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朝燕行使臣眼中的中国汉族士人形象
——以朝鲜北学派人士的《燕行录》为中心的考察

徐东日

(延边大学中朝韩日文化比较研究中心,吉林延吉133002)

朝鲜朝燕行使臣眼中的中国汉族士人形象
——以朝鲜北学派人士的《燕行录》为中心的考察

徐东日

(延边大学中朝韩日文化比较研究中心,吉林延吉133002)

18世纪下半叶,朝鲜朝燕行使臣不再蔑视汉族人的附清、降清行为,而是给予他们以较多的理解。这一时期,他们对汉族人形象的描述基本上是正面的,甚至是较理想的。他们对中国汉族文人做出了诸如姿貌雅洁、儒雅纯朴、学识渊博等赞赏性的描述。与此同时,在他们笔下,当时的汉族士大夫在清朝统治下具有思明但不敢表露出来的微妙心态,缺乏儒家的义理精神,过着卑躬屈膝的生活。造成这种矛盾心理的最重要原因是清朝文字狱的高压政策,它使得汉族士大夫的精神一直处在压抑的状态。

朝鲜朝使臣;《燕行录》;中国汉族士人形象

乾隆朝时期,在清朝统治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汉族文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标志着知识界已经承认了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汉族文人的反清意识逐渐淡漠,而向清朝献颂献策者急剧增多。时值18世纪下半叶,随着朝鲜北学派(朝鲜实学派的一支)的兴起,朝鲜士大夫阶层中的北学人士对清朝及满族文化的抵触情绪大为减少,“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华夷观的传统思维模式,开始客观地肯定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1]。尤其是到了这一时期,朝鲜朝燕行使臣不再蔑视汉族人的附清、降清行为,而是给予他们以较多的理解。

一

洪大容通过描述与其交往甚笃的古杭三才的形象,塑造了在清朝统治下力求通过科举谋求一生功名的汉族文人的形象。他在文中曾写道:彼杭人辈当衣冠沦丧之世……以受阖族之祸也[2]99。这实际上就真实地再现了处在满族统治下的汉族文人不得不卑躬屈膝的悲惨命运。作者十分清楚,这些希望在清朝谋求功名的文人虽不属第一等人,但他们卑躬屈膝的行为是环境所迫,他对此表示了发自内心的同情与理解。他认为,这些人若不试举就将湮没于草莽之中,况且康熙之后太平盛世又持续了百余年,所以就没有必要再强求他们坚守大明义理而不去试举,从而对汉族人的无奈言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同情与宽容。其实在历史上,当异族掌握政权、主宰国家时,即便是再优秀的原驻民族也只能先退让三分,然后再积蓄力量重新夺回政权;而作为个体,为了自己眼前的安危而不得不放下自己心中堆积的郁闷,识时务以迎合统治阶级也是人之常情,是无可厚非的。所以,在一向重视人性和主体性的朝鲜朝北学派人士看来,造成汉族士大夫附清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乾隆时期,随着满汉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逐渐得到缓和,清朝统治已经稳固,国家富裕安宁,百姓们安居乐业,士大夫们也过起安逸舒适的生活,早已消磨了反清复明的激情,再加上清朝通过标榜程朱理学笼络人心,这一时期,多数中国汉族知识分子已经从反清转变为附清。

具有北学思想的朝鲜朝燕行使臣通过与汉族士大夫的交谈,也觉察到后者在清朝统治下的微妙心态。汉族士大夫虽然也不时流露出思明情绪,内心深处还残存着对明朝的眷恋与惋惜,但不敢公开表露其思明的情绪。在他们的脑子里,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的观念十分淡薄。在他们身上,已找寻不到多少儒家的义理精神。虽然洪大容、李德懋等人所接触到的只是少数汉族士大夫,不足以代表整个清朝的汉族士大夫,但他们还是深感失落,进而痛心不已。譬如在《干净衕笔谈》一文中,洪大容就间接地描述了古杭三才在言及明朝之事时所表露出的复杂情感。每当洪大容与他们进行笔谈时,他们都会仔细地审读一遍笔谈的内容,一经发现有些内容涉及时局,就会立即撕毁。由此可见,中国汉族文人身处清朝文字狱的专制统治下不得不时刻谨慎行事。对此,洪大容总结道,盖汉人于当今反同窃旅之臣,谨慎嫌畏,其势然矣[2]214,从而表明了汉族人在清朝社会失去自由、不能不随遇而安的悲惨现实,也抒发了对他们的深切同情,即使三代遗民圣贤后裔,剃头辫发,同归于满鞑,则当世志士悲欢之秋。而神州厄运,十倍于金元矣。况十几年服事之余,宜其哀痛伤恳之不暇[3]104。细究起来,我们也不能无视在洪大容头脑中,还潜藏着将清朝视为蛮夷的观念,这也使得他对古杭三才等汉族文人抱有更多的同情。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到,同情是一种人性观照的体现。

