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和解
——卡尔-奥托·阿佩尔先验解释学研究

张今杰，林 艳

(湘潭大学 哲学系，湖南 湘潭 411105)

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是当代德国颇负盛名的哲学家之一，他清楚地看到了实现分析哲学传统和德国的解释学传统之间和解和交流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的先验解释学为实现两大文化传统的和解与对话提供了可能性。

一、阿佩尔先验解释学的背景

(一)两种文化由分裂和对立走向对话和融合

自近代科学兴起以来，以欧洲大陆解释学为代表的人文文化与以英美分析哲学为代表的科学文化之间出现了日益严重的鸿沟，基于不同的学术传统，形成了欧陆解释学哲学和英美语言分析哲学两种不同风格的哲学。1959年，斯诺(C.P.Snow)在剑桥大学作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他认为英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人文学者和科学学者两种，人文学者都研习文、史、哲，但对自然科学却完全是门外汉。另一方面，科学家们又往往缺乏人文素养，认为人文学者的研究成果毫无意义，因此极端轻视人文学者。两种文化观提出以来，西方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分裂与对立的趋势更加严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加强起来。

两大文化传统长期互不往来，互不信任、相互轻视甚至攻击的局面是哲学家们所不情愿看到的。试图使双方和解而后走向对话和融合成为西方学者们的共同使命。正如库恩所说：“任何相信历史可以具有一种深刻影响的人都将不得不学会在大陆哲学传统和英语国家哲学传统由来已久的断层之间找到某种连接的途径。”[1](P135)其实，以欧陆哲学解释学为代表的人文文化与以英美分析哲学为代表的科学文化在本质上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施太格缪勒说:“与其他许多人相反,我不仅不认为哲学一些时候以来得到重病,又不能消除它特有的臃肿。我甚至觉得,各种极不相同的倾向和思潮进行有益的相互接触的时刻已经开始到来。”[2](P2)阿佩尔认为，两种哲学思潮的对抗将导致分析哲学的历史性重建分为三个阶段：逻辑原子论，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分析哲学。而“在第三阶段的评价中，一个分析哲学和解释学的广泛的汇聚将变得很明显”。[3](P1)

西方两大传统由互不往来发展为开始真正的建设性的对话，两大传统找到了某些“家族相似”。在此过程中，解释学是最重要的桥梁之一，阿佩尔正是沿着这样一种趋势开始探索两大传统的融合和交汇的。

(二)语言学转向的兴起

阿佩尔认为，当代西方哲学已经完成了从以“意识分析”为特征的近代哲学到以“语言分析”为特征的“语言转向”。他认为“语言转向”不是英美分析哲学的特权，欧陆哲学也对语言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他说：“六十年代之后，‘语言学转向’已不仅仅是英美分析圈内哲学家谈论的话题，它也在悄悄改变欧洲大陆的哲学传统。”[4](P2)换言之，“语言学转向”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界的整体性症候。“也许人们(包括当代哲学)会承认如下事实：广义的语言分析构成了当代哲学的方法论的优势地位。正如笛卡尔之后的意义分析和始于亚里士多德的事物本质分析在当时占主导地位一样”。[3](P83)

总起来说，“语言学转向”是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特征；语言，是整个哲学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关注的主要或重要的主题；改造康德的知识论，摆脱西方哲学的困境是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共同的使命。正因为如此，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通过语言这个共同的对象而逐渐打破隔阂，走上沟通和对话的道路。阿佩尔的先验解释学正是沿着这个一种趋势进一步前行的结果。

二、两种文化的融合：阿佩尔的先验解释学

(一)说明与理解的互补

在阿佩尔看来，解释学和分析哲学之间的分裂和对立实质上是方法论上的分歧，二者的融合问题也因此主要是理解与说明这两种方法之间的互补关系的问题。因此，实现两种文化的和解，实现英美语言分析哲学与欧陆人文哲学的对话与沟通，实际上就是要论证说明性自然科学和解释性人文科学之间有着互补性。

