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曾国有铭青铜器研究综述

【摘要】2011年湖北随州叶家山发现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是继1978年曾侯乙墓发现之后的又一次曾国考古重大发现。近十年来，湖北省陆续出土了不少曾国有铭青铜器，如南公簋、曾侯丙铜缶、楚王媵随仲芈加鼎等等。这些青铜器地域特征明显，是战国青铜器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文先对曾国青铜器的历史研究进行了回顾，并从新出曾国青铜器的铭文研究及考古报告等方面对2010年以来曾国新见有铭青铜器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整理，最后对曾国有铭青铜器的研究做了展望。

【关键词】曾国；青铜器；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H0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4）08-0119-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8.035

传世文献中对曾国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记载。从1966年开始，以湖北随州、京山、襄阳等地为中心，包括河南淅川、新野、安徽寿县、江苏六合、四川成都等地，都发现了带有“曾”字铭文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数量众多，在周代诸侯国中显得非常突出。从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曾国于西周早期受封，战国中期为楚国所灭，延续时间约700年。作为一个“挖出来的古国”，曾国有铭青铜器的出现能够填补两周历史的空白；曾国铜器铭文更为古文字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

一、曾国有铭青铜器的发现史

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中，就已出现“曾”字铭文青铜器。20世纪30年代，安徽李三孤堆楚王墓中出土的青铜器群中就有“曾姬无卹壶”。30年后，刻有“曾侯仲子斿父”铭文的青铜器又现世于湖北京山苏家垄墓地。1978年，考古界又有了举世闻名的重大考古发现，即曾侯乙墓的发现。1981年擂鼓墩二号墓中出土了一套保存完好的编钟以及编磬。2009年，湖北文峰塔墓地清理挖掘出春秋末期的墓葬，鼎、缶、鬲、編钟等青铜器相继出土。2011年，再度发现叶家山古墓群，出土大量包括青铜器在内的曾国文物。2014年伊始，湖北文物考古单位通过系统性考古发掘，于苏家垄墓地出土了鬲、簋、壶等多件有铭铜器。2002年和2014—2015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郭家庙墓地先后进行清理发掘，揭示出这里也是一处具有诸侯级别墓葬、时代为两周之际的曾国公共墓地。2018年10月至2019年，考古人员又在随州枣树林墓地发掘清理出54座曾国墓葬， 3座马坑，共出土千余件青铜器。至此，通过考古人员多年的努力，基本书写了一部在传世文献中几乎没有任何记录的曾国史，考古成就了一部“曾世家”。

二、新出曾国有铭青铜器的研究

（一）铭文考释

关于新见曾国有铭青铜器的考释文章数量繁多，以下介绍一些重要器铭的考释情况。

1.铭文考释类论文。周喆2018年的硕士论文对随大司马嘉有之行戈、曾子  戈、曾侯戟等兵器铭文作了整理研究。王文亚2020年的硕士论文对曾子  鼎、芈克簠、嬭加编钟、曾侯得戈等器物铭文进行了集释。武玉博2020年的硕士论文对曾子  鼎、曾子  鼎、  君鲜鼎、陔夫人芈克簠等器物铭文作了集释。付雨婷2021年的硕士论文对曾侯与编钟、嬭加编钟和曾公求编钟的铭文进行了集释。陈兆潘2021年的硕士论文对曾公求编钟的铭文作了集释，并讨论了曾公求、曾公得二位国君的公爵之由来。黄锦前在《读近刊曾器散记》一文中对曾子叔䢒戈、曾公子叔  簠、曾仲  鬲等器物铭文进行了阐释。张光裕、谢明文分别对曾伯克父甘娄簠的铭文进行了详细考释。黄锦前认为曾伯克父甘娄簠铭文中表示字名的“  ”应读作“盨”，“  ”是“盛”字异构。黄锡全认为该器铭“黍稷  粱”中的“  ”应是从禾从“旅”省的“  ”字，即野生稻（或再生稻）名。田率对伯克父甘娄盨的铭文作了简释。黄锦前对曾伯克父甘娄诸器铭文都作了讨论。董珊认为曾侯丙缶铭文中的“硖以为长事”文例前所未见，应释读为“摄以为鬯事”，指此缶既作水器沐缶，又兼作酒器尊缶。王恩田认为曾侯丙缶铭文中的“迅缶”即“浴缶”，“微事”为“长事”。袁金平和王丽认为“瘗以为长使”意为“埋葬（之）以作为长久使用之器”。盘铭文中有一句是“余  君之元女”，《铭图续》释“  ”作“邞”。赵平安先生在《盘及其  君考》一文中释“  ”，认为即上博简《成王为城濮之行》中的“太”（字或从殳），相当于《左传》中的“蔿”。王宁认为盘中的这个字当分析为从邑颈声，可能就是“䣆”字或体。袁金平和王丽认为铭文第二句中“周”后的字应释为“室”，“室”后的字应当释为“俌”。

