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咏物诗略论

钟志强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两晋咏物诗略论

钟志强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咏物诗始兴盛于南朝，学界多有论及。其实咏物诗在两晋时期就已出现，因为存世数量不多，所以一直以来不被重视。两晋作为咏物诗由比体向赋体转化的衔接时期，对比体咏物诗由情入理的完善和促成后世赋体咏物诗的兴盛有重要贡献。

比体；赋体；咏物诗；情理

王夫之曰：“咏物诗，齐梁始多有之。”[1]泛言之，赋体咏物诗于南朝时期始大量出现，而在此之前的咏物诗则多为比体，在创作主旨和表现手法上有自己的特色。同为比体咏物诗，曹魏咏物诗人认识到了真情的价值并将之运用于咏物诗创作。咏物诗由“情”这一方向发展时，玄思闯入了发展轨道。这时“理”对咏物诗的影响并不及“情”大，它与物象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媒介，但诗人对它已开始认识并逐步重视。因此，对两晋时期咏物诗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很有必要。

《文心雕龙·明诗》曰：“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2]可见西晋诗风为“轻绮”，而“轻绮”的表现则为“采缛”、“力柔”、“析文以为妙”，但认为咏物诗与西晋总体诗风一样，则不确切。西晋咏物诗的特征是由建安的追求功业之“情”到晋代咏物诗人笔下已专注于自身宠辱的世俗之“情”；“理”更是经西晋与“情”的纠结后至东晋完全以“玄理”为宗旨。更需注意的是，咏物诗经“情”与“理”的升华中，咏物诗人对客体“物”更加重视，“感物说”的提出及引起的潮流就是很好的证明。虽然“物”在当世人的眼中仍未获得独立的审美价值，但对“物”的更加重视也在诗歌创作中表现为更强调形似及辞藻。对艺术技巧的追求为赋体咏物诗高潮前的萌芽。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西晋有较为完整诗歌存世者共63人，诗512首，而咏物诗13首（包括受争议的2首，即张华的《荷》与《橘生湘水侧》），仅占相当小的一部分。这时咏物诗的创作情况是：四言咏物诗大为减少（仅2首）且都用来象征自己或他人高洁的品行或才干。这是嵇康式自拟心境的回归，或由于时局改观，士人又渐依附政权，“鸟”回归为“品格”，而“马”则出现了寻求伯乐的主题。似继承“香草美人”传统又不同于屈原高洁的情操，如荷、橘、葵都有求君主赏识的世俗之情。比起正始曹魏时期（240年~248年）逃避仕宦来说，这是知识阶层意向的转变，从而开启了刘宋以来对“君”呼唤作品的先河。

世俗之情的产生不仅与政局，还与一些社会因素有关，例如门阀制度的发展，使上层文人远离了社会现实。本文将从比体咏物诗在“情”与“理”中的继续蜕变以及这个转折时代所蕴育赋体咏物诗的萌芽，来把握西晋的咏物诗的发展状况。

一、“情”的弱化与俗化

《文心雕龙·明诗》论及西晋诗提及的“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即为西晋诗人的主体，几乎代表了整个西晋诗坛。但除了陆机，其余“太康群英”都没有咏物诗，即使“巧构形似之言”的张协亦不例外。西晋诗风中虽别有如左思、刘琨等重真情的诗人，却也不妨碍我们对这一时期咏物诗创作“情的弱化与俗化”的概括。

文人品格渐趋卑下，即使负有盛名的陆机和鲍照之流，或游于权门而获讥，或求媚而隐才，像陶渊明这样的真正超然世外之人为数太少，代表不了时代的主流，这在西晋与曹魏时代诗人的诗歌对比中即可窥其一隅，而在托物寓意的咏物诗比较中，更易发现这种演变。

先看作为西晋文宗的张华的咏物诗：

荷生绿泉中，碧叶齐如规，回风荡流雾，

珠水逐条垂，照灼此金塘，藻曜君玉池，

不愁世赏绝，但畏盛明移。（《荷》）

橘生湘水侧，菲陋人莫传，逢君金华宴，

得在玉阶前。（《橘生湘水侧》）[3]

前诗的首四句描绘了荷的状貌，这对后世赋物诗的创作较有影响，后四句则明显有对晋王室的感恩之心。房玄龄等所撰《晋书》记载：“（张华）少孤贫，自牧羊。”[4]在重视士族门阀的西晋，出身孤贫而能成为晋朝的宰辅，自会有“照灼此金塘，藻曜君玉池”的效忠之情的表白，所以《橘生湘水侧》中，“菲陋人莫传”到“逢君金华宴”的感恩之心就不难理解了。若“藻曜君玉池”尚可称为“平凡人格”，那“不愁世赏绝，但畏盛明移”的世俗之情就跃然纸上。张华的这些作品开后世咏物诗世俗之情的先河，而陆机则在友人劝其还吴时选择了追随司马氏的道路，其原因仅因司马颖救过自己。陆机咏物诗也表现有世俗之情，《园葵二首》曰：“幸蒙高墉德”，而“庆彼晚周福”之伤情比起建安时“松柏有本性”的激昂之情，咏物诗寄托之情弱化已成事实。