阿佩尔认为，科学主义者和人本主义哲学家各自视自己的方法为研究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的唯一方法，这是很片面的。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知识之可能性条件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扩大(而我设想的认知人类学则扩大了这个问题)，相反，这个问题尽可能地被简化还原了”。[5](P59-60)科学命题之所以成为科学命题，语法或语义上的逻辑一致或经验的可检验性并不能保证。即使命题符合逻辑且得到了经验的确证，也还必须经科学家共同体全体成员的一致认可才能成为真正的知识。事实命题与经验科学的理论体系是科学家通过主体间性商谈所达成的共识。“逻辑实证主义没有看到他们的方法与人文科学的方法之间的紧密联系，即他们都试图保证人类的主体间性理解。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方法论理想依赖于一种已经建构的客观语言的假设”。[3](P13)在阿佩尔看来，这显然是科学主义者的一大失误。

早期解释学把理解与说明或解释对立起来的观点也是阿佩尔所不赞同的。狄尔泰有句名言：“我们说明自然，我们理解精神生活(we explain nature, but we understand psychical.)。”[6](P210)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家眼中的自然界是没有意识和情感的，需用因果方法来解释；而人文科学学者看来，人是具有意识和感情的，其研究方法主要是“理解”。阿佩尔认为，狄尔泰发展起来的解释学被视为人文科学的独特的、普遍的方法论，这就割裂了自然科学与解释学的重要联系。

阿佩尔指出：“‘理解’不能被理解为‘说明’的对立行为,而毋宁被理解为补充了客观事实的科学知识的一种认知现象。事实上,两者都被包括在符号为中介的某物之为某物的认识之中:世界解释形式的主体与客体间的和解与语言解释形式的人之主体间的和解。就其相互补足也相互独立而言,这两种以符号为媒介的知识样式甚至在本源处都是互补的。”[7](P112)也即是说，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解活动与自然科学的说明活动不是对立的，二者共处于互补关系之中。“就交流是必要的而言——它至少在科学家共同体的例子中被承认——它不能由行为说明的客观方法所取代。事实的客观说明和关于那将被解释的主体间交流事实上是人类知识的‘互补’的两方面。它们互相排斥，又互为先决条件”。[3](P18)另一方面，所自然科学家必须参与到主体间交往之中去才能解释事实。理解和说明作为 “两种探究型式是相互排斥的，但恰恰也是相互补充的”。[5](P70)

首先，人与自然之间的认知交换是人与人之间的认知交换为前提的。自然科学也具有解释学的特征，因为它们总是渗透着前理解。阿佩尔认为，自然科学的先决条件是交往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理解，因为一个人不能够独自遵守一个规则，也不可能单独地实践一门科学，交往性理解是对说明和描述的补充。他说：“我不能设想人本主义的这种功能在任何时候可以为实证主义的方法所代替，即将理解和诠释还原为客观性科学的方法。”[8](P10)任何一个自然科学家都不可能作为一个孤独的自我而仅仅为他自己来说明某一个事物。即使仅仅为了追求知识他说明“某物”，他也必须已经就这个“某物”与别人进行了某种沟通。这种主体间性水平上的沟通正是客观科学之可能性的条件，它不能由某种客观科学的方法论所取代。他论述说：“最终地,自然科学与解释学的互补性假定肇端于这一事实,即:交往共同体的存在是一切主客维度中知识的先决条件,而这一交往共同体本身的功能,作为世界中事实之客观描述和说明的主体间元维度,可以而且必须成为科学的知识的主题。”[7](P60)也说是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知觉性认知交换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的解释性认知交换，而人与人之间的解释性认知交换则意味着主体间通过翻译来实现观念价值的交换。

