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抗日，她从法国来到延安

王国坚

陈学昭（1906—1991），女，原名陈淑英、陈淑章，当代作家。笔名有：绿藻、夏渠、式微、惠、玖女士、陈芳尘等。生于1906年4月17日（清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三月二十四日），浙江海宁盐官人。祖父是满清时的丝行职员，爱好昆曲与绘画。父亲陈典常，清同治八年（1870）的秀才，晚年任海宁州小学堂的校长、教师，擅长书法，有民主主义思想，反对清朝卖国的反动统治，反对女子缠足，穿耳，主张女子读书。陈学昭7岁读私塾，9岁时进县立女子高小。1920年高小毕业时才15岁，考入南通女子师范。一年后，她又只身闯到上海，进入爱国女中。爱国女中毕业后，先后在安徽省立四中、绍兴县女子师范教书。1925年初，她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倦旅》，同年夏去北平，在北京大学听课，听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也听李大钊先生的讲演，后在黎明中学，适存中学教书。

赴法国留学获文学博士学位

1927年5月初她拿到了《雨草心》和《烟霞伴侣》两部散文集稿费，毅然登上了去法国的轮船，去法国学习，先进巴黎女子学校学习法语，后进巴黎大学听课。同时担任天津《大公报》驻欧特派记者和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的特约撰稿人。在国内先后出版了散文集《如梦》、《忆巴黎》、小说《南风的梦》、杂文集《败絮集》等10多部书籍。1931年夏到里昂，后又到巴黎克莱蒙大学学习，1934年获文学博士学位。许多法国朋友都要她留在法国，指导她写学位论文的巴黎东方语言学院院长GYanet教授要她留在该院工作。可是她忘不了祖国，祖国正在受难。“抗日救国”的怒吼响彻神州大地，她怎么能不回来呢！1935年2月，她毅然决定回到国内，从事写作。并在上海会见了鲁迅。她警觉地发现，从踏上祖国大地的那一天起，就有特务在跟踪她，有的小报还对她进行造谣污蔑和恐吓。

一赴延安写下名著《延安访问记》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拉开了抗战的序幕。当时许多爱国青年纷纷奔赴延安，加入到抗日的行列。因此，延安成了她向往的地方。从上海辗转到达重庆。并找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去延安，办事处同意了她的要求，并办了前往延安的一切手续。为了采访方便，《国讯》周刊总编孙起孟给了她一张《国讯》特约记者的证明。于1938年8月6日，她第一次到了延安。在延安进行了参观访问，并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富春等许多领导。她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以独特的视觉，写下了近20万字的《延安访问记》，满怀激情地歌颂了中国人民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延安。经党组织的帮助，设法将她写成的一篇篇通讯带到了重庆。在黄炎培、孙起孟主办的《国讯》周刊上发表，刚发表了几期，就被国民党勒令查禁了。但她没有泄气，还是一篇又一篇地继续写着，直到1940年7月，几经磨难，在香港出版了单行本（日译本作《陕北访问记》）。在延安，她遇到了小学的同学陈云裳（时已改名陈英），并写诗，《啊！我有仇恨———并赠云裳》（发表于《文艺战线》1939年2月第一卷第一号）赠与陈云裳。陈学昭在题后文中写道：“分别了多年的云裳———小时候的同学，又是同族———竟会在延安相聚，我为她的舍弃了舒服生活，抛掉了子女，而去了抗大学习，深深地感动……”。1939年秋，由于家庭内部意见不一致，她从延安回到了重庆。校订《延安访问记》一书排印稿。

