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中国形象的想象与书写
——以解放区文学为例

杨利娟

(河南大学党委宣传部，河南开封475001)

战时中国形象的想象与书写
——以解放区文学为例

杨利娟

(河南大学党委宣传部，河南开封475001)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村叙事实际上是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是关于中国形象的建构过程。在战时解放区这块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试验田里，文学与民族国家建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胶着状态，文学甚至作为一种重要力量被纳入民族国家建制方案之中。解放区作家通过书写新的人物和新的生活来表达新的民族国家认同，农民遂以中国形象代言人的身份浮出历史地表，对中国形象的想象与书写呈现出明朗刚健的壮美风格。

民族国家想象;中国形象;解放区文学;革命农民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危机催生了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后，对民族国家的想象遂成为回响在20世纪文学中一支不绝的旋律。“中国现代文学所隐含的一个最基本的想象，就是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以及对于中华民族未来历史——建立一个富强的现代化的、‘新中国’的梦想。”［1］从晚清救亡人士笔下的“危船”、“陆沉”、“少年中国”到五四新文化先驱者麾下的“铁屋子”、“人肉筵席和厨房”以及“弱国”、“死水”、“青春中国”、“涅槃凤凰”直到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绘就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蓝图，中国的有识之士一直以文学为武器，表达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和努力。而对历史上即是传统农耕文明古国、“现代也仍然以中国80%人口所居、另外20%人口祖籍所系的乡村社会为核心”［2］325的中国社会来说，以乡村为载体来想象和构筑中国形象就成为大家的共识。因此，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村叙事实际上是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是关于中国形象的建构过程。1937年日军大举侵华，亡国灭种的危机使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成为当务之急。在解放区这块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试验田里，文学与民族国家建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胶着状态，文学甚至作为一种重要力量被纳入民族国家建制方案之中。因此，解放区文学对中国形象的想象与书写带有强烈的“规划”与“设计”色彩，并对此后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是与民族危机相伴而生的。作为民族国家意识的载体，文学生动地演绎着不同时代国人对中国形象的不同想象。

晚清以前，中国人心目中尚没有国家的概念。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催生了有志之士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以抵抗外敌的愿望，民族国家意识由此浮现，建立一个与西方相抗衡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20世纪知识分子共同的政治诉求。上个世纪初，梁启超就在其《少年中国说》中想象着一个现代的充满朝气与活力的少年中国的出现。在这场旨在促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改良运动中，梁启超等人将文学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小说推向了中心地位，并使之与政治发生了密切关系，自此以来中国文学开始负起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形象的重任。

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是国民精神的现代化，尤其是农民精神的现代性转换，乡土小说应运而生。有感于中国农民精神状态的萎靡不振和愚弱麻木，诞生于五四时期的乡土小说以改造国民性为创作鹄的，意在通过文学唤醒国人沉睡的现代意识，重塑国民灵魂。《阿Q正传》、《故乡》、《祝福》等成为改造国民性的不朽篇章。而鲁迅笔下萧索阴冷的荒村景象既是现实故乡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的象征形象，是一个民族的寓言。此后，以鲁彦、彭家煌、台静农、许杰等为代表的乡土小说流派继承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在对乡风村俗的描摹中寄寓着一代知识分子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渴望。这个以鲁迅为核心的乡土文学流派追求和张扬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并致力于改造国民性这个宏大的时代主题，引领新文学投向乡村的主要立场和视角，代表了新文学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一般理解和想象方式以及流行一时的描写和表现手法。

