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之外，梦想花开
——解读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空床日记》

刘锦翠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围城之外，梦想花开
——解读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空床日记》

刘锦翠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结合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分析坎迪达完成女性的自我发现和在男权中心文化中的精神突围的过程，揭示出德拉布尔在作品中所表达的在当代具有普遍意义的女性寻找自我问题。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空床日记》；女性主义；自我发现

英国文坛一直以女性作家辈出而著称，玛格丽特·德拉布尔（1939—）就是一名活跃在当代英国文坛的著名女作家。德拉布尔毕业于剑桥大学，多年来一直在大学里教授文学课程，撰写了大量散文随笔、理论专著，主编过华兹华斯、哈代、伍尔夫等著名作家的文集，并主持了《牛津英国文学辞典》的编纂。从1963年发表《夏日鸟笼》至今，已有多部反映女性心声、探问女性理想生活道路的优秀小说问世。她的作品多涉及新一代知识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被誉为“妇女的小说家”，在英美文学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被评论界认为是英国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她的小说也被西方评论界列为后现实主义、女权主义的经典作品。

《空床日记》（又译《七姐妹》），小说前部分以日记形式展开，故事主人公坎迪达·威尔顿，是一个年岁渐老、韶华已逝的女人，青春早已为家庭消耗殆尽。这是一个身边只剩下一张空床的女人，与背叛自己的丈夫离婚，与三个女儿充满隔膜。当从未步入社会工作过，依靠与丈夫离婚的赡养费作为经济来源的她试着离开那张空床，寻找自己的生活，独自搬到伦敦时，竟怀有一丝奇异的兴奋之情，她不知道在她这样的年纪还会有什么样的好事情会发生在她身上，可是她却预感有某种激动人心的事会在伦敦发生在她身上，她开始了在伦敦的独身生活，并开始记日记。有一天一笔意外之财竟突然让她成了个富人，她召集了在她周围聚集的一帮女人，有圣安妮学校的同学、高贵骄傲的过气作家朱莉娅，萨福克的朋友、粗俗的市井女人萨莉，特立独行富有异国情调的阿奈，聪明能干勇敢的巴克利太太，看尽浮华的维吉尔夜校班老师杰罗尔德太太，负责而有魄力的瓦莱里娅，她们中有结婚的，也有离婚的；有还是处女的，也有成为遗孀的，七姐妹一起踏上了她梦想已久的浪漫之旅：到都灵、那不勒斯和庞贝古城，七个不同性格不同身份的女人聚集在一起，完成了意大利之旅。

一、幸福围城内的愤恨者

钱钟书先生曾精辟地将婚姻比做“围城”，婚姻幸福与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坎迪达·威尔顿从学堂进入教堂，嫁给了一个各方面都很出色的英国人安德鲁，并养育了三个女儿。安德鲁英俊富有魅力，事业有成，是个大家熟知的大好人，坎迪达没有外出工作，在家做个贤妻良母，大家都觉得她很幸运。这个在所有人眼中都很幸福的家庭，却让坎迪达觉得很累很累，甚至让她逐渐变得痛恨丈夫，一直到离婚后的现在也依旧只有痛恨。当认识到余生不用和安德鲁一起生活时，坎迪达感到心旷神怡，解脱的感觉让她觉得刺激。

在男性中心的父权制的压迫下，千百年来，女性一直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她们作为人类的另一半只是一群由男性话语操纵的被命名者，一种纯粹的性别文化建构，并由男性视角和男性话语所界定。坎迪达是个家庭主妇，但是“贤妻良母”、“夫唱妇随”的角色让她疲惫不堪，她完全地成为男人的附庸，成了一个个性压抑的女人。这个像枯萎的玫瑰一样的女人也曾是个天真的孩子，逆来顺受的淑女特质是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的后果，但是内心深处始终保留着热爱希腊神话、充满梦想的一角。

