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司马辽太郎的中国之旅
——以《从长安到北京》为中心

王珊珊， 汤美佳

（1.河北大学 研究生院,河北 保定 071002 2.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河北 承德 067000）

试论司马辽太郎的中国之旅
——以《从长安到北京》为中心

王珊珊1， 汤美佳2

（1.河北大学 研究生院,河北 保定 071002 2.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河北 承德 067000）

司马辽太郎是日本当代著名的历史小说家、大众文学家，他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但他关于战争和历史的很多观点在日本影响甚大。对于这样一位影响了许多人的历史小说作家，我们有必要对他及其作品进行一番分析研究。1975年5月司马辽太郎开始了他成为一名作家后的第一次中国之旅，其后便出版了《从长安到北京》一书。本文以这本书的内容为中心，重点讨论在这次旅行中，他对中国历史以及当时中国现状的看法与认识。

司马辽太郎；中国之旅；《从长安到北京》

司马辽太郎 （1923.8.7—1996.2.12）本名福田定一，出生于日本大阪市，毕业于大阪外国语大学蒙古语系。他在大学期间非常热衷于亚洲文学，并熟读了司马迁的《史记》。由此对中国文学家司马迁产生了由衷的敬意，最终以司马辽太郎作为其终身的笔名，含有“远不及司马迁”之意。司马辽太郎是日本当代著名的历史小说家、大众文学家，其主要代表作有《枭之城》、《国盗物语》、《龙马行》、《坂上之云》、《项羽与刘邦》等等。而他的《街道漫步》系列的散文、杂文则对专门地区、国家的历史、风土、地理、文明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与评论。从1956年发表小说到1988年发表最后一篇小说，他共出版小说57部，其中长篇36部。他几乎获得过日本所有著名的文学奖，还获得日本“文化功劳者”的称号（1991年）和“日本文化勋章”（1993年）。司马辽太郎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但他的历史小说中关于战争和历史的观点在日本影响甚大[1]，他的很多作品都被改编成NHK大河电视剧、时代剧以及电影。其对历史的独特观点被称为司马史观。

司马辽太郎在读大学时结识了印度语学部的陈舜臣，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中国、日本乃至整个亚洲的文明演化，并以对谈的方式出版了一本名为 《对谈—思考中国》的书。“不同国家、不同地域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基础上才产生了共有的文明。更进一步的想一下，其实日本人是幸运的。正是因为文明具有一种普遍性，所以日本才从中国学到并且掌握了普遍的东西。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口以及不同的地域——比如说农耕地域、游牧地域以及商业地域，所以才有可能会产生众多不同的思考方式。也就是说，中国具有产生‘大文明’的条件。这种文明在日本、越南、英国等国家不会产生，它只产生于拥有广阔平原的国家。”[2]这是1974年11月司马辽太郎与陈舜臣之间的对话，当时司马还没有访问中国。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文明的普遍性”，在司马其后有关于中国的著作中经常提及。

在这次对谈的半年后，司马辽太郎于1975年5月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协会日本作家代表团的一员来到中国，历访了北京、西安、延安、无锡、上海以及洛阳。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抗日战争时他曾作为一名士兵驻守于中国的东北地区。但是，这可以说是他成为一名作家后的第一次中国之旅。这次的中国之行令他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认识到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所以在这次的旅行之后，他于1976年10月出版了名为《从长安到北京》一书。在这本书中，司马一边把视点放在“文明的普遍性”周围，一边以一个记者的视角观察着当时中国的现状。《从长安到北京》一书由九章组成，分别是万历帝的地下宫殿、延安往来、流民的记忆、孔子之首、洛阳的洞穴、在琉璃厂街角、北京的梧桐花、传国的图书、北京的人们。在这本书中司马辽太郎叙述了他对中国历史以及当时中国现状的独特看法，以下笔者将通过《从长安到北京》这本书来剖析司马辽太郎的中国历史观以及近代中国观。

（一）司马辽太郎眼中的中国人的日本观

周恩来曾经把中日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在中日两国近代史上，日本不仅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割据了中国的台湾，又对中国进行了长达十五年的野蛮侵略，致使中日两国的传统友谊被战火取代，两国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的状态。1972年9月29日，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的正常化，可以说这是亚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在邦交正常三年后，司马辽太郎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协会日本作家代表团的一员访问了中国，并在回国后出版了《从长安到北京》一书。这本书从第一章开始，作者就不断地提及到当时中国人的日本观，惊叹于中国人对日本人看法的转变。

