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性还是关系：人机哲学的新思考
——兼与戴维·贡克尔教授商榷

王小伟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学院,北京 100872)

一、背景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技术已成为人类社会日常生活的重要影响因素。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及其衍生的新技术,如自动驾驶、机器人、生成式大语言模型等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发现自己正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伦理挑战。各种高新技术的普及,使得人们的日常决策过程时刻受其影响。例如,网络技术现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下沉到了菜市场。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人机交互过程中责任分配的问题。这一新兴论域不仅在国际学术界引起热议,在国内学界也得到了广泛关注。

针对人机关系方面的研究,戴维·贡克尔(David J.Gunkel)教授的成果颇为丰富。他相继出版了《通信与人工智能导论》(AnIntroductiontoCommunication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如何在机器人入侵中生存》(HowToSurviveARobotInvasion)、《机器人权利》(RobiticRights)等具有深远影响的著作。他的研究核心集中在阐明人机关系上,试图克服人与技术二元对立的现代形而上学观点,和库克尔伯格(Mark Coeckelbergh)一道提出了人机哲学中的“关系转向”。其最为突出的贡献在于将研究重点从技术特性的界定及其相关道德地位的赋予,转移到了理解人与机器间的关系上来。贡克尔教授强调,恰恰是人机关系,而非技术的特定属性决定了机器的道德地位和伦理相关性,据此试图为机器人权利和道德地位争取更大的可能空间。

2023年9月30日,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张正平教授、杭州师范大学冯雪峰副教授组织了一场贡克尔教授主讲的线上讲座,主题为“关系转向：21世纪及之后的技术-伦理”。 在讲座中,贡克尔教授详细比较了属性进路和关系进路之间的差异及各自的优劣。本文旨在围绕这次讲座及其他相关核心文献,对贡克尔教授所提倡的关系进路进行深入的回应与批评。

二、属性进路与关系进路的特点和挑战

在这次专门的讲座中,贡克尔教授在延续库克尔伯格的讨论基础上,对人机关系中的属性进路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属性进路的基本逻辑可以归纳为：

(一)实体拥有属性P足以确定其道德地位为S;

(二)实体E具有属性P;

(三)因此,实体E具有道德地位S。

在这一推论中,步骤一旨在辨识决定道德地位的关键事实,步骤二强调观察哪些实体具备此类事实性质,这两个步骤都是描述性的。步骤三是规范性的,即赋予具有特定属性的实体特定的道德地位,把某一个或一组属性视作赋予道德地位的依据。例如,我们可能认为具有理性的实体具有某种道德地位;如果将此推论做全称命题的变换,则意味着所有具有属性P的实体E均具有道德地位S。康德的“所有理性存在者都具有尊严”正是这类全称命题的典型例子。

接着,贡克尔教授指出,基于属性的方法专注于鉴定实体的内在属性以确定其道德地位,这一方法面临几个核心挑战。第一是关键属性难以确定问题。在不同文化和理论背景下,与道德相关的关键属性可能各不相同,导致难以统一认定。第二是他心问题。属性进路常将认知能力或意识自身视为分配道德地位的关键属性。但在心灵哲学的讨论中,判断他人是否具有特定心理状态是极其困难的,对于考察人工智能的心灵来说更是具有挑战性。第三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挑战。属性进路因倾向于考虑典型的人类属性(如理性或语言使用)而被批评为是人类中心论,这一思路可能导致排斥其他实体,很难给动物和机器分配道德地位。第四是实践性困难。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许多道德决策需在技术深度调节下进行。属性进路的伦理理论不足以提供可接受的责任分配方案,因此需要寻找替代理论,这正是人机哲学的关系转向的重要背景。

在标识出属性进路的挑战之后,贡克尔教授进而介绍了关系进路的特点和优势： 一是关系性的伦理框架：在关系进路下,技术与人工制品的道德地位是基于它们与外部社会的关系来确定的,而非基于它们的内在属性来确定。在这一框架下,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优先于具体的技术属性。二是独特的现象学视角：关系进路在认识论上是现象学和经验主义的。这种方法强调伦理关系而非认知关系的本体论优先性,颠覆了传统道德决策中的优先次序。在这一视角下,技术与人工制品的外部关系,而不是它们的内在属性,成为确定道德地位的先决条件。三是多样性特征：贡克尔教授指出将意识或其他认知功能看作是道德地位的基础本身是一种笛卡尔式的建构。实际上,不同的文化对人机关系有不尽相同的理解,可能不需要意识和特定的认知功能也可以赋予技术特定的道德地位。 以上几个特点都可能帮助我们适当地接纳技术人工物,给予它们特定的道德地位。