具有北学思想的朝鲜朝燕行使臣认为,造成中原士大夫这种既思明又不敢言的矛盾心理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清朝统治者利用文字狱实行了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在学术界一直施行高压政策,对清朝的臣民士庶进行了严密的思想控制,并对有违于清朝统治者利益与意志的言论进行了残酷镇压。其中最典型的做法就是施以强硬手段,实行“禁书”措施。朴趾源在《鹄汀笔谈》中记载,王民嗥曾向朴趾源披露过当时清朝的禁书情况:比岁禁书,该有三百余种。……余问禁书题目,鹄汀书亭林、西河、牧斋等集数十种。

朴趾源还在《鹄汀笔谈》中,记述了在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编纂完成(1782年)之前,即1778年中国各省查禁禁书的有关情况。其中,仅江宁和河南布政使登记的违禁书目就各有750种以上。1780年,中国曾经发生了五六起文字狱事件。到了《四库全书》几近编纂完成时,朝廷进一步加大了查禁禁书的力度[4]。中国汉族士人在写文章时,都持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态度,唯恐稍有不慎招来杀身之祸。如果不慎写下“忌讳”之词,就会想方设法地去销毁其证据,不是立即涂改,就是将其纸张塞进嘴里,或者将其撕掉或焚毁。鹄汀在与朴趾源交谈时,总是不停地长吁短叹。朴趾源问其缘故,鹄汀回答说是因为平时经常遇到令人感慨的事情,所以时间久了,竟在不知不觉间形成了这种习惯。朴趾源等人由此深刻地体会到:中国文人在文字狱的高压下一直是诚惶诚恐,唯恐触犯忌讳,其精神始终处在一种压抑的状态;清朝的臣民动辄因使用“禁忌”的语言文字而得罪清廷,于是就横遭大祸,家亡族灭,惨不忍睹。“朴趾源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好友尹嘉铨仅隔一年便因文字狱遭到诛杀。尹嘉铨的命运在短短一年内发生如此大的起伏,反映了清朝文网的严密与残酷”[5]226-227。

朝鲜的朝燕行使臣在滞留燕京期间,大都明显地感觉到,越是地位高、有名望的士人,其态度就越谨慎,或吞吞吐吐,或避而不谈;而或有敢于直言不讳者,则都是民间人士。譬如,柳得恭与潘庭筠彼此书信往来,神交已久。两人在京城会面后,谈笑叙旧,十分欢洽。但每遇有满洲人来看顾时,潘庭筠就立刻敛笑收容,作初逢朝鲜人问姓名状。柳得恭曾想结识著名诗人张问陶,可张问陶为避私交之议而没有赴约。由此可见,面对来自政治最上层的强大的压制力量,汉族士人的思想反而更趋于保守。虽然汉族士人仍以“学而优则仕”作为实现个人价值和报效国家的主要途径,仍以“内圣外王”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但由于清朝政府的高压政策,他们的从政热情已无疑大为减弱。他们每当遇到仕途艰险,就大多采取逃避的办法:或者遁入故纸堆中,一心只问学术,埋头进行研究,这样做既能明哲保身,又能保持文人本色,这也是清朝时期考据金石之学特别兴盛的原因之一;或者彻底远离仕途,寄情于山水风物,倒也落个逍遥自在。这种情况不仅造成学术界陷于一片死气沉沉的困局,而且造成政界人才的缺乏,这使得中国的精英阶层不能充分施展其才干[5]242-244。柳得恭等人对这种状况也很难指责什么,因为当时朝鲜朝的士人也未尝不是由于仕途艰险而采取逃避现实的方式。

