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德育思想对学校道德教育的启示

2006-03-10 02:22孟爱玉
教书育人·高教论坛 2006年1期
关键词:穷理朱熹德育

孟爱玉

南宋著名教育家朱熹,一生热爱教育,先后做官14年,但讲学却达50年之久,而且始终不倦,堪称“宋代孔子”。他的教育思想对宋以后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关于教育目的和教育方法的论述,对今天的大学生道德教育仍有借鉴价值。在教育目的方面,朱熹要求学校把德育放在首位。“学校之正、不患法制之不胜,而患理义不足悦其心”。他认为教育学生自幼必须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开始,以修养其孝悌忠信之道,然后再教以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学生“明人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教育方法上,他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为学的次序。并提出“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其要”;以“言忠信、行笃敬作为修身之要”;以“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处事之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作为接物之要。可见朱熹所主张的教育目的与教育方法中最重要的就是学校必须把德育放在首位。教学生明人伦,使礼仪能悦其心。他承袭了孔孟儒家的教育方法,同时综合了宋儒名家的主张,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又积累不少经验。对我们现在学校德育工作有借鉴意义。举其要点,约有三项。

一、 积极教导与防治并重

朱熹认为,教导学生应该从积极方面去指导说服,少做处理性的消极工作,学者深明“义理”,“充长善端”而心悦诚服,其效果要比订立规章制度好得多。他又说:“尝谓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义之不足以悦其主,而区区法制之未防之……亦必不胜乎”。(《同安县谕职事》)学生的心中有了“理义”才能“立志”,志其心之所向,是为学的目的。目的不定,一切学业都无着力处。同时,他在《蒙童须知》和《训学斋规》中,对于学生在学校如何做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详加标明,关于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清洁,读书写字以及其他杂细事宜,也都有严格的规定。他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依照这些细则而行动,用“规矩”养成“方圆”,以表明深明“理义”。虽然朱熹所主张的“理义”与现在的学校德育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他对学生积极教育与防止并重的做法却值得借鉴。当前在大学生中,不少学生缺乏理想,一切以个人为中心,是非标准差。特别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潜藏着信仰、信念、信任危机;爱国主义思想淡薄。我国的大学生从幼儿园开始都唱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歌,小学、中学都进行政治教育,考试成绩都是八、九十分,但实际情况怎么样呢?这需要我们深思,需要我们找到进行德育的有效方法。光是灌输概念、术语不行,要制定科学的、行之有效的规则,既引导又防治,双管齐下,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二、 循序渐进、积善成德

朱熹一贯主张教育内容不但要有整体性,而且要有系统性,要循序渐进。他主张学生从八岁起入学,受小学教育,从十五岁起入大学,受“大人之学”教育。他认为小学是基础,基础不牢固,到了大学再填补就比较困难了。所以,小学要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书数之习,并在实际练习中入手,以 逐步培养其德性。等其长大,进入大学,就要教以如何去做“致知”“穷理”的功夫,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以止于完善。所以他特别重视小学教育的内容。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表明,在朱熹以前,小学没有书籍,是朱熹把古代贤人的“嘉言善行”汇集记录起来,编成《小学》,内分二篇,共三百八十五章作为小学必读之书。此外还专为蒙童编写了《蒙童须知》,内容切实可行,有助于小学生端正学习态度,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朱熹还主张小学以上所用教材的次序是: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展;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读了“四书”再读其他经书。儒家学者把“四书”视为学者必读之书,也实始于朱熹。可见他在对学生的道德思想教育方面十分重视贯彻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的原则。小学与大学的思想道德教育应是整体的。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大学是小学的提升。虽然程度有深浅但内容却是一贯的。循序渐进又步步提高,这样教育效果就会显著。这对我们今天的学校德育也是有借鉴意义的。从目前学校的德育来看,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的德育内容衔接不够紧密。德育方法是“关、管、灌”的铁三角。从大学生的情况来看,有两方面较差:一是缺乏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有的人连最起码的公共道德、卫生常识都没有。志大才疏,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据报道有的大学设有七个部门管理学生还没有管理好,这是因为中小学生没有打好底子,到了大学还是“抱着走”。二是大学生的交往能力差,合作意识弱。这与中小学的德育目标有关。中小学的政治课只重视课堂教学,把提高升学率作为唯一目标,把中小学办成“升学预备班”,以智育代德育。事实证明这对学生的成长危害极大。所以学校教育应把德育放在首位,引导学生积小善成大德,积小德成大善。

三、“致知”“践行”相结合

朱熹自己做学问就在于“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所以他教学生也是从“穷理”与“笃行”入手。他主张的“穷理”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就书本来“穷理”;二是就书本内外一切抽象的事情“穷理”。但他认为“穷理”只是完成了“博学”、“慎思”、“审问”、“明辨”的工夫。知道事物的当然之理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躬行实践,以完成“笃行”的功夫,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所谓“知而不行,则前所穷之理,无所安顿,徒费讲学之功”。(《白鹿洞书院教条》)因之,他认为“穷理”与“笃行”二者必须结合而不可分离。他说:“书穷理,当体之于身”。“读书不可专就纸上求礼仪,须反来就自身上推究”,“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所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曹无可书》)所以说:“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类辑略》)从这些言论中,可知他是非常重视知行结合。这对今天的大学道德教育也有借鉴之处。躬行实践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中国人以德为首、以才为辅,宁可有德无才,不可有才无德。“无德而有才,愈是大才,愈足以济其奸。”这就是知与行问题。朱熹提出 “知行常相须”,认为知行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这有双重意义:一是以其地位论,行重于知,知是为了行;二是以其进程说,知先行后,有知才能行。他认为:“大抵学问只有两途,致知、力行而已”,“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认为“为学之功,且要行其知”,把“行”作为“知”的目的。思想道德品质的形成,从根本上说,是人的思想道德意识与思想道德实践互动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法律制度、道德规范为行为者所认同,并具体化、个性化的结果。任何一种道德品质都包含着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四个基本要素。一个人的品德同他掌握的知识,虽然同属于精神领域的东西,却有着不同的性质。构成个人的道德品质,不仅需要他认识到,而且必须与他的情感体验相结合,通过意志中介而见之于行动。思想道德不单单是认识或心理问题,更重要的是践履问题。实践活动对大学生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首先,实践活动有助于青年学生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大学生因为缺乏实践经验,在具体——抽象——具体的思维链条上,具体一环常常残缺不全,或失之片面,或失之肤浅,从而导致整个思维的缺陷。他们可以利用实践中获得的丰富的感性材料来充实思维的链条,加深对课堂所学理论的理解,进而在理性上得到改善和升华。其次,情感体验是构成品德的重要因素,也是行动的动力之一。必须让大学生亲自在实践中经过多次尝试,亲身感受和证明某一认识的正确性,才能产生情感和信念。再次,实践是意志形成的关键。意志是人的行为心理机制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是行为者使自己的动机、目的付诸实践而自觉努力的心理状态。心理学证明,认识过程本身并不具有控制情感、情绪的功能,而必须由意志这个中介来完成。大学生处于身心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身心的剧变,情感的波动,复杂心理矛盾的增加,更需要增强意志的控制能力。一个人的意志由脆弱到坚强必须通过实践活动在成功和失败的磨练中才能得以实现。最后,行为的外在实践方面,主要表现为活动与效果。人的道德品质只有在行动中才能体现。大学生只有深入实践,了解社会,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才会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发展和完善人格。思想政治教育也只有加强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指导,才能完成育人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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