徐在国师对“曾公子弃疾”诸器中的“弃”字作了分析。暮四郎认为曾公子弃疾之登簠、曾公子弃疾之登甗簠铭文中的“登（升）”字，应当是“葬”字，“葬簠”“葬甗”即用于随葬的簠和甗。对曾公子弃疾之御斗中整理者释为“御”的字，暮四郎认为该字从“辵”，“勺”声，可能是“酌”字的异体。马智忠则认为“御”应当是“  ”，读为“沐”，“沐斗”是和“盥缶”、“行缶”一类的浴缶配套使用的。

王子杨认为整理者隶为“  监簋”的“  ”字当释为

“  ”，即“邓国”之“邓”，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周初的监官制度。黄锦前则认为“  ”字应当改释为“濮”字，在铭文中当读作濮国之“濮”。

徐在国师认为曾工尹缶中整理者释为“曾旨尹乔之赴缶”的“旨”字，应当释为“临”，“临尹”读为“工尹”，是掌管工官的曾官名。白军鹏探讨了叶家山M50所出九六一白方鼎的发现在数字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并说明了数字卦与族氏铭文的关系。滕胜霖认为孟芈克母簠的“  ”结合汤阴吴王剑“云”的写法，应改释作“䢵”，即古郧国。宋华强认为曾侯犺簋铭文中从“犬”、“立”声的字应当隶定为“  ”或“  ”，该字即三体石经《尚书·多士》中的古文“戾”字。冯时对疑父簋、  子鼎的铭文作了考释，并揭示了肆壶和田壶的区别。宣柳认为苏家垄新出的曾伯壶铭文所见“壶章”一词，是指壶铭所彰显的作器者功绩。

2.铭文考释类书籍。黄锦前在《曾国青铜器铭文探赜》一书中对曾子叔  诸器、伯克父诸器、曾卿事宣诸器、曾子鼎、  子鼎等器物铭文作了考释。

（二）历史研究

通过考古发现的“曾国”，其地望在汉水以东。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曾国墓地位于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考古人员判断该墓为西周墓。通过研究发现，其具有典型的周文化特征，曾国应是周初分封的侯国。其经历了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的七百年历史。

1.历史研究性论文。张天恩论述了随州叶家山墓地曾侯墓的年代和序列。方勤将曾国的编年序列分为三个阶段，并对曾国世系、曾国与南公的关系以及曾国与楚国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王琢研究了西周早期叶家山曾侯的家族、世系、身份、始封者、职官以及其历史沿革。张懋镕论述了曾国墓地的特殊性以及其作为第一等诸侯国形成的原因。蔡靖泉认为曾国的得名或与曾人先民擅长制作和偏爱使用炊具甑、甗有关，并论述了各个时期曾国的历史情况。