如果说禁书是当时清政府实施文化专制政策的产物,是清政府强制性的思想专制手段,那么,将朱子学奉为官学,则是清朝统治者加强自身统治的另一个柔性的思想专制举措。对此,朴趾源认为清朝统治者将朱子学奉为官学、抬高朱子的目的在于“先占其道,使天下之口如含马衔,无敢称满夷者”,同时,做到“骑天下士大夫之颈,扼其喉,抚其背,士大夫受其愚弄胁迫,于礼文条目孜孜以求,不能自省”[6]130。于是他认为,朝鲜人遇到中国学子,则以陆象山之流斥之或称中国陆学兴盛皆为错误,相反,反驳朱子的人才是非常之贤士。说到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像朴趾源这些具有实学思想的朝鲜朝燕行使臣已开始对朱子性理学采取了一种批判的态度,正因如此,他们就一眼看破清朝统治者将朱子学奉为官学的实质不过是统治汉人的手段,并把强烈反驳朱子的毛奇龄称为“朱子之忠臣”。当然,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也反省了朝鲜朝燕行使臣赴清朝体察其文化风情的错误态度。即,指出了“五审”之说:炫耀门第,标榜衣冠,行动无礼,称中国无文章,叹汉人无壮士[6]130。

他指出,由于出自对满族的抵触情绪,朝鲜的人们往往主观臆断,感情用事,在一种先入为主的观点下轻视对方,这样就妨碍了对清朝现实的客观认识。他还指出了认识他国国情的一些障碍,譬如,不能贸然问其国事,语言不同难以沟通,行迹有异则易招嫌疑,问之太深则易触其忌讳,问其不宜则易遭怀疑,提问须合身份等。由于存在这些障碍,有时难免只识其文化的皮毛[7]300。因此,他提出与清翰谈话时,应先称颂清翰然后再向他们请教,使他们能够畅所欲言。

由此可见,朴趾源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摆脱了朝鲜士人的成见,以进步的视角来了解中国士人的反抗心理,通过这些人物间接地感知当时汉族士人在文字狱压制下的艰难处境,也更加认识到他们的命运与中国时局的密切关系,从而给予他们以真诚的理解与同情。

二

参加燕行的朝鲜使臣虽然具有以朝鲜为中心的小中华思想以及华夷分离意识,但他们在实际的燕行路途中,却大都没有拘泥于大明义理的名分论,因而还能在较广泛的领域内与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不同层次的清朝文人展开平等的思想交流与学术交流,从而较广泛、较深入地了解当时中国的思想、政治、经济与学术。在当时清朝禁止燕行使臣与清朝文人进行直接交游的环境中,他们为了输入清代文物与学术思想,敢于大胆地与清朝文人交游。这种举动充分说明,当时具有北学观念的燕行使臣已经基本摆脱他们长期遵奉的朱子学的理论束缚,在高层次上复归于原始的实用儒学并探索儒学的真髓本义,以此托古改今,对传统的只以伦理道德为价值标准的一维思维方法进行质疑与批判,再以经济的、政治的、现实的多维价值观念审时度世,品评人情事物,因此具有思想解放的重要意义。

在朝鲜朝燕行使臣看来,他们在中国所交游的严诚、潘庭筠、李调元、王民皞、李鼎元、翁方刚、纪昀、阮元、唐乐宇、祝德麟、沈醇心、李鼎元、李骥元等汉族文人,尽管崇尚宋代理学,但都不完全拘泥于朱子学,而是表现出灵活的学风与诗才,都是一些令人景仰的学识渊博的学者、文人。譬如,尽管潘庭筠的学问以宋代理学与朱子学为基础,但他又融合了佛教和阳明学的思想因素,不愧是一位诗才卓越、擅长书画的著名文人。可以说,潘庭筠已经摆脱了宋代理学的束缚。在他身上,既可看到在清朝被称为“汉学”的训诂学和考证学的学风,又表现出自由地徜徉在诗文海洋中的诗人气质。在朴齐家和李德懋眼里,潘庭筠不论是作诗还是研究学问,都表现出绝不拘泥于接受某一流派影响的博大胸怀。再如,洪大容借燕行之机,与中国古杭三才邂逅,得以接触到在当时中国盛行的各种学问。此后,他一直保持着与中国友人之间的友好关系,深化和丰富了自己的实学思想。其结果是,洪大容等具有北学思想的朝鲜朝燕行使臣通过与中国文人之间开展的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流,其历史意识变得更加精深。他们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肯定清朝的优越性,而且在社会文化方面也大胆怀疑他们所长期遵奉的朱子学理论,开始尊崇发端于先秦儒学基础上的具有近代意识的实学思想。