当然，西晋咏物诗中也有不慕荣利的作品，如左棻《啄木诗》：“南山有鸟，自名啄木，饥则啄树，暮则巢宿，无干于人，唯志所欲，此盖禽兽，性清者荣，性浊者辱。”在世俗之情弥漫的西晋诗坛，左棻《啄木诗》以啄木鸟喻人，保留了文人清高自守的独立人格，理应得到赞赏，但毕竟不是主流。比体咏物诗在西晋的发展过程中，阶段性的标志应该是“世俗之情的显现并对后世产生影响。”这是脱离了对社会的关注，淡化人格的高洁，仅抒发自身的宠辱，求媚当权的世俗之情。

二、时代思潮的迁逝感与“理思”的上升

动乱的年代和生命的脆弱给了人以迁逝感，这股以生死时空为内容的感伤思潮也赋予诗歌深沉的人生哲思，对死亡作出哲理性的阐释又让人对玄思体会更深入。陆机在其咏物诗中增加玄理以化解迁逝感，如《园葵》二首既有对死亡的悲哀和生的忧患，又在诗中引入玄理以淡化这些感情。比于前人，其枯燥说理成分上升了，这种上升直接兆示了下一个玄言阶段的到来。另外，陆机的《塘上行》：

江蓠生幽渚，微芳不足宣，被蒙风雨会，

移居华池边，发藻玉台下，垂影沧浪渊，

沾润既已渥，结根奥且坚，四节逝不处，

繁华难久鲜，淑气与时殒，馀芳随风捐，

天道有迁易，人理无常全，男欢智倾愚，

女爱衰避妍，不惜微躯退，但惧苍蝇前，

愿君广末光，照妾薄暮年。[3]

此诗不算严格的咏物诗，但该诗前12句以“江篱”为主要描写对象，足成一首感物诗，而后8句以一思妇为主要意象，两相衬托。此诗以江篱为比，表达了自己“被蒙风云会，移居华池边”得以“发藻玉台下，垂影沧浪渊。”前6句与张华《橘生湘水侧》的手法和意境十分相似。虽然引入理思的方法仍未能放下对变乱的担忧，但在咏物诗的发展来说，理思的引入已不仅是用以创作理想世界来任情傲游的，而且还用以淡化对死亡的恐惧情感。理思成分的上升最终促成那种淡乎寡味的咏物诗的出现。

三、赋体咏物诗的萌芽

乔亿《剑谿说诗》卷上云：“汉诗和平，魏诗激昂，晋诗高处与魏相颉顽，次之则信如刘彦和所谓‘轻绮’也”，乔亿看到了西晋在诗歌史上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转折时代，这个孕育感物思潮和形似之风的转折时代对赋物诗得以形成有促进作用。

首先，西晋诗人又将眼光投向了客观事物。此时的客观物仍未获得独立的审美价值，但咏物诗人已能客观地感受到“物”是实在存在于他们眼前的，陆机“感物说”的提出就代表了西晋诗人对“物”更加关注。如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西晋诗人已认识到“物”与“情”的关系：感物可以兴情。钱志熙认为，“西晋人感物，主要是由天地运行，季候变化引起崇替兴衰之感，……还不可能将自然界作为自己审美活动的客体。”[5]（P289）钱先生的观点我赞成，客观物象获得独立审美价值是在刘宋之后，但可否将晋人“感物”作为诗人对物认识的中间环节，其对客体物象独立审美价值的获得当有联系。

其次，还有“形似之风”。西晋的张协在描摹景物时已注重“巧构形似之言。”其《杂诗》不是咏物诗，但如不加关注，则无法全面了解咏物诗的发展线索。张协《杂诗·第九》以穷冈曲、幽薮荫等意象衬托出隐居环境的清幽，景阳诗的重心已转向景物的细致描摹。当诗人的视线从山水田园自然延伸到个体的“物”时，世人极力推崇“形似”已为赋物诗的大量产生做好准备。张戒《岁寒堂诗话》也说：“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6]（P450）这里的咏物并非特指咏物诗，但足证明“形似”已蔚为风气。不仅如此，晋初已发现较纯粹的描摹物象之作，如傅玄《雨》诗，除了诗人或依《诗纪》以雨大而“苦”外，并未发现该诗的寄托，相反对雨势的描写却很真切，如“霖雨如倒井”、“洪坡”、“决河”，这是自然物独立审美价值获得的必要一步。

