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视域下高校辅导员制度的历程、经验与趋势

撰文/杨雪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众所周知，制度服务于治理，是实现治理效能的基本方式之一。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建立特色鲜明的高校辅导员制度。以高校辅导员制度为研究对象，从治理视角考察其如何“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2]有利于加强党在高校的领导，发挥高校辅导员制度校园治理的基础功能，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科学发展，实现高校“立德树人”的人才培养目标。

一、治理视域下高校辅导员制度的变迁历程

治理一词源于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原意为控制、操纵，最初与国家公共事务中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密切相关。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机”，此后，“治理”便被广泛用于政治发展研究。对于“治理”，不同学者释义不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该委员会于1995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3]治理的内涵丰富，其在公共管理中的使用方式大都含有价值取向的意味，本文仅探讨“治理”用于高等教育领域的特定意义，即治理是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实现高等教育价值意义与效率最大化的一整套制度性安排与实践性活动。由此，在高等教育领域，制度与治理紧密相连。

高校辅导员制度是中国高校的一项特色制度，其研究开始于改革开放后。2020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院院长冯刚教授将高校思政队伍专业化建设置于治理视域下，开启了高校辅导员制度研究的新视角。研究高校辅导员制度的变迁历程、经验与趋势，对于发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长，破解党在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难题，实现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一）高校辅导员制度的创立及初步发展（1949—1977）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按照《共同纲领》的要求，教育部确立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总方针，实行“革命的思想教育”。[4]1951年，教育部报告指出，工学院要“试行政治辅导员制度”，设立辅导员，标志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创立。由于这一时期高校师生人数大幅增长，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需求增强，当时的管理制度不能满足要求。1952年，教育部发文指出，各高校应设立政治辅导处和政治辅导员，辅导员制度开启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篇章。

1953年，清华大学首先在高校实践辅导员制度。1961年，教育部正式提出设立“专职的政治辅导员”。1964年，中央指出，从高等教育部到高校建立起政治部，研究制定政治工作规章制度。1965年，首个班级政治辅导员工作文件制定实施，高校政治辅导员制度在全国建立，高校师生在党的领导下，作为思想政治建设的共同主体参与到高等教育治理过程中。十年文革，我国高等教育受到巨大冲击，辅导员制度停滞。

（二）高校辅导员制度的复兴和改革(1978—2011)

改革开放以后，高校辅导员制度迎来新发展。1978年，教育部要求高校重建辅导员队伍。1980年，教育部强调高校要抓好思想政治工作。1982年，高校选聘应届毕业生任专职辅导员，辅导员制度复苏。1984年，教育部提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专职与兼职人员要相互配合。1987年，为解决高校专职政治辅导员流失问题，教育部要求各年级配备兼职辅导员或班主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强调党内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要增强高校师生投身高校治理的内生动力。

1993年，中共中央强调，高校要培养一批又红又专的党务和政工干部骨干。1999年，国家提出辅导员队伍的建设目标是政治过硬和业务精干。2004年，中央强调建设高水平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培养思想政治工作专家，建立健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的制度体系”，[5]强化高校治理体系建设。2007年，教育部确立首批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精准推进辅导员制度的治理体系构建。

（三）高校辅导员制度的创新和完善（2012至今）

党的十八大后，辅导员制度迈进新时代。2013年，国家要求加强培训，提高辅导员队伍的整体服务能力。2014年，提出要构建高校辅导员队伍能力标准体系，推动队伍建设的专业化和职业化。2016年，提倡“三全育人”的思想教育新手段。2017年，为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与价值导向，教育部探索辅导员队伍发展的新路径，构建辅导员“十大育人体系”与主要工作任务。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筑牢理想信念，对辅导员队伍建设提出新的重要要求。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校辅导员是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中的一员，应整体推进队伍建设。2020年5月，国家要求推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同年6月，教育部指出，应发挥辅导员队伍的协同育人功能，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机构合力。2021年1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出，应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质量，促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整体现代化。同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意见》指出，要“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治党治国的重要方式”，[6]贯穿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过程。2023年5月，教育部要求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质量和辅导员素质能力，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二、治理视域下高校辅导员制度的历史经验

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党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在治理视域下回顾高校辅导员制度发展史，可为我国高校治理现代化提供经验借鉴。

（一）强化政治功能，完善制度的顶层设计

高校辅导员制度在党的领导下创建，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相连，体现党的政治优势，可从三个层面予以考察：

1.在宏观的国家层面，高校辅导员制度继承我党我军的革命传统与政治优势，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延展高等教育的政治“生命线”，维护高校政治稳定。1951年，教育部第一次以文件形式确立辅导员制度，对辅导员工作提出政治要求；1952年，教育部整体设计辅导员制度，凸显政治方向：从“加强对学校的政治领导”[7]到推动师生政治学习，围绕党和国家政治发展精准发力。