在这一时期,朝鲜朝燕行使臣通过与中原士大夫的频繁交往与广泛的学术研讨,也深切感到悠久的中华文化及其优秀传统激发了中国文士的学习热情,这也在无意识间积淀了中国文士优良的文化素质,其结果是,中国汉族士大夫都做到了“全史全经,随事辩证,百家九流,略涉原委酬答如何如何……且宽雅娴礼,休休有容,不施骄倨,虚怀接物而不失大国之礼”[6]130。这些都给具有北学思想的燕行使臣留下了深刻印象。譬如,朴趾源通过与清代文人王民皞(号鹄汀)的交谈认识到:盖鹄汀敏于酬答,操纸辄下数千言,纵横宏肆扬扢千古,经史子集随手拈来,佳句妙偈顺口辄成,皆有条贯,不乱脉络。或有指东击西,或有执坚谓白,以观吾副俯仰,以导余使言。可谓宏博好辩之士,而白头穷边,将归草木,诚可悲也[8]256。

朴趾源在《热河日记·倾盖录》中,更是详尽描述了他所交游的清朝文人的形象。他描述道:王民皞,江苏人也,时年五十四,为人淳质少文。……郝成,歙人也。字志亭,号长城,见任山东都司。虽武人,博学多闻。身长八尺,紫髯炯眸,骨相精紧。……尹嘉铨,直隶博野人也,号亨山。通奉大夫、大理寺卿致仕,时年七十。工诗,善书画,诗多载于《正声诗删》。身长七尺余,姿貌雅洁,双眸炯然,不施叆叇能作细书画,强康如五十余岁人,然髭发尽白。……敬旬弥,字仰漏,蒙古人也。见任讲官。年三十九,身长七尺余,白皙,修眼浓眉,手如葱根,可谓美男子。……邹舍,山东人也。举人,与王鹄汀藏修太学中……为人慷慨,不避忌讳。形貌古怪,举止粗厉,人皆目之以狂生,多厌之者。奇丰额,满洲人也,字丽川。见任贵州按察使,年三十七。身长八尺,白皙,美姿容,善修威仪。博学能文,善谐笑,斥佛甚峻,持论颇正。……破老回回图,蒙古人也,字孚斋,号华亭。见任讲官,年四十七。康熙皇帝外孙。身长八尺,长髯郁然,面瘦黄骨立,学问渊博。……现时秀先,江西新建人也,字地山。见任礼部尚书,年可六十余。……曹公容貌老,寝陋无威仪,为人恺悌乐易。余既还燕,中原士大夫多誉曹公地山先生,文章学问当世冠首,以比欧阳永叔[9]121-122。

与朴趾源稍微不同的是,洪大容将中国的汉族文人明确区分为索性放弃科举扬名之路以谋求自由发展的人物和在清朝统治下力求通过科举谋求一生功名的人物。洪大容在描写他们时,就注意到去揭示他们对明朝、清朝的看法,并将这些思想意识与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的遭遇相联系,由此突出汉族形象不同于其他民族形象的独特而复杂的内涵。

从他对“古杭三才”的评价[10]104中,我们可以具体看到其观点在现实生活中是怎样得到体现的。他对严诚的评价是:严姓者,自称子陵之后,而且言平生不专意于举业。又闻有达官欲荐其才于朝,严作诗而拒之。其辞甚峻,则始不觉倾倒而心相许矣。……今子才盖一世,而谦谦自卑;心雄万夫,而温温自虚。性情高远,志操高洁,从俗应举,非真所乐。又能爱人好问,诚贯金石,临分酬酢,信义皦如[11]169。才识超诣,信笔成文,辞理畅快,粲然如贯珠,其志亦未曾以此自多也[12]289。