不过,笔者认为关系路径也会遭遇如下非常具体的挑战。首先,关系进路可能会过度依赖于人与技术之间所形成的联系。这种联系十分不稳定。尽管贡克尔教授试图调动多种哲学资源来说明关系进路不必然导致相对主义,并可能为理解人机关系提供更多视角,但在实际应用中,尤其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与技术形成的联系可能存在显著差异。由于缺乏相对客观的标准,关系的形成相对任性,其中文化、宗教和群体偏好等因素都可能起到不小的影响。当特定技术的使用方式在不同文化中引发冲突时,关系进路可能无法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此外,当前技术的设计、研发和使用具有全球性特征。特定文化群体设计的技术可能隐含了该群体的价值倾向,从而影响技术人工物的可供性和默认的使用方式,这可能诱导其他文化群体以特定方式使用该技术。

随着技术的全球性扩散,人机伦理必然是全球伦理治理活动。其主要任务是在可控的差异中寻找共识和确定性。尽管关系进路看似有助于更好地分配人与技术之间的道德责任,但实际上可能引入技术伦理治理的相对主义风险。贡克尔教授在他的论述中并未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当然认可关系进路可能提供更加多元的视角,但不能期待仅凭多视角就能自然形成伦理治理共识。

除此以外,正如贡克尔教授已经注意到的,关系进路同样面临着人类中心主义的挑战。在属性进路中,贡克尔教授认为技术人工物的属性本质上是由人任意挑选的,最终仍然强调了人的道德独特性。但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关系进路：技术如何显现给人,以及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也是由人任意决定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关系进路还是属性进路,它们都有人类中心主义的特征。但贡克尔教授认为,属性进路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而在关系进路中,虽然所有的人机关系最终也都要回归到人类的概念和价值观上,但是这是一种较弱意义上的人类相关主义,而非人类中心主义。然而,仔细考察关系进路,不难发现它不仅可能导致人类中心主义,甚至可能导致文化中心主义或文明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还可能带来一种广泛的共识,如以理性和意识作为拥有道德地位的重要基石,但人机关系的文化/文明敏感性可能带来更加难以整合的差异。不同文化和文明对于人和技术的关系可能有根本不同的理解。

三、重思属性与关系进路

如果细致地分析这两种进路,会发现关系进路与属性进路之间的差异并不如初看那么显著。实际上,人和技术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本身的属性。另外,技术的属性如何呈现,往往也是由人与技术的关系决定的。因此,实际情况是属性和关系这两者处于一个持续的互构过程中,在实践中很难进行清晰切割。在技术使用过程中,关系和属性通常被整合到“功能”的概念中。例如,我们通常认为刀具有切割功能,但这种功能在不同的背景下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在餐饮背景下,刀有切肉的功能;在街头斗殴中,它有伤人的功能。当然,在这两种情况下,刀的锋利性和可控性(有刀把可以握持)可能被视为一种其内在的属性,不随着背景的变化而变化。

然而,即便如此,刀的属性仍然是情境化的。只有在特定的人和工具关系背景下,刀的这一可控的锋利性才成为有意义的陈述。例如,如果将刀置于博物馆展览,其使用情境将会发生根本变化,人与技术的关系从使用转变为观赏,刀的功能和属性也随之转变。这时候无论“锋利”还是“可控”都会变得无关紧要。一个完全不知道刀的使用情境的人,仅仅凭借在博物馆中对刀的观赏,无论如何也甄别不出来它具有一种“可控的锋利”。“可控的锋利”这一属性只有在使用情境中才是可以理解的。

为了寻找刀的最为一般的性质,我们可以将它的基本属性归为其物理性质,如刀锋是铁的,刀把是木头的,具有一定硬度,占据一定的广延等。这些属性从物理学角度看似是最为一般的性质,但海德格尔曾尖锐地指出,对物理性质的表述实际上反应了一种特别的人与技术的关系,即以权力意志为基础的科学观察的人技关系。在这一语境中,人成为冷静的观察者,而技术则被表征为附着属性的实体。 可见,即使是从物理学角度来进行描述的属性,也不是技术所单独具有的,其本质仍然是关系性的。所有属性,即使是物理属性,都不能脱离人与其的关系而单独存在。因此,所谓的技术的属性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人机关系的一个亚型,并不意味着技术有超越人的意图而独立自存的属性。库克尔伯格和贡克尔所归纳的属性本体论意义上的属性进路是否真的存在是可疑的。

因此,我们对属性进路的提问方式可以作出相应调整,不再是问某物是否具有客观属性P,从而具有特定的道德地位S,而是问我们有何理由坚信特定物体具有“客观”的属性P,因而具有特定的道德地位。这里需要区分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技术制品具有客观属性,还是技术制品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确具有特定的属性。这两者之间有本质区别,前者实际上是在探询人和技术之间的必要关系,而后者则是更彻底的属性进路。

