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论创新的三个维度*

陈艳波, 丁 龙

(贵州大学 哲学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2021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以“六个坚持”(1)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274～276.全面系统阐释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解决全球性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所提出的创新理念,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建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价值指引。同时,2023年10月18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各国代表围绕“共建绿色丝路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分享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理念与实践,这意味着“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已然成为国际社会关注并认同的重大命题。目前学界围绕“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展开的讨论主要涉及其理论渊源和内涵,(2)于天宇,李桂花.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述研究:渊源、内涵及实践价值[J].南京社会科学,2019,(5);郗戈,荣鑫.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习近平关于“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述[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1).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3)孙要良.唯物史观视野下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解读[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4).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关联(4)李猛.共同体、正义与自然——“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向度的哲学阐释[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以及其当代建构(5)穆艳杰,于宜含.“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当代建构[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3).和理论与实践意义(6)耿步健,葛琰芸.习近平关于生命共同体重要论述的逻辑理路、内涵及意义[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等方面,而对这一理念的理论创新内涵和意义讨论不多。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与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西方生态理论对立思维的超越3个方面系统探讨“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论创新意涵。

一、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与发展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科学继承和当代发展,它从生命的视角,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共同体关系。这种关系具体而言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人与自然是有机的生命共同体,以物质变换为基础,二者之间存在本源性的生命关联。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来看,人对自然有着很强的依赖性,自然是人类生命的“摇篮”、生存发展的基础保障,“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1.同时在此过程中,人类也将自己的意愿和意志对象化于自然之中,使自然符合人类的目的运行,成为人化自然。一旦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的自然遭到损害,人与自然之间有序进行的物质变换就有可能断裂,人类也将会失去继续生存下去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自然界的各部分是生命共同体,彼此紧密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自然界正是由各种要素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组成的有机生态系统,恩格斯曾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自然界各物种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这些矛盾因互相的生命需要而产生并推动着自然界的生成、发展和消失。因此从生成角度看,自然生态系统呈现为一个“过程的集合体”:“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8.自然界不是僵化不变、已然完成了的实体性存在,而是在积年累月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另外,自然界之所以是生态系统,主要在于它自身的整体性。整体性并不是要求把自然界看作是万物简单相加的机器,而是从自然整体出发,从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以及自然万物和自然整体的联系中综合地、精确地考察各种具体自然的具体内容。自然是一个内部有结构、有分工、有联系的完整的功能网络,彼此之间的相互配合、相互作用能够使其涌现出更大的合力。相反,如果其中一个环节或一个部分遭到破坏,那么整体也将受到损失。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传统整体性的自然观存在诸多缺陷,“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进行解剖、分析”,因此近代以其“缺少经验自然科学为理由而对他们采取培根式的高傲的蔑视态度”。(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8～439.当代西方生态思想陷入了各种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范式和窠臼,“支撑着时下生态主题下各种主张……从根本上来说无非是现代性意识形态之总体框架中的两极”(11)吴晓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生态思想[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6).,特别是大多仍然局限在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之内,错失了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提供生态哲学基础的可能。与之不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自然是人表现和确证自己生命本质的不可或缺的对象,因此,人与自然是本质地联系在一起的。在马克思那里,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认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1.