黄凤春和胡刚根据新出曾国青铜器铭文等资料论述了西周金文中的“南公”，并说明了叶家山曾国墓地的族属。黄凤春、于薇、常怀颖、黄锦前等学者对“西宫”“东宫”“南宫”的内涵进行了分析。黄锡全对曾器铭文中“曾子”称谓问题进行了研究。李娇杨根据铜器铭文等资料对作为国族氏名的“曾”字进行了历时的用字考察。王恩田从族徽和日名等角度主张曾为姬姓周人。杨华对叶家山曾侯墓地所见的西周早期丧葬礼制作了初步探讨。黄尚明、刘丽依据铜器铭文分别对曾国贵族的婚姻关系作了探讨。黄锦前、乔龙飞选取新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曾国青铜器，介绍其对曾国及周代南土的历史地理和语言文化的重要价值。黄凤春根据新出的曾国青铜器论证了曾国的政治中心及其变迁问题。黄尚明和关晓武梳理了曾国青铜器铭文资料，论述了曾国铜器铭文的纪年法。张天宇从墓葬规模、随葬品组合、铜器铭文等角度对叶家山墓地的曾侯墓进行了新的排序。

张昌平介绍了新回归的曾伯克父青铜器的年代、器主身份以及器主的地位问题。苏昕和翁蓓讨论了随仲嬭加鼎所反映的等级身份，张昌平论述了该器物所反映的年代特征。曹錦炎认为随仲嬭加鼎的发现可以证明“曾”和“随”并非一国二名。邹芙都和樊森探讨了叶家山出土的金文文献，对曾侯犺簋、曾侯谏鼎、  子鼎等曾侯器的史料价值作了说明。高崇文对曾侯与编钟所记吴伐楚的路线进行了辨析，证明了春秋时期的楚郢都应位于襄宜平原一带。王恩田认为曾侯与编钟“王谴命南公”中的“王”即廿三祀盂鼎中的康王，“南公”即南宫适之孙盂。金方廷从周代宗族的称谓惯例讨论了曾国铜器铭文中的“伯括”。李学勤在曾侯与编钟出现后，论述了南公与南宫氏的相关问题。龚伟讨论了曾公求编钟中“公共知识”与“命册”的关系。刘树满根据曾公求编钟铭文，讨论了“康宫”原则问题。王学森考察了嬭加编钟作器者的几种可能性，并对器物铭文涉及的史实和年代作了判断，论证了曾与周王室的关系，梳理了相关的曾侯世系。陈斯鹏讨论了嬭加编钟铭文内容提供的曾、楚、周三方关系的史料。冯时考证了第二代曾侯的名字，并据此重建了西周早期三代曾侯的世系。黄锦前论述了曾国青铜编钟铭文中所记的周代礼乐理念和制度。陈民镇根据曾公  编钟铭文探讨了曾国先祖以及曾国始封的历史。徐少华结合曾侯谏作媿器组和文献记载，对曾侯谏夫人“媿”的族属与国别加以讨论，介绍了西周早期曾国公室的姻亲格局以及这支媿姓族人的来源与地望。李学勤对  子鼎做了释读和研究，认为该器物与保尊、保卣所记载的祭祀典礼有关，反映的是周成王时期岐阳会盟的情况。黄锦前和梁啸分别就随州叶家山、文峰塔、枣阳郭家庙、京山苏家垄墓地近年发掘所获、近刊流散曾国有铭青铜器新材料，以及旧材料的新研读所获新发现与新认识，具体介绍了近五年来曾国青铜器铭文的最新发现与研究进展，以及这些新发现对曾国历史考古和古代文明研究的重要影响和意义。

2.历史研究性书籍。2018年，方勤编写了《曾国历史与文化：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一书。该书依据近年新发现的考古资料以及出土文献，结合传世文献，对曾国历史进行了梳理，把曾国历史分为三个大的时间段，分别论述各阶段曾国的文化特征，探讨曾国疆域和政治中心的变迁。该书还重点研究了曾国对中国青铜时代的两个重要影响：作为“华夏正声”的音乐体系；青铜冶铸、运输的南方之路，即铜器铭文中所谓之“金道锡行”。2020年，黄锦前在《曾国青铜器铭文探赜》中除了对一些新出青铜器铭文的研读外，还探讨了曾国相关的历史地理、名物制度和“曾国之谜”的问题。2021年，樊友刚先生编写的《曾国七百年》一书出版，该书共有“奇异的叶家山”“逐个来‘报到’的曾侯”“曾国的待解之谜”等八章，记录了曾国崛起的历史和曾、楚两国的纠葛，以及至战国中期曾国逐渐衰弱的历史，理清了曾国的发展脉络，反映了曾国七百年的历史变迁。