上文已经讨论过,许多所谓的属性,包括一般性的物理属性,本质上是关系性的。同时,也可以观察到人与技术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亦和属性紧密相关。例如,无论刀用于烹饪、作为武器还是作为展览品,它都必须具有一定的属性,如形状和颜色,使其成为可使用、可观赏的对象。如果刀完全无形、无质,我们就无法在特定关系中展示它。尽管刀的使用情境是多元的,但在不同的文化和人类历史实践中,它通常具有一些较为稳定的实践语境,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性的、具有普遍性的使用关系。

例如,作为餐具的刀,其长度和宽度通常会有一定的相似性,这表明刀的物质性在其与人的关系中扮演了一定的塑成性角色。因此,在探讨关系进路和属性进路时,寻找一个合适的概念来“桥接”这两者是更为合理的方法。近年来在技术哲学中讨论的“可供性”,就是一个很好的概念。 可供性实际上融合了物的物质性和关系选择维度,正是这样一个概念,可以防止简单地将关系和属性看作是二元对立的。通过理解和运用可供性的概念,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技术与人之间的互动,以及技术如何在不同文化和实践中发挥作用。这一概念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技术的伦理意义,澄清它是如何在人类活动中发挥作用的,值得进一步研究。

四、属性和关系进路的融合

贡克尔教授将康德视为典型的属性进路学者,并对此进行了批评,而我将延续这一讨论,尝试将关系和属性进路融合起来。康德的观点可以扼要地写作：所有具有理性的存在者都拥有道德地位(尊严),因为人类是理性的存在者,所以人类拥有道德地位。对于其他动物,由于它们不具备理性,因此没有道德地位。在康德的框架下,动物仅具有工具价值,即只有价格而无内在尊严或价值。但康德并未主张动物不应成为道德关切的对象;他认为我们对动物负有一定的间接责任,因为虐待动物的人往往也会虐待人类。

笔者认为康德的道德哲学工作实际上并不是贡克尔教授所批判的“属性进路”。真正的属性进路需要操持一种属性的本体论,认为技术本身具备独立于人的、某些客观的属性。而这些属性是具备特定道德地位的基础。本文将重新回到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语境,试图澄清康德对理性的讨论并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属性进路。康德并非想说因为事实上我们有理性/自由,因此有道德地位,而旨在说明我们有理由相信具有理性/自由的存在者拥有内在价值和尊严。进而,在当下现实的生活中,不少经验证据令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人是理性/自由的存在者,因此可以推论出：我们有理由相信人是有尊严的存在者。从人有理性/自由到我们有理由相信人有理性/自由的转换表明,理性不是一种超越人类的独立属性,而是人与自己通过实践性自我理解可以建立的一种特殊的关系。

具体来说,不是因为理性本身的存在,理性存在者才获得特定的尊严,就像红色的花之所以是红色,是因为它反射了特定波长的光线。如果我们回到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框架中,就会发现他并没有采用这种基于属性的进路。康德认为人拥有尊严,不是因为他观察到人具有理性这一经验事实。他的工作关注的是实践性自我理解,而非简单地界定人的属性。康德的论证起点是：如果我们相信道德的存在,也就是相信存在对所有人的意志产生绝对规范性的原则的话,那么它是什么,以及其他得以存在的根据是什么需要得到进一步说明。

康德强调,人的行为是目的性的,根据行为的目的,我们可以导出各种主观准则。例如,为了生存,我们需要喝水和吃饭。这些基于具体经验目的的行为准则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一旦追求的目的不再存在,相应的准则也就失去了规范性。例如,如果一个人不再有生存的愿望,那么喝水的准则也就不再适用。康德认为,这种有条件的准则无法具备绝对普遍的规范性,因此无法成为道德原则。那么,什么能成为道德原则呢?如果我们去除所有具体经验的目的,剩下的就是一种法的普遍有效性,以及意志对它的绝对遵守。这时,康德提出了所谓的“绝对律令”：我们应该总是按照我能够意愿将其普遍化的准则行事。 绝对律令的普遍化要求可以帮助我们甄别哪些原则是道德原则。例如,我们可能想通过撒谎获得利益,我的行为原则可以表述为：我可以通过借钱不还,但宣称还钱的方式来获得利益。但这样的原则无法普遍化,因为一旦普遍化,每个人都要秉持这一原则,撒谎获利就不可能了,没人再会相信彼此的承诺。同样,我们也不能愿意普遍化自我荒废的生活原则,因为这会损害自由理性的意志能力。