30年代，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从国民精神的现代转换转向实际的社会政治斗争。左翼文学从社会革命的角度想象中国，主张只有获得了民族的独立才有个人的自由，民族国家意识和民族自由是个体自由和幸福的前提。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乡土作家在强调乡土小说因地域色彩引起的“自然美”的同时，更强调作家人生观和世界观在作品中的投射，重视农民阶级意识的觉醒和斗争精神的肯定。自此，“世界观、人生观的投射成为衡量乡土小说能否成立的关键，尤其是在建国后三十年内，更是作为一条准则而推行”。［3］13同时期从另一个向度探索民族国家道路的是沈从文等审美派的乡土小说。在沈从文们看来，要改造国民性，重振民族活力，树立能代表和振兴民族国家的“新人”，只能弃“西化”而回归民族传统，弃城市回到自然，在民族传统和乡村自然中培植民族生命的根基和健康雄强的新人。他们所致力于挖掘和诗意地放大民族的原始性的犷悍生命力，以生命和性格的强力照亮灰暗卑污的人生，铸造国民和民族的灵魂，正是对鲁迅“以力立人”思想的继承和回应。

尽管自晚清以来频仍的民族危机促使有识之士一步步将文学推向救亡的前台，但文学新民、文学救国的单纯努力并无法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华民族。1940年代，战争的烽火宣告救亡图存、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通过社会变革来实现个人的解放，并开创性地把文学问题纳入现实革命的轨道，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以文学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使文化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有效推动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毛泽东的睿智之处在于他彻底打破了之前文学革命或政治革命一条腿走路的格局，独创了“枪杆子”和“笔杆子”结合、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双管齐下的救国方略，从而终结了半个世纪以来数次革命惨遭败北的命运。毛泽东的另一个创见是将早期国人对新中国抽象的远景想象化为具有特定内涵的清晰目标，并为抵达这个目标设定了一套具体可行的操作规程，对中国形象的想象与书写自此开始具有了浓郁的“设计”色彩。在晚清以来对新中国的想象中，不论是梁启超等人渴盼的“少年中国”，还是李大钊呼唤的“青春中国”，都仅仅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并没有特定的具体内涵，直到1940年1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一个面目清晰的新中国航船才驶出了地平线。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把历代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理想国定义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而与之相匹配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则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形式就是“民族的形式”。［4］707

在这里，毛泽东对参与创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文艺所要承担的任务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方面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要反对封建主义，这是实现社会整合、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相辅相成的两翼。对外反帝，旨在取得民族主权独立，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对内反封，意在清除封建积弊，实现国民精神的现代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双重任务蕴含了毛泽东对中国文化命运的独立思考:他像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那样，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积习难改的思想方式已成为社会进步的桎梏;但是，照搬西方、“全盘西化”又非他所愿。如何才能建设既超越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又能抗衡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侵蚀的新文化?毛泽东站在捍卫民族尊严和独立的立场上，提出了“民族形式”的策略——到民众中去寻找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由此可见，新民主主义文化所提出的一套规范性文学话语，其核心是确立以现代性为旨归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

以毛泽东文艺思想特别是《讲话》为摹本，解放区文学对中国形象的想象与书写有了具体参照。解放区文学作为新历史创造过程的参与者，真正实现了以文学参与民族国家建构并付诸实践最终把梦想变成现实的民族历史诉求。在40—70年代“毛泽东时代的文学”中，“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其所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的发展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的。”［5］

《讲话》奏响了解放区文学迈向一体化的号角。紧接着，中国共产党通过紧锣密鼓的整风、审干、安排文化人下乡与工农兵结合进行创作等一系列体制性运作，并以多种文化制度和策略作为规约，如党的文艺思想和政策的确立，对作家的重新定位和制度化收编，文学创作方式的“组织化”，对媒体刊物和文学出版的干预和审查管制，以及对文艺批评机制的设定等，逐步将解放区文学生产纳入体制化轨道。这种现代文学制度的构建是中国整个现代性想象的有机组成部分，并直接参与了民族国家建设。

