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分析

关立新

(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哈尔滨 150076)

近代以来,中国始终面临着两个重大课题:一个是如何实现国家独立,一个是如何实现现代化,对这两个重大课题的科学回答构成了中国道路的双重规定。关于民族或国家矛盾和社会形态矛盾之间的关系,关于国家独立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关于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考察中国发展道路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不依托关于这些课题的科学回答,就无从正确认识中国最终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一、经济全球化的双重特性与社会形态斗争

一般而言,社会形态矛盾与民族或国家矛盾不属于同一序列范畴,经济全球化不仅使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趋于复杂化,而且还使得社会形态矛盾附加于民族国家矛盾之上并相互交织在一起,正确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求助于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了解。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剖析是讨论社会形态之间关系问题必须首先获取的前提性思想资源,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对东西方国家之间矛盾的正确把握,还是对社会形态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都要基于对经济全球化的科学分析之上。唯物史观提供的科学方法论在于只有基于世界历史发展总的趋势,才能正确认识民族或国家间矛盾及其发展。只有从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出发,才能深化对资本主义大时代民族或国家之间矛盾关系的认识,并获取关于这一矛盾关系的科学判断,将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矛盾放置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之下分析,是对这一科学方法的基本遵循。

当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概念时,经济全球化进程已经逐步展开。深入剖析这一历史现象会发现,经济全球化具有逐利的自觉性与传播文明的不自觉性的双重特性。经济全球化逐利的自觉性主要体现在掠夺和榨取,“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1]。马克思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恰是这一切成为象征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的标志物[2]。对于西方资产阶级而言,殖民地的价值只是保障其销售市场和原料来源,促成资本主义国家大工业发展的重要手段而已。经济全球化的不自觉性主要体现在传播先进的生产方式,这尽管不是资本善良的本性,然而它确实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1]。显然,资本主义确实无意间担当起了文明的使者。

经济全球化自觉性的一面可表述为殖民化的一面,不自觉性的一面也可表述为资本主义化。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殖民化主要表现为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矛盾,而资本主义化则主要表现为社会形态之间的矛盾。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全球化自觉性的一面是主要的方面,还是不自觉性的一面是主要的方面,民族或国家矛盾和社会形态矛盾究竟何者为主要矛盾,这是当下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需要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创立之初是新兴的、进步的社会制度,而封建主义是死亡着的社会制度。由此推及的结论是将社会形态矛盾置于民族或国家矛盾之上,认为近代发展中国家的反侵略战争在形式上都是民族自卫的斗争,而在实质上是在维护本民族的封建传统。强调以世界历史的眼光考察经济全球化的研究方法值得倡导,但在对待东西方之间矛盾关系的认识上无疑片面化了。倘若从社会形态角度审视,东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确实反映出了先进社会形态和落后社会形态之间的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言,西方资本全球扩张所产生的一个历史现象是“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但是只强调西方社会形态的先进性,而轻易地否定发展中国家的反侵略斗争的正当性,就未免过于武断:一方面,东西方国家之间的社会形态矛盾是由民族或国家矛盾所引发的,近代的中外战争无一不是由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被动应战的状态;另一方面,东西方国家之间民族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因由西方以文明的方式传播现代文明而引起的,而是侵略和掠夺所致。

基于以上两点分析,就自觉性与不自觉性的关系而言,自觉性的一面无疑是主要的,西方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对东方的掠夺和剥削是主要的方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1]。毛泽东在指出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的同时,一语道破了西方的目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3]。所以,经济全球化促进发展中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的方面,与对发展中国家的压制和排斥的方面相比,后者无疑居于主导性的方面,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人们既不能简单地把社会形态矛盾凌驾于民族或国家矛盾之上,更不能用社会形态的比较优势作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反侵略战争的正当性等问题在内的依据。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并不能直接地推导出反对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拒斥。从根本上而言,两者之间不仅不存在着对立的关系,恰恰相反,两者之间存在着一致性,而且“不完成反帝国主义的任务,也不能完成反封建主义的任务”[4]。因此,东西方国家之间的社会形态矛盾的解决依赖于民族矛盾的解决,民族矛盾的解决是调节东西方国家关系的杠杆。