“在这次旅行中，无论走到哪儿也没有人会提及这个话题（日本侵华），甚至也不会让我们联想起这段历史。听我的一个中国通朋友说，中国政府不断对全国民众进行彻底日本观教育。告诉民众，日本人民并没有错，错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这样不断地教育了三年时间，才最后决定让日本人入境。”[3]“我们经常会到人多的旅游场所去，而且我也做好了遭受白眼的准备，但是连这个我都没有遭受到过。”[3]“现在在上海可能几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他的亲属或是家人被日本兵所杀害。（我想可能在上海会遭受到白眼），但是并没有。”[3]

司马在《从长安到北京》这本书中，不断地惊叹与赞赏中国政府为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中日交流正常化等方面所作出各种的努力。

（二）流民观

司马辽太郎在洛阳参观了隋唐时代的地下粮仓，那巨大的、数量众多的粮仓，使他对中国古代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有了深刻的认识。历史敏感性极强的他看到了中国古代历史的一大特色。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常常发生饥荒，无饭可吃的人们为了找吃的而辗转各地，成为流民。在这种情况下，谁能让这些人吃饱肚子谁就是英雄。[4]

“中国的历史如果按照四舍五入来说，可以看做是一部流民（或是农民暴动）史。中国的农业条件无论是从气候方面还是从水利方面来说，都是非常多样。如果遇到大面积的干旱，并且干旱的面积达到国土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就会天下大乱。……这时就会出现所谓的英雄。”[3]“虽然刘邦不断地被项羽所压迫，战败以后不断地逃跑，但是他能够像摔跤选手那样立马恢复元气。正是因为刘邦拥有供养难民的能力，所以才能够不断地复原。（刘邦占有关中的谷仓地区，并始终没有放弃这一地区。在萧何的管理下，这个粮仓不断地给予前线补给）正是因为这种力学原理的暗中运作，才使得不断打败仗的刘邦取得了战斗的最后胜利，建立了大汉帝国。”[3]

司马辽太郎一下子领悟到了刘邦当时能够控制关中平原并统一全国的原因，并且他把这个观点成功地运用到了此后出版的销量高达160万册、日本家喻户晓的名著之一《项羽与刘邦》（1980年）中。比如在《项羽与刘邦》中司马这么写到：“中国的政治总是以让人们吃上饱饭为第一要义。流民的大规模出现之日，就是某个朝代灭亡之时，在那场动乱中就会出现让流民吃上饭的大首领，一面做出让人吃饱饭的架势，一面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反过来讲，对于不能让人们填饱肚子的王朝来说，那就等于是上天要他改朝换代。上天把新的使命降到了另外一个能让大家吃饱饭的人物的头上”[5]

（三）儒教观

在司马辽太郎的许多著作中都提及到了儒教、朱子学以及宋学，比如在 《对谈—思考中国》（1978年）、《历史的舞台》（1986年）、《这个国家的形象》（1994年）、《昭和这个国家》（1998年）、《明治这个国家》（1998年）等书中，都对它们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并且在《从长安到北京》这本论述中国历史、中国现状的书中也从头到尾的论述了他的儒教观。

“自清末以来，中国的爱国人士最头痛的就是——只要儒教还存在，就不会产生近代国家。”[3]“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原因，从原则上来说是因为儒教。”[3]“儒教对于日本人来说只是一本汉语书而已，孝悌以及仁义礼智信等也只是一种德行。日本并没有形成像中国以及朝鲜那样的儒教社会一样，以儒教作为连接村落、族或是血族等的原理。”[3]“我在前面也已经叙述过了，对于中国人来说，两千年来儒教的存在不是一件衣服而是皮肤。一旦这层皮肤没有了，就必然会急切的要求产生新的皮肤。”[3]