实践活动是关联人与自身的关键,它使得人的普遍性超越了动物与自己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普遍性,意味着人的生命活动不以对自然的直接占有方式来维持人的生存,而是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于自然并使之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这是人与自然在更高程度上的统一。人的实践活动是一种对象性活动,表现为设定与被设定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关系表现为两个层面。首先,人被自然对象所设定,人是自然的人。这是因为,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必然要以在自身之外的自然作为前提和条件,如果没有外在性的自然界存在,人的本质力量就无法实现对象化。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0.恩格斯认为:“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0.人本身就是自然界,要被自然所规定、设定,但是这里进行规定、设定的自然并不是人的自然性、生物性的本质,而是外在于我们的、不以我们的存在为前提的自然对象,它们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得到确证的不可或缺的对象。其次,人设定自然对象,自然是作为人之实践对象的自然。马克思指出,“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2.人并不因自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就完全屈从于自然规律,相反,因为他感受到来自大自然的压迫,才在他的生命中爆发出超越自然、主宰自然的激情,要求把生命变成“自我规定”的自由存在。在人身上体现出来的能动的激情是人的“超生命的本性”,是人的“自然力(natürliche Kräften)”“生命力(Lebenskräften)”等力量(Kräften)的表现,它使人能够充分运用自己的主体性改造自然界,使自然界“人化”,亦即自然“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4.通过实践活动,人与自然在更加清晰的层面上结成一体性关系,人即自然、自然即人,“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7.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不仅指明了正确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致思方式,而且它蕴含的人与自然一体性存在的价值追求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后者亦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人与自然始终是辩证统一的一体,在人的实践活动过程中不断得到认识和深化,进而生成更高层次、更加清晰的一体性关系。正是出于对人与自然一体性关系的深刻认识和把握,“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求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统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障人的生命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有序进行。在现实的社会生产活动中,既要通过发展生产力获得物质财富,又要最大限度地保护好生态环境,把经济发展和人类活动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可承受范围之内,决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这要求我们全面地认识“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的辩证关系。在古代,人类长期处于保有“绿水青山”却没有“金山银山”的状态。近代的工业文明使人类获得了“金山银山”却丧失了“绿水青山”。在经受了近现代“牺牲绿水青山换取金山银山”带来的环境破坏恶果之后,人类逐渐意识到平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提出了“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要求。细究起来,这种要求表面看来是要实现二者的平衡,但其重心仍然是发展,仍然是“金山银山”,只不过我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了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金山银山”依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当我们有能力做到“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时,才能真正地让“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等量齐观,共同发展。在此基础上,才能发展出“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辩证统一的最高阶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直接成为经济发展的优势和资源,二者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基石,反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并使之在不断地展开过程中更加切中社会现实而具有当代性。因为理论的现实性只有在现实的历史展开进程中才能成为社会的现实,倘若认为彻底性的理论能够不联系实际、不以时代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成为改造现实的武器,就会陷入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自我创造历史的抽象思辨,那么现存生态问题的解决也只消等着问题自身的自我扬弃而不需要人及其实践的在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只有在发展中才能成为捕捉和解答当代生态问题的一种有效的理论和思维方式。再则,尽管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是如果不与当下生态文明建设具体实际的结合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当代形态,就“很容易把在马克思那里还处于19世纪特定时代诠释的思想,无界域地与后来所获得的新的内涵混同起来……这样做无助于确立其客观的历史地位”(18)聂锦芳.文本研究与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J].中国社会科学,2007,(5).。因此,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当代性视域是一项重要而且必要的历史任务。“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正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当代发展着的形态,它在对自然界本身的认知上升到了系统性高度的同时,立足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内在统一和辩证转化的思想,为当前国际社会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指引。

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精神底蕴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思想内在地蕴含着的人与物、人与自然相融合的价值精髓,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提供了源远流长的文化基础。同时,“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也是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对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9)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277.天人合一思想蕴含着丰厚的生态文明意蕴,这一意蕴主要可从三方面来理解和阐释。首先,从存在论维度看,天人合一思想寻求存在者普遍性的本根,主张“通天下一气耳”(20)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6:565.,气是宇宙基质,是一切事物构成的最根本元素。(21)章启群.“通天下”为何“一气耳”?——“道”“气”与庄子宇宙观辨正[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认为生生不息的气的运动造就了宇宙间的大化流行,因此,人、物在根本上都由此一气相通,也因此一气而能相感相应,在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都存在普遍的、必然的联系,万有共同构成大化流行、生生不已的共同体。这种观点在肯定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同时,强调了万有之间在生生维度上的普遍的、必然的联系。天人合一视域中的世界不是静默的、冰冷的,而是生机盎然、大化流行的,也只有肯定生的价值,生态文明建设才能有价值上的根基与落脚点。其次,从境界论看,天人合一思想主张个人修身实践,追求最终实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这一境界成立的根本是天人本不二的立场。在传统文化中,“万物一体”一类的观念更多还是作为指导学者修身实践的指针来被加以提倡的。但从生态文明的角度看,“万物一体”要求个体时刻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的,应当使自己的追求与事业不只服务于自身躯体的欲望,而是在肯定自身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本来面目的过程中实现“民胞物与”的理想,这一过程必将伴随自身价值与生态价值的统一。最后,从开发运用自然的角度看,天人合一思想把尊重自然、敬畏生命镌刻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主张“取之有时,用之有度”的生态生产方式。圣贤孜孜不倦的教导“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就是在强调要适时、适量、适度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竭泽而渔、寅吃卯粮的发展模式是没有未来的,一旦突破生态系统的阈限,势必威胁到人类生存发展的根基。