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发展道路的抉择

基于唯物史观一般的理论逻辑,努力实现现代化是人类历史的大趋势,经济全球化不仅是东方国家社会变革的外部环境,而且从社会技术形态上也决定了东方国家社会变革的走向。东方国家社会变革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把西方国家所创造的具有人类文明的一般性的成果转化为自己的社会基础的过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发展,这是人类在广度和深度上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现代化一旦在某一国家和某一地区出现,其他国家或地区为了生存和自保,必然采取现代化之道。换言之,现代化本身具有一种侵略的能力,而针对这一侵略力量能做的最有效的自卫则是以其矛攻其盾,尽快实现现代化”[5]。资产阶级国家是“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当做自己争取摆脱封建制度的解放手段而开始缔造的;而成熟了的资产阶级社会最后却把它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6]。有学者据此认为,发展中国家改变被动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可问题在于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国家主权部分丧失的基础上成功实现现代化吗?西方资本主义之成功在于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了国家。道理很是简单,在资本的力量还相对弱小时无法获得国家的支持和保护,不仅自身难以生长,更难以跨出国门。正是依托国家的强有力的支持,西方资本才实现了跨越千山万水、远涉重洋的梦想。所以,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是实现现代化的先决条件,独立国家是现代化的主要承载者。

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充分表明国家独立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前提和根本。在实现现代化与民族独立之间关系的问题上,马克思始终认为民族独立处于优先的地位。马克思曾深刻地阐述过赢得国家主权之于东方国家现代化的意义,指出“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1]。恩格斯更是明确地指出,“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每一个波兰的农民和工人,一旦从自己的闭塞状态中觉醒起来参加为共同利益进行的斗争,首先就会碰到存在民族压迫的事实,它到处都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7],“只有在波兰重新争得了自己的独立以后,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8]。毛泽东对此也有着深刻的论述:“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9]。所以,没有民族独立,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

20世纪初,中国第一次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资本主义的吸引力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在中国引起了先进分子们的质疑,究竟是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还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作为经济全球化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十月革命是对西方霸权的第一次重大冲击,这一重大冲击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西方国家一统世界的进程受到巨大的遏制,由此经济全球化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日趋国际化与生产力诸要素日益被少数发达国家所垄断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首先会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10]。中国最终放弃资本主义的选择主要是由两个重要条件决定的,恰是这两个重要条件不仅改变了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而也改变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方向。毛泽东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3]。由这一变化了的历史条件所决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也因之发生了重大转换。正是世界历史进程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化从外部条件上改变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改变了中国的前途。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无力承担起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只有无产阶级走上历史的舞台,才能承担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的重任。因此,认识到民族独立与现代化的一致性并以之构成现代化的前提,是中国人民在发展道路问题上的第一次理论自觉。

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视野中,东方与西方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结。经济全球化从它诞生之日起,生产力发展的日趋国际化与生产力诸要素日益被少数发达国家所垄断的矛盾,作为其内在的基本矛盾就未曾改变过。在这种矛盾的作用下,生产力国际化发展的历程必然反映为西方资本强行打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使大多数相对落后的国家直接或间接地从属于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西方国家之所以努力颠覆发展中国家民族独立是与其利益目的相一致的。所以,国家独立和现代化之间关系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成为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对象,是与现代化话语的争夺分不开的。由于西方国家占据世界经济体系中心地位,作为当今世界历史理论的话语,现代化绝没有改变世界历史中最根本的问题——东西方民族的关系问题,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恰恰相反,西方国家的理论家们把它提升为意识形态,赋予现代化以普世价值理念的意义。这些只是代表了西方国家统治世界的愿望,对于非西方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是一种陷阱。从本质上说,用“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范式”是一种意识形态策略[11],一旦“现代化范式”居于主导地位,不仅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会被轻易地否定,而且国家独立的优先地位也必然会在“现代化”的迷雾中丧失,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有可能成为西方资本的捕获物。