（三）考古报告

1.简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在2011年发表了《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和《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2012年发表了《湖北随州市叶家山西周墓地》和《湖北随州义地岗曾公子去疾墓发掘简报》，2013年发表了《湖北随州叶家山M28发掘报告》，2014年发表了《湖北随州市文峰塔东周墓地》和《随州文峰塔M1（曾侯与墓）、M2发掘报告》，2015年发表了《湖北随州文峰塔墓地M4发掘简报》，2016年发表了《湖北随州叶家山M107发掘简报》，2020年发表了《湖北随州叶家山M111发掘简报》，2021年发表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126号的发掘》。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枣阳市博物馆考古队在2016年发表了《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墓区（2015）M43发掘简报》和《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墓区（2014）M10、M13、M22发掘简报》。方勤等在2017年发表了《湖北京山苏家垄遗址考古收获》。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随州市博物馆、曾都区考古队在2020年发表了《湖北随州市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2021年发表了《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81与110号墓发掘》。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随州市博物馆、曾都区考古队在2023年发表了《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190号墓发掘报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随州市博物馆、曾都区考古队在2023年发表了《湖北随州市枣树林墓地春秋墓M191的发掘》和《湖北随州义地岗墓群M113、M114发掘简报》。以上简报分别公布了部分近出曾国青铜器的图片及铭文释文。

2.书籍。2018年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的《曾国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收录了近年发表的曾国重要考古发现的主要收获，以及围绕这些发现组织的专家笔谈、学术研讨会综述等內容。2019年由深圳市南山博物馆和随州市博物馆联合出版了《曾国七百年——历代曾侯青铜器精品展》出版，共收湖北随州等地出土的历代曾侯青铜器104件。2021年湖北省博物馆编写的《华章重现——曾世家文物》一书展示了曾侯乙墓发掘以来的、包括近年来引起广泛关注的叶家山、郭家庙、文峰塔等重大发现在内的曾国考古成果。2021年由吴中博物馆编写的《穆穆曾侯》一书是吴中博物馆举办的“穆穆曾侯——曾国出土青铜器精品展”配套图录。以明确的十多位曾侯的世系顺序，展现了曾国七百年的历史发展脉络。

三、研究展望及小结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新出曾国有铭青铜器的学术研究已经得到了各界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的论文和书籍数量可观，总体上取得了一定的收获。但是，随着考古数据的陆续公布和曾国考古的新发现，对于新出土和新出现的曾国有铭青铜器的研究还应当继续加强。第一，战国时期，各方国间经济文化交流密切，曾国青铜器可能会散见于其他地区，这些青铜器需要甄别区分。第二，需要加强对曾国青铜器的断代研究，可以利用现代考古技术，并结合器物的形制、纹饰及铭文进行综合分析。第三，可以与曾国周边的国家比如鄂国进行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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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勤.曾国历史与文化：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4]黄锦前，梁啸.曾国青铜器的最新发现及其意义[J].西部史学，2019，（02）：64-76.

[5]黄锦前，乔龙飞.鄂、曾、楚青铜器的新发现及意义[J].湖南考古輯刊，2019，（00）：265-309.

[6]黄锦前.曾国青铜器铭文探赜[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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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湖北省博物馆.华章重现——曾世家文物[M].北京：文物出版社，2021.

[9]方勤.曾国世系及相关问题研究[J].江汉考古，2021， （06）：192-196.

[10]黄锦前.曾国青铜器的最新发现与研究[J].海岱考古，2021，（00）：341-370.

[11]皮曙初.奇瑰编钟背后的“曾国”，是怎样“挖”出的[N].新华每日电讯，2022-09-09.

作者简介：

汪丹，女，汉族，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古文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