“贤妻良母”、“夫唱妇随”作为男权文化的中心话语，反映了一种强加的社会判断，一种人为的价值体系。女性在男权所强加的“贤妻良母”和“家中天使”的社会角色中没有自我，只有对家庭毫无条件的牺牲。坎迪达从来没有自己挣过钱，在安德鲁花钱摆脱她之前，她是一个子儿也没有的。在曼彻斯特坎迪达忙碌个不停，成天为家务等琐碎的事操心；在萨福克，学校的工作人员生病不能工作时，她临时替代一下，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什么报酬，人们都是那么认为，她可以临时帮帮忙。坎迪达回忆道，“我并不适合去做什么事，只是能教教基础法语，不过有时候，我又去填补宗教知识课的空缺，我常常做些监考的工作，或者监督学生们的晚自习。我甚至还去教过一堂体育课，为一两场曲棍球比赛当过裁判。但是，我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报酬。我就像一位老式医生的妻子，或是一位牧师的妻子。一旦哪儿需要我了，我就会出现在哪儿。现在，他们不需要我了，我也就不在那儿了。”在人们普遍认定的家庭妇女“应该”如何的背后正蕴涵着一个男权中心的本质。

坎迪达为安德鲁养育了三个女儿，她以母亲的天性爱着孩子，但是长大后的孩子却偏袒父亲拒绝接受她，而她认为孩子应该更加忠诚于母亲，这不是孩子们的过错，是父亲强迫她们站到他的一边。看似幸福的婚姻中，坎迪达其实一无所有，甚至在丈夫招待客人时，仅仅因为她做的烩牛肉有点瑕疵，便当众讽刺挖苦她，而这一切让她无地自容。在男权统治下，家庭妇女角色的两难由此可见一斑。坎迪达的同学珍妮特·米尔格朗，“她嫁了个嗜酒如命并死于酗酒的农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是受尽折磨的妻子。现在，她仍旧与女儿女婿住在林肯郡的那个农场里，在那里，她的丈夫劳作过，也毒打过她，后来死了。这不是我们任何人能料想到的。她似乎是命中注定要过稳定幸福的婚姻生活。她的丈夫，迪克·佩里，在我遇到他的屈指可数的几次里，仿佛还是个正常勤劳头脑清醒的人。这恰恰说明你不能以貌取人。”坎迪达的另一个同学朱莉娅则告诉坎迪达，“这么多年来，那些男人是怎样在生理和心理上来虐待她，他们是怎样花掉她的钱，摧残她的身体，滥用她的耐心，糟蹋她的财产。她曾不得不求助于律师和法律。”

德拉布尔在小说中描绘了形形色色的女性所过的不同生活，婚姻带给她们的似乎不幸大于幸福。美国女权主义活动家贝蒂·弗里丹在1963年发表了《女性的奥秘》，把社会强加于妇女的贤妻良母职责称为“女性的奥秘”，指出这种“奥秘”把千千万万的妇女禁锢在家庭这一“集中营”里，牺牲了自己的个性和事业，在单调乏味的家务劳动中消磨掉了自己，当妇女牺牲自己的个性和事业去完成贤妻良母的职责之后，却痛苦地感到生活缺乏意义和内心极度空虚。德拉布尔也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她早期的创作中反复表现这一主题，并对于妇女约定俗成的社会角色提出了疑问，“我发现许多妇女正在经历完全相同的过程。它令我惊奇:妇女的工作自由和生儿育女使她们同时充当两个角色而精疲力竭。”尽管岁月的年轮在向前滚动，女性不断地试图冲破这一樊篱，但是依旧存在很多坎迪达式的女性，她们在现实中找不到自我，她们成了一个个符号，那么女性理想生活究竟路在何方？

二、精神突围后的自我发现者

德拉布尔小说中的女性角色不再是传统文学中的被观察的客体，而是观察的主体。《空床日记》中将男性置于“客体”状态，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我们仅仅是从坎迪达和她的女同伴们的口中来了解他们。女人在社会中的“客体”地位由来已久，她们通常被认为是社会中的“他者”与“第二性”，被迫保持缄默，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即使在当今社会，表面上女性已经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各项权利，但实际上她们中的大部分仍然处于边缘化的被动的客体地位。“传统的父权文化将女性看成是天生的弱者，天性被动，而德拉布尔笔下的女主人公们在生活中都是以非常主动的姿态处理与异性的关系。”

