然，对于居官之道、理政之法有着自己的见解。在整饬吏治方面，他也极为重视对官员德行的教化、能力的培养与训导。他以儒家传统思想为教导依据，以劝导、训诫等作为教育方式，加强对各级官员的廉政建设，要求官员注重自身品德和官德修养，勤政爱民，尚俭务实，以此整顿官场。此外，他还认为身为一方牧令，不识为官之道，不通古今，无辨人任人之才，怠于政事亦是形成吏治腐败现象的因素之一。为此，他极为重视对地方官员的理政才能的培养。这些观念在他手辑的官箴书中可以得到验证。

刚毅为官三十余载，除了注重吸取他人的从政经验外，亦十分善于自我总结，重视记录自己居官办案的经验方法，所以其官箴著作颇多。但在其抚晋期间，地方官员所习的、具有代表意义的官箴书则为《秋谳辑要》和《牧令须知》两部。《秋谳辑要》于光绪十年（1884）由刑部刊印，共六卷。卷首收集了历年秋审案件中所颁布的谕旨，其余五卷皆为成案部分。该书的主要内容与清代的司法审判制度—秋审制度相关。所谓秋审，是指秋季复审死刑案件的制度。书中将同治后期至光绪初年全国各个地方上报的秋审具体案例以及相关条款汇编成书，这对官员了解秋审制度以及相关刑事诉讼流程具有重要意义。

而关于《牧令须知》一书，在《清史稿·刚毅传》中有明确记载：“请设课吏馆，手辑牧令须知诸书，分讲习，诏饬行各省。”该书分为六卷，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为主。卷一阐述了为牧令者应具备的道德修养，御下之法以及各项工作程序及其注意事项；卷二主要叙述吏政之法，包括官员的黜陟、任免以及各种文书的书写格式；卷三主要叙述户政之法以及注意事项；卷四主要列举了关于各种仪式举行时的文移稿件式；卷五主要写兵政之要及注意事项；卷六则为刑政和工政，具体包括办案时的技术、方法和文书书写格式以及水利工程方面的文书书写格式。该书对于不悉政务的地方长官具有极强的指导作用。

刚毅以此两部著作为官习教材，意在通过文字教育使官员明辨是非、增长才干，以此重塑务实、尚俭、亲民的官风来整顿官场秩序。同时这也为当地官员的考核、培训以及识人用人提供了有效的参考依据。

（三）选贤去庸，惩治贪官污吏

曾国荃在任职山西巡抚之时就曾对山西官场官僚做派盛行，为官廉正者不能行事，昏聩庸碌者当局主政的现象进行过一定的整顿。刚毅到任后，继续以此为要务整顿吏治。在察吏的过程中，他主要向朝廷上奏参劾那些品行不端、不尽职责、残害百姓、贪赃枉法之徒。如“山西太原镇总兵何鸣高办事任性，任用私人，兼有扣饷旷粮情事”，还有“左云县知县荣安等，各在本任内亏短正杂各款银两，为数甚巨。”针对这些现象，刚毅上奏请求对这些人严加惩处，或革职查办，或依刑律治罪，对于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要求尽数赔偿，将贪污的公款缴回国库。除了严厉打击贪腐之外，对于那些勤于政事，兢兢业业、廉洁自律的官员，刚毅也能给予相应的表彰，因此，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三、刚毅整饬吏治的成效及影响

（一）刚毅治吏对山西官场积习的影响

从光绪十一年（1885）到光绪十四年（1888），刚毅任山西巡抚的时间仅有三年，但其所行，对于改善山西腐败、混乱的吏治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

他在任期间所行打击贪腐，惩治污吏之举，一方面使这些贪官污吏失去了继续升职当官的机会，同时，也对其他官员起到了威慑作用，使其轻易不敢行贪腐之事。這在极大程度上改善了山西官场盛行的贪污腐化之风。同时，对于激励各级官员崇尚廉洁、戒除贪腐起到了积极作用。

另外刚毅还提出在山西设立课吏馆以及以《牧令须知》等书作为官习教材的主张。关于课吏的重要性，在课吏馆铭中刚毅有过表述：“封疆任重，挈领提纲，夙夜祗罹，奉命无忌，自古安民，必先察吏，欲顺民也，须敦吏治，虚廷考绩，黜陟基严，周官六计，弊吏尚廉，洪惟我朝，官方澄叙。”刚毅认为地方官员责任重大，如需整顿吏治，应以察吏为先，提倡勤政廉洁。所谓的课吏馆就是培训机构，“培训和考核试用、候补官员是地方课吏馆的主要任务，而其重点和落 脚点又在于‘考核人才’，最终目标是澄清吏治。”在课吏馆内，所授的《秋谳辑要》《牧令须知》等官箴书，具体叙述了清代司法审判制度以及牧令工作的具体事宜和应具备的官德。通过对这些官箴书进行系统的学习，地方州县官可以习得为政之法以及各类文书的书写格式，从而保障了各个部门的信息通畅，使得地方衙门的各类事务可以得到及时有效、严格有序的处理，这对于光绪初年，山西官场盛行的因循疲玩、拖沓之风以及管理的混乱起到了補正作用。此外官箴教材主要以“清、慎、勤”为主旨，并且鼓励官员亲民、爱民，有利于提高各级官吏的自身素质，对于预防贪腐也有积极作用。