再赴延安投身革命

回到重庆以后，她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特别注意。先是拉拢她，宋美龄派人借故送钱给她，她退回了；蒋介石和宋美龄送来大红请柬，邀请她参加游园茶话会，她把请柬撕了。接着国民党特务就时时刻刻跟踪她，无论她搬到哪条路居住，总有特务在盯梢。走在马路上，前面后面都有人跟着她。使她越来越感到在重庆很难待下去了。于是她决定再赴延安。她把想法告诉了当时在重庆工作的周恩来和邓颖超，他们极力支持，帮助她克服种种困难，搬到了八路军办事处附近的招待所里，等待机会出发。当时她带着四箱子书。周恩来对她说，这四箱书如果和她本人一道走，书和人都可能走不了。此时正好遇到宋庆龄夫人捐赠给八路军的97箱药品要运往延安，办事处就把她的四箱书和药品一起启运。然后国民党竟连药品都不准许运给八路军，在陕西三原把全部药品扣留了，她的四箱书也一起被没收了。

1940年初冬，她们一行20多人，乘坐卡车往延安进发。动身前，为了安全起见，她将名字改了，职业也改了，成了一名“护士”，还把头发留得长长的，让特务认不出来。因为当时许多报刊都曾登过她的照片。离开重庆，第一个关卡检查极严，多亏押车的副官精干灵活，对答如流，总算闯过去了。卡车继续前进，在快要进入陕甘宁边区时，刚过铜官，突然被国民党的一批武装特务包围了。凶神恶煞般地将她们赶下车，关进了一座大屋子。只有司机除外，住在街上的一家小旅馆里。司机是雇来的，开车到延安，还要返回重庆。她和几个女伴，一共七个人，被关在一间小房间里。这些武装特务整日整夜对她们进行折磨，夜里将她们一个个叫去个别谈话，问她们为什么要去延安。有一晚，她被单独叫去谈话，特别问她：“你们那里有没有一个叫陈学昭的？”她不动声色的反问：“什么陈学昭？我们这些人你们不是都清楚的么？”特务说：“她是个写文章的。”她还是继续装傻，问道：“是女的？是男的？我可不知道。”特务没话可说，只好叫她“滚”。就这样，她们被整整折磨了18天。第19天上午，特务突然打开房间，朝她们狂喊：“快走，快走！”大家都愣了。汽车司机叫大家赶快把铺盖理好，准备上车赶路，她们才透了口气。大家提着被褥包裹来到街上，看见车子已停在那里了。她们上了车，不久就进入了陕甘宁边区。

到延安后，她们才知道那位司机是我们的地下党员。在她们被扣的日子里，那些特务几次三番威逼他把关押的她们送进西安集中营里。他回答说他是个雇工，只知道开车子、拿工钱，讲定了开到延安，就开到延安，别的他不管。特务对他无可奈何。他整天在街上走来走去，好像在闲逛，其实是在等候八路军的车子。终于有一天，他等到了八路军的一辆过路卡车，赶紧把她们人、车被扣的情况告诉了押车人，要他到延安后马上报告党中央。党中央知道情况后，立即拍电报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周恩来亲自去向蒋介石交涉。蒋介石只好命令胡宗南把她们释放了。

1940年12月20日，陈学昭终于冲破重重障碍，第二次来到延安。她像投入了母亲的怀抱，又开始了新的人生，全心全意地投入了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队伍中。

到延安后，她被分配到“文艺界抗敌后援会”工作，应《中国青年》杂志约稿，她写了《记铜官被扣十九天》，1942年冬，调到《解放日报》任编辑，1944年调中央党校四部任文化教员。在这段时间里，曾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亲聆毛主席的“讲话”，还经受了整风审干“抢救失足运动”的严峻考验。1945年7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深秋去东北，在《东北日报》主编第四版。1946年返延安，正逢延安撤退，行军半年多。期间，在周恩来的鼓励和启发下，她克服常人难于想象的种种困难，在天寒地冻的农村，用被褥摺成的桌椅上，或是在行军的间隙中，不停地写作，终于写成了那本著名的《工作着是美丽的》（上集）和小说集《新柜中缘》、散文集《漫走解放区》。后又长途跋涉到东北解放区工作。1949年2月到北京，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妇代会，同年7月又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1949年8月，经组织批准，回到家乡浙江工作，此后一直留在浙江。

（作者单位：海宁市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