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自然环境变化与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的迁徙

王 雷， 刘晓亮

（陕西电子科技学院 图书馆，陕西 西安 710125）

试论自然环境变化与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的迁徙

王 雷， 刘晓亮

（陕西电子科技学院 图书馆，陕西 西安 710125）

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所处地域自然条件的总和，某一地域的自然环境及变化对该地域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自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游牧地区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引发的频繁而巨大的自然灾害破坏了游牧地区经济生产的自然物质基础，若生活于此的人们连简单的社会再生产都难以为继时，就只能离开故土向温暖、潮湿的南方迁徙。

自然环境变化；低温干旱；经济生产；民族迁徙

我国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独特的游牧文化及社会架构，其游牧经济在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等方面与中原农耕经济不同，生产方式多具天然放牧性质，以部落为基本生产单位，经济主体为众多的牲畜，牲畜既是基本的生产资料，又是基本的生活资料，既是被生产的产品，又是生产产品的物品，因其经济生产是以大群牲畜游牧为主，常出现牲畜随着草场牧草的枯荣而“夏饱、秋肥、冬瘦、春死”现象，相对于农耕经济，北方民族的游牧经济对该民族所处地域自然环境的依赖巨大，该地域自然环境及其变迁，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决定着该民族在该地域的生存与发展。

1.草原地区自然环境及各种自然灾害对游牧经济的制约和破坏

草原游牧民族经济生产的自然物质基础是适宜放牧的草场，而草场牧草的生长、产量及营养物质动态，都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如气温、水份等因素对牧草的生长有着直接作用，当平均气温低于0℃时，牧草将停止生长，到5℃时，牧草则开始返青，而至10℃时，牧草的生长进入旺盛期。倘若气温发生总体性下降，牧草在其生长期间内因温度低、热量不足，其正常的生长发育受到损害必将导致减产。水份则制约着牧草的长速和产量，若长期无雨或少雨，空气干燥、湖泊干涸、河水断流，地下水位下降，自然界水量收支失衡引发干旱，常导致牧草返青期推迟15至20天，严重时将达一个月。返青期推迟，全年青草期缩短，牧草因缺乏水份而生长不良，其产量及品质都将大为降低。

可见如果牧区自然环境发生长期而巨大的变化，气温下降水分减少，牧区经济的自然物质基础——草场便将遭到极大破坏，加之因自然环境变化而导致的各种灾害等，往往会对草场乃至牧区整个牧业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严重时甚至会导致该地区游牧经济的毁灭。

2 ．东汉至南北朝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及对游牧民族经济生产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东汉至南北朝期间是中国历史上三次气候突变期之一，竺可桢在其《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书中指出：“气温从公元初开始下降到3世纪末4世纪初达到最低点，下降了2.5℃～3℃，平均气温比现在大约低1.5℃左右”。以竹子为例，秦汉时期关中地区“有秔稻、粱粟、桑麻、竹箭之饶”（《汉书·东方朔传》），气候温暖、潮湿，适宜竹子等禾本科植物生长，《史记·货殖列传》曾载：“渭川千亩竹”。而随着气温的下降，到新莽时期已经对竹子等植物的正常生长产生了不利影响，“天凤三年二月，大雨雪，关东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成枯”（《汉书·王莽传》），至汉桓帝时“冬，大寒过节，城旁松竹，皆为伤绝。”(《后汉书》)，说明随着气温的持续降低，低温使得关中地区竹子的生长受到了很大的危害。至南北朝时期，随着低温的加剧，关中大面积的竹林已然消失了，“今通望淇川，无复此物”(《水经注·淇水》)。

史料中关于这一阶段的低温现象记载很多，“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陨霜杀稼地”（《晋书》）；“初平四年六月长安寒冷，风如冬时”、“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东莱，琅岈井中冰厚尺余。”、“大雪积地丈余，洛阳令身出案行，见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后汉书》），“时天寒且旱，二百里无水…凿地入三十余丈方得水”（《资治通鉴》），《魏志·文帝纪》更第一次记载了淮河结冰封冻现象：“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低温甚至导致渤海自锦州到营口海面结冰可以行军，“皝日：‘旧海水无凌，自仁反以来，冻合者三矣...’…乃率三军从昌黎践凌而进”（《晋书·慕容皝载纪》）。