其次，阿佩尔认为，解释学的理解也并不完美，它需要语言分析哲学的分析和说明的方法来补充。他举例说，在人们的对话中，有时一方不再以解释学的方式严肃地对待另一方，而是把另一方视为一个一个准自然的存在物与自己客观地间隔开来，他也不再维持交往中的语言统一体，而是力求把对方所说的话当作某个客观事态的标志来予以估价，且用对话伙伴无法分享的某种语言来说明这种客观事态。阿佩尔声称：“需要一个理解和解释的结合，因为用行为者使用的术语，行为不能被理解，理解必须有影响行为和某种解释的非意识因素的解释相伴随。”[6](Pxviii)因此，“理解”和“说明”是不能分离的，解释学和分析哲学是互补的。

总结起来说，阿佩尔认为自然科学的说明与解释学的理解这两种研究方法是相互排斥的，但恰恰因此也是相互补充的。通过论证“理解”与“说明”、“解释学”与“因果解释的科学”之间的互补互斥的关系，阿佩尔力求实现西方哲学两大传统所代表的两种文化的融合。

(二)认知旨趣的互补

20世纪初，新实证主义通过在观察中消除认知旨趣问题来达到所谓“统一科学”的目的。康德的先验逻辑被他们还原为形式逻辑，通过形式逻辑，一切知识都能最终回溯到经验材料，这样一来，他们认为认知行为是无旨趣的，而仅是对事实的逻辑处理，是一种认知操作。所有认知行为原则上都遵循一种统一的“科学逻辑”的方法论。

阿佩尔认为，人类的知识绝不是表现为客体与意识相关联的纯粹性知识。人类的知识是基于人们对自然界进行认知的旨趣，而后通过从事某种实际的活动而形成的。“在我看来，认知旨趣是根据认知的主客关系的科学的现代发展的核心，它可被称为对控制世界作为一个事实的整体和使之可能的兴趣”。[9](P299)换言之，人类知识的获取是在人类的认知旨趣的引导下完成的，知识与人类的认知活动过程相关。

阿佩尔指出，人类有两种互补互斥的认知旨趣：控制客观化情境世界旨趣和交往性理解的旨趣。在他看来，“解释性科学的探究方式必定与前科学的人类交往具有某种关系，正如因果说明性自然科学的探究方式与作为初始阶段的所谓‘工作知识’(Arbeitswissen)(谢勒)有着某种关系。实情如此。在我看来，人类有两种同等重要但并非同一的互补的认知旨趣： (1)由一种自然规律之洞见为基础的技术实践的必然性所决定的认知旨趣。(2)由具有伦理意义的社会实践之必然性决定的认知旨趣”。[5](P71)

第一种旨趣可以简称为“技术的旨趣”或科学的旨趣，第二种可简称为“实践的或解释学的旨趣”。“技术的旨趣”与“实践的旨趣”在人类知识的整体中是互斥又互补的关系：技术旨趣引导我们完成“方法论的抽象化”，使我们有达到充分理解的规范模式可循；而实践的旨趣引导我们理解人类交往的本质，使之作为抽象化的内容。借助于科学家主体间性的交往修正抽象化、理论化过程的不足与缺失。因此，“解释学的理解”要成为一种适当的方法，就必须借助于“技术的旨趣”与“实践的旨趣”来发展其方法论。同样实证科学的解释或说明也必须有这样的基础。这两种认知旨趣互斥与互补的关系，也彰显了人类知识中的“意义的理解”与“因果的解释”也有其内在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互补互惠关系。

阿佩尔指出，因技术的旨趣与实践的旨趣的互斥互补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果法则的知识与交往性理解的知识出现了一个平等相容的视域。这不仅打破了二者长期对立而缺乏沟通的僵局，而且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也丰富了彼此知识的局限性。因此阿佩尔认为我们非常有必要加强西方哲学语言分析哲学与解释学哲学之间的融合，以克服各自的缺憾，为整个人类知识提供一个合理性的基础。