国家独立是现代化的前提,实现国家独立的革命性质决定了现代化道路的方向。发展中国家革命性质这种重大的历史转换,必然性地提出了现代化道路新的选择的问题。从世界历史的眼光出发,马克思起初探讨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落脚点是西方而不是东方。只是到了晚年,马克思才开始着重思考东方社会独特发展道路的问题。即使在晚年关于俄国有可能不通过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中,马克思认为西方革命作为外部条件仍然是东方国家实现社会形态跨越的关键性要素,直接占有西方肯定性文明成果是东方国家实现社会形态跨越的前提。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这一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向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昭示出一种民族解放的新路径,而且开辟了一条现代化的新路径。事实上,当俄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后,现代化的实现途径就以一种非西方的道路呈现出来,这条道路就是“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12]。从现代化的起源及其发展的一定阶段的角度看,尽管资本主义与现代化恰恰是一个“重合”的历史过程,但现代化成果的普遍性意义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作为现代化实现方式的普遍性意义。历经磨难的中国人民,“只有沿着十月革命的方向,中国才有可能拥有自己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社会条件本身塑造的历史进步的唯一可能性”[13]。为了取得民族独立,除了社会主义道路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当中国为了民族独立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也就由此换取了另一副模样。所以,认识到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一致性,是中国人民在探索自己发展道路过程中的第二次理论自觉。

三、中国道路的双重规定

中国社会形态的局部跨越是中国道路的第一个规定性,现代性的内在超越是中国发展道路的第二个规定性。对于中国社会形态的局部跨越所建立的新的社会形态的历史方位,需要基于世界历史的高度予以深度把握。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经过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阶段,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社会形态的局部跨越,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人类历史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第二层含义是人类普遍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经济全球化注定要经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历史时代,这两大历史阶段之间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在时间的规定性上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历史的辩证法在于在资本全球化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社会主义就开始生成,其标志是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建立和发展起来。需要说明的是,由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所决定,在这一历史时代出现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不仅在其发展的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不会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体,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作为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仍然显现出较强的不完善性,反映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展开的条件下跃上世界历史舞台的,也只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的条件下不断发展和成熟起来。

如果说社会形态“缩短”的要义体现在民族国家上是追求真正的独立和解放,那么体现在现代化上就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病和苦痛的避免或减轻。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实现现代化的具体方式与西方国家有着显著不同,更在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实质是实现现代性的内在超越。当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现代化时,无论在实现方式还是在历史任务上都发生了与西方根本不同的变化。就新中国而言,现代性内在超越的同义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基于社会形态和现代化的双重视角,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解读可以表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是不是注重发展生产力,而在于是不是以人为本,是不是以牺牲人本身的发展为代价来发展生产。由此,这种新的现代性就其实现方式而言,要求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有效限制和克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严重扭曲,克服各种社会公害的普遍流行;要求社会各阶层的每一个成员在现代化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普遍享受到实现现代化所带来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现代化绝非是向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化,而是向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转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它起步起就担当起实现超越目标的历史任务。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时限内,中国现代性的内在超越将始终是不充分和有限的。由于中国是在市场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但在广度和深度上未充分展开的条件下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它既缺乏西方所具有的物质基础,又要面对来自西方的巨大压力。总体而言,现代性内在超越的不充分性是与中国社会形态局部跨越的不充分性分不开的。无论从空间存在还是发展程度上,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大时代还处于非主导的地位,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仍然处于不充分的状态,这些因素的客观存在决定了中国现代性内在超越的有限性将是一个长时期的存在。因此,从社会形态和现代化的双重视野回眸,中国道路的探索历程的意义即在于此。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19.

[3]毛泽东选集: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胡 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3.

[5]艾 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3.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61.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630.

[9]毛泽东选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叶险明.“知识经济”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80.

[11][美]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33,8-9.

[12]列宁选集:第 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7.

[13]孙伯揆,张一兵.走进马克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8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