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创造教育要再现学者精神

宋秋蓉

在中国现代史上，一代学者大师留下了令我们叹为观止的力作，究其原因，除了学贯中西的文化底蕴之外，他们的卓越创造还得益于一种学者特有的精神，即独立、自由、超越和批判的精神。这种精神孕于西方的文化土壤，由一批现代留学知识分子带回中国，并一度在中国的大学里植根、萌芽、生长，最终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群体精神。令人遗憾的是，在今天，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精神渐渐地淡化甚至被遗忘了。再现这种精神，是我国大学创造教育的一个重要使命。

一、独立精神

德国存在主义著名代表人物雅斯贝尔斯认为，真正的学者“敢冒风险，静听内心细微的声音，并随着它的引导走自己的路”。这样的学者便具有一种独立的精神。曾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主张学者应“不盲从，不武断，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不屈不挠，不畏强暴：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也体现了一种独立不移的精神。我国老一辈著名学者马寅初便是这一精神的人格化象征。50年代初，马老创造性地提出控制人口的理论，竟遭到声势浩大的批判，面对政治高压，马老毫不退缩，郑重声明：“学术问题贵在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他明确表示“拒绝检讨”，从而保持了一位学者独立的人格与风骨。今天，历史已做出了公正的裁判，马老的理论是正确的。然而，反思过去，我们在充分肯定马老理论的同时，难道科学还不该进一步充分肯定他那种独立不移的精神吗?

走向真理的道路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顾的，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时常得不到多数人的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辛的斗争。”这就需要从事理论创造的人具备择善固执、坚持己见的独立精神。并且，越是高水平的创造，对现有理论或现实的否定程度也就越大，独立精神就越显得可贵。马寅初的故事便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我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里，迫于政治高压，总的看来，知识分子缺少一种独立的精神，不少人明哲保身、畏惧权势。而今天，在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之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度确立起来的独立精神已经不多见了，这怎能不影响理论工作者的创造呢?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借创造教育的契机，重新寻回马寅初所代表的独立精神呢?

二、自由精神

自由精神指的是一种自由的意志，表现为一种自由的思考。爱因斯坦说得好：“创造性精神活动的发展，还需要另一种自由，这可以称为内心的自由，这种内心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

胡适曾经反复强调：“只有在自由独立的条件下，才有高价值的创造。”这是因为：首先，创造一定是人的自由意志活动的过程，正如我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说：“创造者，人类以自己的自由意志选定一个自己所要到达的地位，便用自己的‘心能创造那地位去。”人们对知识的真伪判断是相对的，而追求真理却是永无停息的过程。因而，只有具备自由的袁志，通过自由的思考，人们才能最大限度地逼近真理和获得新知。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雷沛鸿指出，自由思考是“人类能够解放于自然束缚与解放于人为束缚的开端，也是世界文明进步所必须遵循的途径”总之，对于任何一个问题的研究，都不能只有一种理论或一种看法，如果没有自由的思考，孰是孰非，都靠最高当政者来判决，势必窒息创造的生命。

自由与专制是背道而驰的。在我国封建专制时代，专制政府对敢于违背官方意志的知识分子往往给以毁灭性的打击，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明朝末年的东林党祸、清初的文字狱等等。在这样的时代，自由精神是难以生存的。建国以来，在极“左”路线影响下，特别是在十年“文革”当中，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死灰复燃，知识分子的思想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其创作也由“大海”变成了“小溪”。因此，今天，我们要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最为关键的是要弘扬自由精神。

三、超越精神

德国著名学者洪堡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教授与学者应处于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彼岸，这句话就是对超越精神的形象注解。我国20年代，在以科学名世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者们推崇这样一种风范，即“苟为人师，应毅然自持，超乎时尚，异乎流俗”。这也是超越精神的一个体现。一个人只有具备了超越的精神，才会有惊世骇俗的创造。因倡议地球绕太阳学说而被烧死于十字架下的布鲁诺，为坚持万有引力定理而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牛顿，为主张进化论而甘为举世所唾骂的达尔文、赫胥黎，都具有超越的精神。

超越精神之于创造的意义何在?对此，梅贻琦的见解是耐人寻味的，他指出：大学教育“与从事于此种教育之人，其所以自处之地位，势不能不超越几分现实，其注意之所集中，势不能为一时一地所限止，其所期望之成就，势不能为若干可以计日而待之功。职是之故，其‘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不合时宜之思，其‘无所不育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不合时宜之言；亦正唯其所思所言，不尽合时宜，乃或不合于将来，而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进步之机缘于是启，而新民之大业，亦胥于是奠其基矣”。

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时代，儒家文化一直是统治阶级的正统意识形态，因而也就成为我国的主流文化，这种文化以服务于现实政治社会为旨归，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是难以孕育出超越精神的。特别是在功利主义泛滥的今天，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曾经拥有的超越精神几乎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因此，我们要发展创造教育，就要再现超越精神。

四、批判精神

那些不受任何宗教信条的束缚、不迷信任何现存的理论、不盲从任何权威学说的人，那些对任何理论和学说都要进行独立的分析与思考、自主的选择和判断的人，那些对任何理论与学说都要问一问是否正确、可否进一步发展的人，就是拥有怀疑与批判精神的人。拥有这一精神的人，往往具备发展而不是静止的、多元而不是一元的、异向而不是正向的思维方式和习惯。这一精神的存在依据在于，任何的理论与学说都没有达到真理的极限，都允许被怀疑与批判，只有在此基础之上，人们才能不断地修正谬误，进一步发展真理。

没有对现存理论的怀疑与批判，就没有学术上的创造。

我国历史上的封建专制主义是排斥怀疑与批判精神的。自秦汉以来，我国的读书人即以孔子言论为金科玉律，以祖述成说为能事。在教育思想上，囿于儒家的定型，蔽于权威的传统。建国以来，在高喊“三忠于”、“四无限”的十年“文革”当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曾经拥有的怀疑与批判精神已经荡然无存了。今天，我们要开展创造教育，就应该大力提倡怀疑与批判的精神。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高教所博士生(武汉430074)

责任编辑：向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