(三)知识的先验条件

阿佩尔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即“认知人类学”，它是这样一种探究：它扩大了康德的“知识可能性条件”的问题，使之不仅包含了一种客观有效的、统一的世界观念的条件，而且也包含了所有使科学问题成为有意义的问题的条件。在此基础上，任何科学都可以这样来理解，它不仅仅依赖于意识的统一或一致，而且更依赖于自然研究者的某种语言上的一致性以及依靠对自然科学的工具性干预来实现可能性为基础的。

阿佩尔敏感地认识到，知识的可能性条件的先验问题依旧是当代哲学的首要问题。阿佩尔著作的译者Eduardo Mendieta认为：“如果一个人不想掉进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的深渊的话，这些有效性要求就不能作为求诸世界前理解的偶然推理，而必须可能和必要诉诸论辩的普遍有效性前提的非偶然推理。换言之，必须诉诸总是被反事实地假定为理想的无限的交往共同体的论辩性言谈。”[3](Pxiv)阿佩尔的先验解释学讨论了知识的可能性条件。

阿佩尔指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的基本假定中都包含了一种先验的假设。而假设总有许多是无法证实的，有些还仅是研究者的一种信仰或信念，这些东西都包含了一种先验的成分。阿佩尔明确地提出,必须改造康德的“先验哲学”,以主体间性的“先验的交往共同体”来替代康德独白性的“先验自我”。他指出,是“先验的交往共同体”而不是“先验自我”构成了一切科学认识和伦理判断的先行条件,人们的一切认识和伦理判断,都“总是已经”存在于“先验的交往共同体”之中并以之作为必要前提,离开后者,人们的任何认识和价值信念均不可信。在此意义上,恰恰是“交往”和“共识”，而不是“独白”和不是个人主观的“自我”，构成了知识和信念的前提。

阿佩尔认为，如果说“逻辑意识”是人类知识的意识的先验条件(a priori condition)的话，那么社会还有一个内在于人类生活之中而且借助于身体获得知识的前提条件，他将它界定为“身体先天性”(the bodily a priori)条件。因此阿佩尔认为，知识的保障有两个先验的条件，一个就是自笛卡尔以来的知识论所强调的意识的“先验的”的条件，他也称其为“意识先天性”，另一个就是阿佩尔所说的“身体先天性”条件，也即人们借助于“活动”而获得知识的条件。例如关于物理学问题的意义，我们不能只依赖于康德意义上的意识的“统一”作用，还需依赖于感官所作出的活生生的世界介入。“现代自然科学家不仅像康德所断言的那样，凭一种在思想中(或者说在时空图式化的想象力中)发生的规律性过程的先天纲要探究了自然，而且他们还把这种纲要以工具装置的形式(即所谓人工自然)与自然本身联系起来了”。[5](P44-45)它们是一种互斥互补、相反相成的关系。换言之，它们都是构成知识的先决条件，但它们又互不相同也不可相互还原。在人类知识的形成过程中，两者是同等重要的。“在我看来，知识的身体先天性与意识先天性有着某种互补关系。换言之，尽管在知识的实际生产中要么是身体先天性占了主导地位，要么是意识先天性占了主导地位：‘通过反思的知识’和‘通过介入的知识’是对立的两极”。[5](P57)只是语言符号有它生动的一面，它是借着主体间交往的实际活动而非意识反思的方式来表现。这使它不同于纯粹的先验条件，它们各自形成差异性的知识。

知识的这两个先验条件以互补的关系而同时存在于人类的认知活动中。阿佩尔的认知人类学认为，人类的身体先天性是所有知识的必要条件，它与作为知识“先验”条件中的“认知旨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是说，“人类知识的活生生的介入的形式相应于某种特殊的认知旨趣”。[5](P57)譬如物理学中的“实验活动”与人类的“技术的认知旨趣”有关，它们都是获取物理知识的先决条件。具体说来是“技术的认知旨趣”这个先验条件使自然科学家对自然界产生探求的欲望，而身体先天性的“工具性干预”使科学家在自然界进行考察、研究。没有这两个条件，物理知识便无从获得。因此，任何形式的知识批判，都必须同时考察和反思知识的这两个先验条件。