司马认为近代中国落伍的致命原因，乃是受到儒教这种文化的桎梏所至。相对于中国的 “儒教之国”，他把日本规定为“法家治国”。并把日本没有接受儒教这一点强调为日本和中国的最大区别。也就是说——中国=儒教之国文化→不合理主义→抑商政策→家族主义→大停滞，而相反的，日本=法家之国→文明→合理化主义→商品经济→自由→个人→近代资本主义。[6]所以他对当时中国的批林批孔运动，客观上是持肯定意见的。在参观少年宫时，他看到一个电视箱大小的盒子，里面挂着两个人头，一个上面写着“孔”，一个写着“林”。孩子们排着队拿着枪往盒子里面射击。他认为“如果不从七亿人的心理以及习惯上赶走儒教，中国就什么也干不成。只有懂得了这些，才能够理解这个游戏（射击游戏），并且了解中国人自己剥自己身上的皮的那种壮烈。真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毛泽东说过一句意思大概是这样的话：好事即使做得过了头也行，因为过头了还可以改。我想这个游戏即使是做得过了头，将来也是可以改回来的。”[3]并且从这里又可以引出第四观——圣人观。

（四）圣人观

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圣人崇拜，这不仅是一种崇拜更是一种精神依托。这次的中国之行，司马辽太郎亲眼目睹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现状，当他在北京图书馆看到毛泽东诗词和《四库全书》陈列在一起的时候，感慨道：“将健在的人的墨宝和号称‘中国文字文明的集大成者’《四库全书》陈列在一起。这只能告诉我们这些外国人，毛主席已经超越了它的政治存在，成了历史重要的一部分了。‘重要’到什么程度？新中国对他的评价是——凌驾于秦始皇之上”[3]。“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盼望出现一个圣人。……不管毛主席是不是真的圣人，但是这和中国人盼望的传统政治强者的形象大体相近。……中国现在对毛主席的崇拜能够让人理解。……对平民百姓来说什么是幸福？是能够拥有一个享受绝对崇拜的政治家，还是拥有一个能被踩在脚下可以自由批评的政治家？这个问题对人类来说是一个永远不能解决的难题。……中国拥有的‘圣人’体验日本人从来没有享受过……”[3]

司马辽太郎从一个作家的角度出发，从文化的角度认同了毛泽东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革。而对文化大革命时代中国出现的对毛主席个人崇拜的社会现象，在司马辽太郎眼里成了中国人的幸运，尽管这种个人崇拜在文革一结束就被中国人否定了，但司马却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不仅对个人崇拜的社会现象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还为日本人无法理解这种事实而遗憾。完全的忠诚和完全的崇拜虽然不理智也不客观，但蒙蔽在这种社会中的平民却会在事实上有一种心灵上的慰藉，进而感到满足和幸福，因此“司马史观”认为不能对这种现象完全的否定或完全的肯定，从人文的角度出发，难以界定其合理性。[4]

（五）1975年的中国现状观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此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为国家的主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由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国人民从此走上了富裕之路。建国六十一周年，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是一个发展与传承的过程，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在司马辽太郎的《从长安到北京》一书中，他多次提及了当时（1975年）中国社会的现状。下面就让我们从司马的文笔中来回顾1975年的那段历史。

“我所看到的在河流、运河以及湖泊这种淡水中往来的运货船或是打渔船等，都是靠风力发动的。偶尔也能看见几艘小的发动机船，但是它们身后也都用绳子拖拽着几艘无动力船。”[3]“不仅是船，连陆上的输送也都大多使用马车，人们都是骑自行车。在北京乘坐汽车的大概只有外宾，大街上的人们都骑着自行车。光北京大概就有数百万辆的自行车。”[3]

对此，司马有其独特的见解。比起当时苏联牺牲农业轻工业发展工业的做法，他更欣赏当时我国的国策。他认为根据当时我国的国情，选择在让八亿人吃饱饭的前提下缓慢发展工业的做法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这次的中国之行给司马辽太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对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这次旅行许多感触与观点，在他其后的许多著作特别是关于中国的著作中也一直延续了下来。但是由于两国国情、历史、教育等方面的不同，他的这些观点虽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也有其错误的一面，我们需要客观的分析认识这些观点。

[1]刘曙琴.论司马辽太郎的战争观——以《坡上云》为中心[J].日本学刊，2000，（1）：138.

[2]司马辽太郎,陈舜臣.对谈—思考中国[M].文艺春秋株式会社,1978.

[3]司马辽太郎.从长安到北京[M].中央公社论.昭和51年.

[4]王志宇.试论司马辽太郎的历史观[C].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8.

[5]司马辽太郎.项羽与刘邦·后记[M].南海出版社,2006.363.

[6]张英波.试论“司马史观”与日本近代史中所出现的“虚构现象”[J].殷都学刊,2004,(2)：47.

K207

A

1005-1554（2010）03-0034-03

2010-05-02

王珊珊（1987-），女，河北省邢台市人，河北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