（二）刚毅的治吏举措与晚清政治建设

1.先行——影响地方开启官智新形式

所谓地方官智新形式，主要指在晚清时期清政府为开启官智在全国各地设立的课吏馆以及后来由课吏馆改成的法政学堂，它们对于晚清政治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关于课吏馆的说法。刚毅在“敬陈管见疏”中曾直言“历任各省，必以开馆课吏为第一要务”，并以在山西请设课吏馆为例，请诏饬行各省。从刚毅的仕宦经历来看，他曾在江西、直隶、广东、云南、山西、江苏等多地任职，而他出任山西巡抚时是光绪十一年（1885），按其所言，他很有可能早在任职山西巡抚之前以及在之后的任职中都开设过课吏馆，但由于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所以不能得出具体的结论。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曾在山西明确提出过开设课吏馆的主张。虽然1887年刚毅就曾上折，诏请推广开设课吏馆，但课吏馆在当时并未得到广泛的设立。课吏馆设立之兴，是在清末新政时期开始的。晚清时期候补官员大量存在，其素质和能力不一，给地方治理带来了弊端；同时，为适应改革需要人才的形势，开官智这一思潮逐渐盛行。而课吏馆与单一的“观政”制度只能进行职前培训和单一的“官箴”文化只能进行文字教育不同，这一机构同时具备了培训与教育的功能，因而成为开官智的主要形式之一。以致在清末新政时期，开官智思潮兴盛之时，各地纷纷设立课吏馆作为对地方官员进行学堂教育的机构。

其次，关于刚毅在山西请设课吏与清末新政时期设立的课吏馆之间的关系，学界的意见不一。张小也认为刚毅所设课吏馆“经朝廷准行后推广至其他省份”，但未能找到直接证明的史料。从时间上推断，距离刚毅提出开馆课吏之后，最可能证明二者有承续关系的，仅有“1889年兰州发审局曾附设的学吏局”以及“数年后湖南巡抚吴大潋在湖南设立的课吏馆”，然其实际关系还需进一步考证。但唐素芳认为“刚毅是清朝地方政府培训和考核候补官员制度和方式的创设者”，设立课吏馆，刚毅是首创。

从刚毅所设课吏馆教习的内容来看，其与新政时期所设课吏馆教习的内容有相似之处，二者皆有对候补官吏的培训教育。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刚毅请诏推行课吏之举对于清末新政时期开官智的行为具有促进作用，所以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

总而言之，刚毅在职山西期间提出的开馆课吏的主张，主要以对官员进行岗前培训为主，其教学模式对清末新政时期课吏馆的普遍设立以及后来由课吏馆改成的法政学堂进行的开官智建设有一定的影响。

2.立范——提供官员从政理政教科书

所谓官箴书，就是针对古代中国居官者为官所行制定的行为规范，同时也是训导官员从政治国的重要典籍。历代官箴书的主要内容和原则大多秉承了儒家传统文化中所强调的“忠信、仁义”的核心观念，同时结合官员自身的从政经历，从不同的角度对居官从政之道以及为官应具备的德行操守进行阐发。从中可以看出，官箴书无外乎有两大作用：其一，道德劝诫。官箴书的主要内容之一规定着古代官吏必须具备的职业道德规范，各级官员可以通过学习官箴书来加强对自身的道德约束，在长期学习的过程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其二，指导实践。清代入仕者往往未经历练，故理政水平低下，缺乏实际的行政才能，在身居要职时需要迫切的指导。而官箴书的另一内容恰好记录了处理行政事务时的技术、方法，这为他们学习理政之法提供了指南。鉴于此，国家统治者对于官箴书较为推崇，地方大员在职时也注意以官箴书为教材，教育属吏。因而，在明清时期，官箴书层出不穷。

但在晚清时期，对于地方治理方法论述较为详细的，其中不乏刚毅所著的《牧令须知》一书。《牧令须知》是晚清时期地方州官学习官府文书书写的实用文献。它是刚毅于光绪十一年（1885），即在任山西巡抚之前撰写的官箴书。刚毅曾在《牧令须知·序》中这样表述：“曾手辑吏牍程式各种刊于滇南藩署，命之曰《牧令须知》，以告世之学仕者，比以行箧所带无多，复续刊于晋，并增列《居官》《莅政》各论。”《牧令须知》的具体内容十分详尽，主要记录了地方州官办理各项政务的技术与原则。此外，增添的《居官》《莅政》两篇，主要教授了官员要树立官德，并阐述了吏政的道德规范。因此，《牧令须知》一书，在晚清地方州县官的官政和官德学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称得上是指导官员从政理政的教科书。

四、结语

刚毅是晚清大臣，他在任山西巡抚期间，针对山西吏治腐败、官场混乱的状况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山西官场积弊日深的状况。他所提出的开馆课吏的主张，开创了清末官员岗前培训的先河，并且对于晚清时期“开官智”的地方学堂教育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他所辑官箴书，内容极尽完备，为官员居官理政提供了指导，是清代有名的吏政教科书。总而言之，刚毅在山西整饬吏治的举措，收到了一定的实效，有利于近代山西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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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宏进，女，山西忻州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