四、东晋咏物诗的发展

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统计，东晋咏物诗现存9首，而玄言诗则占据了东晋诗坛的核心，即便少数托物言志的咏物诗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玄理色彩。这种“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诗歌与咏物诗绝非像两条平行线，东晋后期的“山水方滋”与赋体咏物诗大量出现的关系更为紧密。由于南方的自然环境与偏安心态，使得东晋诗人对山水景物更增添亲密关系，客观物到山水诗才获得独立的审美价值，而山水审美基调奠定在东晋。当然，东晋咏物诗的最大特色还是与玄学思潮的关系。

首先，玄学思潮使这时期的比体咏物诗淡乎寡味，诗中多阐发玄理而真情很少流露，即使才女谢道韫也不脱此巢臼。其《拟嵇中散咏松》曰：“遥望山中松，隆冬不能凋，愿想游下憩。瞻彼万仞条，腾跃未能升，顿足俟王乔，时哉我不遇，大运所飘飘。”该诗把追求玄趣的情感寄托于老庄的特有意象上，比起刘桢的《赠从弟·亭亭山上松》，即觉个人情感已弱化，但没有阮籍那种寻而不得的苦恼，即使“时哉我不遇”，诗人仍尽力追求内心的和谐，这是东晋诗人的普遍现象。陶潜咏物诗对追求内心和谐，表现自足人生有更真切的体现，其《归鸟》中的“鸟”就是自由的象征。魏晋诗人对鸟的引用多为象征品格高洁能力的鸿鹄和凤凰，这与陶渊明对鸟象征自由对比鲜明。“归鸟”的“归”更显示出陶渊明对内心绝对自由那种境界的向往。为追求绝对自由，徵士决然身隐。“情”至渊明表面已至淡，玄理使诗人产生达生贵我的人生态度。精神追求使他们对所咏之物与吟咏角度的选取都有不同，东晋咏物诗的意象有“松”、“菊”、“归鸟”，“情”表面愈发平淡，“理”亦转向生活化。正因如此，诗人才能发现自然物的美，去完善形式技巧，创作出“形秀情淡”的咏物诗。

其次，玄言诗“以少总多”审美原则影响了咏物诗。试看袁山松《菊诗》：“灵菊植幽崖，擢颖陵寒飙，春露不染色，秋霜不改条。”细致描写菊的生长环境和状貌，却未脱离主旨。东晋咏物诗中，五言四句的咏物短诗比例相当高，可见以少总多美学观在东晋兴盛。许询的《竹扇诗》是第一篇五言四句的赋体咏物短诗，就物写物，扇为全诗的中心意象。诗人仅偶一为之，就物论物并未形成风尚，但不乏意义。

咏物赋题材细小和多样化的倾向也对咏物诗创作产生影响。动植物不必说，车渠碗、圆扇、霖雨、霁等纷纷进入咏物诗赋的创作，这是魏晋文学创作的普遍倾向。习凿齿的《灯》，一作《咏灯笼》）具有典范意义。

煌煌闲夜灯，修修树间亮，

灯随风炜烨，风与灯升降。[3]（571）诗人的视域已来到帘前灯下这更生活化的环境中。这首诗虽不具备预示整个南朝咏物诗发展的轨迹的影响力，但其作为魏晋阶段咏人工器物的诗作，其先创性是不可忽视的。

咏物诗在两晋时期的发展在表面上似乎较为平缓，实际在这貌似平静的背后已暗潮汹涌。两晋时期的咏物诗不及建安咏物诗那样慷慨激昂，而是渗入了理思和玄学意象，基调较为平稳。沿着情理变化的轨迹，两晋咏物诗其实标志了比体咏物诗向赋体咏物诗转化的完成。

[1]（清）王夫之.清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6]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On the O b ject-chanting Poems In Jin Dynasty

ZHONG Zhi－qia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NahkaiUniversty，Tianjin，300071）

The object-chanting p oems flourished start from the Southern Dynasties，which had been discussed bymany scholars. In fact，during Jin dynasty，althought a small number of object-chanting Poems，should notbe ignored.Jin dynasty's object-chanting Poems perfected the emotion and metaphysical idea of the bi ti object-chanting Poems and precipitated the fu ti object-chanting Poems.

Bi ti；fu ti；the ob ject-chanting p oems；the emotion andmetaphysical idea〔编辑 冯喜梅〕

I222

A

1674-0882（2011）06-0046-03

2011-06-28

钟志强（1983－），男，福建明溪人，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先唐文学与文论。