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勾画的人与自然整体性、统一性存在的美丽图景反映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价值追求。不过,这种传统思想蕴含的生态意识还处于朴素状态,还需要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不断地去加以重新解读和阐释,需要在与“他者”的关照、反思自身中获得向未来敞开的可能性。党的百年历程已经表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冲突对立的关系,而是融通共进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逐渐融合,也推进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其内在精神与价值的激活提供了可能性。从唯物史观来看,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天人直接具有相关的对应性,人们一般认为人与自然具有某种朴素的直接对应关系,如把人体比附为小的宇宙、把自然比附为人类社会等。这类思想忽视了人与自然关系背后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本质上是人尚未认识自然规律因而无法将人的主体能动性作用于自然的结果。第二阶段是人与自然分离对抗的阶段。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相反,随着西方近代工业的发展,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向更深处,自然的传统权威和神圣性开始退隐,逐渐成为人的主体力量对象化的工具性客体。这种片面强调人的主体性的“主-客”二分思维不仅使工业文明自身走入发展的困境,而且难以解决危及人类生存基础的生态危机问题。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正是在充分汲取人类历史前两个阶段有益养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科学正确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对于解决当代的生态治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进入新阶段。“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向传统“天人合一”的复归,它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经历了主客二分并扬弃了人与自然的矛盾的复归,此时人与自然的多样性、差异性关系已经不再导致二者的分裂对抗,而是相得益彰,和而不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之所以能向“天人合一”复归,在于二者都是以人的生存为价值导向的。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世界的‘纠缠’、交融而重生活、重人生、重体验”(22)张世英.“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结合——论精神发展的阶段[J].学术月刊,1993,(4).,人并不是站在自然之外旁观万物、映现万物,更不是站在自然之上的主宰者,天、地、人一气相通,纠缠交融、相互关联,“人乃是‘融身’在世界之中,‘依寓’于世界之中,世界乃是由于人的‘在此’而对人揭示自己、展示自己”(23)张世英.“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J].哲学研究,1991,(1).。简言之,人是自然界中的一员,人的生存离不开自然,这同样也是“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应有之义,但是这并不是依靠感悟得出的,而是在客观公正看待历史问题、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主动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在具体的、历史性实践中扬弃了人与自然的对立矛盾,实现自然与人和谐共生的双向发展。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将人与自然关系置入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之中加以总体性考察、反思和把握,在规避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之间“改造与被改造、征服与被征服”的对立关系的同时,完成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内在价值的融合。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缺失认识和展开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的能力,但在内在理路上却蕴含着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相同的价值底色,二者都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为最终目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天人合一思想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契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把传统“天人合一”思想从形而上的思辨世界中“唤醒”,使“天人合一”思想得以有效参与当代的生态文明话语体系建构。“天人合一”思想在当代实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直接统一向人的目的性诉求与自然的规律性运行之间辩证统一的转变,具备了让绿水青山既能充分涌出感性之美又不丢失金山银山的经济社会效益的理论高度。

三、对西方生态思想的超越

从本质上来看,西方近代以来的生态危机恰恰是近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与地球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一个必然结果。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以资本的逻辑为内驱力在推翻一切生产力的桎梏并将野蛮和愚昧文明化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尖锐冲突与对立,它必然使人类未来陷入生态困境。1962年,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为人类用现代科技手段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发出了第一声警报”(24)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M].吕瑞兰,李长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使人们真切认识到重新思考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重要性。由于对现存的人与自然矛盾根源的认识不同,当代西方生态思潮产生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价值论分歧和争论。它们在批判与重构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这一过程中形成与发展起来,但在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质疑的时候又再次陷入了分歧。