由上可见,洪大容在赞美严诚不为世俗所迷惑的耿直、刚正性格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他的文学才能及其人品。所以,当听到严诚客死他乡时,他曾悲痛欲绝地叙述道:以铁桥之才之志,上可以统承先贤,下可以汛扫文苑;达可以黼黻皇猷,穷可以启牖后进。今不幸短命,无所成而死[13]189。对他的才能和志向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为失去一代才子而表现出由衷的惋惜。

三

尽管朝鲜朝燕行使臣对清代文人进行了一种平等的文化对话,但是他们对变异中的清朝文化的批评,却又是一种文学“误读”。

朴趾源等朝鲜朝燕行使臣使行中国燕京是在乾隆年间,这时,清朝建立已经过了一百年,明朝遗民那些象征着汉族正统衣袍以及他们那种矢志反清的斗志,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烟消云散。当时汉族士大夫阶层早已接受了受满族统治的现实,已经逐渐习惯于穿满族的服装,倒是把原来汉族的衣冠看成异乡的服饰。譬如,当时的著名汉族文人潘庭筠看见洪大容戴着方冠,穿着广袖常衣,就啧啧称赞它“制度古雅”,但他却不知道这原本就是明代的秀才常服,结果还得由洪大容反过来告诉他:我们所穿的衣服都是明朝遗制。这时候,朝鲜朝燕行使臣的衣冠倒成了唤醒汉族人历史记忆的资源,使得这些汉族文人还能偶尔回想起自己民族的历史,心里还稍稍感到有些赧然和愧疚。对此,洪大容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余曰:中国衣冠之变,已百余年矣。今天下,唯吾东方略存旧制,而其入中国也,无识之辈,莫不笑之。呜呼!其忘本也。见帽带则谓之类场戏,见头发则谓之类妇人,见大袖衣则谓之类和尚,岂不痛惜乎 ?”[14]231

时间会磨灭历史的记忆,明朝遗民也要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消失。到了雍正、乾隆年间,汉族人已经不大有这种离黍之思,没有了离黍之思的人也没有心思再度穿戴起明代的衣冠。但是,汉族的历史记忆还是埋藏得很深,它并不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泯灭。所以,尽管不再出现穿戴这种衣冠的遗民,可是“这些衣冠却在娱乐舞台的戏曲人物中、外国使节的礼仪朝觐服饰中和汉族女性的日常穿着中不断出现”[15]44。每当出现这种看似边缘的象征物,一些汉族士大夫就会在无意识中唤起深藏于心的族群记忆。所以,当朴趾源观看完中国的戏剧后,就认为清朝虽然实行“易服剃发”政策而废除了明朝的衣冠制度,但在俳优和戏剧中,却依然可以看到明朝的衣冠制度,这也许是人们早已习惯了舞台上的汉族衣冠,所以就连在清朝宫廷、贵胄私第里进行演出的演员所穿戴的也仍然是“大明衣冠”,就使得他们在戏台上很奇特地保留了历史上汉族的传统服装,即获得了“易服色”的豁免权,这就仿佛是一种天意。于是,朴趾源不禁感叹道:“呜呼!神州之陆沉百有余年,而衣冠之制犹存,仿佛于俳优戏剧之间,天若有意于斯焉。”[16]230

戏台上所用的衣冠,都是历代中华的衣冠,这就是“礼失求诸野者”。人们可以在戏台上“复见汉官威仪”。也许这并不一定是真的有意识保留“汉官威仪”,只是由于清帝国禁着明朝服饰的制度百密一疏。但是,就是这一点残存的历史遗迹,却为朝鲜朝燕行使臣带来了对异域悲情的无限遐想,他们觉得这可能就是汉族人苦心孤诣所保留下来的东西。因此,戏台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朝鲜朝燕行使臣唤回汉族历史记忆的场所。在他们看来,这些“汉官威仪”之中,真的就寄寓着汉族的故国离黍之思。