二

在解放区这个中国共产党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实践基地里，声势浩大的政治革命颠覆了传统的乡村社会秩序，农民由土地的奴隶翻身成为土地的主人。“这革故鼎新的运动重新塑造了中国形象，对于土地、农民的表现与对于国家的关注交织在一起，成为了文学想象的根本指向，坚持农民是国家的主人的立场就意味着在政治上维护国家形象。”［6］作家孔厥的短篇小说集扉页上的一首民谣“天摇了，地动了，受苦人翻身了”可以视作解放区文学的总序，它生动形象地传递出解放区人民在大时代激荡中改变屈辱处境而一跃成为社会主角的欣悦。农民群众在历史洪流中所焕发出的勃勃生机与昂扬丰姿，使解放区文学呈现出生意盎然的青春美色彩。解放区文学对中国形象的书写不但改写了中国传统文学“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和”美风格，为其注入了力的刚健美;也照亮了传统乡土小说晦暗的天空，刷新了五四新文学凌厉沉郁的审美格调，呈现出一种明朗刚健的壮美风格。这种昂扬激越的风格不但在1940年代中国文坛上风采独具，也为在二战阴云笼罩下充满悲剧情调的世界文学审美格局送来了一抹春色。

作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主人，农民以中国形象代言人的身份浮出历史地表。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在阶级解放、民族解放的革命震荡中获得了政治、经济乃至精神的大翻身，并以主角地位和簇新的精神面貌涌进了文学舞台，还原了做人的资格和本相。解放区文学主要绘制了两帧农民图像:一幅是“旧农民”序列，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三仙姑，《暴风骤雨》中的老孙头、老田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侯忠全、顾涌，《红契》中的苗海其等等;另一幅则是“新农民”谱系，如《李家庄的变迁》中的铁锁、冷元、白狗以及上述两部土改名著中的赵玉林、白玉山、郭全海、张裕民、程仁、顾顺，《高干大》中的高生亮等等。因为革命是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手段，关于中国形象的书写都与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因此，通过对革命的想象，将“革命”深深嵌入每一个农民的灵魂深处，便成为解放区文学建构中国形象的最佳路径。

“蜕变”是这群带着深刻的封建精神烙印在新社会门前徘徊的老农民所走过的共同心路历程。像所有在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压榨下隐忍求生的传统老中国子民那样，他们固守着“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古训，遗失了做人的尊严，在封建文化的禁锢下卑微而坚忍地生活着。当革命的晨光突然照亮了暗无天日的世界时，他们心头也涌动着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但长期遭受残酷剥削与压迫的经历已麻木了他们的神经，他们既不敢相信命运竟会展颜欢笑，更害怕这种革命的曙光倏忽即逝，自己重新被敌对阶级变本加厉地打入灾难深重的人生地狱。《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农民侯忠全胆小怕事，生怕世道有变，便把清算地主侯殿魁时分给他的一亩半地偷偷退了回去，还将追求进步的儿子关在屋里，不让他和那些农会的积极分子接近。然而，在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大潮中，他终于认识到“世道真的翻了”，革命成功唤醒了这个暖水屯最谨小慎微的农民，“更鼓舞了人们，加强了人们的信心”。革命的星星之火不断燎原，在波涛汹涌的革命浪潮中，这群被封建枷锁劈去了精神棱角的老农民终于摆脱了患得患失的心态。尽管他们前进的步履还显得迟缓、坎坷，但终于迈向了通往革命的康庄大道。

与那些绑缚着令人窒息的封建锁链在新社会门前踯躅的“老农民”谱系相比，年青的“新农民”踏进新生活的门槛时似乎不费吹灰之力。《暴风骤雨》中绰号叫“赵光腚”的赵玉林几乎就在一夜之间便坚定了对地主阶级“非革他的命，不能解这恨”的革命信念。此后，这批顺利登陆革命战舰的“新农民”在革命的大海中乘风破浪，伴随着革命的发展茁壮成长。较之前者，这个更为庞大的新农民群体是解放区文学大片中当仁不让的领衔主演。

不同于左翼作家“把本来已落后的中国农民，写得那样神圣……忘记了暴露他们在斗争过程中的必然要显露出来的落伍意识”，［7］也不同于柳青塑造的光洁无瑕的革命新人形象梁生宝，解放区文学为我们提供了革命农民的成长镜像，这些文本具有卢卡契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教育小说”(成长小说)的意味。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农民作为一个“革命的、斗争的阶级”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从有缺点到剔除缺点最终当家作主的过程。不独主角郭全海如此，其他农民干部群体如程仁、张正国、李昌、董桂花、周月英等莫不如此。这些农民身上都有或深或浅、或隐或显的缺点，也不时在斗争中表露出传统农民落后、狭隘的弱点。然而，瑕不掩瑜，他们对革命的忠诚积极，斗争姿态的勇敢决绝，都使他们身上焕发出革命的美感。最后，在革命浪涛的涤荡中，他们逐渐冲洗掉点点瑕疵，成为一代新农民的楷模。