尤为令人触目的是这一时期4—10月间的低温现象：“真君八年五月，北镇寒雪，人畜冻死。”、“太和四年九月甲子朔，京师大风，雨雪三尺。”、“正始元年五月壬戌，武川镇大雨雪。”、“太延元年七月庚辰，大陨霜，杀草木”、“太和三年七月，雍、朔二州及枹罕、吐京、薄骨律、敦煌、仇池镇并大霜，禾豆尽死。”、“景明元年四月丙子，夏州陨霜杀草。六月丁亥，建兴郡陨霜杀草。八月乙亥，雍、并、朔、夏、汾五州，司州之正平、平阳频暴风陨霜。”（《魏书》）。在气象上，在一年的温暖时期，当地表最低温度下降到0℃或以下时，定义为出现霜冻，霜冻不仅使草本植物叶片受到冻伤，而且植物主茎也会冻结，造成不可逆转的冻害损失，是一种因强冷空气入侵，平流降温与辐射降温相互叠加作用所造成的低温灾害。而这种寒流的策源地正是我国北方传统游牧地区，由此可知这一时期高纬度地区如蒙古草原等地的低温现象更为严重。

这一时期与低温现象同时出现的是持续干旱，几达“无年不旱”（《晋书·五行志》），相关史料中竟未有过这一时期黄河洪水泛滥的记录，表明黄河上游河套地区注入黄河的地表径流量大为减少，草原地区发生了长期而严重的干旱，干旱造成草场土壤水份丧失，牧草体内水份亏缺，其生长受到极大损害，常致使牧草减产失收，加之这一时期持续的低温，可以想见草原上的寒、旱灾情极为严重。

持续低温及干旱对草原游牧经济的危害异常巨大，低温使得春季牧草返青期推迟，牲畜越冬后急需草料补充体能，而青草的匮乏常使牲畜饥馑而致死亡，由于返青推迟，全年青草期相对缩短，进入青草期后，干旱又造成牧区水源枯竭，牧草品质及产量大幅降低，牲畜从牧草中所获取的能量本已不多，又多耗于寻找水源维持生存，能量转化受到极大抑制而瘦弱不堪，进入冬季枯草期后常因膘情不足而导致大批死亡。如若长期低温、旱象持续，土壤墒情锐减，草场牧草的高度、盖度和产量都将严重下降，难以为牲畜提供所需的牧草，草场载畜量大幅降低，那么对这一时期草原游牧经济的打击将是难以承受的。《后汉书·南匈奴传》载：“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南部苦蝗，大饥”、“北虏大乱，加以饥蝗，降者前后而至”、“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太虚弱。”。

3.自然环境的变化是导致游牧民族向南迁徙的重要因素之一

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所处地域自然条件的总和，某一地域的自然环境对该地域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自然环境不能决定人类社会制度及其变化，自然环境的各种要素只有进入生产过程，成为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通过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才能对人类历史产生作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游牧经济对自然环境有着极大的依赖性，其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草场的状况直接决定着游牧经济的发展，草原生活“逐水草而居”看似浪漫，实则是一种无奈、被动、严重依赖自然环境并受其残酷制约的疲于奔命。同时游牧业产品远不如农耕作物易于储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远较农业经济低下，如果自然环境发生变异、灾害频仍，游牧民族经济生产的物质基础遭到严重破坏，必将导致游牧经济的停滞和崩溃。