说起来,朝鲜人在穿衣戴帽上面,好像显得相当苛刻和自负,他们面对清朝人也一样从心底里透出不屑,当有的汉族文人询问“(朝鲜朝)使臣不加帽而所以戴貂皮者,何制也”时,金正中就很骄傲地回答道:这是中华旧制,你没有听说过吧?当中国士大夫称赞他们是衣冠之国时,他们又故意反问中国衣冠究竟来自何代。朴思浩就是这样,和汉族文人一起聊天,偏偏哪壶不开偏提哪壶,故意挑衅地说,你们清朝的帽子、狭袖,竟然用于朝贺、宴享、祭祀、征战、燕居,那么这是中华之制吗?结果就搞得满座面面相觑,只好尴尬地回答:这不是唐、宋、明遗制,是清朝之制。这时,朝鲜朝燕行使臣在心理上就得到了极大的自我满足,而汉族人的心里却多少感到不是滋味。洪大容甚至提到:“舜亦东夷之人,但未闻唐虞之际易服色如今日也。”这时,中国人希员外就慌忙辩解道:“世有古今,时义不同,衣冠何尝有定制。”[17]29听到这句话,洪大容不禁为朝鲜慕效中华服制而感到由衷的自豪:至于敝邦,专尚儒教,礼乐文物皆效中华,古有“小中华”之号[19]。我们不难看到,洪大容等朝鲜朝燕行使臣确实受到了朝鲜社会总体想象的制约,尤其是他们在衣冠制度方面受到中国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于是就在有意无意间表现出一种“小中华思想”。

在服饰以外,到了18世纪下半叶,朝鲜朝燕行使臣对于清朝发式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到18世纪上半叶为止,朝鲜朝燕行使臣还认为即便是文明的汉族人也“一剃发则胡虏也”,但到了18世纪下半叶,朝鲜朝燕行使臣却认为汉族人江南士人之能文者,则虽在剃发左衽之中,识见赡博,辞令端雅。江南之素称文明,尽非过语也”[19]4665。由此可见,这一时期,随着朝鲜实学思想的兴起,不少具有实学思想的朝鲜人开始对传统的“华夷”观进行了理性的反思。

这一时期,在朝鲜朝燕行使臣笔下,当时的汉族士大夫在清朝统治下具有思明但不敢表露出来的微妙心态,缺乏儒家的义理精神,过着卑躬屈膝的生活。造成这种矛盾心理的最重要原因是清朝文字狱的高压政策,它使得汉族士大夫的精神一直处在压抑的状态。可见,他们对汉族人的描述尽管“没有完全褪去其否定的色彩,但毕竟在朝鲜人的文本中,已经很少使用”[1]比较负面的词汇,他们对中国汉族人形象的描述基本上是正面的,甚至是较理想的。

[1]徐东日.朝鲜朝燕行使节眼中的乾隆皇帝形象[J].东疆学刊,2009(4).

[2]洪大容.湛轩书:内集卷三·与金直斋钟厚书[M].平壤: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65.

[3]洪大容.湛轩书:内集卷三·又答直斋书[M].平壤: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65.

[4]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5]陈尚胜.朝鲜王朝对华观的演变[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6]朴趾源.热河日记·审势编[M].首尔:大洋书籍出版社,1975.

[7]朴趾源.燕岩集·热河日记·黄教问答[M].首尔:大洋书籍出版社,1975.

[8]朴趾源.国译热河日记·鹄汀笔谈:中[M].首尔:大洋书籍出版社,1975.

[9]朴趾源.热河日记·倾盖录:中[M].首尔:大洋书籍出版社,1975.

[10]洪大容.湛轩书:内集卷三·又答直斋书[M].平壤: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65.

[11]洪大容.湛轩书:外集卷一·与铁桥书[M].平壤: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65.

[12]洪大容.湛轩书:外集卷三·乾净衕后语[M].平壤: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65.

[13]洪大容.湛轩书:外集卷一·与九峰书[M].平壤: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65.

[14]洪大容.湛轩书·乾净衕笔谈:上[M].平壤: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65.

[15]葛兆光.大明衣冠今何在[J].史学月刊,2005(10).

[16]朴趾源.热河日记·驲汛随笔:上[M].首尔:大洋书籍出版社,1975.

[17]洪大容.燕记·湛轩书:外集卷八[M].平壤: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65.

[18]朴趾源.热河日记·太学留馆录:中[M].首尔:大洋书籍出版社,1975.

[19]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0.

K312.34

A

1000-2359(2010)06-0143-05

徐东日(1963-),男,朝鲜族,吉林延吉人,延边大学中朝韩日文化比较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东亚比较文化研究。

吉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开放基金重点科研项目“朝鲜朝《燕行录》中的中国文化形象”;教育部“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朝鲜朝使节《燕行录》中的中国形象”

2010-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