解放区的农民与革命相伴而生，“革命”是他们最坚实的精神内核。不管是处于艰难转型期的旧式农民，还是沐浴在革命阳光下拔节成长的新型农民，概莫能外。不是在革命，就是在通往革命的路上，最终从传统的“地之子”成长为“党之子”，是这群农民最真实的生存状态。从某个角度讲，对于这些行进在革命道路上的农民而言，成长“已不是他的私事。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寓于他身上，通过他完成。他不得不成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8］232－233

这个镌刻着深刻历史铭纹的革命农民谱系既浓缩了解放区群众的真实生活形态，同时也寄托了解放区作家对中国形象的期许。只是在刻画这个代表着中国形象的农民群像时，除了无处不在的“革命”场景，解放区作家对人性和生命等终极命题的思考基本处于失语状态。在革命意识形态中的严密监控下，任何与革命无关的情绪都是对革命的损害，必须予以删除。即便是摹写婚恋情感这类最具个性化的私人生活，也必须经过革命放大镜的审视，以免产生有损于新中国形象的因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因为塑造了黑妮这个具有地主阶级血统却富含革命群众气息的形象而备受质疑和拷问，作品一改再改。因此，在对中国形象的想象与书写中，解放区作家“触及到重大社会现实的本质因素”的第一视野是开放的，而“直接关注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诸如生命的目的、生存的意义等比较稳定永恒的问题”的第二视野则处于缺席状态。［9］14

由于战时形成的地缘政治文化对文学的发展和风貌形成了强有力的制约，不同地域的作家建构中国形象的方式也判然有别。如果说解放区作家致力于书写新的人物和新的生活来表达新的民族国家认同，那么国统区作家主要着眼于批判阻碍社会进步的愚弱国民性，同时表现了这群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奴役创伤的民众在民族和阶级重压下的逐步觉醒，以此来传递对新的民族国家的向往;而处在日伪政权政治高压和思想钳制下的沦陷区作家则将笔触伸向民族文化的深层，通过批判阻碍社会进步的国民劣根性来表达对旧文化制度的不满，同时又致力于挖掘传统民族美德，潜隐地追寻和维系民族文化历史之根，聊以缓解异族统治下的民族认同焦虑。萧红的《呼兰河传》和师陀的《果园城记》是战时批判愚昧国民性的典范之作，而“呼兰河”和“果园城”也成为混沌麻木、凝滞守旧的古老中国的代名词。

［1］旷新年.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J］.文学评论，2003(1).

［2］范家进.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2.

［3］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5］赵园，钱理群，洪子诚.20世纪40至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笔谈)［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2).

［6］王轻鸿.乡土中国形象的现代性形态［J］.南方文坛，2006(6).

［7］华汉.谈谈我的创作经验［M］.上海:上海天马书店，1932.

［8］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9］格非.小说叙事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刘海燕)

Abstract:The narrative of countrysid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s actually the imagination of nation－state and it is also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China’s image.Writers in liberated area expressed their identification to nation－state by demonstrating new people and new life.Peasants were regarded as the image of China，which showed a magnificent style of the imagination and writing of China’s image.

Key words:nation－state imagination;China’s image;literature in liberated area;revolutionary peasants

Imagination and Writing of China’s Image in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Analyses of the Literature in Liberated Area

YANG Li－juan
(Chinese Literature College of Henan University，Henan Kaifeng 475001，China)

I206

A

1008－3715(2011)01－0035－04

2010－10－15

杨利娟(1971—)，女，河南洛阳人，文学博士，河南大学党委宣传部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