自然中心主义的生态理论反对传统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对近代以来人把自然仅仅看作是为自己获取私利的工具性存在物进而统治和主宰自然万物的思想提出质疑,认为这正是当代生态问题的根源所在,因此它们主张把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注普遍化”(25)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哲学走向荒野[M].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20.,认为自然界的动物、植物乃至无机物都有其内在价值和生命权利,和人类之间存在着伦理关系。同时认为人仅仅是自然整体中的一部分,必须向自然采取妥协的态度,服从自然的整体秩序和规律,“这些规律以及以生态为基础的道德要求限制着人类行动,尤其是通过加强对经济和人口增长的限制”。(26)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38.从以上主张可以看出自然中心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首先,它主张转换人和自然价值主体地位的观点在理论建构上就陷入了偏误,它“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27)曹明德.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转变——兼论道德共同体范围的扩展[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3).。换言之,自然中心主义通过伦理关系的扩展,赋予自然以类人的主体性,将实践中人与自然的主体-客体关系转化为人与自然的主体-主体关系,把伦理关心的对象从人转移到了自然,进而直观地把当前的生态问题归结为人对自然直接的开发和利用,这样一来生态问题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矛盾层面就被遮蔽和转移掉了。自然中心主义认为“把人类看作这一辩证关系的主体,非人自然看作客体,就等于事先已经承认了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结果就不可能是统一的。”(28)郇庆治.生态社会主义述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4).事实上,这种观点颠倒了人与自然之间存在关系优先于认识关系的关系,把认识关系置于存在关系之前,并将认识论中的主客二分推论到存在论中的主客对立所引发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主张的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关系是存在论的,认为人与自然首要的关系是人为了能够生存首先与自然结成的生产实践关系,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86.在认识论上人与自然的分离是人类认识自然的巨大进步,但是将认识中的“二”理解为存在论的“二”就陷入了近代哲学以认识关系遮蔽存在关系的迷误。不存在没有社会关系为依托的纯粹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自然中心主义的理论建构显得尤为主观和片面。

其次,自然中心主义用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掩盖了资本主义内部以及它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矛盾,这种偏狭自利的理论主张并不普遍地适用于当今全球生态环境的治理。从实质来看,自然中心主义是发达国家的利己主义,是为它们自己的特殊利益服务的,鲜明地体现出“富人对经济资源占有和资源分配控制的不平等”(30)余谋昌.公平与补偿:环境政治与环境伦理的结合点[J].文史哲,2005,(6).。一方面,自然中心主义忽视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因此要求限制人类对自然的行动只是为了富人享受更加高质量的生活而牺牲穷人的发展权利。另一方面,自然中心主义要求人类承担起对自然的普遍的责任,回馈自然、补偿自然,却不对责任做任何量和质上的区分。自然中心主义内含的占有资源权利的特殊性和承担生态责任的普遍性之间的矛盾注定其无法成为解决生态问题的有效理论。

