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麓的真知灼见（一）

民众是以“大清国之子民”的立场与外夷相抗的。因此，他们对于“奸相”的指责，并不纯粹是官与民的对立，所谓“无君无父”、“忘恩负义”，在用词上更能显示的倒是传统文化里忠义与奸佞的不可调和。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固然有游离于官府之外的一面。但反侵略斗争毕竟不同于国内阶级斗争，不同于天地会、白莲教。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感情常常使官与民之间还有相通的一面。为今日史学家所称道的民众义举，其组织者和领导者则多是士绅。牛栏岗歃血盟誓后选出的三元里十三乡领袖人物，以何玉成、王绍(韶)光、梁庭栋最有影响，其中一个是举人，一个是监生(一说候补县丞)，一个是能够号召十余“社学”的有力者。没有这些人的个人威望，乡民的反侵略愤怒只能发为零星的一击，而无以聚成一百零三乡的涌潮。涌潮既成之后，士绅的观念又会成为民众观念的代表者。在这里，官与民的沟通真正体现于士绅身上。事后，广西巡抚梁章钜在奏议中说“此次广州省城幸保无虞者，实借乡民之力”，其褒扬之意是明显的。类似的情况，在近代百年中对外抵抗的场合常常出现。如果抹煞民族意识，这一类现象将不可理解。

(引自陈旭麓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