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言”女性形象的进步意义

2009-04-01 02:58邹壮云
山花 2009年6期
关键词:贞节三言丈夫

“三言”三部书,共计一百二十篇,几乎涉及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而其中以妇女生活描写为主要题材的篇章占三分之一以上。冯梦龙描写这些故事时,以打破不问情理只论伦理地位的名教束缚为主体,对正统礼教和理学末流提出批判和挑战,认为长期以来维系伦理纲常与社会秩序的礼教,已成为僵化、虚伪的教条。他注重表现妇女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对封建礼教的反抗,赞美她们为追求真挚的爱情和理想的生活方式而作出的努力,可以说是当时社会女性的一面镜子。这些鲜活的女性艺术形象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在“三言”中,主要从三个方面集中描绘出了这些进步女性形象的性格特征。

对于封建社会的每个女子来说,贞节是他们的第二生命,所谓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贞节不单单是关系到女人生理的问题,更主要是关系到了女人的社会地位问题。它往往被封建统治者利用来控制女人、残害女人。但是,“三言”中的女性最具突破意义的一点就是她们能够突破传统的贞节观,她们知道如果女人只是因为世俗观念而要用一生的精力去维护这样一个传统贞节观念的话,那么女人将成为这个观念的奴隶。只有冲破贞节观,遵循自己的真正感情才能够真正的寻找到幸福。在“三言”中有很多通过不同方式突破贞洁观的女性形象,首先来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王三巧。故事讲述的是现代婚姻中常涉及到的婚外恋。蒋兴哥与王三巧,原本是一对恩爱夫妻,难舍难分。蒋兴哥出外经商时,王三巧与陈大郎有了私情,蒋兴哥回来后知道妻子与别人有了私情,就休了王三巧。王三巧后来改嫁。蒋兴哥因偶然事情被捕得以再见王三巧。最后,蒋兴哥原谅了妻子,夫妻得以团圆。王三巧,她本与丈夫蒋兴哥恩爱有加,从来没有想过要背叛丈夫。但是丈夫去广东做生意几年不回来,抛下年轻美貌的她独守空房,结果她没有能抵挡住情欲的诱惑,最终是红杏出墙。在面对情欲礼法的两难抉择时,她斗争过、挣扎过,试图用礼法来压制情欲,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情欲,并且坦然承受了由此造成的一切结果。同样,陈大郎的妻子平氏,在丈夫死去之后,并未按照封建“从一而终”的礼教为陈守寡,立贞节牌坊,而是放弃世俗的眼光,重新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了蒋兴哥,这在当时贞节牌坊林立的徽州地带,不得不说是女性贞节观的一大突破。在《卖油郎独占花魁》中花魁娘子莘瑶琴一直暗暗寻找合适的人选准备委身 ,但是在那群所谓的王孙贵族中,她并没有找到她理想的人,他们根本没有把妓女当成平等的人来看,而是当成男人手中的玩物,留给她的只有耻辱。直到遇到了秦重,他不计较她的身世,真心真意的爱她,想跟她过一身。一开始花魁娘子看不上这个卖油郎,她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在上层阶级找一个可以委身的人,但是经过种种事件后,让莘瑶琴明白,只有眼前这个人才是自己可以过一辈子的人,才是不介意自己贞节的人。明白这个道理后,花魁娘子就排除百般的阻挠,义无反顾的跟了秦重,并且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杜十娘在出卖色相的生涯中忍辱负重,暗暗积累金钱,寻找自己可以托付终身的人,直到她发现了李甲,认为他是可以托付终身的人,于是她想尽办法,积极筹谋怎样才能过上自己幸福的生活。可以说,“三言”中的这些女子并没有恪守严厉的封建贞节观,并没有认为没有了贞节就没有了一切,而是把追求自己应有的幸福作为生活的出发点,她们从内心深处把自己真正当成了一个社会上应具有平等地位的人,这样,她们才敢于出格,敢于反抗,敢于追求,甚至敢于献出自己的生命。