三、阿佩尔先验解释学的得与失

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由来已久，可谓根深蒂固。要消除双方的隔阂，实现对话与交流是一个世纪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学者们前赴后继为之努力先验解释学是力图沟通解释学和分析哲学的一种改造和“重构”。它一方面使康德式的先验哲学与二十世纪哲学的新发展结合起来，另一方面，通过赋予解释学以康德式的先验性而拓宽了语言哲学的研究视野，从而使先验解释学成为一种独特的哲学形态。

阿佩尔力图将解释学意识形态批判和科学理论结合起来，以达到拓宽传统知识论的领域，恢复形而上学的权威的目的。他在促使战后德国知识界接受外国哲学传统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使得皮尔士的思想在德国与海德格尔和阿多诺的思想一样家喻户晓。“多亏了他，皮尔士变得如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阿多诺一样家喻户晓”。[3](Pxi)他的工作体现了挽救和改造传统的双重性，开启了德国的哲学传统与其他哲学流派之间的交流。“他打开了使德国唯理论传统与其他哲学派别进行有效地交流的出路”。[3](Pxi)

他进行了体系化的重构以建构一个哲学体系，他将语言而非意识作为知识的前提，并赋予其以先验性并因此而建构了联结解释学和分析哲学的“桥梁”——先验解释学，它成为第一哲学的新范式而被视为西方哲学走出困境的一个新探索。他认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人类一种生存方式，它们的融合有着其必然性。

另一方面，阿佩尔在其哲学生涯中，力图融合语言分析哲学和欧陆人文解释学，在两者之间搭建对话的桥梁。但是他又认为，解释学理解是自然科学说明的基础和前提，在二者的沟通中，解释学似乎具有更重要的地位。他说：“为了用实验证实来兑现一个观念或假定的‘现金价值’，我们必须首先通过解释来固定它在科学家共同体中的 ‘名义价值’。”[5](P132)也就是说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主体间的理解是科学家对自然进行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所有的客观科学是以主体间理解为先决条件的。因此，解释学的意义约定是自然科学的可能性条件，对概念性意义的理解是客观科学的前提。阿佩尔在其他的论述中一再地强调解释学在人类知识中的重要地位。他说：“这表明认识的解释学类型(它由试图分享和其认识的共同主体的真理性要求并与保持批判距离而联系于交往的首要客观体)原则上有其比认识的自然科学类型更高层面的反思的位置。”[3](P59)因此，尽管阿佩尔在分析哲学的科学逻辑和解释学的人文主义方法之间倡导一种互补性，但他更强调解释学的主体间性的前提性、决定性作用，而分析哲学的科学逻辑方法则只是为了弥补前者的相对主义的不足才得以显示其必要性的。

可见，阿佩尔并不是在一个中立的立场上来促进两大传统的融合，而是立足于欧陆人文哲学解释学传统来努力的。我们认为，以解释学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和以语言分析哲学为代表的科学主义的汇合点既不可能在科学主义这一方，也不应当在人本主义这一方，否则，结果都将有损于人类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影响整个文化的普遍繁荣和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转引自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郭小平等译)[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

[2]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下卷)(王炳文等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Karl -Otto Apel, Selected Essays: Towards a Transcendental Semiotics, Vol.1, Humanities Press, New Jersey, 1994.

[4]盛晓明.话语规则与知识基础[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5]卡尔-奥托·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陆兴华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6]转引自Karl-Otto Apel, Understanding and Explanation[M].Trans.by Georgia warnke.The MIT Press, 1984.

[7]Karl-Otto Apel, Towards a Transformation of Philosophy [M].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0.

[8]Karl-Otto Apel, “The Apriori of Communication and Foundation of the Humanities”, in: Man and World [J], Vol.5, No.1 (1972).

[9]Karl-Otto Apel, Selected Essays: Ethics and the Theory of Rationality [M].Vol.2.Eduardo Mendieta (ed).Humanities Press,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