当代学者认为自然中心主义将自然设定为价值主体的设定时忽视了人类的生存,主张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人类为价值本位,以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逻辑起点,才能将生态文明变为现实。(31)汪信砚.人类中心主义与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也为人类中心主义辩护[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6,(12);汪信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论审思[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他们认为,自然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指责并不具有说服力,反而使问题发生了偏移,并试图据此重新来发展人类中心主义。在主张新人类中心主义的学者看来,自然的价值只能是对人的价值,保护环境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维护自然规律的正常运行,而是为着人类的生存发展利益服务的。尽管从抽象的本体来说,自然是先在性存在,但是只有人的在场才使得自然的存在成为有意义的,因此,不以人为目的而空谈维护自然价值的行为是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存在论关系替换价值论关系,其结果是使价值论概念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和特殊性,这是一种明显的逻辑错误。(32)“存在论意义上的关系是一种自在的关系,而价值关系则是发生在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客体适应主体要求(而不是主体适应客体要求)的关系,是主体以自身需求为尺度对客体的评价和选择关系,是主体的‘为我性’的表现,因而是一种‘自为关系’”。参见:刘福森.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理论困境[J].中国社会科学,1997,(3).然而,新人类中心主义仍然是对立着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当他们以价值概念衡量人与自然关系时,只是从作为主体的人的角度理解价值,而没有在人与自然的关联活动,即实践中辩证地把握价值。所以,新人类中心主义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时仍然未能克服传统二元对立的基本模式。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是在批判和反思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思潮中产生和形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流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资本逻辑的运行方式和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为起点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自然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历史性的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又统一的历史过程,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本质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必然异化为统治和奴役大众的工具。(33)张生.马克思主义视阈下自然环境商品化的伦理困境与反商品化抗争[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主导下物欲至上的价值追求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找到了合理性的铺垫和论证,同时也使人的内在自然(nature,即本性)发生异化进而使大众承认资本家对外在自然的控制,最后受资本逻辑宰制的科学技术也沦为控制自然以满足人们虚假需要的工具。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危机的解决首先要消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态马克思主义能比较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到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联系,以资本这个人与自然关联活动的抽象成果来统一理解二者;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和方案实际上更多地诉诸理想的观念,缺乏具备现实基础的社会与制度变革,不具备可操作性,难以成为生态运动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超越于西方生态思想的更具生命活力和普遍实用性的生态文明理念,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既针对我国生态问题的现状,又面向世界性生态难题而提出,具有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的普遍性。“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我们党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际中探索提出的重大理论成果,其重要目标就是要以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为基础,探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模式从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的危机本质上是人与人的矛盾的表现,质言之,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在于实现人与人的和解。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的,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1.社会是一个有组织、有联系、需要相互协调的共同体,随着全球化交往时代的到来,现代的社会共同体范围已不再局限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而是拓展到居住于地球上的全体人类。尽管国家与国家之间大多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紧密联系,但是这却并不意味着在国际交往中各国已经达成普遍共识,“世界的体系空间不会一开始就导致对一种全体意志的可能的肯定,也因此不会导致组织契约形式的产生”。(35)雅克·比岱.总体理论[M].陈原,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298～303.换言之,虽然世界各国已然成为紧密相连、彼此依存的共同体,但是仍然有不少国家基于追求资本利润和国际权力的需要而拒绝承认和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它们不顾落后国家发展的权利而实行生态殖民主义,在与他国进行政治、经济等往来的同时,剥削与掠夺他国的生态资源,导致落后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垃圾场”、生态“附属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倡导世界各国对话、协商、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的生态问题,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加强交流对话,协调整体发展,携手应对生态危机,建设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

第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克服了西方生态思想的区域性生态自治短见,是从人类和全球整体的视角来观照形成的人、自然和社会三者统一的真正共同体,“实现了自然维度和社会维度、国内视角和国际视角的有机统一,以及对以往共同体的内容和逻辑形式的超越”(36)穆艳杰,张可.重建与反思——论生态视域下共同体思想之理论演进及中国范式[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既关注当下人们的幸福生活,又以人类的长远发展为目标追求,实现了生态文明建设实然维度和应然维度的统一。应然与实然的区别在于“以生存为导向还是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以工具理性为基础还是以价值理性为基础”(37)王雨辰.构建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主张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注重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充分发挥自然的经济社会效益,增加人民的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并不是建立在直接的控制、占有和掠夺自然的基础之上的,不以量化、经济化为唯一考察社会进步的标准,而是要求以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方式保存绿水青山的内在价值,实现人类幸福品质的提高以及对生活意义的追求,因此这一理念倡导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以守好人类的自然财富、生态财富,满足大自然和后人的需要。

四、结 语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在批判与建构中历史性生成的、从多方面综合创新的生态文明理念:它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本真精神与当代的诸多生态问题相结合,既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理论基础,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发展与生态的辩证统一关系,又立足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深入到时代的生态课题之中展开生态文明建设并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实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与时俱进。另一方面,“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在坚守原则与开放包容中又能够不断地与古今中外的生态思想和其他社会治理理念展开积极的交流对话,充分汲取和利用中国传统哲学以及西方哲学中合理的生态思想资源,在反思与借鉴中丰富和发展生态哲学思维的高度和深度。总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一个意涵丰富的整体性、系统性理念,从人的存在角度,把人、自然、社会看作是系统性的共同体,揭示了人与自然、自然内部各要素、人与人的和谐共生的基本方式,对当前生态环境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判断和合理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