第二个方面表现在她们追求婚姻自主。当然这一点是建立在以前面所说的对贞节观的突破的基础上的,传统上倡导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三言中已不是青年男女婚姻的必由之路。在“三言”中,以李莺莺对爱情的追求最令人瞩目。莺莺对“童稚时扶栏之戏”的张浩,恋恋不忘,。她不惜私到张家花园坦然表白心迹,私托终身。后来更是逾墙私会,以身相许。这种种行径,实在是不合官家小姐身份,但是却是为情驱使的具体表现。这种做法与现代的受到道德谴责的“偷情”完全不一样,在那种封建礼教层层阻隔下,这是为真爱而做出的种种值得人们赞扬的行为。在故事后来莺莺自拟状词,就更明显受到明代新思潮的影响。首先她提出公然提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有“未然”之处;接着指出卓文君等私奔为“所归得人”,这与李贽称文君私奔为善择佳偶的观点是一脉相通的。篇末“律设大法,理顺人情”一话,把“情”提升至与“法”向抗的地位,而又为官府认同,更是晚明以“情”抗“礼”思潮的张扬。作者于篇末诗词:“今日张生仗李莺”,正指出张李婚姻的成功,与莺莺个人的主动和努力追求分不开,也是对女性追求爱情的勇气、决心和精神的肯定与讴歌。《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女主人公周胜仙是商富之女,一天在金明池畔茶楼巧遇樊楼酒肆的小老板范二郎,“四目相对,俱各有情”,周胜仙心想“我若嫁得似这般子弟,可只好哩!今日当面错过,哪里去讨?”在封建社会里,这种想法是异端祸水,为礼法所不容。周胜仙却能视礼法于不顾,凭着自己喜好来订自己的婚姻大事,甚至主动向男方传递爱慕之情,在封建礼教控制社会和人们思想的当时,这种做法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她父亲因为对方的门第太低,不准他们结婚。而她始终没有屈服,为了范二郎,她曾死过两次,甚至做了鬼还要和他相会。这种生前相爱,死后缠绵,充分表现了她生生死死都为挣脱封建礼教束缚敢爱到底的精神。且看《崔待诏生死冤家》中的秀秀和崔宁一段脍炙人口的对话:秀秀道:“你记得当时在月台上赏月,把我许你,你兀自拜谢。你记也不记得?”崔宁叉着手,只应得喏。秀秀到:“当日众人都替你喝彩:好对夫妻!你怎地倒忘了?”崔宁:“岂敢!”秀秀道:“你知道不敢!我叫将起来,教坏你,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我明日府里去说!”崔宁道:“告小娘子,要和崔宁做夫妻不妨,只有一件,这里住不得了,要好趁这个遗漏,人乱时,今夜就走开去,方才使得。”秀秀道:“我既和你做夫妻,凭你行。”当夜做了夫妻。从以上的这些典型的形象可以看出,这些女性对爱情的表白是多么得直露和大胆,对爱情的追求又是多么得执着和坚定。可以说她们是冯梦龙“情教观”的化身,充分展现了自然的人性之美。

第三个方面则表现在描绘出了女性出色的才智。“三言”中不少作品都否定了“女子无才便是德”,赞扬了那些在学识、才智、能力等方面堪称“巾帼英雄”的女性形象,说明女性才智敏捷,聪颖机智,只要给予发挥才能的机会,就不会比男子差分毫。如白娟娟 “深通文墨,善赋能诗,若叫去应科,稳稳里是个状元”;如李玉英“赋诗敏捷,读书过目成诵,善能吟诗作赋”及陷于狱中,亲自起草辩冤奏折,使全家冤情得以昭雪;如王娇鸾“幼通书史,举笔成文”,她父亲一应卫中文书笔札,全靠它相帮;如苏小妹,年仅十岁,已能为父亲写诗句,而词义俱美。她的才情令“腹饱万言,眼空一切”的秦少游亲自提亲,并急欲完婚。又小妹三难新郎,少游于第三难得东坡的启发,才可顺利过关,可见小妹的才华,实胜于她那中了科举的丈夫。小妹置身于如苏老泉、苏东坡、秦少游等饱学之士中,并且一一比下去,她的旷世才华,就更见出色。除了在诗书上有出色的才华外,还有不少女子在为人处世上也颇有远见卓识,在《赵春儿重旺赵家庄》中,赵春儿是个很有远见、很能隐忍的女子,她心里明白丈夫赵可成的纨绔习气和奢靡败家的作风难以改变,就埋下银子以备将来成就丈夫的大事。既使家计再艰难,自己再劳苦,她也忍受着,不曾透露半点。十几年过去了,丈夫终于有机会凭监生的学历谋取朝廷之职,无奈囊中羞涩无法通融,如此关键之时,赵春儿多年的心计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她见丈夫有了悔改之意才拿出自己的全部家产,为丈夫谋得官职和仕途之通。最后又很有远见的劝丈夫急流勇退,告老还乡,夫妻二人安安稳稳的度过晚年。作者将之塑造成为一个有远见、有胸怀的女子,她不但改变了丈夫的人生命运,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他的委琐人格。这对于一个女人家来说实在很不容易,十几年来“卧薪尝胆”的隐忍和宽广的胸怀,为一般的男子所望尘莫及。另外,一些已深入人心的形象如白玉娘、李莺莺、杜十娘等。也无不全面地体现了女性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重大事情的决策上,往往具有其独特的冷静和妥当的处理方式。这也就更充分地休现出了作为女性存在的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是对女性本质上的肯定和赞扬。

当然,三言中的女性形象虽然有上述三个方面超越历史的进步意义,但她们毕竟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对封建教条的反抗上还不彻底,这当然也是时代因素所致。三言这些进步女性形象最大的贡献在于涉及面广,突破性强,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承唐传奇及元杂剧,下启有清一代小说的集大成之作。我想,这也应该是“三言”这三部话本小说能够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冯梦龙.警世通言[M].中华书局,2002.1.

[2]冯梦龙.醒世恒言[M].中华书局,2002.1.

[3]冯梦龙.喻世明言[M].中华书局,2002.1.

[4]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绪论[M].商务印书馆,1998.4.

[5]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M].中华书局,1980.

[6]王昕.漫说“三言”、“二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邹壮云(1971—),男,江西省宜丰县人,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化;工作单位: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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