在《空床日记》中，男性自始至终处于失语状态，成为言说客体，被边缘化。坎迪达在伦敦的生活不再以家庭和男人为中心，她终于迈出了独立、自由的第一步，与其说她是被赶出家门，不如说她是自己逃出家门。尽管居住的是伦敦阴暗的地段，每天只能在潮湿肮脏的街道上散步，去廉价超市买食物，但是她上维吉尔夜校，去健身俱乐部锻炼，试图结交新朋友，坚持写日记，恰当地安排每一天。“现在我陷入灰暗阴郁的伦敦天空中。这样更好。这个困境便是我的自由。在这里我将对我的肉体和灵魂来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物质是贫乏的，但是精神和个体却趋向自由。

坎迪达在伦敦独自寻找生活中也有了独立意识的反思，“想到为什么我没有努力去找工作。朱莉娅为她的耳饰骄傲是对的，我应当更加卖力地去自食其力。我有点认为我根本不应当接受安德鲁的任何钱了，更不要说一年几千英镑了。我知道法律并不这么看待这个问题，我所谓的朋友们也不是这么看待，但是，我感到靠他的钱来生活就贬低了自己。我纳闷这是否就是一个男女平等主义者的想法。在我与安德鲁结婚的时候，我对男女平等之类的事情从来没有考虑得太多。”从一个刚结婚沉溺于家庭幸福小天地的小妇人到离异独自生存的年长女人，坎迪达正在经历精神上痛苦的蜕变。

坎迪达有一群女同伴，女人的友谊是复杂而微妙的，她们各有各的故事，关系密切，互相纠缠，互相压制，又互相关心。坎迪达和她的同伴们去那不勒斯游玩，更像是一次精神回归的旅途，《埃涅阿斯纪》描绘的那一方燃烧的土地，哀伤的平原是那么迷人，未来总是被渲染得神秘而又黯淡，这场美丽的意大利之旅像是对积压已久的心病一次优雅的追问，她想向古老的预言女神西比尔寻求答案。在去那不勒斯游玩的旅途中，这群有活力的朋友开始让她反思，坎迪达曾有的道德的另一面逐渐被认识到，善与恶、对与错的界限不再那么清晰，坎迪达一步一步完成了女性的自我发现，完成了在男权中心文化中的精神突围，这时候，死亡也构成不了影响。认识自己，发现自己，本就是人类最大的困惑和难题。坎迪达从一个人们认为应该如何的家庭妇女，离异后独自寻找自我，寻找生活，德拉布尔在作品中所表达的已经超越了一个女性主义作家争取女性平等、权利、公正和拯救的问题，具有人文关怀精神。

三、结语

《空床日记》是以个人型叙述的方式写成的小说，作为叙述者的“我”和日记中的“我”构成了我们视野中的坎迪达。小说艺术形式丰富，叙事自然平实，又带有后现代主义风格。德拉布尔是一名将主题思想与创作手法高度结合，达到完整艺术再现的自觉的女性主义作家，她的作品的精神内核就是对女性理想生活道路的苦苦寻觅。她的一系列作品都在探索，突破了传统的性别角色以后，女性前行的理想之路。《空床日记》继承了德拉布尔早期的创作风格，主要内容依然是女性问题，探讨了在男性中心的父权制的压迫下，进入新世纪的女性自我发现的主题，再现了当代英国女性的生活及心理状态。但在表现女性命运的同时，借主人公坎迪达之口说出，一个人可以干成任何事情，只要她有决心和勇气，从这个意义上说婚姻将不再是束缚女性的“鸟笼”和“围城”，“认识自己，发现自己”，梦想就能花开。

[1]瞿世镜.英国女作家德拉布尔的小说创作[J].外国文学评论，1995.2

[2]王桃花.女性主义视野中的《磨砺》.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09，（1）.

Outside the Besieged City,Flower of the Dream Opens——Unscrambling Margaret Drabble’s The Seven Sisters

Liu Jincui

（School of Humanities Jiangnan University,Wuxi,Jiangsu 214122）

According to the critical theory of feminist,the paper analyzes the process that Kandeda completed feminine self-realization and the spirit breakthrough in the patriarchy culture.And it also reveals the problem that women look for themselves in Drabble’s novels,which has common significance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Margaret Drabble;The Seven Sisters;feminist;self-realization

I106

A

1005-1554（2010）03-0021-03

2010-04-20

刘锦翠（1978-），女，江南大学2009级硕士，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