这里以建国后内蒙古地区为例，1961年至1965年内蒙古各地连续发生干旱，其中1961年锡盟200万头牲畜受灾；1962年巴盟 220万头牲畜受灾；1963年内蒙古西部三个牧业旗受灾牲畜达201.6万头。1965年全区“普遍受灾，旱象持续时间长、受灾面积广……锡盟牧区受灾牲畜409万头”（《内蒙古民政厅关于1965年受灾情况的报告》）。1968年、1977年内蒙古地区发生两次巨大雪灾，牲畜死亡率均在40%以上，其中1977年在松根山一带移场过冬的14万头牲畜灾后仅剩1.6万头 （《内蒙古畜牧业发展史》），其后1980年内蒙古自治区又发生建国以来罕见的严重旱灾和低温，牧草生长期减少了五分之三，一些地方冬春牲畜死亡率竟达90%，“受灾牲畜占总数的一半，为1900万头”（《内蒙古水利厅1980年抗旱工作总结》）。应该看到这还是在拥有一定现代化防灾抗灾手段、饲养方式较为先进且人民政府大力救援的今天，对比防灾抗灾手段和饲养方式落后的古代，这样的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将是灾难性的。故自东汉开始并贯穿南北朝时期的长期的低温与干旱，严重破坏了北方游牧民族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草场遭到巨大破坏，牲畜大批死亡，载畜量严重下降，加之与中原政权的战争，对以匈奴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经济生产所产生的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为了生存，当连最简单的社会再生产也难以为继时，唯有向温暖、潮湿的南方大规模迁徙。

以匈奴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部落联盟于西汉后期分裂为南北两部，“汉宣之际，冻馁残破，国内五裂，后合为二，呼韩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附塞下，委质柔服。建武中，南单于复来降附，遂令入塞，居于漠南”（《晋书·江统传》）。北匈奴则远遁千里戈壁、雨量稀少、自然环境更为恶劣的漠北荒原，社会生产困顿萎靡，各种灾害频繁降临，人口和牲畜大批死亡几达十之六七，社会生产已近崩溃，加之与东汉的战争，最终分崩离析再行分裂，除其中一部向西迁徙外，其余各部则相继踏上了南下的道路，“建武二十五年春，北部薁鞬骨都侯与右骨都侯率众三万余人来归南单于，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复将其众三千人归南部。”、“建初八年，北匈奴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万八千人、马二万匹、牛、羊十余万，款五原塞降。”、“元和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亡来入塞，凡七十三辈。”、“章和元年，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口二十万，胜兵八千人，诣云中、五原、朔方、北地降。”、“永元元年温犊须、日逐、温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投降。”、“永元二年是时南部连克获纳降，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至西晋时“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太康五年，复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归化。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种类大小凡十万余口，诣雍州刺史扶风王骏降附。明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复率种落大小万一千五百口，牛二万二千头，羊十万五千口，车庐什物不可胜纪，来降，并贡其方物，帝并抚纳之。”（《晋书·北狄匈奴载记》）。

小结

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如果某个人类族群社会生产所依赖的自然环境发生巨大变化，难以为其提供基本物质保证，生产活动难以继续，那么该地域人类族群的历史也就失去了发展进化的基本条件，为了继续生存，在无力改变大自然变化的情况下，就只能离开故土而迁徙他方，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亦即人类族群迁徙的原动力归根结底是希望“生存并更好的生存”。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迁，便是包括政治、经济、自然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其中自然环境的改变是重要因素之一。

从投附汉朝的匈奴浑邪、休屠部开始，一批批不同民族的牧人进入塞内，起初被安置在边郡地区，随后渐渐向内地迁徙，繁衍生息遍布黄河以北，在今陕西及以西有氐族、匈奴族和鲜卑、羌人等，山西及河北北部则居住着匈奴、鲜卑、羯等多个不同民族。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关系错综复杂，社会矛盾尖锐，战争残酷，长期的分裂和动荡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对中国历史发展更为重要、影响更为深远的则是随着这一时期北方民族的南迁而带来的多民族大融合。民族融合是中国历史上的进步现象，是多民族封建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必然趋势。多民族大融合促使了社会的进步，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并随着安定统一局面的逐步形成而得到整体升华，为隋唐大一统和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历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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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1554（2010）03-0029-03

2010-04-17

王雷（1968-），男，云南省保山市人，陕西电子科技学院图书馆副馆长，研究方向为教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