绝对律令之所以以一种律令的形式出现,是因为它“规范”我们的行动。按照道德法则行事有时会带来不快,它可能与我们的本能冲突。康德认为道德律令又不能是一种纯粹的外部胁迫,我们必须出于对律令的尊重而自发的行动。如果人的行为是被胁迫的,那么人就不需要为自己的行动负责。康德继而论述了绝对律令实际上是实践理性的自我立法,是无条件的、善意的意志对自身的约束。从这个角度看,道德的可能性预设了人的根本自由性;如果人的自由不可能,那么道德也就不可能。

因此,当康德说有理性的存在者有特定的道德地位时,他实际上是在说有自由的存在者有特定的道德地位。这里的理性和自由并非是随意选择的属性,而是我们相信道德存在的必要前提。在康德的框架中,道德哲学不再是一种基于属性的进路,而是关系性的,涉及人如何以特定的方式看待自己和他人。我们必须要把理性和自由看成是道德的基础,人因为具有这两者而成为有尊严的存在者。与贡克尔教授所批评的属性路径观点不同,康德并不是因为识别了人类具有理性,便给予人类特殊的道德地位,也不是为了将人类置于特殊道德地位上而去标识人有特别的属性。康德的思考核心在于,如果我们认为道德原则是可能的,那么就必须去澄清道德可能的必要前提。这一前提正是将人理解为自由理性的存在者,因此是有尊严的。若其他存在者同样具有这种自由和理性,他们也具有尊严。

可见,在康德整个推论中,并不存在对特定属性的任意选择。问题不在于谁来决定哪些属性与道德相关,而在于我们有理由相信道德存在的前提是必须假设人有理性/自由。在这一语境下,康德的道德哲学就转化成了一种关系路径,涉及人们如何按照特定的方式看待自己,建立与自己存在的关系。沿着这条思路,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询人与技术之间应当有何种必要的关系。我们探讨的问题不再是技术本身具有何种本体论属性,或者我们与技术之间可以形成哪些任意的关系,而是我们有何种理由相信技术具备特定的属性,并基于此属性来建立起人与技术独特的关系,以此赋予技术特定的道德地位。

在深度科技化时代,许多道德决策和行为是人与技术密切互动的产物。道德责任很难再由人单独承担,急需一个新的责任分配框架,以帮助人在技术时代减轻责任负担,同时将责任概念扩展到技术人工物,进而规范技术的设计和发明。正是基于对技术时代道德实践的深刻理解,我们应该探讨如何根据技术人工物的特性合理分配其道德地位和责任。近来,许多哲学家正在探讨新型责任的可能性,虽这些尝试看似在寻找技术人工物的特定属性,以此赋予其相应责任,但实际上是在寻求一种属性与关系高度统一的路径。综上,属性进路和关系路径可以融合起来,表述为：

(一)我有理由相信拥有属性P足以使实体获得道德地位S;

(二)我有理由相信实体E拥有属性P;

(三)因此,我有理由相信实体E具有道德地位S。

这里,提供理由指向人与技术的关系建构活动。总的来说,关系和属性的融合进路将帮助我们澄清人们坚信的某些技术属性是否真的是必需的,还是其自身并不具有客观性,而具有文化和理论上的敏感性。此外,融合进路将注意力转移到人与机器互动的历时动态考察上,从机器是什么,到机器看起来是什么,再到机器被我们用作什么,在此过程中,我们与机器不断尝试建立新的关系,机器也因此获得新的道德地位。

五、结论

在本文中,笔者主要回应了贡克尔教授提出的关系进路技术伦理学。笔者认为,关系和属性之间实际上难以清晰区分,因为属性是在关系中呈现的,而关系又受特定属性的调节。这两者在人机关系形成过程中始终处于持续互构状态。当我们探询一个技术具备何种属性,从而决定如何分配责任时,我们实际上不是在问技术有哪些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属性,而是在问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技术具备某些属性。关系和属性在人机关系中实际上是一体的。科技时代的核心问题不在于选择关系进路或属性进路,而在于澄清出于什么理由我们相信应与技术建立特定关系,以及在这一关系下,为何将特定的属性作为道德责任和道德地位分配的依据。

要深入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人类当前科技情境进行细致的经验观察和描述,特别是人与人工智能技术之间的互动如何展开,人的道德行动、决策和慎思如何受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和调节等问题进行描述。这里的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指单一的技术实体,还包括由多种技术构成的复杂系统。这种观察和描述需要具备反身性,不能简单地将人视为主体、技术视为工具。现有的哲学理论,如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后现象学的技术哲学研究,均可以用来超越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提供更均衡的视角来刻画人与技术之间的互动和关系。具体而言,这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对技术的可供性的描述,即技术的物质性如何影响人的知觉;二是考察技术所处的社会情境如何影响人与技术形成特定关系。在综合考察这两方面基础上,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反思自己有何必要理由将技术视为有特殊属性的存在,因此建立一种特定的人机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