2.在中观的政府层面，高校辅导员制度的价值引领能力得到发挥。1952年，北京市提出，“按目前工作情况，辅导员监管学生与教员的政治工作有困难，最好分开”。[8]由教员辅导员和学生辅导员各司其责，共同做好工作，凸显省市一级政府对辅导员工作政治内涵的把握。2012年，上海发布高校辅导员誓词，以“坚定信仰，不辱使命”强调辅导员制度的政治功能。

3.在微观的高校层面，高校辅导员制度是调整高校师生与党和国家关系的具体方式。高校校情不同，辅导员制度各异，但制度目标一致，即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维护党在高校的领导。1953年4月，清华大学践行“双肩挑”[9]制度，凸显制度的政治功能。同年8月，华南师范大学设政治辅导员，将“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10]作为工作出发点。改革开放后，复旦大学出台一系列辅导员队伍建设文件，以“360度评估法”强化辅导员的政治素养。

（二）聚焦理性诉求，激发制度的内在活力

影响治理效能的关键是制度理性，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为代表。实现二者的统一，将更好地激发辅导员制度的活力。

1.从制度体系建设的角度出发，制度理性要求我们树立制度权威，以制度化过程保障人性化领导。1978年，教育部恢复高校辅导员制度，提出辅导员“要坚持业务学习”，有条件的要“半脱产”，分担教学任务，“适当轮换”，[11]体现对辅导员工作的关怀与指导。1980年，教育部要求学校领导从政治和业务上关心辅导员，帮助他们学习和进修。1984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提出要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条件，帮助辅导员进行职业发展规划，推进辅导员制度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上的统一。

2.从制度实践运行的角度出发，运行状况是决定制度治理效能的关键。制度理性要求我们做好辅导员制度运行效果评价，提升制度治理效能。1961年，教育家蒋南翔指出，要重新总结辅导员工作经验：注重培养，提高政治素养，多关心学习和健康，体现制度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一致。1987年，针对专职思政人员的教师职务聘任，国家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加强工作领导和队伍建设，从职称评聘的度，满足制度治理的理性诉求。

（三）坚持问题导向，彰显制度的时代价值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制度建设的行动指针。坚持问题导向，是推进高校辅导员制度发展的重要路径。

1.从纵向看，我国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不同时期的辅导员制度均由此展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需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人才，不“为学术而学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要正确处理“红与专”的关系，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培养人才；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以立德树人为使命，健全制度的治理体系。

2.从横向看，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制度相对应。我们应聚焦本国问题，立足高校治理实践，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当今世界处于变局中，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党和国家面临新时代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高校辅导员制度围绕这些问题，建设制度体系，做实制度支撑，发挥“生命线”作用，为培养时代新人提供制度保障。

三、治理视域下高校辅导员制度的发展趋势

高校辅导员制度的变迁与经验，开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治理现代化新篇章。治理视域下，辅导员制度发展具有多种可能。

（一）科学化与人性化相平衡，完善治理体系

高校治理是指通过制度安排，调和校内外利益相关者的利害关系，达到彼此认同与平衡，为高校整体发展服务。因此，科学化与现代化是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高校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高校辅导员制度提升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科学化水平，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体系的完善。

作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组成，辅导员工作是在人与人间建立联结。人的全面问题是辅导员制度的焦点。党的十八大用立德树人统率“全面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创新，是对辅导员制度内涵的深化。辅导员制度治理依赖多方主体，以人为本是制度治理的核心理念。由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关照人性是制度的题中之义。

（二）现代性与传统性相融合，提升治理效能

在党的领导下，高校辅导员制度在不同阶段作用不同：从 “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到“四个服务”，辅导员制度引领高校意识形态发展方向，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思想精华结合，创造性进行制度继承与发展，服务于高等教育事业。

某种程度上，大学的发展史就是制度的发展史，大学的变革展现制度力量。从制度自觉到自信，党和人民一起探索。高校辅导员制度的成功，伴随从自觉到自信的历练。《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对教育治理现代化作出系统安排，推动辅导员制度主动回应高等教育现代化，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水平。

（三）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统一，创新治理路径

治理强调自主表达和平等对话，治理主体交互运行，服务于校园事务管理体系。若不同治理主体各自为政，将导致作用力分散，影响治理效能发挥。统一高校治理主体的价值目标，对引领辅导员制度发展至关重要。

教育治理的特征是多元共治。辅导员制度服务于高校治理体系，保证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倡导多元参与。以主体间性哲学构筑制度治理主体的独立地位，构建校园治理共同体，加强校内外治理主体互动，构筑全方位育人体系。

综上，治理视域下，高校辅导员制度历经不同发展阶段，为我们提供宝贵的治理经验。它以制度的自信力量，彰显制度的发展趋势，促进高等教育改革的制度性创新；以日趋完善的“制度之治”，强化党在高校的领导，推动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高校辅导员制度以制度之名、行治理之实，也是以治理之法、达教育之本，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期待，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